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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梅：山色有无中|天涯·新刊
天涯微信号：tyzz1996
天有际，思无涯。
投稿邮箱：tianyazazhi@126.com
网上订的书，韦羲的《照夜白》到。午间休息片刻，信手翻读，谈山水画时有这么一句韦应物的诗：“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霞。”韦羲的评价是：“有一种凄凉的节奏，然而美，韦应物写得惆怅，又有仙意。别离是悲伤的，然而毕竟去新的地方……”
这话刚好合眼前同事桌上的那一抹水蓝浅紫，拿来形容香豌豆花气息相通。美好的花和有仙意的诗文一样，皆有远致，也叫人平白生出惆怅来。
读韦羲对中国古代山水诗的解读，充分调动了山水画的“看”和古琴曲的“听”：远和近，上和下，大小对，有我无我，以静写时间，以动状空间，小中见大，由此而彼……构图的高远、深远、平远，笔墨从实景到虚境，及至意境、风格、画品，乃至“悠悠”“杳杳”“浩浩”“渺渺”“寂寂”，真个是“澄怀观道”“琴中有山水，山水有清音”。这种解读很通感很古典，萧然有远意，是美的享受。中国古典的山水诗和山水画原就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更形而上为文学和美学上的一个传统，可以寄放我们的性情与自在的精神故乡。
所以“山水”是名词，也是动词；是地理的，也是人文的；是一种目光，也是一份观照……是太古之音，万籁俱寂，也是莽荡宇宙，人间慈悲。山水其实已内化为了我们自己，部分的自己。我们借此和“自己”相对——在艺术的世界里，我们穷尽一生，不就是为着和自己对话，和自然天地、宇宙苍生对话么？扩而言之，山水寄寓了中国的精神气质。
如此贯通中国的山水和哲学，又以比较的视野借西方思维观照东方传统，以时空和诗学的方式论画，实在是生机妙趣得很，也机杼迭出。我有点舍不得一下子读完，阖上书冥想，不觉生出爬山看园和在山阴道上的感觉，眼目间绿意纷披，循环曲致徜徉。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倏尔三重境界纷至沓来。
借明代洪应明的联句还真契合这一刻我阅读的心境：
诗思在霸陵桥上，微吟就，林岫便已浩然。
野兴在镜湖曲边，独往时，山川自相映发。
韦羲是拿这联句来说明宋元山水画的意境变化的，意谓文明与荒野的转变。
“以我所见，唐人山水画境高古明净，比之宋人，则少一段苍茫气息。北宋山水画高旷雄浑，比之唐人，则少一片清明健朗之气。……元代文人山水萧散简远，并非一味蛮山蛮石，使人生畏心。仿佛因为元人的笔，中国的山水方才格外通透起来。”
他以赵孟頫、黄公望为例，“以唐人笔致改造宋人画境”，“赵孟頫最著名的《鹊华秋色图》与《水村图》，均学董源画派《夏景山口待渡图》一路，苍茫而明朗，明朗是唐人的，苍茫是宋人的。这是极深刻的变化，可怖的大自然成为文明教化的山水，由此，山水画的境界近于儒家的理想，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黄公望山水手卷一派冲淡，大山水则恢复北宋全景的宏伟气象，但北宋山水的崇高生于恐惧，而元代黄公望的高远全景山水则雄浑而斯文，《天池石壁图》的崇高乃是无恐惧之崇高。”
虽说做了一回抄书党，但是这两段画论结合唐宋元的历史背景和美学气象，很有豁然开朗的快慰，比对收入书中的画作也更了然会意，于我这样一个门外人竟是一种照亮，读来如沐春风。难怪给书作序的陈丹青要说：“我早盼望这样的史说：它须由画家所写，否则总嫌挠不到痒处；它须写得好看，有文采，不能是庸常的中文；它该有锐度、有性情，它须能读到作者这个人。”
这段话溢出言外的，也是写作的真理。在今天，一个写字的人，若能懂得计较辞章，能在笔墨里照见自己，又有能力与古人对坐而审视今朝，是值得慎待的。这让我想起南帆谈散文之“趣”的一个说法，说相对于“情”的熟悉范畴，“趣”的衡量方式或许可以构成现代散文的另一种特殊意味。南帆所强调的“趣”，其实是要以“雅”来托底，甚至不惮于“迂”，但切忌“粗豪”。他一言蔽之，“所谓的‘雅’背后时常隐藏了漫长的文化传统，例如来自中国古典文化的情趣、意境。”（见《美文》2019年10期，南帆文《说散文之“趣”》）这和陈丹青说的“好看，有文采”“有锐度、有性情”实在是一个意思——散文要写得趣味横生、摇曳多姿，必得有独特的体悟、奇异的感觉和杰出的语言秉赋。韦羲的《照夜白》刚刚好，于我是理想读本。
三月的周末，天气晴好，从二十四楼阳台上打眼远眺，可以望向很远的高楼与云天相接。按韦羲论画的方式——当然更是郭熙的，近处的两幢“赫然当阳”，高而突兀，眼前整一片铺排延绵的西郊宾馆和往纵深处的高楼、依稀的佘山剪影，大有高远平远和深远阔远之意，好啊，眼前所见，也是我的“千里江山图”！
如此好天，不该辜负。于是起意去看樱花。微信里查了几个去处，出门又改了主意，还是避开热闹闹的人群兴之所至吧。这就穿进小区林荫道，小树林里交错着各种林木和灌丛，香樟深浓的枝叶起了新芽，“芳林新叶催陈叶”；迎春花抽出一盏盏金子般的小太阳；绕步道走，临水的一面，柳条也发芽了，微风里拂过柔软的叹息。就这么一路闲走闲看出了小区，坐几站公交，步入高岛屋对面的虹桥开发区公园，和一树树白玉兰隔湖相望。
立在对岸远观。此刻，白玉兰花开正满，花瓣大得仿如一只只鸽子振翅枝头，春风欲动，明灿灿一派白光，脑海里翻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来：“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白玉兰是上海市花，生长在繁华里，白色也可以很热闹很市井，究竟，它吸纳了世间所有的颜色。
公园的高低草坪和樱花树下铺满聚会的野营毯，有的还搭起野外帐篷，小童们追逐笑闹着，争相和爸爸、大哥哥扔飞碟，留下休憩闲坐的年轻妈妈舒心看天刷手机。
不见樱花。几株大樱花树伸展着枯褐色的枝子。凑近了瞧，花信原来躲在春阴里，鼓胀着的花苞呼之欲出。嗨，不必急，风有信，花不误。
“良好的品味更多地取决于鉴别力，而不是盲目排斥。当良好的品味被迫排除一些事物时，它带来的是遗憾而不是快乐。”
奥登的大实话，却又是有必要的提醒。要知道，人总是很容易生出傲慢与偏见的，而且还是浅薄廉价的顽症，尤其在这个匆忙喧嚷，缺乏耐心的时代。但是，话说回来，谁没有偏见呢？在盲目排斥和偏见之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喜恶强加给他人。
还是英国诗人奥登，他在《染匠之手》里说：“没有诗人或小说家希望自己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作家，可是大部分作家都希望自己是活着的独一无二的作家，而且相当一部分作家天真地相信这一希望已经实现。”
在我刚写出一两本书的时候，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当出版第五本书时，我还在简介一栏写：“这是我的第五本书，我希望我的书一本比一本好。”其实我心里还有半句话：而且每一本都独一无二。当然，是的，时隔多年后的现在已没有勇气这么不知天高地厚了。但是奥登说得对，作家们都天真，——天真总比世故好。一个认真又默默写作着的人，需要以天真之心善待自己的文字。脆弱和天真永远是一个作家与命运同行的隐身衣。
然而才华是命定的，创作力也要等待时间来验收。写作日久，最先安慰你的，肯定不是这个“独一无二”，而是，你依然还能够（——还在）爬坡的耐力和耐心。
地上捡了一片金黄的广玉兰叶，革质手掌一样大的老叶片，雨中闪着湿亮的金属光泽，太醒目太鲜亮了！于是停下脚步，倒退回去，撑着伞把它捡起。
原来是一个提醒啊——今日春分！“春分雨处行”，难怪林荫道上、小区里起了一地的落叶，黄澄澄的是广玉兰叶和枇杷叶，深红赭黄的是香樟叶，鼻翼间满是湿漉香樟叶发散的清香气，脑海里跳出一个想法，二十四节气里，春天的几个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还有谷雨，最有生机心和警惕心。和草木的郁绿芬芳比起来，其实它的萌发期更能惊醒生命的生机。人也是一样的吧，大自然的春天对应人的青少年期，也正是身体拔节的时候，小兽一样的机敏青涩和不可控。多么向往这样的一个时期啊，而今的我，已然跋涉逡巡至半山，眼目所及，那些毛茸茸、青翠欲滴的苔藓地衣和蕨类不见了，随山行高度变换生长的是茂密深阔的大树和附生其上的藤蔓，重重枝叶复重重，打眼望不到天。人在山中走，退而不得，只能负重徐行了。
“画树当觉其生”，这是石涛的“画语录”，用在文章上也贯通，生就是生命、生机、生长的痕迹，也就是像真的存在过一样，是活的，有生气的，哪怕是静止在一方宣纸上，当你驻足凝定的瞬间，你能够感受到时间的流动。一片叶子，夏绿秋枯冬凋零的生命盛衰的体验；一只飞鸟，云天里广阔绵延无穷无尽的幽远，真真“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韦羲在《照夜白》里论及“空隙之美”时说，“文心画境，何其相通，无所谓具象或抽象。”
“五斗米不是一次装成的。”行至终南山的三圣殿，先生走不动路，选择在半山腰的小庙里休息等我，得了这样一句话。他和庙里唯一的和尚喝茶聊天时，我踏上了南五台陡峭的台阶继续前行。一径低头弓腰地爬着，猛抬头，看到大片黄金色撒落在高树满坡的斜面上，单瓣、纯金，花瓣秀雅且美。原是蔷薇科的垂枝灌木棣棠花，开在四月芳菲尽的暮春。众色凋谢，山谷滴翠，这个时候点点金黄色的棣棠花简直是一幕奢华的盛放。棣棠花有个好听的别名：山吹——风吹山谷的生动，想想金子般的亮片，照亮了满山谷的绿，“却似籝金千万点”，写瘦金体的宋徽宗也是喜欢棣棠花惊艳众芳的纯金色的。此刻，风静树深天空湛蓝，山吹色真美啊！
所谓山行，原来是一批人，后来是二三人，最后就只剩下了自己。你就和自己同行，喘息声、山鸟声，你一个人的脚步声。立定在一棵老树下歇息，乌鸦在头顶的呱呱声，小翠鸟的啁啾声，啄木鸟的笃笃声，蜜蜂的嗡嗡声……有两只体型超大的长尾鸟突然超低空滑翔，飞出哗啦啦的动静，以为身后有人，侧身看，大鸟一前一后窜上天，冷不丁吓你一激灵。
终于登上了山顶。八百里秦川壮阔深远。远近群山丹青水墨般层层延展在你面前，眼目所及，远山云雾黛影，近山浩渺深邃，万楞山脊苍翠尖新……这是我第一次见秦岭。群山面前，灵魂出窍般，我的脑袋一清如洗，仿佛真有这样的一股神力把我的身心涤荡。此刻，立在山巅的我只是一具空壳，而那个丰满的真身去了莽荡辽远的苍山间……
你得确信，所有的信仰都是美的。比如凝神群山的那一刻，猛抬头照见山吹色的惊异，滞留僻野小庙时师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这个神圣的时刻，完全合理
……世界就在周遭与目前
我知道，此刻我并非孤独一人
……”
——奥登《晨祷》
林散之给傅益瑶上书法课，有一次写完长长的一笔悬针后，笑说：“死蛇挂树。”傅益瑶吓一跳，以为院子里有蛇。林散之的“死蛇挂树”是指他的那一笔悬针——这是个书法用笔，“蛇虽死不僵，骨血精气俱含于内，挂在树上虽是下垂，却有股向上的力量。所以悬针这样的用笔，向上的内力极关重要，最怕的就是有气无力地向下拖。”这是傅益瑶的体会。
刚好在学书法的女儿圣恩铺纸写字，我就央她试一试“悬针”——嗳，纸上得来终觉浅，切己体会笔底知。刚还哂笑女儿的那一笔“狗尾巴”，自己写来，才真是“有气无力地向下拖”。林散之的两句诗：“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如圆时更觉方。”这笔墨的法度，实也是作文为人的堂奥。傅益瑶在文章里透露：“林老写字的习惯是将蘸饱了墨的笔落纸即书，从湿笔一直写到干笔，写到渴笔为止，中途从不舔墨。”说来就是一股子气，古人早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之叹。
郭熙（约1000—约1090年）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概念：“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林泉高致》论山水，还有三境：可居、可游、可望。韦羲“借题发挥”，认为“可望”对应造型，“可居”对应空间幻觉，“可游”对应时间性。造型是静态的、凝视的，更强调空间的连续性，西洋画多取之；中国画则以时间为主线，是动态的、游观的，更重视时间的连续性——如此说来，中国山水画更“可游”？
因了韦羲的“借题发挥”，按图索骥书架上一通找，又上网补仓，一大摞论画的书相继堆叠到了案头，也不知几时能翻完——姑且不论翻开的又能体悟几分？“功不唐捐！”脑海里立马跳出胡适爱写的四字词来，好吧，无妨拿来勉力一下自己：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米桶里的米见底了，先生淘米预约翌日的早餐白米粥。“啊，这事情我来做！”我放下书积极揽下给清空的米桶装米的任务。塑封的袋装大米，一公斤重，真空抽了气，提起来板砖一块。剪刀横着剪去一条，嗖一声，空气精灵们尾随而入，米袋立马松懈下来。很快意地双手提拉着在地板上一顿，倒进米桶。如是反复，放进四袋大米，小米桶很快就满了，手撩拨着稻香扑面白花花的大米，竟很有成就感——实在也是满足感。
把这心思说与先生听，他漫不经心道：“最舒服的人生，就是每天有饭吃。”
“每个人有一支好笔是幸福的。”晚上饭后，客厅的长桌上，先生在临徽宗的瘦金字，圣恩埋头功课，三个人各踞一端，只听先生道：“这支笔还真灵，写起来舒服。”（他已换了数支毛笔，都不趁手，于是有了如上之叹。）
此刻我手里也有一支书写流畅的派克钢笔。为不负友人惠赠，每天不管写不写字，我都习惯了掏手机一样把它从包里取出，放在显眼的地方。
终于翻完了砖头一样沉的《宋徽宗》（［美］伊沛霞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8年8月版）。同先生的临其瘦金体，算是无巧不巧。徽宗赵佶在他写字画画时的花押（签名），乍看像是上下笔画散开的“天”字，又像是小孩子漫不经心顽皮乱点的“开”字，当然这是书画造诣相当自信的赵佶独创的“天下一人”花押，被历代书家公推为第一“绝押”。看徽宗年表，十九岁被立为皇帝，四十六岁被女真人掳走北行，五十四岁客死五国城。有整二十七年安享皇帝宝座，却不断在施行生杀予夺的大权里反反复复，朝令夕改。比如对元祐党的贬谪、清洗，将苏轼文集的印版毁掉；焚毁三苏和秦观、黄庭坚等人的书籍印版；又命将元祐党人的黑名单刻印在碑上立于各州；不出一年余，又渐生悔意，撤销了之前禁令，——他绝不会想到北行沦为俘虏的路上，为苦恼于没有书读，竟以自己的衣服向贩书人换来《春秋》；对身边几位重臣蔡京、童贯更是忽儿罢免，忽儿召回，委以宰辅重任。“天下一人”的自信在他独创的“花押”里竟也似一个隐喻，一任“天真”，一提一扫，天下断开，风流云散。
他的那些瘦金体诗帖，在我这个鲁莽者看来，通通披挂着冷兵器时代的铁马金戈。到最后，也都简约成了一个字，瘦胳膊金腿的长枪短矛。真够讽刺的，却原来，他在快轻裘的好日子里写下的那些诗文、碑帖、书札，早就埋伏在了他四十六岁的中年——北行途中溃不成军——到五十四岁客死他乡，他在囚禁日子里虽留下了不少“亡国诗”，但是却几乎不写字了，四十六岁写下“罪己书”后，不得已写下的多是给金人的谢表。有一次金人拿到他的字甚至怀疑不是他本人所写，改换字体的艺术家皇帝到底任性到了最后，以此保全第一绝押的后世声名……（不过也难说，“铁马金戈”究竟是要衣食无忧、元气饱满时才能笔扫天下，而身陷囹圄、饥饱无着的皇帝怕是有心也无力。）
“他认识到，如果一个人写完一首诗就确信这是一首好诗，可能的情形是，这首诗只是一种自我模仿。要表明它不再是自我模仿，最有希望的迹象是一种彻底的无从确定的感觉：‘这首诗特别出色或是特别差劲，我说不清。’当然，这很可能是一首差劲的诗。发现自我，这是十分被动的，因为自我就在那里。它只需要耗费时间和注意力。不过，改变自我意味着朝一个方向变化，向一个目标前进，而不是朝另一个方向向另一个目标前进。目标可能是未知的，但是如果预先不假设目标在何处，运动就不可能进行。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经常对诗歌理论表现出兴趣，甚至构建一种自己的理论。”
奥登在《染匠之手》里的这段话对我是个提醒。这里的“他”是奥登自己吧，他吐露个人写作经验：发现自我是容易的，学习成为自己也不是不可能，花上足够的时间也能达成，但是，当你构建了一个游刃有余的自己后，如何命令自己不要模仿自己，不要成为自己，那才是一个大考验。发现自我—成为自我—重塑自我，这个“自我”在不断的成就和扬弃中饱满着，创新着，断裂着。难的是，我们如何听命于内心的审查。
不过奥登的这段话也让我回想起阅读时的一些体验。就说诗吧，当然我不写诗，一个诗歌门外汉翻读诗人们的诗集常常也困惑：单首诗，挑出来读，都很美，很有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借用奥登的话，都有“令人着迷的节奏、奇异的表达、隐秘而神圣的词语”，但是当这些美的诗合为一本诗集后，就免不了生出审美的疲劳感，这真是对诗人劳作的不敬。而糟糕的是，类似情形更在散文、小说这样的文体里出现，可见并非偶发性概率。检省一下，难道我自己就安全无虞被豁免了吗？
否定和冒犯自己总是艰难的，那也意味着你得有强大的可塑性，以及面对所有不被理解的孤独的勇气。是的，一切艺术和艺术家的努力都是为了创造完美。“然而世界从未完美。”（奥登）
病中听小说音频《约翰·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一意孤行，不留丝毫情面的批评文章惹恼了向来资助他的大公爵。大公爵觉得地位受到了挑战，淫威怒斥。克里斯朵夫发了疯一样不肯妥协。连最后的一点面子都撕破了，很快，命运等着他，一头发疯的狮子人人都想送他一拳，而那些被他中过伤的“敌人”更是乐意看到他死在自编的牢笼里。如果一个人公然和所有人作对，这个人就成了“公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那么谁来标定那个真理？谁又是真理的主宰？
还是看看命运吧。曼古埃尔在读歌德的《亲和力》时，对主人公之一的夏绿蒂对命运的认识既感到迷惑，又为之沉醉。
“命运”，夏绿蒂后来在小说中说，“操纵着某些事情，它是非常固执的。无论是理性、美德、职责还是其他一切神圣的东西，在它的面前都是徒劳的；事情的发展在命运看来似乎是合理的，但在我们看来却不是；命运正是这样在捉弄着人，无论我们怎样选择。”随后她似乎认清了真相，她说的下面这段话听起来像是自责一样：“可是我在说什么呀！事实上，命运努力想要实现的，正是我自己的心愿和意图，而我却那么无知，却还要竭力与之作对。”
克里斯朵夫在遭受命运接二连三的嘲弄时肯定有过更激烈的挣扎吧。像克里斯朵夫那样的人物，是否罗曼·罗兰更愿意看到他的失败？对，罗兰最喜爱的典型——失败的胜利者，“他的目标不是成功，他的目标是信念。”（《约翰·克里斯朵夫》第四卷《反抗》）克里斯朵夫那颗天才的头颅，不安的灵魂，激越的心脏，藐视一切权威的脑袋，总是一往无前地走在多数人的反面，孤独是必然的，身体也受到损害，他的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连紧随其后的读者都感到了不安，替他急，恨不能撕开书，走进故事里，劝他：怎么着，跟命运妥协吧，不要再折腾自己了……
当然，照旧，你不愿看到的一切都发生了。而与此同时，故事是故事，看故事和听故事的局外人反倒受了故事里人物命运的影响，朝着那个暗示神思浩淼，隐身成了故事当中的一个人物。
人愿意读小说，是预测不了自己的命运，却可以走进他人的故事，旁观他人的命运。有时命运面目可亲，更多时候命运是暴君是伪君子是零余者失败者不识时务者……命运裹挟着强大的未知推涌着人物逼向自我的极限，作为旁观者的你，刚好也部分参与了这个过程，你在他人的命运里看到了自己——最高的奖赏莫过于经由阅读，我们在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看《艾略特传》。1920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形容三十二岁的艾略特“嘴巴歪扭紧闭，没有一丝放松和自在；哽塞，压抑，拘谨，却有一股莫名的强韧力量”，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自我折磨、自我检省的男人”。
我发觉，这一形象用在罗兰笔下的音乐家约翰·克里斯朵夫身上也恰如其分。天才的艺术家似乎都是看起来别扭的人，乖张，怪癖，极度的敏感，表情夸张痛苦。内心的风暴太强烈了，投射到脸上就有股“不自在的自大”，命悬一线的紧张感。克里斯朵夫到了法国，生活困顿，缺少朋友，一根粗香肠挂在窗边，每天只割一片，配一块粗面包，一杯自己胡乱调制的咖啡，这就是他的晚餐。他瘦弱不堪，两条伶仃细腿支撑着一颗强大头颅——对音乐、艺术过分的敏感和消耗投入。
所以，他们常常也是智慧和熠熠的，当他们谈论他们所挚爱的文学和艺术时，他们就呈现了天使的一面。照片里的艾略特其实是个美男子，衣着考究，举止优雅，一双手白净修长，骨节匀称，光写诗简直可惜了。照片里的他二十六岁。他的哈佛好友、美国诗人／小说家康拉德·艾肯称他“非常优雅有魅力”，头脑“最为出众”。
“艾略特一生言辞尖刻，爱讽刺，所以招致非议。”（《艾略特传》［英］约翰·沃森）这一条，似乎也是天才艺术家的通行标签。约翰·克里斯朵夫刻薄起巴黎的音乐艺术来简直是暴风骤雨，丝毫不留情面。他也因此失去朋友，陷入更深的困顿。艺术家的捉襟见肘（典型还有凡·高）又是一项罪过。越是才华横溢，越生活无着，连面包都吃不起。当然时代的穷人太多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巴黎和伦敦的街头一样寻常，天才艺术家和穷人们享受着同等的待遇。克里斯朵夫对命运的抗拒，他在信仰面前火一样燃烧的感情，实际也是罗曼·罗兰在现实中的投影，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是罗曼·罗兰自己。
什么是艺术？一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家最该坚守的是什么？在罗兰还是一个年轻大学生、彷徨无助于十字路口的时候，他有幸得到了来自遥远俄罗斯的宝贵回应。那是老托尔斯泰用法语写给他的三十八页纸的长信。这封回信以“我亲爱的兄弟”开头，“‘我收到了您的信，它打动了我的心。我含着热泪读完了它。’然后，他试着给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阐述他对艺术的见解：只有那些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艺术才有价值，只有那些能为信念做出牺牲的人才称得上是艺术家。并不是对艺术的热爱，而是对人类的热爱，构成了一切真正使命的前提；只有充满这种爱的人，才能指望在艺术上做出宝贵的贡献。”（《罗曼·罗兰》，［奥地利］斯·茨威格）
在听完小说长卷《约翰·克里斯朵夫》后再读茨威格这本罗兰传记，脑海中那些怀疑的天真念头，忍不住想要走进故事干预他人命运的幼稚幻想即刻泯灭了——那是怎样一个强大的灵魂！这个灵魂生来就是要和命运抗争的，他们既是敌人又是挚友，而命运又赋予了这个伟大灵魂扣人心弦的生活，“但这恰恰是命运的爱好，偏要以悲剧的形式来塑造伟人们的生活。”（《罗曼·罗兰》）
一本有趣的书，《人之追问——来自史前考古学的思考》（陈胜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月版），以为是专业考古学历史著述，却生动轻松得有趣，一些观点虽一家之言，却叫人会心有所思，比如把司马迁列为考古学的宗师，理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正是考古学的工作。“考古学家把历史学的范畴从时间上、空间上乃至于研究对象上都大大扩充了。”也就是说，考古学家不单“格物”，也“格人”（研究人）。
还有一段对考古学家的描述也有趣：“考古学家也是生产者，除了像农民一样在野外经受风吹日晒，也像工人在生产线上似的围绕数以万计的遗物进行日复一日的整理，也像科学家一样在实验室中运用仪器设备观察，还会像哲学家一样坐在书斋的沙发上就着一杯茶或咖啡玄想。这是一门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问。很简单，也很复杂；很科学，也很文艺。”
这段话，很轻松也很形象地道出了什么是考古学，同时也拉近了寻常人和考古学家的距离。
再有，“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垃圾的学问”——这个说法颇可玩味。所谓垃圾，就是古人类活动的遗迹与遗物。对古人来说，它们就是不能传之后世的无用之物，当然就是垃圾。作者进而又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有关垃圾的历史，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么说来，所谓垃圾就是人的创造，无中生有，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明出现，“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垃圾时代”！——生活垃圾、信息垃圾、知识垃圾；实物垃圾、精神垃圾；古代的垃圾和现在的垃圾……我们是垃圾制造者，也是垃圾消费者。垃圾包围了我们的生活。每天打开邮箱、手机、电脑，铺天盖地各种垃圾广告，有时一不小心鼠标触碰，刷刷刷，网速特别地畅通无阻，想关都关不掉。2019年上海轰轰烈烈一大全民运动当属垃圾分类，小区门墙上随处可见干湿垃圾分类的小知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定点定时投放的宣传横幅：“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垃圾分类我‘仙’行”——这是我所住仙霞路小区的口号标语，真真，我们的大脑皮层都被垃圾裹卷了！
古代的垃圾是垃圾，放在今天却成了宝贝，那么今天的垃圾是垃圾、同样也可变废为宝。这就是新科技的力量，人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当我们终于意识到垃圾的不可降解，也领受了它的不胜其扰——不论是实物的，比特的，还是精神的，唯一的安慰，就像这本书的作者、也是考古学家的陈胜前所言：无妨以考古学的视角看过去，看现实，“人既是适应的，也是创造的”，以穷根问底的精神，审视我们的时代与生活，垃圾之于人类，或许真是一条检视我们自身的真理。
读角野荣子（2018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儿童小说《隧道的森林》。关于写作和阅读，她的这两句话诚实而具感染力：
“说故事的重要之处是，一旦你将故事交给读者，那就是他们的了。”
“随着你不断阅读，你会在大脑中渐渐建立属于你自己的字典，当中那些文字，将成为你人生中的能量。”
顺着这两层意思想下去，我觉得，相当重要的，就是这个讲故事的人交给读者的是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好”的故事，还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好看”易编，“好”难求。偏偏现在大家都在追“好看”，创造故事的、出版故事的、推荐故事的……于是连读和听故事的小朋友也理所当然接受好看的故事就是好的故事。——好的故事当然前提是要有一个好看的故事，但也不尽然；反过来，好看的故事也可能是一个好故事，但好看不等于好。这话说来有点绕，一个简单区分是：“好看”的故事往往有套路，可以复制，编的成分多；“好”的故事一定是真诚的、独特的，能感知和触摸到作者的灵魂、人物的灵魂。
角野荣子的《隧道的森林》是一个“好”故事，因为它有真生命，别的聪明脑袋编造不出来。这是角野荣子“自己的故事”。八十岁时，她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蓝本创造了一个叫伊子的小女孩如何在战争年代经历成长的心灵故事。阴影笼罩的艰难岁月，八十岁的老太太却以轻盈明亮的柔和方式道出，那无法编造的，只能是生活的赐予，是一个好作家长期积累的独到发现和生命体悟。
死，似乎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生，却如此艰难。
无论怎样的死，告别都是决绝的，朝向仪式化的不容置疑。冷静的人哭不出来。心碎的人眼泪不知为谁流。当所有的仪式结束，那个扶柩痛哭的人、那个手捧遗像的人，最艰难的时刻度过了。向死而生是他或她此生的功课。接受死是谓必然，练习生却是山重水复。生活的痛苦（尴尬）在于，我们总是在经历循环往复的人生。适度的遗忘成全了这样一种日复一日，我们又重新走在了生活里。然而这并不解决问题。需要新的生活加以拯救。
从告别大厅出来，我立在台阶的宽廊处，不好意思不跟才见过面的三十三年未见的初中同学不告而别。一团麻衣素裹的人也从大厅里陆续涌出。当头的，就是我们的初中语文老师、班主任陆建华的公子陆一帆，他捧着父亲遗像，眼睛已哭红。年轻妻子紧随相依，也是一袭白衣。他们看见了我，我迎上去：“一帆节哀。”再没话可说。夫妻俩致意，告别。他的母亲、陆老师的妻子早就悲痛欲绝，由至亲搀扶着移步。我看着下午三点半的阳光打在一级级石阶上艰难拥簇着的白衣人身上，蒙太奇般的晃眼。一切都静止了。空洞而死静。置身于空无，有那么一刻，认命般的，我伸手接过了自己的死亡。
有些丢失是必然的。恰恰因为它们的丢失和遗忘，生活才呈现了它本来的面貌。而我们也由此获得了向时间和记忆之海倾诉追索的愿望。
和生者的告别更艰难。一句“再见”，可能是再也不见。三十三年不曾见的同学，以为早就面目全非，却还能召回往昔的影子，即便是当年不怎么说话、交集甚少的男同学，也还能依稀辨认他们少年时的模样。然而却不知该说点什么，几句招呼后便是尴尬的静默。我们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多年的记忆也弥补不了时间的沙漏。
必须从现实里抽身，记忆才获得解放。就此挥手道别，快速离开，各奔东西。我坐上车，向高速公路驶去。叫人感慨的是，我突然意识到在我接过自己的死亡的那一刻把过去给遗忘了。我和往昔的自己挥别，泯然于众人。这是另一重告别。
然而、然而是这样吗？晚上睡下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断回放的尽是这些少年人的模样。时间并不曾抛下一切。我一个个看过去，不用顾念缄默的尴尬。他们又生动地活过来了。甚而我惊异地发现，送别团的这十几位，除了班长高琼，大多不是当年成绩出挑的一个个，他们属于被老师和“好同学”忽视的一类。三三两两，或独来独往，他们在班级里并不出挑，甚至他们自己忽略自己，隐身在光影里。这真叫人感慨！
2019年5月4日，在参加完陆建华老师的告别仪式从老家回来后，我写下如上文字。说是老家，其实松江早成了上海的一个城区，高速公路一小时不到的车程，市区随便堵个车、上下班坐趟地铁都要这个时间，真不算远。可是毕竟初中同学有三十三年未见，和班主任陆老师也一样。本来三十年同学聚会时可以和老师同学晤面，因为有事，竟然没能成行。物理空间是越来越近了，人和人的心理空间却越发地遥远。这是事实，普遍的人际现状，主动扫了微信又如何，仍然只是熟悉的陌生人。
没能赶上生的聚会，却不得不接受站在告别大厅，和老师做最后的道别。2019年4月30日晚九点，我的初中语文老师、班主任陆建华遭遇车祸抢救无效意外过世。这个消息太突然。以至于我和86届同学都还没做好准备。在陆老师教过的一届届学生中，我们肯定不是陆老师最优秀、最特别的一届，可是送别团的同学们却朴素地以为，我们是陆老师的唯一。我们是陆老师最后的孩子。虽然这些孩子早已经长大，早就超过了陆老师当年教我们时的年龄。
但年龄不是问题。陆老师都还健在呢。微信里还有班长高琼发来的截图，陆老师翻找出当年我们这一届毕业班的合影，我们在松江醉白池春游时、军营里联欢时的照片。因为几次搬家，我珍藏的相册再难找到，不好意思叨唠老师，就托了同学沈霞、高琼。照片发来，有几张正是陆老师帮忙翻找的。照片里的他，意气风发，还总有一个调皮搞怪的孩子，是陆老师的小公子一帆。但有校外活动，陆老师总把他放在我们这些大孩子中间，由他笑闹，和男生们打成一片。懵懂的我们，只觉好玩，如今看照片，这般灿烂的一幕，不就是一个大家庭吗？的确，我们就是陆老师的孩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本来我有一个小小心念，我有本写家乡的散文小书《再见，婆婆纳》即将付梓，我托同学找照片就是为的这书。我想给陆老师一份礼物，等书出版，亲自奉上。所有我想要表达而未能说出口的；一个从小惧怕作文上课不敢举手的女孩，怎样因为逢着了一个好老师而有幸爱上写作；这么些年她走得再远，总还记得回来的感念感铭感恩之情，传递给陆老师，向陆老师汇报……如今，是再无可能了。
杂志上读到安东尼·多尔的一句话，箴言般，给我深重一击：“寻找东西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得先失去它。”——确乎是个普遍的真理，不过叫人感慨的是，我们的失去和找寻就跟赌牌一样，总要搭上时间精力，可能的运气，所以然的推算……乃至无可预测的一辈子的人生。
“没有一天不写一点”，凡·高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写道。凡·高是一个绝对自律的人，像个苦行僧，“每天写作、读书、工作与练习，坚持不懈的精神将使我有一场好的收获。”他每天把自己排得很满，几点起床，几点出门画画。到晚上该睡觉休息，还在坚持给弟弟写信。吃得又清苦。“有时候我的头很重，时常发烧，脑子很乱——在好动感情的年纪，要习惯于并且坚持很有规律的学习，到底是很不容易的。”可他又安慰自己，“为了得到进步，我们必须用愉快与勇敢的精神来安排计划。”
看电影《至爱凡·高》，一百位艺术家的手绘画和凡·高原画作品中的人物原型还原成一段艺术人生。影院出来，脑海里晃动着金色麦田，麦田里的枪声，乌鸦排箫般飞起，小酒馆影影绰绰、盘杯狼藉，一文不名的凡·高陷溺在贫寒和肮脏、冷静还有热情里，火焰般灼烧，灵魂痛苦着，备受煎熬……一个天才总是要发疯的，不发疯怎么活下去呢？
想到聂鲁达的诗：
每个白昼
都要落进黑沉沉的夜
像有那么一口井
锁住了光明
必须坐在
黑洞洞的井口
要很有耐心
打捞掉落下去的光明
书架上找书时翻到加拿大作家曼古埃尔的《阅读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简净纯白的封面，书里有一道道的水笔画线、随手记的文字和折页痕迹，——当年的阅读感受还不曾全然忘却，“重温十二部文学经典”，书的副题呼应般激起我重温的愿望。
心里生出一个计划，如果写不了小说，我就做做这样一件事吧——找出我心目中的文学经典，重读、补读，或是重新打量，记下每个阅读日子。不必深究文辞，也做不到思考的缜密，但我所记下的，一定是那一刻大脑思维最活跃的部分，虽则是片段、细节，某个语词、某句话，但它之于我，是一种打开，一次照亮，一场唤醒。那么，这样的阅读和记录也是有意义的。
不带任何预设，仅仅只是感受和学习——学习如何读懂一本书，感同身受一个优秀写作者深致的内心世界，深刻的洞察力，也记下“由一系列的注释、感悟、旅行印象记，以及对朋友、公共事件和私人事件的素描或速写”，而这些内容“又均是由自己当时正在阅读的某本书引发出来的”（曼古埃尔），这件事本身多么令人着迷和令人愉悦！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南海出版公司，2016）才气横溢。生活在他笔下不只是经历，生活就是他活过的所有奇迹，妙笔点染，化腐朽为神奇，神奇就成了生活本身。毋庸置疑的语气，无可比拟的才华，对生活的反讽游戏，放荡不羁，自信和自负……像冒泡的沸腾片，扑噜扑噜往外扑腾。刚进波哥大国立大学法律系报到，二十岁的马尔克斯已在《观察家报》文学增刊《周末》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四十二天后又发表了第二个短篇。文学增刊主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专门撰文对他表示认可。
不错的文学开场。生活窘迫买不起书，想尽办法弄到书，在同学间借来借去，限时归还。出入学校附近的咖啡馆，为了蹭听当时哥伦比亚文坛巨匠们的聊天。他和嗜书如命的同学一致认为，偷听文学对话显然要比从课本上学得多，学得好。
有一晚，室友维加带来三本书，随手借给马尔克斯一本。没想到这本书唤醒了他的写作人生。“那本书是弗朗茨·卡夫卡的《变形记》，假传为博尔赫斯所译，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它的开篇就为我指出了全新的人生道路，如今为世界文学的瑰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些书很神秘，不但另辟蹊径，而且往往与传统背道而驰。事实无须证明，只要落笔，即为真实发生，靠的是无可比拟的才华和毋庸置疑的语气。山鲁佐德又回来了，不是生活在几千年前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丧失所有、无法挽回的世界。”
终于把马尔克斯的回忆录陆续翻完。录下扉页上一句话：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
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
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你得承认，每一天，每一年，每一个当下的时刻，我们焦虑、委屈、郁闷、叹息、挣扎、懈怠……那些所有我们活过的日子，是生活本身，可又不仅仅只是为了生活。
寻找自己的句子，也就是寻找自己的语言、声腔、风格、叙事表情，等等。同样是表达，有的作家写成了这一个，有的总被归拢在一处，写得再多还是面目浑沌。这和数量未必成同比关系。比如鲁迅、汪曾祺、萧红，他们的作品算不上多，写作量也各有分配，但都写成了“这一个”。鲁迅的很多短篇，是可以当长篇小说来读的。S城那一个个面目生动的人物，祥林嫂、魏连殳、阿Q、孔乙己、豆腐西施、少年闰土，就连简笔一轮的小尼姑、吴妈、赵太爷们，也都形神毕现呼之欲出。
读王安忆发在《花城》上的长篇《考工记》也有这个感觉。王安忆的语言越发简净俏拔了，简直是陡峭，明明是白话文，却像是在读文言。类似文白相杂的短句，四字词居多，真就洞若观火。深意和曲致都埋伏在确凿可据的扎实细节里。叙述者的表情有点冷，是收敛的，读者却能感受到汩汩热流。我想这就是力透纸背吧。
常有人问：什么是好散文？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体会。一篇好散文，无关短长，有时是肺腑之言，有时是灵魂的呼告，有时欲语还休，有时小径通幽，有时荡气回肠，有时微语低茫……无论怎样一种打开方式（或曰美学路径），我以为，好的散文都能够照见山河和众生，有生命和生机，有文学的内宇宙和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与建构。
我向来对“微物之美”比较在意，也更愿意对一些微小的物事、意绪、心灵多做停留，以美的心唤醒人的心。如果要强调，那也应该是美的内涵和思想。我确实对思想着迷，也更倾情于思想的穿透力和美的感知力。我脑海里学习和遥望的方向，除了汪曾祺、孙犁、沈从文、鲁迅……还比如布罗茨基、里尔克、塞弗尔特。
一段时间来，我对散文的看法大抵如此。可是在一次和几位朋友聊天时，我这么说却遭到了质疑。其中一位说：那会误人子弟，首要还是修辞立其诚。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是能做到辞达。这让我小小一惊。一直以为，辞达是一个写作者的常识，不该也不必把修辞作为写好文章的关键。什么是修辞？就是表达。我们说修辞立其诚，首要还得学会准确修辞。即准确表达。准确是分寸，也是你的语感和审美。
我很欣赏孙犁的一句话：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我想这本然和恰好也是修辞的态度。
我心目中的好散文，可以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比如汪曾祺的散文，语言特别简练朴白，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能读懂。可是你如果尝试去掉一个字，不成；尝试替换一个字，也不成。那都不是汪曾祺。他的语言辨识度相当高。汪曾祺散文的语言是内容也是形式，是结构还是韵味。记得他说过，好的语言，字和字之间痛痒相关，互相提携。
还有一种，“以多多许指向少少许”，比如布罗茨基的散文。“一个糟糕的诗人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散文体家。”这是他的话。虽说对专事散文创作的人很受伤，但也道出了好散文的真谛。用他的书名作喻，就是“小于一”。丰沛和丰富以深邃的方式呈现，其实这一类散文和好的诗歌一样，也是献给无数的少数人的。
有段时间，游记体散文出现一种倾向：走马观花抒写主观心情，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游记体散文不好写。阿来在一篇行游散文里提到一个说法，比如说“我看梨花”，是“我看”梨花还是我看“梨花”，引号落在哪里很不同，前一个强调的是姿态，后一种才是真正呈现书写的对象，见的是物。阿来的意思，只见姿态，不见对象的呈现，写与没写，没啥两样，所以他写《大金川上看梨花》，既考虑结合当地山川与独特人文，同时也注意学习植物学上那细微准确的观察。
这就说到修辞的分寸——准确是分寸。同时我也在思考：“有我”和“无我”究竟该持怎样的平衡？拿游记体散文来说，有时我们书写的对象是广为人知、家喻户晓的，这就产生了难度。恐怕准确之外，态度角度更关键。这时的重心是落在“我看”上的——要在熟常和习见里见出新的体察与认知。所以阿来也说：“旅游、观赏，是一个逐渐抵达、逼近和深入的过程。这既是在内省中升华，也是地理上的逐渐接近。”
专事散文，长期写，思维容易狭窄，为写而写，就会重复，落入常规化和技术活的窠臼。好比“多多许”的“多”，只是拖沓和臃肿；“少少许”的“少”也只剩下单薄、单一和贫乏，缺少发现和命名的能力。所以贾平凹说：“你怎样对待自己，就怎样写散文。”散文还是要有自己的，把自己交付出去，才有成长的可能性。当然这个自己“只有越写越不像自己才是成长”，散文写得很特别的周晓枫总是一语惊人。也是啊，我们都得警惕常写常不新，警惕被固化，警惕舒适区、安全感——要有冒犯的勇气，冒犯自己的惯常庸俗庸碌定见成见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种种止步生长和成长的可能。
读李修文的《山河袈裟》（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语感和文体意识特别强烈。带着陌生化的冒犯，冒犯庸碌庸俗的自己。他写他行走山河的种种，自己的命运，他人的命运，文字里生长着关切、深挚的同情心和发自内心的悲悯。所谓袈裟，是自救，或也希图以文字度人？库切说：“设身处地为别人的生命着想，这是文学的高贵。”
人总有困顿。何况深陷泥淖的他们。他们是谁？李修文在自序里说：“他们是门卫和小贩，是修伞的和补锅的，是快递员和清洁工，是房产经纪和销售代表。在许多时候，他们也是失败，是穷愁病苦，我曾经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
他们都有故事，恰巧这位文字的游方僧路见了，旷野里一起走过，同行过一段困顿的日子。在《鞑靼荒漠》里是一个叫莲生的十五岁安徽男孩。“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这个男孩从作者借给他的一本书里看到了自己。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从芜湖的小村里跑出来，投奔做厨师的舅舅，舅舅也只够糊口，将他送到一座荒岛上。这座被群山和大水阻隔的荒岛有个好听的名字：孔雀岛。
男孩决定改变。他求告过路船家，要来蔬菜的种子。他开辟出一块空地，那是他的菜园，也是他的小小乌托邦。一个雨夜，为了菜地里的新芽不被摧毁，他竟然把自己的被褥高悬于树木之上，“而他自己，和新芽们坐在一起，放声歌唱。”这是困顿里的现实，却让人发狂。
在《每次醒来，你都不在》里，是军人家庭出身的老路。初中毕业后参军，参加战争，战场归来，当过工人，结婚，生子，下岗，离婚，身无分文又回到父母屋檐下，靠打零工过活。有一阵当油漆工，爱在工地围墙上涂涂画画。有一天作者看到这八个字：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以为是对某个女人的表白。一次小酒馆里提及，这个一直沉默的男人突然嚎啕大哭，说那八个字是写给儿子的。儿子被前妻带到成都，出了车祸死了。
人在自己不能控制的命运面前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与命运相处？以前我会在文字里援引泰戈尔的诗：“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读李修文写下的这些人和命运，一时茫然无语。在命运里的人啊，要抬起多少次头，才能望见蓝天？要睁开多少双眼，才能洞悉这全部的白昼和黑夜？好吧，如果痛哭是天理，哀戚是命运，为什么不可以歌唱和微笑？
李修文的山河故事，似乎都要发生在一场雨夜里，有时是雷暴雨，有时滂沱大雨并闪电，有时冻雨，有时暴风急雨……奔涌，激烈，闪电和雨水，狂野和奇异，在夜幕里铺天盖地。命运般的他或他们，就在这雨水里怨艾和狂奔。童年的一幕幕被蒙骗被斥责，继而被当作笑柄重现。雨水如果能够清洗一个人的创伤，那么就不断地奔跑吧！马尔克斯说：“如果每个人从出生到去世都可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幸福的秘诀。”世界何其大，就算命如蝼蚁，终归有你的一方花草河山。
读孙郁在《人民日报》谈“我的文学观”一文，有启发。这个栏目亦开得好。文心，亦是今日文学教育、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需要珍重的初心。“只有不忘初心，方能继续前行。”文心亦是人心。
孙郁在谈及文学教育时说到“文章之道”：“我们现在的教育不太讲文章学，其实好的学者与好的作家都应该通文章之道的。”他提及孙犁、汪曾祺、阿城等，这些作家既懂词章的深灵远意，又不乏文体意识和诗文表述的潜质。又言及司马迁、杜甫、苏轼、曹雪芹、林则徐……乃至鲁迅、钱锺书、穆旦等，忧世传统、探索和新见、大爱精神和批判意识，“文学教育说到底是对于想象力与智性的培养，它不是框子里的说教，而是对于陌生的存在的发现和探究，是对于自我感知阈限的跨越。庄子的逍遥之游与杜甫的沉郁悲慨之气，以及‘五四’新文人的启蒙、救亡之音都可谓我们灵魂的前导。”
深以为然。我们读书确是为了“内面的世界与外面的世界的互感，诗外功夫与诗内功夫的融合”（孙郁），换作更通行的说法，就是使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陆梅，作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像蝴蝶一样自由》《天堂来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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