摘要 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新时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2012、2018和2020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从融合贡献度和融合互动度两个视角实证考察了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发展水平及其演进。研究结果表明：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直接融合度和综合融合度不高但呈现上升态势，其中体育用品销售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度最高；数字要素驱动业是当前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应用业在体育制造业中的渗透作用有限，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业引领了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据此，从宏观体制、中观产业、微观企业层面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提出建议。
我国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的水平测度
文 | 潘磊，方春妮
（《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3期新刊）
近年来，人类社会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信息为关键资源，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信息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一系列新模式和业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活动。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年）》指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为39.8%，较“十三五”初期扩张了1倍多，成为稳增长的强大力量。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数字经济产业与各领域的融合互动水平不断提升，为各产业部门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体育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发挥数字化赋能作用，加快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创新运用，深入推动“体育+”融合发展。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是体育产业发展的趋势，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风口，通过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对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也构成了当前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那么，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程度如何？不同行业之间有何差异？又是如何演进的？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并制定合理的数字体育战略政策，本文尝试对两者的融合程度进行客观的量化与判断。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对现代经济的变革，自Tapscott（1996）提出“数字经济”这一术语以来，数字经济研究大致经历了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和新经济3个阶段。数字经济的内涵包含4个核心内容，即数字化信息、互联网平台、数字化技术以新型经济模式和业态，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数据支撑、融合创新和开放共享。数字经济与其他领域的融合使得数字创新产品和服务具有快速迭代的特征，带来了组织的去中心化。已有研究大多从宏观视角探讨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的机制和路径，认为数字技术既改变了体育产业供给方式与生产能力，也改变了大众体育需求内容和体育消费行为，两者融合的主要困境是数字技术应用不足、数字体育产品服务短缺等，融合水平相对较低，解决这一困境的主要路径是完善体育产业数字化的顶层设计、加大数字智能体育产品开发、提升融合水平。此外，学者主要采用投入产出模型、网络社会模型等对体育产业与传统产业如旅游、文化、健康等产业的融合效应进行了测度，普遍认为体育产业与这些传统产业的融合度逐渐增强，尤其是技术融合水平有较大提升。综上，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已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已有文献对两者融合的机制和路径探讨较多，但基于客观数据统计分析的融合效应测度分析不足，尤其是体育产业各行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水平是否存在差异、融合的演进趋势是什么等尚未明确。基于此，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分析体育产业及其各行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效应，同时考察这一融合效应的演进趋势。2.1 理论模型与测度方法
结合前述文献并借鉴已有研究，本文认为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表现为以投入和产出关系为核心的互动关联性。依据研究主题，本文使用投入产出模型侧重考察数字经济产业对体育产业的渗透作用，重点分析数字经济产业作为中间投入对体育产业的贡献度，并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产业对体育产业的拉动与推动效应。
投入产出模型是用于综合分析经济活动中各产业部门之间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它能够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内在关系，现已成为研究宏观经济活动的重要方法。需要指出的是，基于计量模型、技术系数、社会网络等方法的融合测度存在一定缺陷，如仅强调供给关联而忽视需求关联，仅关注静态产业间融合而忽视产业融合动态变化，仅从微观视角测度而不能解释整体产业融合的宏观图景等。投入产出模型则将经济活动运行中的各部门多种动态联系如生产投入、资源分配、商品交换与消费等进行有效集合，体现了所有产业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可以成为研究产业融合的重要依据。
2.1.1 融合贡献度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将融合贡献度分为直接融合度和综合融合度。直接融合度即数字经济产业各部门对体育产业各部门的直接贡献度。数字经济产业各部门作为中间投入产品是体育产业各部门生产的一个环节，如数字技术应用领域，各类数字化软件、平台直接为体育产品生产制造和服务提供技术支撑。此外，由于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作用，数字经济产业各部门还可以通过影响其他产业部门进而对体育产业各部门产生间接的波及影响，间接影响与直接影响的和便是综合影响。因此，综合融合度是指数字经济产业各部门对体育产业各部门的综合贡献度。根据融合贡献度内涵与已有研究，本文使用直耗系数和完耗系数分别表示直接融合度和综合融合度。
式（1）中，表示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直接融合度，即直耗系数。该值越大，表明数字经济产业作为中间投入对体育产业的直接贡献越大。是指体育产业第j部门对数字经济产业第i部门的直接消耗量，是指体育产业第j部门的总投入量。
式（2）中，B表示完耗系数矩阵，该值越大，表明数字经济产业作为中间投入对体育产业的综合贡献越大。I表示单位矩阵，A表示直耗系数矩阵。
2.1.2 融合互动度
融合互动度是指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效应。依据研究主题，本文使用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分别表示数字经济产业各部门对体育产业各部门的拉动和推动作用。由于本文只考察数字经济产业对体育产业部门的拉动与推动作用，因此，影响力和感应力系数表示为：
式（3）和式（4）中，R和T分别表示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该值越大，表明数字经济产业对体育产业的拉动和推动作用就越大。l表示列昂惕夫逆矩阵中的元素，d和m分别表示数字经济产业部门及其数量，s和n分别表示体育产业部门及其数量。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2018和202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体育产业统计分类》，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产业总产出与增加值，将体育产业各部门从投入产出表中分离出来，包括体育建筑业、体育制造业、体育用品销售业、体育培训业和其他体育服务业（除体育用品销售业和体育培训业之外的体育服务业部门）等五大类。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产业也需要从投入产出表中分离出来。首先，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各类数字化产品生产制造）、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化产品批发零售、租赁维修等）、数字技术应用业（软件、互联网、信息技术、广播电信等服务）和数字要素驱动业（互联网批发零售、数字媒体与信息基础设施、数字金融等）四大类；其次，按照投入产出表中产业部门的分类解释，将数字经济产业各部门从投入产出表细分小类中提取出来，同时借鉴已有文献将其归并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最后，基于《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将数字产品批发零售（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信及广播电视设备、其他电子产品批发零售等）、互联网批发零售的营业收入占全部批发零售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作为分离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现实生产中有很多产业部门同时存在数字化和非数字化两部分，要将这些产业部门的数字化产品服务剥离出来，需要更为详尽的数据支撑，已有数据和研究尚不能将其准确剥离。考虑到测度结果的准确性，本文结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分类和已有研究，将完全数字化或以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产业部门纳入数字经济，即前文所述的四大类。
3.1 融合贡献度分析
本文根据式（1）和式（2）测度了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直接融合度和综合融合度，见表1。
第一，从数字经济产业整体来看，其与体育产业各部门的直接融合度和综合融合度均有较大差异。从直接融合度来看，体育用品销售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水平最高，表明数字经济产业作为中间投入对体育用品销售业的直接作用最大，渗透作用最强，体育用品销售业直接利用数字经济产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最多。从实践来看，体育用品销售业一直是体育产业的重要行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和2020年体育用品销售业增加值占全部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23.1%和24.0%。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化网络平台成为众多体育用品销售企业和消费者的重要选择，比如2020年安踏品牌线上业务超过1/3，同比增速超过50%；新冠疫情期间，消费者线上体育用品需求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需要关注的是，体育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直接融合度均较低，即数字经济作为中间投入产品直接参与体育制造业的生产不足，这或与我国体育制造业技术水平不高有较大关系。一般认为，数字经济是技术密集度较强的产业部门，某一产业部门技术水平越高，对数字经济产品的需求也就越旺盛，而当前我国体育制造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技术水平较低，这也使得数字经济产业在体育制造业中的应用和渗透不足。从综合融合度来看，与数字经济产业综合融合度排名前两位的均是体育用品销售业和体育建筑业，表明数字经济产业在体育用品销售业和体育建筑业领域的应用渗透相对较高。实践中，智能化、数字化的体育场馆越来越多，比如北京冬奥会场馆应用了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一大批新技术，杭州亚运场馆应用了5G、VR等新科技。值得关注的是，体育培训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综合融合度最低，可能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普华永道发布的体育行业调查报告显示，体育培训业领导者普遍认为应进行数字化转型，但仅有不到一半的企业实施了数字化转型，体育培训业整体数字化应用不足；另一方面，尽管以数字化为特征的线上体育培训越来越受到企业和消费者的关注，但仍有较多的体育培训机构认为线上培训不能达到线下培训的效果，实践中尚未形成有效的数字化体育培训新模式。第二，从数字经济各产业部门来看，其与体育产业各部门的直接融合度和综合融合度有较大差异。一方面，数字要素驱动业与体育产业的融合程度最高，2012、2018和2020年数字要素驱动业与体育产业各部门的直接融合度均值分别为0.059、0.067、0.069，综合融合度均值分别为0.129、0.154、0.164。可能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要素驱动业包括互联网批发零售、数字媒体与信息基础设施、数字金融、数字资源与产权交易等，结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产业各行业增加值来看，体育用品销售业占比较高，而前文分析表明，基于网络平台的线上体育批发零售是数字经济产业渗透体育产业的重要表现形式，由此提升了两者的融合度；二是数字体育产权交易日趋活跃，统计数据表明，2020年在体育产业增加值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体育传媒信息服务业增加值逆势增长18.9%，增速位居所有子行业之首。实践中，网络平台打破了传统的赛事运营方式，数字体育赛事版权交易发展迅猛，近年来腾讯体育、爱奇艺体育、新浪体育等数字体育媒体平台获得了NBA、西甲、澳网等国际顶级赛事的新媒体版权。由此，以数字体育产权交易为代表的体育传媒信息服务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水平显著提升。此外，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与体育产业各部门的融合程度较低。我国体育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偏低，对数字产品制造业的中间需求不大，数字技术在体育产业领域尤其是在体育制造业中的渗透作用有限，导致体育制造业创新动力不足。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体育制造业在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基础薄弱和成本高等问题。有研究认为，体育制造业在推进数字化应用过程中，对研发投入、人力资本、资源基础等要求较高，不具备这些基础的体育制造企业难以推进数字技术应用，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有限资源的分配失衡，增加成本的投入，进而制约体育制造企业的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应用。实践中，安踏、李宁等体育制造企业的年报显示，企业在电商平台服务费、系统迭代费用、技术服务费、数字生产设备更换等方面的支出增长明显，推进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需要较高成本，大部分中小体育制造企业或难以承担。第三，对比直接融合度和综合融合度，体育产业对数字经济产业的间接需求较大。从数字经济产业整体来看，数字经济产业与体育产业的综合融合度显著高于直接融合度，表明体育产业通过其他产业部门对数字经济产业的间接需求较为旺盛，即数字经济产业对体育产业的间接作用更为明显。其中，体育建筑业、体育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综合融合度显著高于直接融合度，表明数字经济产业对体育建筑业和体育制造业的间接作用更显著，这与当前我国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的特征基本类似。从数字经济产业各部门来看，四大类数字经济产业与体育产业的综合融合度均显著高于直接融合度。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更为突出，2012、2018和2020年体育产业与数字产品制造业的综合融合度均值分别是直接融合度均值的10.8倍、9.3倍、9.8倍，表明体育产业各部门对数字产品制造业的间接依赖性更强。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体育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水平总体不高，直接利用数字化产品或采用数字技术作为中间投入的比例不高。第四，从演进趋势来看，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度有明显的提升。从数字经济产业整体来看，数字经济产业与体育产业的直接融合度和综合融合度均有显著提升，直接融合度均值和综合融合度均值分别从2012年的0.076、0.187提升至2018年的0.091、0.232，2020年的0.096、0.259。其中，其他体育服务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直接融合度与综合融合度提升最为明显，这与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业快速增长有较大关系。统计数据显示，2015—2020年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52.7%，不仅高于同期体育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14.3%，也位居所有体育产业子行业增速之首。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业快速增长与数字经济产业密不可分：体育传媒领域，数字体育新媒体被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体育赛事选择在网络平台传播；体育信息服务领域，以Keep、咕咚、悦跑圈为代表的互联网体育健身App逐渐成为众多消费者的选择，电子竞技在直播、短视频平台的助力下发展迅猛。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电子竞技用户和市场规模分别超过4亿人和1700亿元，较2018年分别增长34.1%和107.7%。从数字经济产业各部门来看，四大类数字经济产业与体育产业的直接融合度与综合融合度均有显著提升。2018年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与体育产业直接融合度均值较2012年分别提升30.8%、58.1%、35.0%、12.1%，综合融合度均值分别提升12.9%、42.3%、75.0%、19.0%；2020年较2018年直接融合度均值分别提升11.8%、10.2%、22.2%、3.0%，综合融合度均值分别提升18.4%、21.8%、21.8%、6.8%。其中，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与体育产业的融合度提升较快，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数字化网络平台为体育产品服务提供了更多的销售渠道，体育企业可以直接使用短视频平台、直播电商平台等为消费者提供产品服务；二是各类体育应用软件开发、互联网健身服务、体育大数据与信息服务等发展迅速，提升了两者的融合度。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数字经济的广泛深入渗透，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度也将越来越高，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业将持续引领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本文根据式（3）和式（4）测度了数字经济产业对体育产业的影响力和感应力系数，见表2。
第一，从影响力系数来看，数字经济产业各部门对体育产业的影响力有差异。影响力系数反映的是数字经济产业部门每增加1单位最终需求对体育产业各部门的拉动作用，数值越大，表明数字经济产业对体育产业的拉动作用越明显。其中，数字要素驱动业对体育产业各部门的拉动效应最强，2012、2018和2020年数字要素驱动业对体育产业各部门影响力均值分别为2.695、2.591、2.535；数字产品服务业对体育产业各部门的拉动作用最弱，2012、2018和2020年的均值分别为0.324、0.350、0.353。这说明，数字要素驱动业是当前体育产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对体育产业具有较强的拉动辐射效应。根据前文分析，数字要素驱动业中的互联网批发零售、数字内容与媒体、数字资源与产权交易与体育产业融合程度较高，构成了体育产业增长的主要动力。需要关注的是，数字技术应用业对体育产业各部门的影响力系数不高，表明数字技术应用业对体育产业各部门的拉动作用不显著。其中，数字技术应用业对体育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低于平均值，表明数字技术应用业对体育制造业的拉动效果不理想，这或与当前数字技术应用业还未在体育制造业广泛应用普及有较大关系，已有研究也表明数字技术应用不足，对体育制造业的支撑力量薄弱。
第二，从感应力系数来看，数字经济产业各部门对体育产业的感应力有差异。感应力系数反映的是数字经济产业部门每增加1单位增加值对体育产业的推动作用，数值越大，表明数字经济产业对体育产业的推动作用越明显，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越强。其中，数字要素驱动业对体育产业各部门的推动效应最强，2012、2018和2020年数字要素驱动业对体育产业各部门感应力均值分别为1.501、1.612、1.388。这说明，数字要素驱动业在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从实践来看，数字化的互联网平台、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数字内容与媒体、数字资源与产权交易等数字资源要素推动了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是数字经济时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数字要素驱动业将引领体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三，对比影响力和感应力系数，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互动有差异。一方面，四大类数字经济产业中，只有数字要素驱动业对体育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大于感应力系数，即数字要素驱动业对体育产业的拉动作用更强，表明产业融合互动之间存在非对称性；数字要素驱动业对体育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均值均大于1，表明数字要素驱动业与体育产业已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融合机制，数字要素驱动业从前端和后端对体育产业产生了有效带动和辐射效应。另一方面，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对体育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均小于感应力系数，即这三类数字经济产业对体育产业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值得关注的是，数字产品服务业对体育产业各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均低于1，表明数字产品服务产业与体育产业的有效互动融合机制尚未形成。第四，从演进趋势来看，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互动趋势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表现不一。数字产品制造业对体育用品销售业的感应力有所提高，数字产品服务业对体育制造业的影响力有所提高，数字技术应用业对体育产业全部门的影响力均有提高，对体育培训业和其他体育服务业的感应力有所提高。总体来看，四大类数字经济产业部门与部分体育产业部门的融合互动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也与部分体育产业部门的融合互动水平表现为螺旋上升或下降态势，表明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互动效果还不理想，融合互动机制还不稳定。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技术应用业对体育产业全部门的影响力有明显提高，2020年较2012年，数字技术应用业对体育建筑业、体育制造业、体育销售业、体育培训业、其他体育服务业的影响力分别提高37.8%、95.1%、99.4%、45.3%、43.6%，数字技术有效拉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升级。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深入渗透，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互动水平有望进一步提升，但推动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形成有效稳定的融合互动机制是关键。
2012—2020年，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直接融合度和综合融合度呈现上升态势，但融合水平不高，各子行业之间存在差异。从数字经济产业整体来看，体育用品销售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直接融合度和综合融合度最高，体育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直接融合度和综合融合度较低。从数字经济细分产业来看，数字要素驱动业与体育产业各部门的直接融合度和综合融合度最高，数字技术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但在体育制造业中的渗透作用有限。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综合融合度显著高于直接融合度，体育产业通过其他产业部门对数字经济产业的间接需求较为旺盛，对数字产品制造业的间接依赖性最强。2012—2020年，数字经济产业对体育产业的影响力和感应力水平不高且不稳定，各子行业之间存在差异，数字要素驱动业是推动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从影响力系数来看，数字要素驱动业对体育产业各部门的拉动效应最强，构成了体育产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数字技术应用业对体育制造业的拉动效果不理想。从感应力系数来看，数字要素驱动业对体育产业的推动效应最强，在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与体育产业的有效互动融合机制尚未形成。从演进趋势来看，数字经济产业对体育产业各部门的影响力和感应力既有上升状态也有下降状态，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互动效果还不理想，融合互动机制还不稳定。宏观层面，构建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机制。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必须构建有效机制用于突破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的桎梏，进而提升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的能力和效果，成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一是制度安排方面，做好顶层设计，推动体育部门与发改委、工信部等的深入协作，将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纳入到各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划之中。二是政策支持方面，出台支持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的具体政策，如开展体育产业数字化试点工程及典型经验交流活动，在体育产业基地评选中增加“体育（企业/基地）数字化转型”称号，设立体育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资金，重点支持体育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三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极布局体育智能终端设施，重点围绕体育场地设施、体育健身器材、国民体质监测、科学健身指导等，形成全域感知和智能融合的终端体育设施布局；同时将数字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之中。四是数字体育产业宣传方面，借助各类型体育博览会、贸易博览会、基于线上的“互联网+平台”模式等宣传数字体育产业，重点推介数字体育产品新业态、典型体育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新模式新路径等。中观层面，推动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形成新业态新模式。新业态新模式是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为牵引，以数据要素价值转化为核心，经产业要素重构而形成的商业新形态、业务新环节、产业新组织、价值新链条，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与体育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一是体育制造业数字化方面，应进一步加深与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的融合互动，借助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平台实现体育产品C2M反向定制，推动体育制造业向服务链延伸；充分发挥数字要素驱动业的推拉作用，依托数据要素资源，创新体育制造业智慧供应链网络，形成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终端消费的全链条数字化。二是体育用品销售业数字化方面，积极推动体育产品服务接入以直播带货为代表的红人新经济节点，打造“线上购买+线下体验”的全渠道新零售模式，推动体育用品销售业数字化转型。三是体育培训业数字化方面，借助网络平台整合线下资源，积极探索VR、3D等智能环境体育培训新模式。四是竞赛表演业数字化方面，借助数字技术构建跨部门“一站式”服务体系，推进办赛、参赛、观赛三大场景数字化建设；以赛事服务管理系统为载体，实现基于跨部门的全流程数字化监管，全面提升体育赛事管理效能。五是大力发展体育传媒信息产业，打造集体育版权登记、版权经纪、全新数字体育版权素材库于一体的数字体育版权综合服务平台。微观层面，体育企业应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的可行路径。体育企业是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主体，应构建数字化转型框架体系来推动数字化转型进程。一是开展数字化问题诊断。通过评估转型现状、对标体育领域实践案例等，分析自身的优劣势，识别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动力与关键成功要素。二是统筹数字化资源规划。数字化转型并非单纯以数字技术驱动业务优化，而是从数据、技术、业务、产业、生态等全方位、立体式整体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因此，应以发展目标为导向，以数据为驱动，统筹开展技术平台、数据资源、业务变革、产业整合等综合规划，有重点、分阶段推动数字化资源协调发展。三是推动数字技术在全流程、全链条、全要素的深度融合与广泛应用，提高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水平。研发设计方面，借助功能丰富的数字化设计仿真软件，积极在数字空间中开展产品虚拟设计和模拟仿真实验，提高数字化研发设计效率；市场营销方面，积极利用各类社会化网络大平台，深化电子商务应用和模式创新，开展在线化、网络化、移动化营销；综合管理方面，充分发挥网络、系统、平台和数据等在规则约束、信息对接、预警预测等方面作用，提升体育企业的扁平化管理、精细化管理、在线化管理、全周期管理等能力。
原文刊登于《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3期，已于中国知网发布，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文献引用格式：
潘磊，方春妮.我国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的水平测度[J].体育与科学，2023,44（03）：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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