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恶意“买短乘长”逃票，为何一个被行拘，一个被判刑？这些专家这样说
“买短乘长”是指乘客买了短途火车票，在越站乘车时可以通过补票的方式继续搭乘列车。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灵活的制度安排也有利于实现旅客和铁路部门的“双赢”。
但是在生活中，趁机钻空子的行为屡见不鲜，这不仅暴露出客运中的不诚信行为，并且具有法律隐患。
2019年8月，上海铁路公安处查获一起逃票案件：男子杨某自2018年7月起，多次乘高铁在无锡和上海间往返，期间以“买短乘长”方式恶意逃票480余次，最终因涉嫌恶意诈骗铁路票款被上海铁路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并被纳入铁路失信人员名单，限制购买车票180天。
问题来了
恶意“买短乘长”的行为
是民事违约、行政违规
还是刑事犯罪？
如果构成犯罪，
恶意“买短乘长”
是盗窃还是诈骗？
应该从哪些方面
完善“买短乘长”的漏洞？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何萍、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厉永佳、上海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站售票车间党总支书记白婷婷、黄浦区检察院检察官张璐、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律师洪梓桉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三十八条规定：“旅客在车票到站前要求越过到站继续乘车时，在有运输能力下列车应予以办理。核收越站区间的票价和手续费。”
上海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站售票车间党总支书记白婷婷介绍，“买短乘长”应当具备两个前提：第一，铁路有运输能力。第二，旅客主动提出补票要求。现实生活中，钻空子恶意“买短乘长”的情况却不少。
白婷婷介绍，恶意“买短乘长”是指乘客不主动补票，并且在越站乘车期间用各种方式躲避查票，主要的方式有买“一头票”与“两头票”。
“一头票”即买进站的短途车票，出站时以贴靠等方法溜出站；而“两头票”是指买两端的短途票，这时其进出站都是有票的，逃掉的是中间一段。
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厉永佳认为，采用“买短乘长”这种方式，铁路方面很难查获。
其社会危害性也很大，一是铁路票款损失；二是影响列车的正常运行秩序与运行安全；三是破坏了诚实信用原则；四是可能给铁路部门处置突发事故带来困难。
行为性质几何，
界限又在哪？
2019年7月，青岛铁路警方打掉一个诈骗铁路票款的“团伙”，6人半年内竟“买短乘长”559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青岛铁路警方依法对6人分别给予行政拘留的处罚。
2018年至2019年间，刘某以“买短乘长”的方式逃票，金额过万元。大连铁检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刘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两个案例中，一个被处以行政拘留，另一个却被判处刑罚。恶意“买短乘长”的行为性质到底是民事违约、行政违规还是刑事犯罪，它们的界限在哪里？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何萍介绍，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犯罪具有两次违法性，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行为往往还触犯了其他的前置性法律，比如民法、合同法等。
而进入刑法领域的条件，可能是数额的要求，例如数额较大；也可能是对法益侵害程度的要求。她认为，恶意“买短乘长”行为首先是属于运输合同中的违约行为，在逃票金额达到一定数量的情况下，可能触犯行政法律甚至刑事法律，构成行政违法或者刑事犯罪。
厉永佳认为，长期频繁恶意“买短乘长”的行为，其主观已经脱离“占小便宜”的心理，主观恶性较大，可以用刑法规制。
在处理上，如果其能具结悔过，全额退赔票款，可以依据相关规定，评判是否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情况，考虑对其作相对不起诉决定。
黄浦区检察院检察官张璐认为，恶意“买短乘长”具有行政违法与民事违约的双重属性，一般情况下，这一问题可以在行政处罚与民事赔偿的框架下得到规范和调整。
基于刑法的谦抑性考量，对于偶发的，情节较轻的逃票行为，不宜启动刑事评价。而对于多次实施、累计金额数额较大的情况，就需运用刑法加以评价。
构成犯罪的“买短乘长”：
是诈骗还是盗窃？
何萍认为，恶意“买短乘长”满足诈骗罪的行为构造。
第一，行为人实施了隐瞒真相的行为即隐瞒了“买短乘长”的事实。
第二，铁路运输部门陷于错误的认识，以为双方按照运输合同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三，铁路运输部门陷于错误认识而处分了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即运输服务。行为人未交付逃票区间的车票对价，获取的是铁路运输服务，属于财产性利益。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律师洪梓桉介绍，根据《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中，典型的行为包括：“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办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从构成要件上来看，行为人以非法占有铁路运输企业财物为目的，采用支付部分票款诱骗铁路运输企业履行超出对应价值的运输义务，骗取应收票款若达数额较大程度，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而厉永佳并不认为“买短乘长”构成合同诈骗罪，逃票人是虚构了自己乘坐短距离列车的事实，少付了实际搭乘距离和购票距离之间的运输差价，其行为符合《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的规定，应按照诈骗罪定罪处罚。
“买短乘长”的初衷是便民，面对屡屡出现的恶意“买短乘长”现象，如何完善漏洞？
如何构建铁路系统治理失信行为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使之不能失信、不敢失信、不愿失信？
张璐从“管”、“控”、“罚”三个角度提出建议。
在“管”的方面，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引入智慧乘务，大数据统计每节车厢的实际乘坐人数和实际售票数，将对比结果反馈至乘务员的终端设备，发现不一致即刻清点。
在“控”的方面，将恶意“买短乘长”行为纳入铁路征信系统，限制乃至禁止此类人员享受铁路运输服务，同时将铁路征信系统与其他征信系统进行信息互联，提高违法成本。
在“罚”的方面，将民事、行政处理与刑事追究结合起来，形成多元化法律治理机制。将偶尔逃票等情节较轻的行为限制在民事行政违法范畴，将数额较大等情节恶劣的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
除了通过技术手段和惩处，厉永佳还认为，铁路运输企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应当共同加大宣传力度，告知恶意“买短乘长”行为后果，减少此类行为的发生。
整理 | 见习记者 谢钱钱
综合自上海检察、新华社、上海铁路公安处、大连铁路运输法院
编辑 | 刘家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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