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容易被我们遗忘的人 | 年度视觉大赛精选

影戏假如能用来描述民间的痛苦

至少可以用来促进社会的自省

让社会自己想一想

该如何改进自己

—— 孙瑜

编辑 | 徐婉

上周，我们以“灰黑色的记忆”及“跃进后的遗忘”为主题，推送了四组参加“眼光：年度视觉大赛”的优秀摄影作品。今天，我们再精选出三支优质的视频作品。不约而同的是，它们中的每一支，都关注到了一个容易被我们遗忘的人群。

洞庭芦苇工

每年秋末初冬，来自湘西、贵州和云南等地的上万名农民工因迫于生计，会季节性地前往洞庭湖区收割芦苇。

他们在芦苇荡里搭棚立灶，生活极端艰辛。除了思乡，劳作中的意外刀伤和疾病，以及时常遭到拖欠的工薪，也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

摄影师李继平长期关注、拍摄洞庭芦苇工，他将六年来累积的视频、照片素材，结合动画制作成一支9分钟的多媒体短片《聆听腊尔山》。对湘西凤凰县腊尔山镇大教村龙姓一家人的采访，让我们在千里之外听到了这一候鸟群体的心声。

芦苇原材料主要用来造纸。目前，因洞庭湖环境治理，沿线的造纸污染企业将被全部关停，而洞庭芦苇工或也终将成为历史中的影像记忆。

龙文雪是龙家的小女儿，14岁，正在念初一。在她的记忆里，爸妈一年到头总是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能见上。提起砍芦苇这件事，她说什么也不愿意让爸妈再去了，因为太累了也危险，只希望父母能找一个简单轻松的活儿做。

47岁的龙送明是家中的支柱，他从93年起砍芦苇，看着砍一捆的价格从3毛钱涨到1块4。他哪里忍心把孩子们丢下，和妻子一起出去，只不过是为了多赚一点儿女们的读书钱。

不砍芦苇的时候，夫妻俩也会在家中种地，但土地贫瘠收成不好，也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他们也曾跑到温州试过，但年纪大了进不了厂只能是继续卖苦力砍柴，并不如砍芦苇挣得多。

15岁的龙文婷似乎比妹妹懂得了更多，她抱怨曾有人给家里提过其他赚钱的法子，但父母却保守不敢尝试。说着说着，眼里就含了泪。镜头扫过墙上她得过的几张奖状，看得出那是不甘心的泪。

一旁的母亲尴尬地笑了笑，试图掩饰孩子的小心思，“那现在还小嘛，等她们长大了就知道了。”而后随即与女儿说，“别哭了，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是农村嘛。”

贫民窟女孩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被称为“亚洲纽约”，有着街道整洁、高楼林立的富人区马卡蒂。但不过几公里之外，城市就被破烂拥挤、垃圾成山的贫民窟所替代。

据世卫组织报告，马尼拉的1600万人口中，约35%住在贫民窟中。那里是世界人口密度和无家可归人群比率最高的城市，贫富差距大到超乎想象。

青年导演CHAO在2018年初探访了当地最主要的几处贫民窟，近距离记录下“一个月仅能赚取200元人民币的黑暗人生”，并将视频取名为《无底洞》。讽刺的是，这些“垃圾城”都有着极为美丽的名字，比如“Happyland（快乐之土）”，比如“Aroma（香气）”。

蜗居在贫民窟里的人，大多来自外省和边远地区，怀揣着美好的憧憬来到马尼拉。却没想到，这座大城市非但未能实现他们的梦想，还让他们陷入了更深的泥潭。

珍妮来自马尼拉公益组织Smokey Tour，也是CHAO此次行程的向导。即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做这份工作前她也根本不知道，在城市的另一端还有这样一群人，在这般活着。

据珍妮介绍，由于天主教不建议当地政府推行计划生育，贫民窟家庭一般育有6-8个孩子，这也成为他们“无底洞”生活的诱因之一。“这里的人不会去想未来，他们每天只求能生存下去。”

拍摄途中，一个14岁的小女孩带着CHAO走进了她的家。家中有多达19口人，绝大部分是孩子，但是他们却没有了父母，仅靠奶奶每周三天剥大蒜维生。每剥一天大蒜的收入是50比索（约合6-7元人民币），根本不够用。

为了让一家人都能吃上饭，女孩也会帮着奶奶一起做，但即便如此，他们当天的午餐也只有米饭、炸香蕉和西瓜。“（生活）可以啦，我很开心，” 女孩笑盈盈地说。在贫民窟里，她家的条件算是“优渥”的。

不同于想象中的无所事事，贫民窟居民们为了生存大多有着自己的工作：拾荒、回收垃圾、洗衣服、制作木炭等，每天的收入大约在6-15元人民币。情况好一点的人开了自己的小店，做了三轮车司机和吉普尼司机，但收入同样很低。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地，从垃圾堆里翻找出餐厅顾客吃剩的食物，再把食物二次加工卖给贫民窟居民，已经成为了一种产业。这类食品有个专用名称，叫做“Pag Pag（扒扒）”。

返回路上，CHAO还在马路边遇到了一群住在木箱之中长达15年的人。镜头中的一位孕妇已经有了五个儿女，为了让所有的孩子上得起学，她和丈夫只能放弃买房的想法。

“疯狂”面包师

中国有各类精神病患者1亿人。影视作品中，他们往往被刻画成行为古怪、举止癫狂的人；现实生活中，他们遭受着世俗的偏见和歧视，即便成功康复也很难回归家庭、融入社会。

Aha视频走进北京市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那里住着200多名处在康复阶段的病人。他们有的是因为想不开而疯的，疯了之后却学会了想开。

2004年，在外国志愿者的帮助下，“疯狂面包房”项目在托管所启动，为的是让病人们有更多机会与社会接触。

经过14年的运转，面包房似乎给这所平日里大门紧闭的托管所，带去了一些改变。

入院9年的小雨，年轻时是个十分好看的姑娘。她喜欢文学和艺术，如今还把周国平和舒婷放在床头。

她初次发病是在2003年，经过治疗后她高兴自己能上班了，结果却发现再也回不去了。她觉着每个同事都在电脑后面偷看自己，觉着别人动一下嘴巴就是在说坏话，她受不了异样的眼光。

刚开始做麻花面包的时候，小雨总是做不出漂亮的样子。师傅说，要先拿毛巾练手。她回到宿舍，把毛巾湿一下弄成两条辫子来卷。一个晚上没卷好就用十个晚上练，她相信挺一挺，自己总能做标准了。

托管所里，高学历的人不少，靖哥就是其中一位。他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进了一所大学当老师。

刚工作时赶上“下海潮”，靖哥也学着别人搞创业，但是失败之后，再也摆不正自己的心态。紧接着恋人又和他分手，而母亲的去世，最终是把他彻底地压倒了。心情不好，他就在家摔东西。

家人也曾尝试带他去治疗，去看心理诊所，但都没有结果。无奈之下他被送进了托管所，一待就是15年。

靖哥英语好，是卖面包的核心人物。有一次出摊，买了面包的外国人兴冲冲地跑来和志愿者们说，“你不是说他们是精神病人吗？还有人会说英语呢。”

“疯狂面包房”项目由瑞士人伊万和德国人娜塔莎共同发起。刚开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精神病人们觉得这俩人“病”得比自己还厉害。

有人说，自己是来康健的，不是来干活的；有人说，不会做面包，也不想做。但伊万和娜塔莎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都害怕自己的面包被人拒绝。

误解也经常会发生。一次活动上，有个公司老板把面包全部买下后发给公司员工，但活动结束了，老板走了，员工把面包扔在桌上也走了。

好在部分最早出于同情心购买面包的人，早就因为面包品质好成了老顾客。如今，“疯狂面包”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里还有了一定名气。

伊万说，“他们教会了我，就算你处在一个万分艰难的环境中，也能熬过去。”

“眼光：湃客年度视觉大赛” 还在持续征稿中

期待更多优秀的影像

投稿时间

2019年1月11日～2019年2月10日

参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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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入驻的湃客号，可在湃客后台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标签栏中注明“视觉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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