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挑蚝工：出门呢，其实哪个都不容易

你写下的，是别人不知道的悲欢喜忧

文 | 萧相风

本文系“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大赛参赛作品

投稿原标题：《半岛蚝事》

大赛由澎湃新闻主办，复旦大学、今日头条联合主办

投稿延期至4月21日24时

没想到深圳还有养蚝这个古老的产业。

丁酉年正月十四，我无意间在蛇口渔人码头见到106名挑蚝工。昨晚气温骤降，海风有些冷冽。从浮码头到码头，从码头到货车，搭了往返两排跳板。这些挑蚝工挑着水淋淋的满带污泥的蚝，踏着跳板吃力地爬上货车。他们全身带泥，裤脚、膝盖、衣袖、下摆全是。湿泥叠着干泥，颜色深浅不一：灰白，夜蓝，墨绿，深墨，仿佛一群画家翻瓶倒墨尽情挥洒。

这蚝刚出海，坑洼丑陋的外壳裹满了淤泥。它们用尼龙绳串在一起，每串四个或六个。凡过处，污水流淌。挑蚝的工具简单，一副扁担，两端用麻绳各拴一对钢筋折成的长铁钩。铁钩挂上尼龙绳，起肩就能挑走。每挑共四串，每串工钱一元。一趟下来就是四元。

他们双手戴着纱线手套抓紧铁钩，跟着队伍缓缓前行。滴着水的绳子拖在跳板上划出道道渍印。蚝壳有时被拖在地上擦出脆响。跳板上经常发生“塞车”——八九人拥堵在跳板上等待前方卸货从另一排跳板返回。一个瘦汉佝着腰放下一半担子，让肩上的压力落在跳板上。他别过脸偷偷喘息。

车上还有两个码货的装车工，把卸下的蚝一串串码好。货车旁站着一个中年汉子，平头，右手夹支香烟，肚腩上系一只腰包，注视着队伍往返，派头像监工。实际上他是个翻译。

我举起手机拍照录像。一位黑胖的平头老汉卸了蚝返回时盯住我，伸过来大脑袋喘道：拍我没有？这人是老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生气了。很多人是反感拍照的。老周一张大脸盘瞪着两只铜铃眼，下挂大眼袋，似乎生气了。我蹭蹭蹬蹬地说：好像没有。他说：麻烦你等下拍拍我。我一听就乐了，爽快地说：好！

老周来渔人码头有三年了。为了多挣点工钱，老周过年没回老家。蚝苗经过夏季生长，入冬长肥，从冬至到清明是收获季节，春节前后尤为繁忙。清明之后他们将离开码头各奔东西。蚝的生长周期决定了他们的去留。

蚝是南方叫法，北方叫海蛎子，书名为牡蛎。深圳原是边陲渔村，远离内地文明中心，素为偏隅蛮地。这里靠海吃海，出现了独特的蚝文化。至今仍有不少村子和马路保留了蚝的名字：蚝一村，蚝二村，蚝业路。深圳快速发展后，土人蚝民成了土豪，不再从事养蚝祖业。外地人接了这份产业。他们多半来自湛江、台山、阳江或者新会。还有香港人投资加入此列。

而挑蚝人来自内地，他们南来北往来到码头讨生活。历史是个翘翘板，内地和深圳调了位。过去人们是讨厌流动的，把以船为居四处漂泊的人叫“疍民”，官方不作户口登记，视之为贱籍或黑户。今天这些挑蚝工常年四处漂泊，很少固定在一个地方，成了新的疍民。

我站在跳板旁举起手机，等待老周入镜。老周挑起下一担，踏上了跳板。他仰起头对我微笑，右手做了个OK的动作。他说：谢谢啊。

再挑一担上来时，他见我还举着手机，指着紧随其后的老汉说：你拍拍他，他很不容易，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了，你看他那身衣服。

我往后瞧那位老汉。他憋红了脸，头戴一顶镶五角红星的绿军帽，身穿军绿色迷彩夹克。我心里一震，老红军啊！但是看他年纪不到六十岁，我又起了疑心。老周的样子不像是开玩笑。“老红军”在后面也没吭声。他身形矮胖，前腿弓，后腿绷，步子有些蹒跚。

“老红军”挑蚝中（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我在旁边不断拍照，翻译并没制止。他也曾是个挑蚝工，有一脸被烈日烤就的古铜色。翻译是广西人，会广东白话。因为养蚝和收蚝的老板都是广东人，河南工头不会白话，中间需要一个翻译。他就充当了这个角色。现在他不用挑蚝了，就靠白话吃饭，从中抽一份子。这钱挣得太轻巧，大家对他有些不以为然。

翻译嗓门粗大，身材肥硕，腆着肥腹，眼睛和下巴有几分像洪金宝。我的同事阿温每次见了他，就会嘟哝一句：“洪金宝来了。”挑蚝工则叫他“熊猫”。当我蹲在跳板旁边，熊猫好心喝道：“嗨，小伙子别靠得太近了，倒下来危险！”他的普通话比一般广东人要标准多了，不愧为翻译出身。

“队长干了十多年，”一个满脸粉刺的小伙子告诉我，队长是河南驻马店人。他们把工头叫做队长。半个钟后，蚝船被挑空了。三四个女人——队长、翻译等人的家属——在船上和路边拾掇跌落的蚝。我想起了米勒的油画《拾穗者》。蚝就是大海里的稻穗，跟种稻一样，春天育苗，初夏插种，待到一串串饱满肥大后，秋冬收割。

下午五时，挑蚝工休工了。工钱当天结算，队长和小组代表凑在一块给大家算账。老周傍着铁栅栏和我聊天。他住得远，凌晨4点半起床，5点半赶到码头，眼下旺季，下午5点休工。工钱一天一结，做一天有一天，无所谓节假日。挑蚝工多半是些上了年纪的人，只有他们能受这份苦。老周说，“年轻人受不了这个累。”

这些人年轻时走过南闯过北，如今年纪大了，别无所长，仅剩最后一点气力可沽。买主们主要是深莞两地的老板。挑蚝算是件肥差，工钱不错，中间不费什么周折。他们也没有什么正式组织，队长一吆喝就来了。队长承包了这个码头，把大家分成两批，分据码头两边，每批又分两组人马，两组轮流干活。忙起来的时候，两组人马要同时上工。大家来自全国各地。近有广西、江西，远有甘肃、内蒙。其中河南人占了大半。老板把工钱算给队长，队长再把工钱分给大家。各地出一个代表，与队长一起合计，根据出工人数算出每个人工钱。一个小组二十人，装一辆小货车四百元，旺季一天可装三四十车，每人一天可挣到七八百块。“最晚一次干到了晚上十点。”但是淡季下来，只能挣个百八十。

老周是山东临沂人，出来打工多年，已经跟种田毫无瓜葛了。“我家里只有四亩，有二十年没种田了，把田包给别人种了。小麦才八毛钱一斤，价格太贱，谁愿意种田？国家还给每亩补贴了一百块。那一百块我们没有要，也给了别人。我干这个活有两三年了，都是老乡介绍来的。儿子成家了，有工作。我没什么负担。自己攒钱自己花。下大力才能挣大钱。”

“那位老乡真的是老红军？”我问。

“开玩笑的。他是重庆人，也是个打工的。”老周咧嘴一笑。

事实上“老红军”是云南人。虽然大家同在一组，但是谁也没兴趣探究彼此底细，老周不知老红军来自哪里，老红军也不知老周叫什么名字。老周是个豪放的人，大嗓门，爱笑，并不油头。挑蚝是个脏累的活，老红军穿迷彩装是为了耐脏经磨。所有的挑蚝工都是如此。他们准备了五花八门的旧衣服，有工衣、便服和军装，充满了后现代风格。码头乍看起来，就是一个走秀T台。工衣上印着这样的字样：中铁港航局、SINOPEC、西丽电脑数码广场。有一位粗汉子，他的白色POLO衫背后印着四个行书大字：“阿弥陀佛”。这里是深圳最时尚的T台。

同组的杜国展50岁，河南南阳人，宽脸，穿着蓝色旧式中山装。春节前老杜回了一趟老家，过了年，正月初五又回到了渔人码头。他说，在家里不行，不挣钱。他的老家属于平原地带，家里有五十多亩地，主要种小麦和花生，如今收割小麦摆脱了人力，有了收割机作业。他还养了一群鸡和七十多头波尔山羊。母羊刚刚产了羊羔。现在又流行大面积种植蔬菜，地里打了水井，埋了喷水管，自动浇灌，出产蔬菜运往广东和香港。

尽管如此，老家的收入依然不高。这些年庄稼不值钱。他说，去年八九毛一斤的小麦都卖不出去。玉米也便宜，东北玉米一斤才六毛多，河南玉米一斤也只有八毛多。农忙时在家，农闲时杜国展跟着二三十个老乡来到码头挑蚝。他的儿女学了门技术，在厦门打工。三十一岁的儿子有一个小孩，老伴一人就在家带着孙子。家里农活还指靠着他。“没办法，老婆一个人带着小孩，过年必须要回去。家里离不开我。”

初夏回到老家，秋收之后再返回码头。杜国展像钟摆一样，在老家和码头之间摆动。

队长和八九个代表在远处叽叽哇哇算账。老杜说，“都有几个老乡代表在那里算，人多了也不顶事，反而添乱。”捡蚝的那几个女人都是头目的家属，也在工钱里分了一份。她们主要干一些轻活，在太忙的时候，也要挑蚝，每担少挑一些。“正常一担，有一百五十多斤，重的有一百七十多斤。去年来了一个拍照的人，让大家挑着蚝排成一列，拍了几张照片。”

最后一辆货车——来自东莞石碣的五十铃载着蚝离开了码头。这些车辆开往珠三角各个酒店和农批市场。众人动手拆跳板，不断吆喝着“一二三”，把沉重的跳板拖上岸。

每天有一批人，比一般挑蚝工来得更早。当天色全黑，瑟瑟寒风吹着港湾里的大型渔政船，抄蚝的工人更早地来到码头——他们是挑蚝队伍中的精英。如今养蚝采用筏吊式，把生蚝用尼龙绳系在蚝排上悬吊在海里。

所谓抄蚝，就是拿刀子割断尼龙绳，把一串串蚝从海水里收上渔船。抄蚝工在养蚝老板的带领下，跳上了机动舢板。大船七八人，小船四五人。每人每趟有五十块工钱。此时海上作业，危险四伏。因而队长只抽选了青壮劳力出海抄蚝，事先给他们办理了出海证。人手紧缺时，老杜也出过海。

舢板驶过深圳湾时，海天混沌未开，海面上还是漆黑一片，整座鹏城远远望去就像浸浮在海中，海湾里荡着一片稀落的灯光，仿佛一群萤火虫落在天际。他们抵达养蚝区，拎把刀子小心翼翼跳上蚝排，蹲下来一手握住尼龙绳，一手用刀割断，把一串串蚝甩出海面，然后堆上舢板。最后舢板载着一堆堆污泥般的生蚝回到码头。

抄蚝归来的人，同时加入挑蚝的队伍。从5点半开始，忙到中午11点半，所有的挑蚝工歇下来准备午餐。有的人自己带饭，有的人在旁边小店吃个快餐，也有的用手机叫美团外卖。有时小贩直接把快餐车拉到了码头。饭后，有的就地躺上一块纸皮或一张破席休息。有的靠在附近的树根上打盹。队长和翻译趴在一把旧遮阳伞下鼾声大作。下午1点继续开工，忙到5点半。有时三四点就收了工。碰上淡季，中午12点收工。

下午四点，活儿少了。挑蚝工三五成堆挤在烂席上斗起了地主，每个人跟前堆着红红绿绿的票子。当然也有一半的人不爱打牌，坐下来休息，太累了就倒地枕着蛇皮袋曲身抱膝睡觉。再次见到老周，他坐在堆放于铁栅栏下的跳板上。我打算坐下来跟他聊聊。

“你好！”老周满脸堆笑，赶紧拦住我，“这个不能坐的，脏。”

“没事，反正要洗的。”我坐下来和他一起面朝大海。

老周估算今天的收入——大概是三百多块。码头上挑蚝的人数逐年增加，由原来的七八十人增加到一百零六人，活儿总量没变，人均摊下来收入比过去下降了。两年前能干到下午六七点，现在五点钟就收工。老周等待着结账分钱。

与大多数挑蚝工不同，老周长住深圳。他住在较远的南园村，一房一厅，每月房租1050元。他和老伴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年。老伴在深圳湾木棉花酒店里做了两年北方水饺，包吃包住，每个月有三千五，有时能达到四千。酒店还给外住的员工补贴500元租房费。在老周的眼里，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

今年老周刚过51岁，子女已成家立业，都在青岛打工。2005年以前，老周一直在山东临沂老家。他很早就脱离了农业生活。老家的地托给别人来种，老周也不要租金，国家的扶农奖励也全部转给别人。他说：“这二三十年，地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了。别叫地荒了就行。”

1999年老周拿到了A1牌照，2000年开始拉客。他开一趟从临沂到淄博的大巴，老婆卖票。车到淄博，他们住一宿旅馆，第二天返回临沂。如此往返，干了五六年。2000年之后，北方农村向一二线城市流动的人口趋向了高峰。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南方沿海发达城市，老周的大巴生意每况愈下。

2005年两口子卖掉大巴，来到了深圳。他们进了利丰雅高，就在东滨路和南光路交汇处。这是家业内出名的日资印刷厂，主要印制画报，做过《瑞丽》《男人装》《汽车杂志》等知名杂志。每天上十一个钟，第一个月两人一共拿到了9000多块。对于当时月薪一千元左右的普工来说，无异于一笔高薪。他们打算长期扎根做下去。但是两年间，深圳房价狂飙，这块老工业区全面转型，工厂纷纷转移，利丰雅高也要搬迁到东莞，那块地也被政府征收了。

两口子坚持留在深圳。老周转辗干过各种工作，上一家公司叫博宝源，是个环卫公司。他的工作是在深圳湾体育馆里打扫卫生。尽管做清洁工，他也坚持一个原则：绝不打扫卫生间。——这关乎到男人的尊严。“我不想给人刷马桶，”他认真地说，“情愿苦一点累一点。”他跟来自山东枣庄的带班说，只要不打扫洗手间，啥累活都可以。

一个月休四天，底薪2100元。这个工作有一个好处：工人可以一天连着上两个班。每个班七个半小时。为了多挣钱，他一人连轴转，干了两个人的活，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这样工资也从2100涨到了4200。如果再把那四个休息日也加满——虽然每小时只有9元，达不到法定加班报酬——这个收入已足以令他满意了。老周每月坚持一天也不休息，每天坚持干十五个钟。当然上班时间，也并非全程干活，中间包括了吃饭和午休时间。上班就是拿着皮管子洗路，提上笤帚在体育馆里扫个烟头或垃圾屑。对于身强体壮的老周来说，这都是些轻巧得不能再轻巧的事了。

一年半后，老周去开电瓶垃圾车。平时既要把垃圾装车，还要把垃圾一袋袋拎下来，丢进垃圾库。体育馆平时没有活动，一天垃圾能装四五车；一搞活动，就能整十三四车。搞活动的时候，公司增派一个帮手。

“整十三四车也没问题。我有力气，丢垃圾快。”老周说。

老周干活太猛，他的麻烦也随之而来了。在老周之前，工友老闫开车，只要一搞活动就会派人来支援，他只掌方向盘，不管扔垃圾。老周接手两三个月，干活厉害，扔垃圾一手一袋，一人干俩人的活。“他妈的，他不派人了！叫我又开车又丢垃圾。原来那人啥也不管，开到那地方，有人丢垃圾。”老闫每天中午还能睡一会觉。老周接手后，午休就成了件奢侈的事。唯独周一周二，没什么活动，中午可以眯会儿。其他五天，尤其是周末两天，连个午觉也捞不着。老周放下碗不到半个钟，就被叫去一楼二楼和地下室，“我一吃完饭，主任也叫，保安也叫。你说就一两桶，你要开着车转一大圈。”垃圾车不能进电梯，这一趟下去要兜两三圈，耗两三个钟头。因为中午无法补觉，老周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他挑起扁担来到了渔人码头。

挑蚝中

老周对未来最大的担忧，就是目前这种没有社保的状态。“现在国家政策好了，以后感冒啦，发热头疼啦，80%有报嘞。到六十岁退休时，社保差个一年两年的，到时国家政策好了，也可以补交上去。自己交也无所谓的。”他对将来社保政策的改革充满了期待。

他希望将来找一个正规工作，能买社保就行了。他有A1牌照，可以开公交大巴。但是深圳是一座年轻人的城市。绝大部分的公交集团和运输公司在招聘司机时，规定年龄不能超过48岁，甚至更低。中国政策常与现实充满了矛盾，驾车一方面需要时间沉淀，一方面又排弃时间。驾照从C1升到A1，是需要积累驾龄的，从C1到B1，需要三年，从B1到A1，需要五年。中间至少不能低于8年。中国的驾驶行业是近些年才普及起来，拥有A1牌照的资深司机通常是奔五奔六了。老周开公交无望，但愿能在一个公司里拉人上下班。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工资不高的，管吃的，能够买社保和养老金的工作。你现在感觉年轻还可以，过两年，年龄大了，你搬东西搬不动的话，找事也不好找了。”老周对自己的力气到底能保持多久而忧心忡忡，“等再过一两年，迟早是要离开渔人码头的。”

码头上快要收工了。女人们把掉落在船舱里、跳板上和码头上的零碎生蚝收集在桶里或麻袋中。一位老板在用磅秤给这些零碎的蚝过磅。这些蚝多半是外壳被磕破了，价格也更便宜，是附近那些酒楼排档的最爱。两名挑蚝工抬着麻袋，撂在磅秤上，然后又抬上小三轮。小三轮上装了五六袋。老板拿着本子一边看秤一边记数，偶尔叫道：“轻一点，别压碎了。”工人并不理会他，撂麻袋的劲儿依然如故。

岸边有一溜卖海鲜的鱼贩。他们戴着渔民帽，坐在小板凳上，仰着一张张粗糙的黑脸等待顾客。白色塑料水箱里插了一根吹气管子。两名中年女人拿着小刀子在开蚝肉，脚边堆了一片白花花的蚝壳。每个摊点都没有标价。价格在每个人的口头上。我依次过去问，每斤价钱是：蚝20元，濑尿虾25元，法螺20元，小马鲛20元。

最后一艘蚝船靠岸，另一组在忙碌。老杜也歇下来，坐在栅栏边。天气转暖，夏天的气息越来越浓，收蚝的季节接近尾声，不久老杜要回南阳老家了。

“喂，今天怎么样？”杜国展用河南话向一个小组代表高喊。

“我看上工的有三百八。”那个老乡回答。

“我打赌，能有三百八以上，有四百。”另一位河南老乡兴奋地说。

经过最后算账，这一天老杜挣到了455元。相比昨天的360元，这个数超出了老杜的预估：“分多了，不知道累，都高兴啦！”昨天香港在检查，有的地方不让抄蚝，产量攒在今天爆发了。尽管如此，天气热起来，可以预见的淡季即将到来。

太阳坠入大南山，金色夕光如铁水在海面流淌。船工用铁铲把蚝船舱里的污泥残渣铲掉，倒进海里。最后一个挑蚝工提着塑料桶登上跳板上岸。像往常一样，二十多名挑蚝工用绳索套上跳板，身子前倾，拖拉绳索，集体喊着号子，把跳板拖上码头。

有时候跳板被拖上岸，忽然又来了一艘蚝船需要卸货。再搭跳板不易，人们索性就用双手来搬运生蚝。2月23日下午4点多，大部队收工回去了，只剩下最后一组挑蚝工。大家刚把跳板拖上岸，一艘蚝船突突叫着抵达码头。老板紧急找到队长，队长连忙召集准备散工的工人。二十名挑蚝工又闹哄哄地聚集在码头边。五六名汉子跳进船里，十余名站在岸上。他们排成两列，分别站在渔船、码头和货车上，像一群蚂蚁，捧着一串串湿蚝相互传递着。他们选择用手代替肩膀。

那天没见着老杜，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听。我骑着共享单车离开码头。十五分钟后，老杜回拨过来。“喂，李老板好！刚才在冲凉，没听到电话。你有什么事吗？”他热情地说。他知道我是个上班族，并不是什么老板。老板只是一个通用称呼。现在大家互称老板，一半出于热情和尊重，一半是调侃。

“老杜好，”我说，“这么早就收工了？”

“今天没什么事做。4点钟就收工了。”

“哦，有空再来找你聊天。”我在望海路上望着工人修剪绿化带。——当时我还没意识到挑蚝工的“暑假”快到了。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杜。

夏天訇然而至，挑蚝工倏然消失了，码头又恢复了往日平静。湾厦旧村的养蚝人老谭说，4月份之后，收蚝的季节基本上过去了。

现在那些蚝在海水下静静地成长。那些挑蚝工回到家乡恢复了农民身份，正在地里种豆插秧。更多的人在某个工地上挑砖拌浆。他们的漂泊轨迹不比一只候鸟简单。他们散落在祖国任何需要劳力的地方。有的远在新疆、内蒙古，也有的依然在深圳打一份零工。一旦离开，就很难再找到他们。如果按照二千万深圳常居人口计算，挑蚝工只是极其一小撮，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是完全可以忽略的一个工种。甚至他们算不上一个工种，就像磨刀、补漏、拾荒一样，游离在正规职业名单之外。他们只是在冬春之际短暂出现，然后回到不同的地方各谋生路。

老杜回到南阳老家养他的七十头波尔山羊去了。

一年过去了，我期待还能碰到老周、老杜或者老周口中的那个老红军。2018年1月和2月，应该是挑蚝的旺季，每次我下午三四点赶过去总是扑空。不见一名挑蚝工，空地上只留下两三块粘着蚝泥的跳板。一群鱼贩子长年累月守在岸边，盆里依然盛着濑尿虾、青蟹和石斑之类。

如果是有意去找，当然是能见到他们的。3月21日我特意在下午三点前赶到码头，赶上了他们当天最后的繁忙。浮动码头两侧泊了两艘满载的蚝船。每个人的扁担挂着四条蚝在跳板上晃悠。我搜寻了一遍，依然没有在队伍中找到熟悉的面孔。

天气很快转暖了。这就意味着挑蚝的淡季来临。挑蚝工像红树林里的冬候鸟，在天气回暖的季节重新回到家乡，或者奔往其他地方。尽管码头上早已没有他们的踪影，我还是常到这里走走。初夏的一天，蛇口渔人码头忽然变得面目全非。码头中央有两栋九十年代的高楼：海吉星大楼A栋和B栋。这两栋大楼及周边楼群正在八台挖机的撞击下被一点点拆除。混凝土像饼干一样，被碎成一块块。生锈的钢筋从水泥中遒劲有力地抽离出来，一丛丛，一团团，像一堆乱发，在瓦砾中张牙舞爪。没想到渔人码头也要旧改了。这个最后的渔港即将从深圳消失——作为渔业意义而存在的人和物都要离开这里，迁往别的地方。

夏天，电锯声和蝉鸣声此起彼伏，这是半岛生长的声音，代谢的声音。2018年9月19日，时隔一年之后，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又拨了老杜的手机。还是那个南阳号码。电话竟然通了。断断续续的信号传来老杜浓厚的乡音。怕他忘了我，我主动介绍自己。“知道知道。”老杜说。他还记得我。他在家里刚刚收完花生，现在准备种麦子了。“今年你还来挑蚝吧？”“过一段时间就过来。”“你大概什么时候过来啊？”“九月份吧。”老杜说的九月份是指农历，他要过完中秋之后再看看。老杜说有什么活帮忙留意一下。我没有什么门路。我告诉他如有年轻的老乡可以介绍进厂，工资不高不低，包住吃，一个月也就四千多。

老杜一直没来，10月17日我倒是遇到了老红军。码头上又搭起了跳板，跳板上没有人。上午十点，七八个挑蚝工散落在码头周围，闲极无聊地等待蚝船。那个翻译“洪金宝”也在码头上闲逛。他依旧穿着一身迷彩服，戴了顶迷彩奔尼帽，挺着将军肚，脸膛还是那样黑而胖。有的人坐在旁边的树阴下打牌。我看到一个熟悉身影在岸边徘徊，还是那身迷彩服。老红军回来了。他走到铁栅栏旁，坐在一块闲置的跳板上。我过去跟他打招呼。

休工斗地主

“河南的那个老杜还没来吧。”

老红军说老杜没来，现在没什么活干。这一天顶多能挣七八十块，刚好保到一天的伙食和房租，中午十二点钟就收工了。等活多了，再打电话叫他们来。老红军全身武装，风采依旧，迷彩帽，迷彩服，再加一双高帮解放鞋。还是那样矮墩肥壮，不过脸颊瘦削了，眼睛里有一抹沧桑，衣扣总是敞着，露出厚实的古铜色胸膛。我又问起山东的老周。老红军说，春节的时候老周就没在这里干了。今年与2015年一样，蚝长得慢，收蚝的时间晚了。养蚝老板谭松柏说，今年雨水少，蚝还没长肥。他投的二十几万还泡在海里，收蚝要比往年推迟很多。这个时节，码头上只来了二十多个挑蚝工，实在没什么活，有的人到其他地方打零工去了。

9月29日老红军和弟弟带着叔侄一行五人率先来到码头讨生活。他们在湾厦路38号租了一个2300元的单间。一个侄子坐在一块木板上，正捧着手机，埋头玩汤姆猫跑酷游戏。伴随欢快的音乐，安吉拉不断朝前奔跑吸金。

老红军叫李振家，53岁，云南红河人。老红军的家在红河州蒙自市鸣鹫镇猛拉村，离市区约有二十分钟车程。那里人多地少，种稻谷、玉米和土豆为主，田地不过一两丘，全发给别人种了。老红军长年转辗在建筑工地上搬砖、拌灰砂。在蒙自打小工，一天顶多挣到七八十或一百。

在当下的中国，想要挣更多的钱，你必须要远离家乡到外面去讨生活，离得越远机会越多。人们一直在往外走。向外走，意味着有出息。经过妻弟搭线介绍，2014年老红军来到码头，第一年就挣了4万块，他一时高兴返乡时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后来这里就成了他每年迁徙往返的地方，像候鸟一样，每年秋冬季出发，五六月又回到老家。

他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穿中山装的是老二，叫李振强，今年46岁，脸膛很黑，穿一身草绿色中山装，戴一顶同色的八角帽，帽檐破了边，胸口和肩上沾着蚝泥，酷似小品中的赵本山，典型的八十年代老农民行头。他和老红军最先来深圳。

没什么活儿，大家都闲着。

“活多的时候，干到晚上七八钟，”老二摸着肩膀说，“这里就搞酸了。”

老二像个话痨，喜欢说话，对人毫无戒心。“老三是姑娘，也离了婚，有个小孩也死了。老幺吸毒，毁了。”他腔调混沌，夹杂着红河方言——有一半要靠猜。老幺做过上门女婿，因为吸白粉也离了婚，有一个姑娘由丈母娘养着，后来不小心被水淹死了。老幺吸毒上了瘾。“他坐牢都坐了十多次，戒不了。”老二眼睛一动不动，平淡地说，“有时躲在被窝里吸，脑壳蛮聪明的，毁了，毁了。”

老二也离了婚。三个家庭都破碎了。他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他的前妻是同村人，和他结婚时还带了个女儿上门，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四年后忽然带着女儿消失得无影无踪。十几年来音讯全无。老二后来得知女人跑到江苏南通改嫁了，她的女儿也嫁到了那里。“就像蜂子一样飞出去就不回来了。”儿子十七岁那年，前妻又悄悄地联系到儿子，把他叫到南通去打工。现在他在手机厂做事，一个月有三千块。作为女性，可以通过婚姻永远离开贫穷的山区。但是儿子迟早是要落叶归根的。

老红军一家人打算在深圳过年。我想在年前请老红军吃个饭。2019年1月30日，我骑车到码头。老红军一家人还在码头上。这天热得像夏天，最高温有二十几度。快到中餐时间，太阳晒得码头上白花花一片，十余只白鹭张开宽大的双翼在渔船上空盘旋，有两三只停在一艘蚝船的顶篷上。老红军坐在顶篷下的阴影里小憩，迷彩服和阴影融为一体。船上堆着两座小山丘似的带着污泥的生蚝。这是当天最后一批抄上来的蚝。由于装蚝的货车还在路上，大家等待着车辆。

我吃过中饭再度到达码头，他们正要散场。太阳爬至头顶，影子缩成一团，又浓又黑。“晚上有没有事，想请你们吃个饭。”我对李振强说。我让他把一家子人全叫上，就在他们住的附近吃饭。只有几面之缘，忽然之间请他们吃饭，我也颇难为情的。怕他们拒绝，我又笑着重复一遍。李振强愣了一下，摇着手说，“唉，不来了，不来了。”

“你大哥在哪？”我问老二。老红军在他们当中更有份量一些，我打算先说服他。老二指着人群中的一个身影告诉我。我又找到老红军，问他最近生意怎样。

“这两天一两百，两三百。”他说。

“多的时候有没有四百？”

“有两三天。”

“你们晚上有没有事啊？”

“没有。”

“要不我晚上请你们吃个饭，聊聊天。”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老红军也摇摇手说。

这是一群纯朴实在的人。我反复解释只是随便吃个饭，也没什么。我让他留个手机号码，下午四点打电话过来。

老红军不忍拒绝，告诉我手机号。我用手机记下来，是一个红河的号码。他凑过头来，遮住屏幕上的阳光看了一下：“就是这个了。”我试拨过去，很快他的手机在裤袋里响了。十余名挑蚝工拴上绳子，把沉重的跳板拉上岸。老红军要过去帮忙。我说下午四点钟再联系他，然后告辞了。

下午四点半，我给老红军打电话，然后和同事阿温拎两瓶白酒到湾厦路38号。这是一栋八十年代老式宿舍楼，破旧的楼体显然拖了整条街的后腿，周边街道的房子都在准备拆迁旧改。一楼是修车行。马路上可以看到二楼以上的窗户零乱支出来晾晒的衣服：鲜红色的涤纶内裤，灰色工衣和旧西裤。我们上楼，墙上嵌了一面脏兮兮的大镜子，脏灰色的镜面上印着“欢迎光临”四个字。墙壁上污迹斑驳，楼梯扶手和水管的红漆脱落不少。从二楼到三楼，阴暗窄小的过道上处处垒着一堆半人高的绿色鱼网。楼里租户多半是一些渔民和挑蚝工。十几平的房间里塞满了租客和杂物，不时传出炒菜声和小孩的哭声。

老红军住213号房。我在每层楼走了一圈。每层有二十个房间，房门上用黑色大头笔写上了房号。我发现房号的排列很有趣味：302号，318号，306号。——有时从312号忽然跳到319号，然后下一个门又是316号。由于短租流动性太大，于是房东经常更新房号，房号的次序被随机打乱了。今天这里是306号，下个月可能变成了321号。我们找到了213号。门是开着的，老红军坐在一只塑料桶上，连忙站起来迎接我们。

“老红军”租住的地方

房内靠窗的一端摆了两张铁架子床，上下铺共睡五人。五人搭伙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平摊每月2300元房租，人均每天20元的伙食费。另外几个老乡住在隔壁房间。他们定了轮值制度，确定今天谁买菜做饭谁洗碗。这个出租房充分体现了它的临时性：除了房东安装的热水器之外，屋内没有电视，没有冰箱，更无洗水机和空调，只有一台电饭煲。当然也没有衣柜等大件家具。床头堆满了衣服，被子凌乱地裹着。床占去了大半地方。旧桌旧椅上摆满了锅碗瓢盆，两袋米，半筒面，一瓶辣椒酱。抽屉里有四只碗盛了些剁辣椒拌酱油。一条内裤用衣架晾在旁边的电缆上。有两个人在床上睡觉。老红军的叔叔坐在长木板搭的凳子上，拉起上衣风帽，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双手拖着下巴，合上眼皮昏昏欲睡。他得了感冒，咳嗽不止，吃过药，吊过针，几天不见好转。每天照旧上码头挑。“干活是没问题的，”他说，“不知这次为什么，咳得厉害，以前不是这样。”他浑身没劲，也没什么胃口，晚上就不去吃饭了。

老二逛街去了。老大说他没带手机，也不会用手机。老李的侄儿正要用杯子舀米淘米。我劝住了他，“等下到外面简单吃一点。你们有五个吧？”

“我们有七八个呢。”老红军说。他们村一共来了八人，还有三人住在另外一个房。

“没事。七八个人也可以啊。”

老红军又问我是做什么的。我递给他一张名片如实相告。他拿着名片瞧了半晌。我们又聊起了家常。同事阿温一再催大家出发。老红军和侄儿犹豫起来。老红军的叔叔不耐烦地说，“你们几个人去嘛，怕吗？”

老二未归。老红军又犹豫起来，说不去了。我们继续等老二回来。阿温说我是搞写作的，稿费很高，不要客气，我们主要是想了解这一行的情况。我真担心老二迟迟不归，这次请客就泡汤了。所幸不到十分钟，老二忽然回来了。他刚逛了公园。还是那身老农民打扮。

老红军和老二叫上了三个小伙子：小蔡、小冯、小左。一行五人跟我们出去吃饭。过去在码头听老二介绍，我以为这三位是他们的族侄。现在我才明白他们只是一个村里的人。老红军和老二依然穿着那身挑蚝的衣服。小蔡和小冯穿一身半袖T恤，这两位都刺了纹身。小蔡在胸前刺了只虎头。小冯在胸上刺了条青龙，龙身缠着右臂，从T恤中露出了龙尾。他的脖子左侧又纹了只蝎子。他就是上次在码头玩汤姆猫跑酷游戏的那位。

我们步行到两三里外的南水村。老红军告诉我，小蔡、小冯、小左和他是一个村里的人，并不是他的侄子。他只有一个亲侄子，就是老二的儿子。老二条件太差，没能力抚养儿子。老红军发挥了长兄和伯父的风范，挑起了这个担子。他妻子亲自带大了这个侄儿。我夸老红军和嫂子，夸老红军有个贤慧的妻子。不幸的是，这年农历四月十二，老红军妻子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老伴去世后，家里更冷清了。老红军和女儿总要有一人守家。照以往，老红军总是一家人在老家团聚过年，但是今年他要留在深圳，只有女儿和侄子回了老家。

我们到了缪氏川菜馆，上二楼，选了一张大台桌。我坐在老红军身边。老红军和老二挨着。我用手机扫码点菜。服务员送上来七只玻璃杯。阿温拧开两瓶酒，把酒匀成了七杯。小蔡抽起了烟。一位大堂服务员走过来提醒他，现在深圳公共场合全部禁烟了。小蔡调侃道，“我们云南不禁烟。”“云南是云南。这里是深圳呢。”服务员一本正经地说。大伙儿嘿嘿坏笑了起来。小蔡继续说，“我们云南还种烟呢。”

“种烟害人。”小冯插话。

“米饭要上吗？”服务员接着问。

“最后上。”我说。

“先聊下天嘛。”小蔡调侃。

“慢慢聊。”服务员说。

大家又嘿嘿地笑起来。几口白酒下肚，老二敞开了旧中山装和衬衣，袒露出褐色的胸膛和肚皮，酒精把他整个人儿醉红了，几滴汗珠慢慢淌在酡红的额头和胸膛上。大家对这顿饭表示感谢。小左听说我们放假太晚，感叹道，“在外面打工还是苦的。”

“不容易，唉！”阿温说。

“出门呢，其实哪个都不容易。”小左也感叹起来。

很快，服务员热情地端上来菜肴。老红军打开手机里，给我看他妻子、女儿和侄儿的照片。妻子穿着红色的上衣，个子不高，皮肤较白，面貌端庄周正。二十二岁的女儿长得特别漂亮，与老红军判若两个世界的人。他的侄儿剪了一个时尚的莫西干发型，和杂志封面潮男一样，与朴实的老二形同两路人。他们用自己的辛苦，养育出了与他们来自底层气质截然不同的儿女。这是有趣的现象。他们的价值观跟上一代发生了断裂。这也是老红军期待的。

他希望下一代不要再走自己的老路。老红军是小学毕业，只读了小学五年级，那时正是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开始，家里分到了田地，但父母身体不好，老红军作为家中长子，主动辍学回家种田。如今他把女儿供到了卫校毕业，他相信女儿有一个好的未来。

老红军向我亮出照片时脸上充满了幸福的颜色。老红军愿意为子女付出一切，他在老家修了一栋二层小洋楼。八年前为了筹女儿的学费，他去过内蒙古打工。女儿从一所卫校毕业后在一家医院干了两个月护士，又辞职回到老家。现在大概正是她初出茅庐的职业迷茫期。

小蔡和小冯的酒杯快见底了。我们又加了两支青岛啤酒。三位小伙子是第一次在外过年。“第一次，”小冯笑道，“这种感觉不好说。”

“我那个女儿问我，爸爸，今年怎么不回家过年啊？她很想。”老红军笑道。

“没抠到钱啊，谁不想回去。”小左说。

他拿出手机给我们分享老家杀年猪跳舞的视频。小冯聊起了当地六月份的火把节，彝族和哈尼族杀牛宰羊，在红河边摆上几十桌载歌载舞。他们既过汉族年，也过自己的年。每逢初一和十五还有各个村寨的巡回斗牛。大家热情地邀请我们去蒙自游玩。

小冯和小蔡手臂肌肉一绺绺鼓起，颇为结实。他们除了挑蚝，每天清早还随船出海去抄蚝，把一吊吊生蚝从海水里抄上来。每每割断尼龙绳，要抓住那串蚝猛力甩上蚝排。动作要干脆有力。最初他们动作不够熟练，时常被蚝壳割破手腕。三人手腕处交错了一道道深褐色的线状伤痕。尽管如今熟练了，也难免偶尔被划伤。“蚝壳太快了，比刀还快，”小冯心有余悸地说。他们买了一大扎纱线手套，一次要戴两三双，同时买来长袜子自制手套，剪开袜子封口，套上手腕，再戴一层袖套。层层保护，依然难抵锋利的蚝壳。一不小心，生蚝划过来，连破数层保护，直抵血肉。每天要用坏一双手套。

小左是三个年轻人当中最大的一位，八五年出生；小冯是八八年，小蔡是八七年。三人至今还是单身。三位单身汉认真地托我们帮忙介绍工厂的姑娘认识。他们三人都是按各自辈份取名，分别叫蔡育东、冯银祥、左宗诚。小冯和小蔡除了纹身之外，人长得挺精神。他们没进过工厂。

小冯2013年在昆明给人做钢模架，直到2018年，在工地上没机会接触姑娘。他的微信签名写着：“来个以结婚为主的女孩吧，往后余生，一起奋斗”。小蔡的则写着：“我是一个单身，我想找一个爱我的人和我爱他（她）的人在一起，就有那么喃（难）”。他的昵称是“单身的我”。如今村里的姑娘都要想方设法嫁出农村，谁也不愿意继续呆在那里。农村的大龄男青年娶不到老婆成了一个独特而普遍的现象。结婚成本越来越高，至少要在县城有房，近两年随着三四五线城市房价上涨，农村小伙子讨媳妇真成了难事儿。

小冯无奈地说：“人家是要着玩，我们是找不到。”

老二沉醉在酒里，在一旁默默无言地看着大家聊天。此时他扣上了衬衣和外套——大概是老红军私下里提醒了弟弟。他的目光迷离，没有码头上那么善谈了，我决定向他发问。

“你儿子有多久没看到啦？”

“哦——”老二忽然反应过来，惊奇地长叹一声说，“有一年多了。”

又点了两支啤酒。小左的话越来越多了。他谈起自己在外过年的感受。他的堂妹打电话叫他回家过年。堂妹说，二哥，不管有没有抠到钱，都要回来过过年，老人家在家里也不容易。小左说，我出来才两三个月，车费钱都没抠到，我不可能回来的。她说，我打钱给你嘛。小左说到这儿又笑了。大家也笑。

我跟小左碰杯。

“我们就喝一口，”小左举着杯说，“喝头上的这口，别喝底下的那口。”

三个小伙子再次委托我们帮忙留意合适的姑娘。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小左观念相对传统，毕竟他在三人中年纪最大，今年已有三十三岁。这在农村是不可想象的。在农村，如果没有继续上学，小伙子普遍在二十出头就结了婚。小冯上过初三，但没有领到毕业证。那时他在山上帮大人砍树，对学习不怎么上心，希望早点出来挣钱，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现在他后悔了。

小左站起来跟阿温碰杯。

“来，温哥，我们喝一口，一口就行，你不要喝底上的，你喝头上的。好不好？”

小左穿着一件厚实的长袖黑T恤，袖子罩到了手掌。我们合影的时候，只有他举起了剪刀手——为了不让他显得孤单，我也举起剪刀手。他的两根手指羞涩地弯着，像兔耳朵耷拉。

“我在我们村子里也是比较讨厌的人。就是小时候调皮，到大了，个个说我是流氓啊什么的，唉呀，不好说。”小左在丽江打过工，在老家种过烤烟。烤烟是蒙自常见的经济作物。但是种烟不赚钱。种一亩烤烟要投三千块，收成顶多三千六七，搞不好还要倒贴。农民把烤烟卖给烟站，烟站来定价，说一斤十二块就是十二块，转卖出去却可以加到二十二。“所以说农民农民，就是脓民脓民，是日脓包的那个脓。我感觉大部分人看不起农民。我是头一年出来，初来乍到，我讲话直来直去，不像别人怎么样，那不实用。你们喜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了。”

大年三十和和正月初一，老红军、老二、老叔和小冯依然在码头上挑蚝。蚝通“豪”，通“好”，寓意不错，人们在佳节盛宴上自然少不了它。这两天工价是平常的两倍。——第一天挣了三百，然而第二天活太少，只挣了七十。

三十那天，唯独小蔡和小左放下扁担，给自己放了一天假。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外过年。他们上街漫游，发现整个深圳真成了一座空城。蛇口市场几乎所有的排档关张了，街面上店铺全拉上了卷闸门，贴着休业的告示。平时吵吵嚷嚷的南水路和蛇口新街顿时空空荡荡。“每条街上看不到人，真的是空城啊！”他们听人描述过春节空城的景况，这种程度依然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实在没地方可去，他俩沿着红树林海岸去看五公里长的深圳湾大桥——这是他们在码头挑蚝时常看到的那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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