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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南方之光|天涯·新刊
天涯微信号：tyzz1996
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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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南方具有怎样的玄妙意义？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东方、西方之间的对抗成为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百年间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巨大的历史事件。也因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格外引人瞩目。相比之下，南方与北方文化的碰撞或多或少就被轻看了。而事实上，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的影响也是改变百年中国文化的重要力量。
近代以前，虽然也有倭寇从海上的入侵，可对中国社会冲击最猛烈的，却是来自北方的异族——从汉代的匈奴到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乱华”，一直到蒙古族的元朝、满族的清朝的统治时期，前前后后，一千多年，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曾经构成严重威胁的力量，主要来自北方。为了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明朝这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多少代人才修筑了万里长城。尽管如此，仍然没能逃过一次次异族入侵、山河破碎的浩劫。西晋时北方士族衣冠南渡，揭开了中原文化南下的历史篇章。南方，从此成为中原文化的避难地。江南、岭南因此开始发展起来。
然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就有过一次辉煌的崛起——楚国的强大扩张。从建国之初领地只有区区五十里，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终于建成幅员辽阔、问鼎中原的强国，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后虽灭于强秦，却终于在秦朝暴政摇摇欲坠之时，由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实现了“亡秦必楚”的梦想。
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的江南，不是也有过吴越争霸的历史壮剧吗？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都在历史舞台上留下过威武雄壮的身影，“卧薪尝胆”更成为一直激励中华民族报仇雪耻的著名成语典故。还有西施的美貌传说，范蠡辅佐勾践报仇雪耻、功成名就以后经商致富的过人智慧，伍子胥为逃难一夜愁白头，为报仇投奔吴王、功成以后没有身退，到头来兔死狗烹的悲剧，都一直是人们世代相传的历史故事，其中的人生真谛，启迪了多少人。
楚国、吴国、越国的崛起，是南方文化的第一次辉煌。甚至，连名不见史书的小小曾国，也在两千年后因为考古发掘震惊世界——在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编钟，因为制作之宏大而精美、音乐性能绝佳，成为国宝。
往后，无论是三国时的吴国与蜀国，还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或是南宋，都止于偏安，没有宏大气象。虽然，有文学名著《三国演义》让三国故事家喻户晓、举世皆知，然而，南方英雄的故事毕竟止于“三国归晋”。一直到安徽人朱元璋乱世翦灭群雄，建立明朝，才再度弘扬出南方的威武豪气。只是朱元璋杀功臣，后来朱棣夺了侄子的皇位，明朝从一开始就充满戾气，危机四伏，难称辉煌。明朝近三百年历史，充满风云诡谲，耐人寻味。一直要到晚清，一批又一批南方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英雄辈出，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前赴后继，历经百年奋斗，才终于实现了民族复兴的伟业。从福建人林则徐、严复到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粟裕，从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浙江人秋瑾、鲁迅、蒋介石、周恩来，从四川人张澜、朱德、邓小平、郭沫若到安徽人李鸿章、陈独秀、胡适，从江苏人恽代英、瞿秋白到湖北人董必武、林彪……还有成千成万的普通革命者，都以空前的热情、巨大的牺牲投入到推翻封建王朝、建设新社会的伟大斗争中。这段历史，可谓是南方文化的第二次辉煌吧。
而当代随着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大潮，南方得天时地利之便，迅速完成了社会转型，如“深圳速度”和“浦东大开发”。在“一线城市”中，除了北京，其他三个城市（上海、广州、深圳）都在南方。《2018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有十五个“新一线”城市排名，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天津、南京、郑州、长沙、沈阳、青岛、宁波、东莞、无锡，北方城市五位，南方城市十位。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里，南方的经济腾飞堪称南方文化的第三次辉煌。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北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明显长于南方文化。然而，在一百多年来这场追赶现代化的长跑中，南方人创造出的政治奇迹、经济奇迹、文化奇迹却的确超过了北方。
中国的南北分界线，一般以秦岭、淮河为别。然而在中国的文化辞典中，“南方”常常泛指的是江南、两湖、岭南、西南一带，也就是长江以南，北纬30度以南。那一带，少有北方的缺水，多有水乡的灵秀可人；少有干旱的苦涩，多有湿润的空气，因而也就有丰富的物产、富饶的田园。那一带，离那些战乱频仍的古都（从西安到洛阳，从开封到北京）相当远，而离大海、青山绿水更近。在南方，虽然也出现过杭州、南京这样的古都，却多为偏安的小朝廷所盘踞，而且，常常不敌北方强大力量的攻击（例如东晋、东吴、南朝、南宋、南明，乃至中华民国）。中国的王气在北方，激烈的政治斗争、军事冲突也就必然频繁爆发在北方。从皇帝战蚩尤的涿鹿大战到历代群雄逐鹿中原的战争，大多发生在北方。相比之下，南方的战争与政治动荡就少得多。而南方也就相对显得安宁得多。
我们的历史上政治斗争一向激烈，激烈到为争权夺位兄弟不惜相残的国度，像胡亥逼死兄长扶苏、《三国演义》中的兄弟争王、“玄武门之变”、宋太宗“烛影斧声”、雍正与兄弟们的夺嫡之争……那样的悲剧不绝于书，不可思议！还有为了争权夺利，连父子、母子、叔侄也居然常常反目成仇——如宋文帝被太子所弑、史思明被史朝义所弑、武则天连废亲生儿子、朱棣从亲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帝位……那些残酷的宫廷政变为什么常常发生在北方？还有此起彼伏的军阀混战、农民起义为什么也大多发生在北方？
那么南方呢？南方不是也有激烈的政治斗争么？像楚国吴起变法失败，横遭射杀；秦末的项羽、刘邦起义，西汉的绿林军起义，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明末的红巾军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有北伐战争，以及骁勇善战、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奇功也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桂系军阀（如大败日寇的台儿庄大捷）和川军（据统计，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但战乱发生的频率明显少于北方。“江南佳丽地”“杏花春雨江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草长莺飞二月天”“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从古到今，这些家喻户晓的谚语、脍炙人口的诗句都道出了南方的富庶、安逸、闲适、平和。那里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人们安居乐业、耽于享乐。中国八大菜系中，只鲁菜产自北方，川菜、粤菜、苏菜、闽菜、浙菜、湘菜、徽菜都是南方菜。中国多好酒、好茶，而好酒、好茶也多产于南方。中国以丝绸、瓷器享誉世界，而丝绸、瓷器也多出自南方。江浙一带，素以盛产丝绸闻名。中国的“四大名绣”全在南方。江西景德镇自古就有“瓷都”的美名。广东佛山、潮州亦因盛产陶瓷驰名。再看各地的传统民居，曲径通幽的苏州园林、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岭南一带风格独特的镬耳屋，都不同于北方的四合院和窑洞，显得更加注重与自然风水的和谐相处，追求精致、别致的审美趣味。还有西南一带依山傍水的吊脚楼、福建聚族而居的厚重土楼，则体现出南方人因地制宜，或者抱团御外的特别追求。关于南方人，林语堂先生曾云：“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欢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吾国与吾民》）其实，南方人可常常不是“战场上的胆小鬼”啊。从伍子胥到项羽，从太平军到湘军，从黄埔军校诸杰到桂系诸将，还有川军在抗战中的赫赫战功，以及川籍人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占了四位（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的显赫地位……南方有南方的强悍力量，南方有南方的豪情万丈。不过，在和平年代，在远离政治斗争的世俗生活中，他们显然更善于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品尝人生的精致与隽永韵味。
说起南方，在早期中国历史上，似乎更多是蛮荒之地、逃难之地、偏安之地。想当年，楚国先人“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其国君熊渠自认“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湖湘一带，“榛莽多而居人少”。还有岭南，在中原人眼中，也是“化外之地”“瘴疠之乡”“刀耕火种”“人畜不蕃”。熊渠以后，楚国励精图治，渐渐强大起来，一度与强秦抗衡。后被秦灭，楚文化的异彩渐渐隐入民间。从《楚辞》世代流传，连鲁迅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到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跳丧等民俗代代相传，影响深远。再后来，几度天下大乱，北方的大批缙绅﹑士大夫及庶民百姓被迫衣冠南渡，保全了自己也拓展了生存的空间。他们给南方带去了中原文化，在南方打拼出“客家人”的新世界，直至渐渐走向世界。客家人勇于开拓、不断进取、吃苦耐劳、团结奋斗的精神迥然有别于传统南方人安逸享乐的活法，谱写出汉民族开拓进取的新篇章。从孙中山、叶挺、朱德、薛岳到李光耀、他信，都是客家人的杰出代表。而那些被贬谪的失意文人、臣子，常常也是流放去了南方的蛮荒地区，心情可想而知，从唐朝的李德裕、韩愈、柳宗元到宋代的苏东坡、李纲、胡铨，谁不是满怀郁闷？韩愈的名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写出了失意人的苦闷心境。然而，他们在南方留下的纪念地也因此而成为一处处名胜——从潮州的韩山、韩江、韩祠到永州的柳子庙、柳州的柳侯祠，从黄州的东坡赤壁、儋州的东坡书院到海口的五公祠（为纪念受到迫害的名臣李德裕、李纲、赵鼎、胡铨、李光而建），正是：北方失意何足道，南方处处留诗魂。让精于权谋的人们去逐鹿中原吧，南方的人们在青山绿水、和风丽日的环绕下探索着养生之道、棋牌之乐、诗书之艺、生活的艺术、发财的门道。另一方面，生活渐渐富庶起来、文化渐渐兴盛起来的南方人，势必会再次问鼎中原。就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的那样，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亦可说是两种态度之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新党大率多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也就是说，在北宋一朝，南方人以支持改革为旗，显示了政治上的又一次崛起。千万不要以为耽于享受的人们一旦遭遇危难就会四散奔逃、一败涂地。从朱元璋的崛起到洪秀全、杨秀清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积极参与的戊戌变法，孙中山、黄兴一次次领导的武装起义，罗纶、蒲伯英发起的四川保路运动，还有大革命年代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黄麻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都喷发出南方人的义愤，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南方人有南方人的豪情壮志。他们平时善于享受人生，危难降临时也能投袂而起，奋发有为，排除万难，舍身成仁。
南方，辽阔的南方。
说到南方，就会想到江南、岭南、西南……还有河南？虽然河南地处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河南与南方的联系也相当深远。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唐高宗年代，南方有乱，唐高宗下诏命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从河南固始出发，率兵入闽平乱，几经苦战，取得大捷。陈政去世后，其子陈元光继续统领陈家军开发闽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创办学堂，使中原文化在闽南开花结果。他因此被尊为“开漳圣王”，受到历代人民祭拜。据统计，漳州乃至台湾供奉“开漳圣王”的庙宇达五百多座，拥有两千多万信众。陈姓与林姓同为福建、广东、台湾一带大姓，有“陈林半天下”一说，就是中原与福建、广东、台湾血脉相连的证明。清末名臣陈宝琛、现代华侨领袖陈嘉庚、经济学家陈岱孙、数学家陈景润都是陈姓的优秀代表。而林姓的始祖林坚也是河南人。其父比干因商纣王残暴无道，多次犯颜强谏，反遭杀害。其母避难至林中，生下林坚，以此得到周武王赐姓。林姓后来成为闽粤大姓。林默（妈祖）、民族英雄林则徐、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文学家林语堂、林徽因、名医林巧稚、影星林青霞是闽籍林姓人的骄傲。
动荡的历史，就这样将河南与闽南紧密相连。
再说江南，那里山清水秀，古书上早就有“南方水土柔和”“人性柔慧”（《宋史·地理志》），“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旧浙江通志》）等等说法。那里曾经有过的“复仇雪耻”往事好像早已溶入了干将、莫邪铸剑、吴王阖闾与虎丘剑池的传说以及清军南下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激起的反抗记忆中，取而代之的，是绝代美女西施的传奇故事，还有“鱼米之乡”“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吴侬软语”“状元之乡”的诸多美名，当然还有“无宁不成市”“无绍不成衙”“无宜不成学”的强劲风气。然而，上海在近代的迅速崛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成为“东方的纽约”“不夜城”，又焕发出强大的经济活力与文化创新力。南方，对于中国当代政治，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耐人寻味。从1980年代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深圳速度”“海南大开发”到1990年代的“浦东大开发”，南方对于中国经济变革、生活方式变革作出的贡献，可谓巨大。
其实，两湖地区也属江南，民风却显然不同于江浙的柔慧。“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说法广为人知，给人的感觉是民风强悍又狡黠。而湖南人也素以“霸蛮”“湖南骡子”著称于世。当年，楚人可与秦人抗衡的慷慨悲歌并没有随着楚国的灭亡而烟消云散，刘邦、项羽最终灭秦昭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言壮语变成现实的神奇。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楚风渐渐消沉，只在民俗中延伸，却似乎难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壮剧中重现楚人的辉煌。一直要到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太平军起义、曾国藩、左宗棠崛起、李鸿章办洋务，从江西大地到荆楚、湖湘地区才逐步重振起楚魂的雄风，最终由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暴动、广州起义、百色起义中冲出来的一代南方革命者扭转了乾坤。两湖这一带水网密布，湖北号称“千湖之省”“鱼米之乡”，湖南也素有“芙蓉国”的美名，物产丰富，“湖广熟，天下足”的俗语尽人皆知。然而，这里的人有血性，敢霸蛮，豪气冲天，能冲锋陷阵，所以在危机四起的年代里，他们的浴血奋战能够谱写出感天动地的辉煌篇章。从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收回新疆的赫赫战功，到毛泽东、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人点燃的工农革命星星之火终于燎原，创下改天换地的伟业，是楚人在百年间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辉煌历史。相比之下，这一带人经商就远不如江浙人、福建人。“徽商”“浙商”“闽商”的名气就一直大于“楚商”。不过，在大众文化此起彼伏的热潮中，两湖的文化人成就也格外引人注目——到了改革开放的新世纪，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以全新的创意，全民参与的规模，空前热闹的气势，一举改变了大陆音乐市场被港台歌手占据主要地位的局面，为“全民娱乐”打造出接地气的新鲜模式，影响广泛而持久。而湖北，则在大众阅读方面创造了奇迹——以《今古传奇》《知音》《特别关注》为代表的一批大众通俗文化刊物风靡一时。湖南卫视和湖北的大众期刊比翼齐飞，创造了两湖文化的奇观——浪漫又热闹，通俗也有趣。
在江浙与两湖之间是江西和安徽。这两地都有深厚的文脉。江西素有“书院甲天下”的美名。书院是著名思想家、学者弘扬道统、探讨学理、切磋问题、培养后学之地。据统计，书院兴盛时，江西曾有一千多所。著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是理学大师朱熹、心学大师陆九渊曾经讲学、论辩之处，有“天下书院之首”的名号。同样声名赫赫的还有鹅湖书院，是朱熹、陆九渊论辩之地。象山书院，是陆九渊传播“心学”的圣地。加上朱熹的再传弟子江万里兴办的白鹭洲书院，都在中国文化史上谱写出重学兴教、培养人才、弘扬道德、传播士大夫精神的辉煌篇章。多少莘莘学子在这些青山绿水、远离尘嚣的书院中接受了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洗礼，走上了自强不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坎坷道路。尽管有乱世、兵灾一次次毁坏了书院，但乱世过后，后来人又一次次重建书院，使文化的薪火相传、弦歌不绝。
安徽的文脉则别有洞天。从庄子的奇绝、曹操的慷慨、嵇康的狂傲、戴震的博大、“桐城派”的标新立异到陈独秀的狂飙突进、胡适的别开新风、陶行知的艰苦奋斗……都体现出安徽文化人的浪漫、孤高、特立独行。他们有风骨，有胆量，敢于开新风、闯新路，在这方面，他们与“心学”的倡导者陆九渊心心相通，又更富有海阔天空的恢弘大气。
一边是文运鼎盛，一边也商运兴旺，是江西、安徽共同拥有的文化品格。中国素有“重农抑商”的政治传统，然而，史书上早就记录了社会的实情：“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食货志》）与历史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商帮文化源远流长，“陆路丝绸之路”一直延伸到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海上丝绸之路”一直通向东北亚、东南亚乃至东非，“茶马古道”连接起中国与南亚、西亚乃至西非。中国古代商人的经商之路何其辽阔！一直到改革开放这些年，“晋商”的故事随着电视剧《乔家大院》《白银谷》《龙票》的热播而再度传播，“徽商”的故事也因为电视剧《红顶商人胡雪岩》《大清徽商》的流行而重新唤起人们的记忆，中国的商帮文化风云际会，空前红火了起来。而江西、安徽历史上都出过著名的商帮。江西有“赣商”，亦称“江右商帮”，走南闯北，留下“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口碑。“瓷都”景德镇的瓷器、“药都”樟树的药材，都名满四海。安徽也以“无徽不成商”闻名遐迩。而徽商的一大特点正是“贾而好儒”，一方面通过读书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以便与官方、士大夫交往；另一方面在致富后以“义行”“义举”回馈乡里乃至社会。“红顶商人”胡雪岩就相当典型地体现了官商的特色。文脉厚重却不废商帮文化，在这一点上，江西、安徽与江浙一带既文风盛行、文人辈出又商帮兴旺、商业繁荣，可谓文风、商帮比翼齐飞的形态非常相似。
湖南、江西往南是两广、福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华南”“岭南”。珠江三角洲也是“鱼米之乡”，加上位居海边的地理优势，使这里具有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富庶、开放，充满活力。广州、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珠海、惠州，连同香港、澳门，加上潮州、汕头，都是经济发达的福地。这里在乱世出过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彭湃那样的思想家、革命家，到了和平年代更多涌现的，是成千上万的实业家和他们打造的名牌商品。而且，这里的文化也独具风采——从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福建的严复、林纾，到香港的叶问、金庸、李小龙，从香港的《明报》到广州的《南方周末》，都元气饱满、不同凡响。与湖南人相比，同样生活在富庶之地，同样怀有忧世的思想，湖南人的风气是埋头苦干、不怕牺牲、一呼百应，广东人、福建人的品格则是各怀绝技、个性鲜明、生龙活虎。
而西南，尤其是成都、重庆一带，《汉书·地理志》中早就有“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的美誉，加上“天府之国”的美名，一直令人神往。成都的名胜武侯祠、杜甫草堂散发出忠烈之气、忧患之光，张献忠杀人如麻的恐怖传言以及“湖广填四川”的大迁徙则惊心动魄，那里在清末爆发过的“保路运动”又充分显示了巴蜀人民敢于抗争的冲天血性。另一方面，那里的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也滋养出“慢生活”的传统，“川菜”的丰富多彩、川酒（如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郎酒、沱牌）的浓香醇厚、川茶（如蒙顶山茶、竹叶青茶）的幽香绵长、川剧的热烈高亢加上四川方言的幽默俏皮、四川茶馆的人声鼎沸，都使四川文化雅俗共赏、光彩四射、为人称道。文化方面，四川人的奇特风格也常常令人咋舌——郭沫若在诗歌、历史剧、历史学研究、考古、甲骨文研究、书法方面遍地开花；李劼人在翻译、办报、办实业、写小说方面样样出色；巴金在小说、翻译、出版、散文等领域的多有建树；还有罗中立以巨幅画像《父亲》驰名画坛；樊建川的“建川博物馆聚落”规模浩大，都堪称惊世奇观。值得注意的还有，在劳务输出方面，四川也一直是大省。
大西南，在国难的岁月中是名副其实的“大后方”。当半壁河山都沦陷在敌寇的铁蹄之下时，从政府机关到企业、学校、科研机构，都潮水般涌向了大西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去了云南昆明，成立了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合大学；复旦大学去了重庆北碚；中央大学去了重庆沙坪坝；浙江大学去了贵州遵义、湄潭；武汉大学去了四川乐山；同济大学去了四川宜宾……那是怎样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啊！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师生们一律风餐露宿，一路弦歌不断！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在那场西迁的滚滚洪流中大放光芒！有多少人倒在了艰苦的路途中，又有多少人在苦难的砥砺中将民族的文心、绝学传承了下来，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间。为什么那么艰苦的年代里谱写出的教育篇章一直到今天都令人感怀不已？为什么到了和平年代里大学教育反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积重难返？
到了“备战备荒”的紧张岁月里，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在中西部地区迅速铺开，史称“三线建设”（一线指的是沿海沿边地带；三线指的是大西南、大西北、华北、中南等地带。）此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规模之大足以与抗战时期沿海工业的内迁相提并论。大后方，再次为反帝斗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尽管预想中的核战争并没有爆发，建设地点也过于偏僻，为后来的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但同时也为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的年代，当北方的年轻人急急忙忙、浩浩荡荡闯深圳、下海南，将南方的宁静搅了个风起云涌之时，在海南，在湛江，在厦门，在北海，在肇庆，在中山，当地人仍然是在海风和晴空下过着优哉游哉的慢生活，就显示出别样的气派了。在那些高大的椰子树下，在那些生意兴隆的早茶店、夜市大排档上，你可以感受到南方人的悠闲——看看报纸，谈谈股市，聊聊家长里短，说说奇闻异事，只是，对于北方人兴趣浓厚的政治风云，名人绯闻，他们好像不太关心。这，才是更本真的生活吧！逍遥自在，悠然自得，夫复何求。
那些郁郁葱葱的树林，那些蓬蓬勃勃的生命气息，那些安安静静的老街新区，那些步态从容的男女老少，都将现代化的喧嚣过滤得干干净净，将北方的雾霾和浮躁氛围挡在了珠江以北。在同一片天空下，保留下一片让人心旷神怡的五彩世界。
南方多水，空气湿润。这一点就为南方的富足奠定了基础。当北方的发展因为严重缺水而受到限制时，南方星罗棋布的江河湖泊不仅为生活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还为水源紧缺的北方慷慨提供了急需的水。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也因为充足的水资源而富庶、繁荣。江南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杭州西湖，久负盛名，苏州、无锡共享太湖，苏州还拥有阳澄湖，绍兴有鉴湖，宁波有东钱湖，嘉兴有南湖，南京有玄武湖，扬州有瘦西湖，都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两湖一带，也早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湖北号称“千湖之省”，武汉也有“百湖之市”的美名。洞庭湖是湖南的骄傲。江西还有鄱阳湖。安徽也有巢湖。中国的五大淡水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洪泽湖、巢湖）都在南方。这些星罗棋布的湖泊，是鱼米之乡的基础，也是灿烂文化的源泉。
中国人信“财富如水”，说的是财富在流动中才有源源不断的活力。在许多高楼大厦前，在许多园林的入口，中国人都会辟出一眼喷泉或者一口水池，寄寓的便是“财富如水”的念想。北方人热衷于从政，而南方人则对生财之道一直葆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中国十大商帮中，北方有晋商、秦商和鲁商三大派，剩下的七派都在南方——徽商、赣商（即江右商帮）、浙商（其中又分宁波帮、温州帮、湖州帮）、苏商、粤商（其中又以潮汕商帮最为出名）、闽商（又分闽南帮、闽东帮），还有洞庭商帮。另有四大商帮一说，指的是晋商、徽商、潮商、甬商。其中除晋商外，其他三帮也都在南方。不是说中国人“重义轻利”，历代王朝都“重农抑商”吗？从神州盛产商帮、商人遍天下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其实是“义利兼顾”的，是懂得“有钱走遍天下，没钱寸步难行”“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人生常识的。一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闸门大开，穷怕了的人们便争先恐后“下海”经商。一时间，“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扩张”的热潮此起彼伏。商品经济大潮的持续高涨，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富起来的人们有了高大上的生活方式，有了出国购物、买房、求学、办企业的时尚。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回归了正常的、充满活力的日常生活。
一地民风的柔慧，当然不会仅仅体现在商帮的兴盛上。常言道：“吴越多秀民”，那秀，就常常体现在教育发达、文人辈出、学风深厚上。民间早有“无宜不成学”（一说“无宜不成校”）之说，说的是江苏宜兴，乃全国著名的“教授之乡”，全国许多高校都有宜兴籍人士任教，据说共有宜兴籍教授四千余名。陈贞慧、徐悲鸿、周培源、徐铸成、储安平、潘梓年、潘菽、潘汉年三兄弟、尹瘦石、钱松喦、吴冠中……都是宜兴文化人的优秀代表。江苏无锡也是名人荟萃之地。那里的钱姓家族群星灿烂——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穆、钱易父女，钱伟长（钱穆侄儿）……也是著名的范例。苏州亦然，从陆机、陆云兄弟到张旭、文征明、唐寅、冯梦龙，从范仲淹、顾炎武到柳亚子、叶圣陶，加上历代状元之多、院士之多（两院院士一百一十人），亦成奇观。还有宁波，素有“无宁不成市”的名气，可那里的学人也不断涌现，竟有“院士之乡”的鼎鼎大名，因为那里出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共一百一十五位，其中包括贝时璋、童第周、翁文灏等大师。那里历史上就出过严子陵、虞世南、范钦、王阳明、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兄弟，现代以来还有蒋梦麟、沙孟海沙文汉兄弟、潘天寿、陈逸飞等文化人，文脉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一座城市，浓厚的经商风气与浓厚的崇文之风不仅互不干扰，反而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传为佳话。离宁波不远的绍兴，既有“无绍不成衙”的名气，也培育出刘宗周、徐渭、陆游、王冕、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兄弟，范文澜、钱三强等文化名人，也成一大奇观……江浙一带，文运昌盛，星光灿烂，蔚为壮观。宁波的天一阁、杭州的文澜阁、湖州的嘉业堂和瑞安的玉海楼都是著名的藏书楼，合称为“江南四大藏书楼”。另有“四大藏书楼”之说，除山东聊城海源阁外，其余三楼也都在江南——浙江湖州皕宋楼、浙江杭州八千卷楼、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这些著名的藏书楼，是江南文脉深厚的证明。江南好，不仅好在风景秀丽，而且好在文化事业一直兴隆。到处都有名人故里，到处都有名人传说。在素有崇文传统的神州大地，江浙一带尤其显得群星灿烂，光彩夺目。这一带也经历过战乱，也有过动荡不安的时光，却总能迅速从硝烟与喧哗中恢复平和与生机，迅速创造出教育复兴、文化复兴、社会复兴的大好形势来。虽然，崇文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风气，历久不衰，北方也产生过孔孟那样的思想家，韩愈、柳宗元那样的文豪，李白、杜甫那样的大诗人，司马迁、司马光、张载那样的大学者，但江南的灵秀重文、文星灿烂，尤其是现代以来科学家辈出，依然显得格外突出。
而湖北、湖南则别有洞天。两湖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楚文化，也有过“问鼎中原”的豪情。从屈原、伍子胥到楚庄王熊旅、楚霸王项羽，都以强悍的个性、浓烈的风骨名垂青史。“荆楚饶劲士”的民间谚语道出了楚地民风的热烈、浪漫、强悍、霸蛮。这一点，自晚清以来尤为突出。曾国藩、胡林翼带出的湘军骁勇善战，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建立的奇功显示了非凡的人格、胸怀、意志、谋略，也显示了力挽狂澜的楚人精神，影响所及，直至蒋介石、毛泽东，都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无湘不成军”，就这样成为家喻户晓的谚语。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两湖地区产生的英雄豪杰何止成千上万——从以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罗荣桓、粟裕、萧克等为代表的一代革命家、军事家到董必武、林育英林育南林彪三兄弟、李先念、项英等英雄豪杰，加上湖北红安、湖南浏阳、湖南平江、安徽金寨、江西兴国、四川通江这样涌现出无数红军好汉的县份，加上鄂豫皖、湘鄂西这样赫赫有名的红色根据地，都升腾起冲天的民气，使楚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南方文化的另一辉煌篇章。
楚人也是做文章的高手。屈原的楚辞，光耀千秋；宋玉善赋，也流芳百世。“公安派”“竟陵派”的“独抒性灵”影响深远，以至于周作人也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源头就在“公安派”“独抒性灵”的风格中。中国文化史上，有“湖湘学派”一脉，自周敦颐开创，经王夫之、魏源等人发扬光大，使经世致用之学深入人心，尤其经过曾国藩的身体力行，使建功立业的追求蔚然成风。曾国藩不仅从政、治军威名赫赫，作文也自成一格，继承了“桐城派”的风格以外，还有所创新，追求恢弘气势、关注经世致用，别开生面，有“湘乡派”之名。一部《曾国藩家书》，是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得记录，也是影响了一代代有志者的人生宝典。还有谭嗣同，诗文俱佳，更投身改革，慷慨就义，气贯长虹。毛泽东继承了曾国藩的遗风，在填词方面更有胜出，所填《沁园春·长沙》《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都大气磅礴，浪漫狂放。此外，岳麓书院，历经千年，弦歌不绝，因此而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浩然正气。湖北黄冈，古有东坡胜迹，后有英雄辈出——陈潭秋、闻一多、熊十力、徐复观、李四光、胡风、黄侃……蕲春一县，因为出了海内外众多教授也有“教授县”之美誉，可与宜兴齐名。黄冈高中，则因为在多年的高考竞争中成绩突出而成为中学教育的驰名品牌。鄂东人才辈出，文武兼备，气象万千，是“惟楚有才”的又一段佳话。
江南文脉深厚，两湖文气飞扬。一柔一刚，对比明显，昭示着南方文化的千姿百态、风光无限。
还有福州的“三坊七巷”，也是人文荟萃之地。从这片古老的街区中走出了林则徐、林觉民、林长民（林觉民堂兄、林徽因之父，福建政法专门学校创办人，曾参与草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林旭（“戊戌六君子”之一）、沈葆桢（林则徐之婿、晚清名臣，有“中国船政之父”之名，抗日英雄）、严复（翻译家、思想家）、林纾（翻译家、文学家）、萨镇冰（曾任民国海军总长）、冰心（文学家）、邓拓（学者）……其中，不少人物都有血缘亲情。当你在这片古老的街区参观时，你不能不感到天地灵气的特别眷顾——那么多的名人，层出不穷，各有建树，谈何容易！你不能不相信，一个地方，一旦产生了一位或几位志士仁人，就可以在当地形成一种励志的气场，人人传诵、家喻户晓。一家会形成家风，一地会形成民风。这些家风和民风汇成一气，就是一种激励人创造生活与文化奇迹的伟大精神。
南方人重商，也重文。多少南方人因此走出了“学而优则商”之路。例如鼎鼎大名的苏州人徐光启，进士出身，当过官，却因受到排挤而从事翻译、天文研究，从事农业实验，著有《农政全书》。他还是一位天主教徒，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江苏人盛宣怀，秀才出身，因得李鸿章赏识而办洋务，一手办实业，一手办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吴淞商船学院（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自有深谋远虑，成就卓著。可与张之洞在湖北、江苏兴办实业也兴办学堂（从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到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等）的事业媲美。还有江苏人、“状元实业家”张謇，早年辛苦求学，饱尝酸辛，考上状元后因为目睹官场的险恶而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惨淡经营，先办起纱厂、电厂、轮船公司，然后兴办师范教育，积极参与创办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等多所学校。生当乱世而能抓住机遇，为民族工业的崛起鞠躬尽瘁，也在从来的“学而优则仕”之外，趟出另一条充满生机的新路。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诸公，都从“学而优则仕”起步，或游走于官场与商场、学界之间，或因官场失意而办实业、办教育，都透出传统“官本位”的深远影响，这是与那些因为生计所迫、从一开始就在社会的底层打拼，经过历练，交上好运，最终成为商界巨子的人（如安徽人胡雪岩、广东人李嘉诚、浙江人包玉刚、四川人卢作孚等等）很不一样的。不管怎么说，南方人重实业、重商的浓厚氛围，为大上海，大武汉，还有宁波的崛起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而南方的文化人不是也喜欢标新立异吗？从湖北人屈原突发奇想的杰作《天问》到湖北人伍子胥为复仇“鞭尸三百”的暴怒，从江苏人项羽见了秦始皇就直言“彼可取而代也”的野心勃勃到安徽人朱元璋将“亚圣”孟子逐出孔庙的鲁莽，还有从江西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田园到江西人王安石的名言“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再到湖南人曾国藩的豪言壮语“不为圣贤，便是禽兽”，从福建人李贽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到安徽人戴震痛斥“以理杀人”的怒吼，还有浙江人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呐喊以及湖南人王夫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思考，还有湖南人谭嗣同临命赋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到广东人梁启超主张变法“必兴民权”，再到安徽人陈独秀关于“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的豪言壮语，加上浙江人鲁迅“不读中国书”的惊人之论、江西人陈寅恪“吾侪所学关天意”的强大自信……都足以振聋发聩、惊天动地。到了当代，湖南人李泽厚为新启蒙呼风唤雨，重新建构“人的主体性”，为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锻造了强大思想武器，是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南方人的思想敏锐、活力四射、不拘一格，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不断拓展了求新、求变的广阔空间。
说到文学，古代从屈原到陶渊明、苏东坡、王安石，现代从鲁迅、周作人兄弟到郭沫若、茅盾、林语堂、巴金、穆旦、艾青、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金庸、梁羽生，加上汪曾祺、韩少功、王安忆、严歌苓、余华、苏童、格非这些当代名家……都显示了南方的人才济济、文星辈出。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有“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指的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六位重要作家。其中，鲁迅、茅盾是浙江人；郭沫若、巴金是四川人，已显示出南方人在现代文学中的突出地位。在屈原、鲁迅、郭沫若、钱钟书、金庸、梁羽生笔下，喷发出南方人的狂气与热烈；在陶渊明、苏东坡、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汪曾祺那里，则飘逸着南方人的仙风道骨、玄远清峻；到了王安石、茅盾、穆旦、艾青、韩少功这里，还挥洒出南方人积极投身现实斗争、历经苦难也百折不挠的铮铮铁骨、朗朗精神。南方文学的精神气象因此绚丽多彩。也就是说，南方绝不只有柔慧。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到“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从湖北的绿林好汉到广西的太平军，从四川的保路运动到武昌的辛亥首义，从“无湘不成军”的风气到黄埔军校一代人的叱咤风云，从南昌起义的枪声到鄂豫皖、湘鄂西的革命风暴再到海南的琼崖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都彰显了南方的正气与豪情。南方人为摧毁腐朽的封建体制与文化专制主义，为创造新社会、新生活，也开启了多元的新思路。到了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年代，钱钟书式的讽刺与幽默，沈从文式的清新与朴素，金庸的浪漫与古朴，张爱玲的精致与感伤，对于年轻一代的影响，已经超过了“鲁郭茅巴老曹”。南方文学，在从“鲁郭茅巴老曹”到“钱钟书热”“沈从文热”“金庸热”“张爱玲热”“林语堂热”的悄然转换中，已经传达出时代巨变的信息，同时也使人很自然想起了南方文化的柔慧精神……是的，南方的柔慧文学明显多于北方文学。
南方，还有南方的神性。所谓神性，就是信仰。谁说中国人无信仰？从古至今，中国人敬天地、敬祖宗，从“天地君亲师”到追求长生不老的道教，从“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儒教到“普度众生”的佛教，乃至五花八门的鬼神崇拜、泛神崇拜（萨满教），以及近代以来的基督教……可谓信仰广泛，但求心安。
中国有佛教四大名山,除山西五台山外，其余三座都在南方：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中国禅宗有六大祖庭，除河南少林寺外，其余五座也都在南方：分别是安徽岳西二祖寺、天柱山三祖寺，湖北黄梅四祖寺、五祖寺以及广东南华寺。再加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诗，都显示出南方的佛缘深厚。中国的佛家文化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南方尤其是这样。扬州人鉴真大师应邀东渡日本，百折不挠，虽双目失明而宏愿不变，最后终于成功，其功业可与玄奘并立。佛缘影响所及，连儒家也从其中汲取了蜕变的灵感与智慧。宋代就有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的说法，迫使儒学思想家们“出入佛老”，推动儒道佛三教合流，这样才有了儒家的新生——有了苏东坡喜欢谈佛论道的有趣传说，有了王阳明尊信达摩、慧能，从佛教智慧中发现心学的收获，有了章太炎从佛教中生发出“佛教最恨君权”“佛教最重平等”的洞见，有了梁启超“佛力无尽，我愿亦无尽”的冲天热情，有了熊十力借佛教哲学创立“新唯识论”的创造，有了冯友兰关于中国历史上自南北朝到宋代初年，第一流思想家皆为佛学家的论断。上述诸家中，苏东坡、王阳明、章太炎、梁启超、熊十力皆为南方人。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中国大地上为什么能深深扎根？为什么能够经历过一次次“灭佛”的浩劫最终深入人心？为什么能够在士大夫与平民百姓心中培育出智慧与力量的花朵？又为什么特别在南方的大地上得到了普及与升华？惹人寻思。佛家戒欲，本与中国世俗人生相矛盾，却又与中国人对行善积德、期盼来世的心理相合。钱穆曾经指出：“人皆有佛性。”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相似。故晋人即有“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之说。另一方面，在“佛学中国化”的历程中，“禅学崛兴，则全以南方为策源地。”
最令人敬佩的现代佛门大师当推弘一法师。他祖籍浙江，年轻时，是著名的音乐家、书法家、教育家，中年时突然在杭州转入佛门，一直严守律宗戒律，生前坐藤椅之前总是先摇一下，以免藏身其中的小虫被压死，临终时甚至要求弟子“将常用之小碗四个带去，填龛四脚，盛满以水，以免蚂蚁嗅味走上，致焚化时损害蚂蚁生命”，其善心可见博大深厚。修行二十四年，他“非佛经不书，非佛事不做，非佛语不说”，深入钻研佛学，卓有建树。他的弟子丰子恺秉承师父旨意，画《护生画集》，弘扬护生信仰：“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出版六册，成就一段薪火相传的佳话，在动荡的二十世纪，感天动地，既与那些信佛的革命家区别了开来，也进一步弘扬了“普度众生”的佛门理想。而在多年持之以恒践行佛门理念的旅程中，他们的善行也在保护动物的社会活动中后继有人。
再看安徽人杨仁山，青年时与同志创办金陵刻经处，在四十多年间广求佛经，更创办只洹精舍，培养佛教人才，谭嗣同、太虚大师（浙江人）、欧阳竟无（江西人）都出自此门下，他们都为弘扬佛法作出重要贡献。还有湖北人本焕法师。他青年时出家，潜心向佛，曾游历天下禅院，还曾刺血抄佛经。在政治风暴中蒙冤入狱，长达二十多年，善心依然不变。出狱后多行善举，光复多所寺庙，为复兴佛法发挥了巨大作用。江苏人星云大师，少年即出家，多年来积极开展各种弘法活动，办刊物、出书、成立念佛会、开讲座，利用幻灯片、电视传教，使弘扬佛法的活动空前丰富多彩，更富有当代活力。
佛教之外，道教也是民间广为人知的信仰，相传由江苏人张道陵创建于四川鹤鸣山的道教寄托了人们逍遥自在、养生长寿、得道成仙的梦想。这是与“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很不一样的人生境界。这里有闲云野鹤的自由，有超然世外的豁达。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的传奇故事流传了多少代！据传他长相奇特，异于常人:“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饭量奇大，亦可多日不食；无论寒暑，都只着一身邋遢破衣；喜欢云游四方，能登山如履平地，“猛兽不噬，鸷鸟不搏”，长寿竟然传说达一二百岁，连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也派人遍访他的踪迹。众所周知，在中国，长寿是五福中的第一福。“万岁”“万寿无疆”一直是至高无上的颂辞。道教也有四大名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一说鹤鸣山）、江西龙虎山、安徽齐云山，竟然全在南方。其中，武当山还是武当武术的发源地。南方的灵山秀水、云海茫茫，为悟道养生提供了天然的洞天福地，可谓天赐佳地，天意眷顾。多少信仰道教的人们一直传承着修炼、长寿的信念与活法。
在东南沿海一带，还有一种民间信仰——妈祖崇拜。这一崇拜源于福建莆田，是对于历史上一位年轻女性林默的崇敬。因为她天资聪颖、精于占卜、长于医术，更乐善好施、熟悉水性，多次救人，去世以后得到大家的崇敬、膜拜，代代相传，终成渔民、海员、旅客、商人共同信奉的圣母。一千多年过去，“有海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祖”的说法不胫而走。全世界共拥有妈祖宫庙五千多座，遍布东南各省乃至华北、东北、西南等地，远至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直到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据估计，全球妈祖信众达两亿多人。妈祖文化，是福建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连接海峡两岸信众的精神血脉，还是南方民间文化的一大看点。
那么，南方有没有南方的劣根性？
任何人，任何文化，都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老实人的另一面常常是木讷，聪明人的另一面可能是狡黠；孔夫子倡导“温柔敦厚”，却也有大怒之时；庄子看透了世态，也就遁入了“心斋”的角落。中国人历来“崇文”，其实也“尚武”；英国人讲究“绅士风度”，打起仗来毫不含糊；法国人以“浪漫”著称，也是巴黎公社革命、法国大革命、1968年“五月风暴”，还有2018年的“黄马甲”运动风起云涌的战场；德意志民族出了那么多哲学家、音乐家、科学家，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俄罗斯号称“战斗民族”，曾经击败过拿破仑大军和纳粹大军，也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和十月革命的故乡，更是宗教精神根深蒂固、文艺气质深入民风的民族。
从这个角度看，南方文化的阴暗面何在？
物产丰饶，生活安逸，就很容易使人随波逐流吧。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到“家家扶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抒发的都是对醉生梦死的不满。当异族的铁蹄践踏着富饶的田园时，虽然也不时会有反抗的烈火熊熊燃烧，但长期养成的偷安心态仍然使涣散的民心难以凝聚。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开始了人类禁毒的艰巨事业。一直到1987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6月26日，也就是林则徐虎门销烟完成的第二天，定为“国际禁毒日”。十年后，林则徐铜像屹立在美国纽约华埠，成为当地的一座地标。然而，在中国，尤其是在南方，禁毒的斗争依然十分艰巨。
是啊，“南蛮”意识由来已久，恶名远播。即使如伍子胥那样的义士、名将，复仇起来也会“鞭尸”，其狂可想而知；即使如曾国藩那样的“圣贤”、“完人”，也因为杀人如麻而有了“曾剃头”的可怕外号；即使在山清水秀的乡村，野蛮之举也常常上演。不是不知道“忠恕之道”“中庸之道”，也不是不懂“礼教”，可一旦那股子蛮性成了气候，嗜血的渴望就冲决了理性的堤防，泛滥成可怕的人祸。
得安逸时就快快乐乐地活着，蛮劲一爆发就打打杀杀——这，就是南方人的双重性格吧！这样的性格在太平盛世大行其道，在乱世也能谱写出霸蛮的篇章，或金戈铁马、为民请命，或血海滔滔、罪恶深重。
值得注意的还有，在南方，尤其是在福建、广东、海南的某些地方，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长期存在。由于靠男孩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平等的观念、女性解放的思想渐渐普及、深入人心，许多接受现代教育和外出务工的女性已经走出了传统观念的阴影，但性别歧视问题仍不容轻看。虽然南方女性中也出过巾帼英雄冼夫人、秦良玉、洪宣娇、秋瑾，出过“太平女军”“红色娘子军”，但和平年代里女性默默承担的劳作与家务重负仍然令人喟叹。
近代以来，南方的崛起精彩纷呈——从林则徐虎门销烟，掀开中华民族反抗外侮的一页到李鸿章、张之洞推动的“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术，从太平天国运动的乌托邦试验到湘军崛起、辛亥革命爆发、北伐战争、农民革命、抗日战争的强大尚武气势，从香港的起飞到深圳、珠江三角洲、浦东的迅速发展，从数百万莘莘学子走向世界到“中国餐馆”“中国制造”“汉语热”席卷全球……虽然百转千回，终于不负苍天、无愧时代。在中华民族崛起的一百多年间，南方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南方，风和日丽、空气清新、雨水充沛的南方，天意眷顾、风起云涌、人气蒸腾的南方，幅员辽阔、水网密布、物产丰富的南方，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地的经济竞争、文化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的氛围中，还可以谱写出怎样辉煌夺目的华彩乐章？还会产生哪些新的问题？都值得持续关注，值得深入探究。
（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樊星，学者，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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