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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的时候，淮南市红雨伞特教学校的校长尤德红准备好了第三方就业意向书，把从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来的实习老师们叫到了办公室，再一次表达了想要他们实习结束后留下来工作的愿望。
但是这些实习生们还是婉拒了尤德红的挽留：“园长妈妈，谢谢您的好意，但是我们还是想到北京、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去闯闯，那里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待遇。”这样的拒绝，尤德红几乎每年都会听到。从十一年前创办红雨伞特教中心，她已经不知道送走了多少实习老师。“我也能理解孩子们的想法，所以每次他们离开时，我都会叮嘱他们如果在大城市受挫了，想回小城市的话，红雨伞特教学校的大门会始终为他们打开。我需要他们，孩子们更需要他们。”发展不均衡？分配资源少？
特殊教育即对有特殊需要的残疾儿童少年实施的专门教育。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8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共有残障人士3555.8万人，占2018年总人口数（139538万）的2.5%，解决其中适龄儿童的教育问题一直是整个教育体系建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2007年“关心特殊教育”首次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以后，我国不断加大对特殊教育事业的支持与投入。截止2018年，我国各级各类特殊教育学校达2152所（2007年为1618所）。从纵向上看，上述特殊教育校园硬件设施建设各项指标均呈逐年增加趋势，特殊儿童少年的教育设施问题逐渐等到缓解。
但是，从横向对比来看，我国的特殊教育仍然与普通教育之间存在差距。以2018年为例，将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上述各指标除以对应教育在校生人数求得各指标人均占有量后我们发现，在实验室、图书室、运动场地、图书册数等指标人均占有量上，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存在明显差距，有的甚至连普通教育一半水平都不到。
数据进入现实，是比字面上简单的数学呈现更加艰难的日常。以尤德红创办的红雨伞特教学校为例，这学期有学生300多人，比上一学期多了近100人，如此增速让尤德红倍感压力。“根据最新的统计，每54个新生儿里就有1个自闭症的宝宝，三年前这组数据是88:1。”尤德红这样说，“政府目前对于特殊教育的关注和投入真的很好了，允许并大力支持我们民办的特教学校发展。北上广的情况可能会好些，但是对于像淮南这样的小城市来说，不管是民办学校数还是公办学校数，都还是不够的。”目前，全国多地的特殊教育学校师生比标准基本在1:3左右（老师为单位1），如北京市特殊学校师生比的要求是盲校为1：2，聋校为1：3，培智学校为1：2.5；浙江省特殊学校师生比的要求是义务教育阶段为1：3，非义务教育阶段1：2.5；河南省特殊学校师生比的要求是按照1:3配齐专任教师。但是近年来，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师生比不仅没有按照标准提升比例，反而有逐年缩小的趋势。分省市来看，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尚无一个行政区域满足1:3的专任教师师生比，且各省市之间差异较大。
待遇，是绝大多数人在择业就业时首要考虑的问题。如果说“希望点亮特殊儿童的人生”是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生心中的“星辰大海”，那么待遇和这份工作的不易就是现实的“一盆冷水”。王明（化名）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老师，高考之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特殊教育专业：“我觉得跟普通的教育相比，特殊教育更需要我们的力量，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大家眼里比较“冷门”的专业。”王明本科从特殊教育专业毕业之后，就来到了广州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成为了一名特教老师。这两年他所在的学校教师数从160人减少到130人，这其中新入职的老师只有十人左右。“这份工作真的很辛苦。像我们学校，因为孩子大多数都是中重度的，老师是要负责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起居，再加上编制和待遇问题，很多老师在试岗的时候就离开了。”王明说道。在统计周期内，特殊教育教师工资(包含福利及补助)的上涨幅度有5年低于普通教育教师工资(包含福利及补助)，前者的平均每年上涨幅度为11.59%，后者的平均每年上涨幅度为13.13%。
此外，国务院发布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提出全面落实国家规定的特殊教育津贴等特殊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倾斜政策。七十年间，我国物价大幅上升，但15%的国家特教津贴标准却维稳不变。然而数据显示，2016年东部及西部地区的普通中小学教师人均工资福利及补助支出明显高于东部及西部地区的特殊教育教师支出。
截止2020年，我国共有60余所高校开设了与特殊教育相关的专业。6年前，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第一届43名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尤德红当时前往合肥，希望能招到几名“专业”的学生。“当时的招聘场面太火爆了，很多特教学校的领导都来‘抢’人，很快这届的毕业生就被签完了，我也签了几个，但是后来都因为待遇问题，离开了。”尤德红回忆到。招不到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尤德红，只能改招幼师专业毕业的学生。然后再对他们进行专业的培训，等他们拿到了专业的证书，再正式上岗。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特殊教育体系。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体系的创立，使得越来越多的特殊儿童和少年能够获得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
蔡勇斌是一名视觉障碍者，他曾在深圳市元平特殊教育学校接受完九年的义务教育，现在的他成为了一名无障碍信息工程师，并且自己开始创业。“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一样，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和学校，都有较为统一的课程标准。针对孩子的程度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教育安置方式，大体上分为四种。”蔡勇斌介绍道，“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还是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的。有一些程度轻的孩子们会在接受完相关的专业训练，融入普通的课堂学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会跟着普通学校的特教班。程度严重一些的，会采用送教上门的教育方式。所以可以看出来，不论是教学方式还是课程设置，我觉得我们国家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了，而且比较灵活。”除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我国目前也形成了多部门参与办学，“医、助、教”三者合一的现状。现有的特殊教育服务机构公办的有4个系统：教育系统、民政系统、卫生系统、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系统；民办的有集体和个人办的两种情形。2017年对于中国特殊教育事业来说至关重要。这一年，“办好特殊教育”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时，教育部联合中国残联印发修订后的《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特殊少年参加高考的方式方法，为特殊少年们圆梦大学提供便利。“现在，特殊的孩子们基本可以跟正常孩子一样参加高考了，而且有些学校还有‘单考单招’的形式，专门针对优秀的特殊学生。”蔡勇斌兴奋地说道。截止2020年，我国已有包括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在内的几十余所普通高校开设了特殊教育学院（专业）主要针对听障、视障、肢残等残疾考生进行单独考试单独招生。
即使这条教育之路已具雏形，但是这条路通往何处，无人知晓。毕业之后的就业，是压在特殊孩子和他们家长心上的一块石头。王明（化名）回忆到：“孩子们的毕业之后基本上都回家了，找工作太难太难了。我在这工作了两年，好像听说只有两个孩子找到了清洁服务的工作”。如何让学校的孩子们能“自食其力”，这也是“园长”妈妈尤德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普通的孩子们都不好找工作，我们的宝宝们就更难了。”她认为，“特殊孩子的就业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自主就业很难，主要还是靠社会组织。”曹军作为一位“折翼天使”的父亲，对此也深有体会，并且也一直在探索解决的方法。2015年，他和其他几位家长筹够100万，在深圳创立了“喜憨儿洗车中心”，9名“喜憨儿”入职成为第一批员工。“如果一家‘喜憨儿’洗车中心能解决10多个心智障碍者就业，那么10家、100家、1000家，就能解决成千上万心智障碍者批量就业的问题。”曹军这样说道。自2017年提起，“2020年实现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的口号至今仍在耳边回响。尽管，我国目前正在大力发展特殊教育事业，但是离“不特殊”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数据说明：
新浪教育
论文：沈有禄(2019).特殊教育与教师工资福利及补助支出地区差异——基于2007-2016年的数据特别鸣谢：
广州启智学校 王明老师（化名）
文案写作 / 江志航
数据分析 / 杨煜
元素手绘 / 黎樟浩
图表制作 / 葛异
作者单位 / 中国人民大学《数据新闻与数据可视化》课程出品1990到2020，数据带你看“浦东速度” | 有数
北京地铁上的967个阅读瞬间，原来日日都是读书日 | 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