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华人眼中的战后二十年——被推进后工业时代 | 镜相

采访并文 / 李科文

编辑 / 林子尧

 政权在交替 

天还没亮，李西京被军用运输机的轰鸣噪醒。

当地时间8月15日，他没想到，再过几个小时，塔利班将接管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他睁开眼拿起手机，看了下时间——阿富汗当地时间凌晨5点，再翻看新闻：塔利班已占领24个城市，还有十个城市没占领。他想大概是美国在撤侨，又刷了一会新闻，当地的网络临时断开了，打开国内流量，国内亲戚朋友的信息、问候应接不暇，回复完，国内流量网也断了。

李西京是阿富汗“中国城”公司（两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日常运营总监。“中国城”及其工业园是中企在阿富汗根据地和升级的平台，最初以贸易起家，后在阿富汗投资工厂，在当地生产再销售，分享阿富汗重建红利。他们团队希望改变阿富汗人对中国商品的认知，在阿富汗创建中国企业孵化器，打造一条完整“中国制造”商品生产销售链。

那天，他除了听到早已习惯的零星枪声，未见有大的动静。留居阿富汗四年，他已能根据枪声的强弱与方位判断事件的紧急程度，“如果在市中心放枪，多半是警察在抓小偷，不是打仗。”

“中国城”总部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商业区，每到上下班时间，楼前的十字路口总会堵起长长的“车龙”。临近中午，他发现楼前的十字路口有了异常，过了高峰期堵车依旧严重，武装警卫车辆也比平日明显增多。

塔利班那么快就进城了，他担心有人趁乱抢劫，选择暂停了“中国城”的正常运营。楼外十字路口的行人、车辆已明显减少。塔利班兑现了承诺，和平接管，但生活还是偏轨了。

得知塔利班将进城的消息时，唐涛正与技术人员调试新能源供电设备，想着下班后和同事一起去参加一个阿富汗当地朋友的婚礼。他是“中国城”的电力总监，工作地点在喀布尔郊区的工业园。工业园离市区15公里左右，临近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

中午12点，他收到“中国城”的安全转移预案：暂停手下的一切工作。按照安全预案，唐涛要在工业园等待车辆把他接回“中国城”，再根据情况发展，启动另一项安全预案，所有人员从“中国城”再转移到当地阿富汗朋友的家里。更具体的预案细节，因安全因素唐涛不便告知。他只拿了随身的证件与现金。

撤离时所见的情景与他一年前刚到喀布尔无异，美国的大型军用运输机在机场跑道起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上空盘旋。

唐涛回忆，正常情况下20分钟便能从工业园回到中国城，当天来接他的车辆在路上堵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后来司机选择绕路机场背面返回，也花了将近四十分钟。转移途中，车辆通过了两个阿富汗政府军的关隘，一个在机场附近，另一个距第一个关隘两公里左右。他像平常一样，拿好证件，做好停车接受身份询查的准备，意外的是设关卡的军人不见身影，关隘四门大开，汽车直接通过。

透过车窗唐涛往外望，公路两边的商铺全部处于关门状态，路上只能看见男性的大人与小孩，看到路上很多阿富汗行人脸色迷茫，他没有底，不知道塔利班进城后的他们又会是怎么样的结局。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9日，塔利班重新掌政，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塔利班士兵乘车在街头巡逻

喀布尔的“春天”

时间拨回二十年前。

2001年，美国政府以“9·11”事件为由参入阿富汗的故事，这个中亚山地之国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同年12月，波恩会议在德国召开，填补塔利班垮台后的政权真空。2002年1月21日，援助阿富汗重建国际会议在东京召开，各国承诺提供超四十五亿美元的捐款。

正是这一年春天，“中国城”创始人余明辉乘车翻过颠簸的山路，越过阿富汗西部边境重镇赫拉特，看到执勤哨兵在专心致志学习英文时，他相信阿富汗即将走出“冬天”。作为最早来到阿富汗的中国商人之一，如今他已经在阿富汗呆了近二十年。

上个世纪末，他在国内从事煤炭生意，陪客户吃喝玩乐成了他的主课。每当从醉酒后的深夜清醒，他都感觉自己置身于空洞之中，找不到任何寄托。2001年在国外朋友的推荐下，他到伊朗与人合伙卖牛仔裤。“911事件”爆发后，一个冲动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跳出来，去看看这个世界上难以被普通人涉及的国度，“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内战期间，首都喀布尔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建筑与设施被完全损毁。1996年，塔利班第一次上台，也没有进行任何重建。首都喀布尔早已不再繁华，所需的一切基础建设都还在规划之中，下水管道、路灯设施、供电设备、供水系统都需更新。有规划者认为，与其慢慢修复，不如再造一个喀布尔，北郊的农田和沙漠正好可以作为新址。

余明辉记得第一次到喀布尔实地调研，喀布尔河流经市中心，两岸小商品集市云集，被炮火毁坏的市场原地重建，大小不一的专业批发交易地交织在一起。深入集市内部，一个接一个的分类商铺让他应接不暇，男装、女装、化妆品、小家电，甚至还有枪械专卖店。当时他在心里反问，这里是不是阿富汗？

集市富有穆斯林风情，商铺排列不讲究横竖对称，大多数是沿着人行小巷斜着延伸，直到另一排商铺横在眼前，或又衔接另一条小巷，呈三角形。商店里的商品大同小异，人头攒动，店主各做各的生意，很少抢客，最多也是眨眨眼，暗示顾客可以挪步进店。

“此前没人想来过阿富汗，都只做一锤子买卖。”余明辉发现，中国产品成为了当地低价代名词。中国被倒卖的残次商品占领着当地的低端零售市场，阿富汗商人在中国采购时只问价钱不问质量，一元人民币一瓶的护肤霜、两元一瓶的洗发水、三元一瓶的香水。很多阿富汗消费者抱怨购买的中国制造产品用两个月就损坏。倒卖的阿富汗人商人也毫不忌讳地说都是从浙江购得，图的就是便宜，还咨询他，会不会有人进到更便宜的货物。

他也购买过在阿富汗本土生产的产品——伊朗人和阿富汗人合作在本土生产的，对比质量更差，其中洗发水发泡少，洗完头发不光滑；洗衣粉、肥皂不去污，用不到一半就变质、坚硬得不能再用了。“这不是技术问题，是阿富汗缺乏充足的化工工业原料。由于发货渠道不畅通，而不得不在缺少某种原料的情况下继续生产，为满足市场供应，造成产品质量普遍低劣。”

塔利班成员在当地集市购物

被推进后工业时代

2004年后，特别是在首都喀布尔，战争的遗迹基本看不见了，大街小巷逐渐塞满了二手丰田车，城市中到处可见新开的住宅与商业建筑。

喀布尔市内路况很差，只有几条柏油路和水泥路。颠簸的路面对汽车的磨损严重，因此余明辉发现阿富汗的汽车配件市场和旧轮胎交易市场生意很火爆。他曾到过喀布尔西南方向的大型汽车交易市场。交易市场坐落在道路两旁，被分成一个个院落。除几家品牌专营店外，多数店铺在出售二手的丰田车，最多的是随处可见的被拆解的配件，车前门、侧门、发动机、保险杠等等，只要车有问题，任何配件都可以找到。

修车店常有小孩子干脏活累活，木工房也能看见小孩子忙碌的身影。在阿富汗，儿童提前工作是很常见的，自食其力的孩子最集中的地方是菜市场与批发市场。他们推着独轮车，看到有顾客与老板问价就贴过去，等顾客买完、秤完，手脚麻利地将商品放进他们的推车，顾客也不阻拦，领着孩子到市场外停放的车辆旁，打开后尾箱，看着小孩子把食材一件件放进去，随后掏出十、二十阿尼（阿富汗货币 1美元等于86阿尼），全程双方不需要交流一句话。

推独轮车的更多是小男孩，小女孩则会拿着塑料袋在集市上出售。有一次，余明辉刚拿起一袋阿富汗松子看成色，一双小黑手就张开塑料袋伸过来，让他把东西放进袋里。他摇头拒绝后，卖塑料戴的小女孩便朝他做了个鬼脸，转身另寻客源。

阿富汗上大学前都是免学费的，他曾问当地人为什么不送孩子上学，得到的回答是上学不用钱，但要时间，时间能换钱，“家里穷要用孩子的上学时间赚钱”。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年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98.07亿美元，较2019年的192.91亿美元增长2.67%，人均GDP为508美元，近40%的人口处于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绝对贫困状态。

虽然仍有数百万阿富汗人陷于贫困，但喀布尔等大城市正在腾飞，新富阶层开始涌现。阿富汗这个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似乎即将直接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据《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过去这个没有固定电话的地方，已经迈入了手机时代，手机用户超过百万，其中更有一家运营商推出手机银行服务。

在常人看来，阿富汗与这些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通信行业，余明辉发现手机直接取代了固定电话，在首都喀布尔出现了5家通信运营商。新兴消费市场消费开始涌现，各个档次手机应有尽有，价格在300-500美金之间，甚至一些阿富汗商人腰间别着两部手机，在与阿富汗商人贸易中他最常见的就是iphone手机。

2004年前，想和外部联络可没有那么方便。他多次为打一个电话必须打车去座机电话公司。出租车一路灰尘“呜呜”要跑很长时间。到了电话公司，他还要排队交押金，一分钟一美金，自备些零钞避免电话公司无零可找。而且电话还时常占线，不是每次排了队，他都能把电话打通。

新技术的愿景与日益增长的全球化趋势相吻合，大型公司可以以任何方式将其业务进行跨国分配。“华为”和“中兴”也先后进入阿富汗，和阿富汗本国、含美英股份的电话公司运营，移动通话在本地方便了起来。

阿富汗基础工业落后，电基本依靠从伊朗进口。喀布尔的冬季天黑的很快，傍晚5点太阳就不见身影，电却三天才来一次，最早也得到7点多，10点又停了。电压也极其不稳定，电灯泡忽明忽暗，用高压锅蒸米饭有时需要等两个小时。

停电时，老式的小汽灯变得尤为亲切。汽灯灯头是化学丝网套，在灯头出气孔外边用自带的细绳缠上，开阀门点着火，能让这个新网套充分燃烧完。汽灯罐体不大，一次能加一公斤气，能用半个月。

2020年，唐涛来到阿富汗时，虽然停电依旧常见、且时间长，但各家各户已经用上了劣质的燃气发电机，停电期间到处都是嗡嗡的轰鸣声，还有许多家庭已安装上被淘汰的二手太阳能发电板。

他曾接待过一个阿富汗客户，对方到当地二手电器市场的转了很多圈，又到几次跑到“中国城”咨询，最终才选择在“中国城”购买全新的太阳能发电板。购买后，他还多次找回“中国城”要求唐涛去检查太阳能板是否安装到位。

唐涛了解大多数阿富汗人的购物心理，是对当地产品质量与价格匹配的怀疑。阿富汗新能源、太阳能发电技术落伍，那些已拆卸、被淘汰的二手太阳能板，全部都被运到阿富汗二手市场出售，“当地人追求价廉，有便宜的，为什么要用更贵的，这是新技术在阿富汗市场的一个缩影。”

 被颠覆的秩序 

阿富汗喀布尔，鸽子在Shah-Do Shamshira清真寺外飞翔

封闭的国家被突然的历史事件打开，传统受到冲击，在剧烈的震荡。阿富汗带着古老的宗教习惯被推入现代商业社会。

2005年前，余明辉走在喀布尔街上拿出相机拍照，会被错认为国际记者，总会有人来抢镜，认为这样可以上报纸。大街各色各样的人来来往往，就是没看到单行的女人，偶尔看到有女性，他发现也是被男人领在后面匆匆跟着，两人相隔几米。

按阿富汗传统习俗，成年女子在公众场合必须穿“波卡尔”罩袍，全身遮蔽，眼部镂空，佩有面纱，只允许露出眼睛和双手。阿富汗首位女性省长哈比芭·萨拉比表示，“罩袍根本不是阿富汗妇女的传统服装，而是塔利班强加给阿富汗妇女的一副枷锁。”

看着的身穿“波卡尔”的妇女从身旁走过，余明辉以为她们几乎不沾粉黛，但商铺内，玻璃货架上明明整整齐齐地摆列着各式化妆品，从美发用品、眼影到唇膏，甚至还有细分到手指甲油与脚趾甲油。他通过走访调研发现，极少女性会直接进店购买化妆品，大多是男丁代买。

2002年初，喀布尔的街头逐渐出现了美容院，这个只为女性服务的神秘场所似乎对女性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临街的深色反光玻璃，门板上贴满的浓妆艳抹的伊朗女人的巨幅海报，穿着低胸小背心的美容师和摘下头巾露出各色秀发的顾客，成为了城市中最独特的风景线

塔利班倒台后，不允许女人上学的禁令取消了。在公众场合，互不相识的人可以走在一起，相互交谈，也不必担心被捕。但当地朋友告诉余明辉，士兵仍然在校园中巡逻，确保校园中男女不会在教室以外的地方见面。

战后的城市里，还有多了许多无助的寡妇、失怙的孩子。在阿富汗街区的任何地方都可能有伸手向你乞讨的人。

最常发生在堵车时，余明辉曾被纠缠不过说了不客气的话，对方比他更厉害：“这里是阿富汗，你知道吗？”蒙着波尔卡罩袍的妇女抱着尚在哺乳的孩子，从长袍中伸出手拦车要钱，后面跟着三四个不大不小的小孩，

被乞讨时偶尔还会有交易环节，车里的人愿意给钱，但只有大钞，说好了给车外的人十阿尼，拿出五十阿尼面值的纸币，乞讨者也不会拿钱跑路，收起给的五十阿尼，再另找四十阿尼。

《追风筝的人》里曾提到，出生于上层社会的阿米尔逃往美国，成年后回到阿富汗，惊愕于战后触目惊心的喀布尔，但司机法里德指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说道，“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老爷，那才是我认识的阿富汗人”。

现代化社会思考方式还没有被掌握，旧的秩序惯性正在被颠覆。哪怕是法定的管理部门，给的答案也让人无所适从。

2018年，余勇中标一个阿富汗政府项目，在与阿富汗政府签合同过程中，被告知签合同的部长已经被总统撤职。但新的部长还未上任，总理表示总统在国外合同依旧有效。三天后，总统回国，质疑余勇，为什么要签？他很尴尬，又无法反驳。合同只能作废，等三个月后，新部长任职再重签。

他的很多客户都是一些国际组织机构，从他们手里接订单，把国内的产品卖到阿富汗，或把阿富汗当地的产品倒腾回国内。来阿富汗前，他在国内搞房地产工程，自称四海为家，周围朋友像他一样的在国外的有很多， “不管是阿富汗，还是叙利亚、南非都一样。”他记得第一次到喀布尔的情景：机场不大，能看到美军基地的雷达，家家都用炉子烧木头、烧煤，天灰蒙蒙的，雾气腾腾。

贸易过程中，余勇常需经过塔利班控制区。有一次，他与朋友通过一个塔利班检查站。塔利班人员看过关的是一辆好轿车，要求停车询查。司机考虑他们安全，没停车，等塔利班人员还未反应，直接踩油门加速开走。子弹“噼里啪啦”地打在车后背的钢板上。

2008年开始，阿富汗塔利班已形成“影子政府”，有了税收制度、影子行政系统、快速发展的（移动的）司法系统和（模拟的）货币。塔利班虽然没有明面来实际管理国家，但他们已拥有重新挑战治理阿富汗的力量。

余勇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通过塔利班控制区时，最好开破车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开好车会被认为是为阿富汗政府军工作；货车载货通过控制区时，要给过路费，视那天塔利班的心情而定，可能收你70美金，也可能收你30美金，但不会为难你。有时，塔利班也会从余勇这进货，“大家都有钱赚。”

《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作者塔米姆·安萨利（阿富汗裔美国人，出生于喀布尔，于1964年移居美国，兼有两国血统）曾这样描述塔利班统治下的乡村，塔利班的种种行为把阿富汗拽回7世纪的落后境地；另一方面，他们又把现代科技传播到阿富汗各地，无意中促进了信息流动和文化影响在阿富汗农村地区的传播。现在，他们到乡村收购鸦片不一定通过现金支付，也常常用各种新鲜玩意（以物易物）作为鸦片的抵偿。于是，村民们用上了手机、电视机、摩托车、越野车和电脑。

无时无刻的变化

2021年9月23日，阿富汗喀布尔郊区，一些塔利班的支持者聚集在一起

从2020年2月美国政府与塔利班阵营达成和平协议，到2021年5月1日美国和北约军队正式启动从阿富汗撤军行动至今，短短18个月之内，塔利班兵不血刃的重新控制阿富汗绝大部分领土。

在阿富汗最大的感受不是人身安全威胁，而是无处不在的变化。

“原来以为阿富汗政府军能坚持到年底。”余勇发现，塔利班进城后他的很多客户都在准备逃离阿富汗。他本打算前年回国，结果赶上疫情，一直没回去，现在又碰上政权更替，贸易的货物还在路上，合同还没到期，“自己跑了，人家也有损失，走也不太好走，干脆暂时不走。”

但余勇坦言，这次政权交替并没有很惊险，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听到枪声”。等他反应过来，阿富汗总统加尼准备向塔利班移交权力，新的临时过渡政府成立了，“该结束的也结束了”。他甚至都没有储备物资，就囤了几桶水。他住的地方有院子，在里面种了些黄瓜、辣椒、西红柿，基本生活物资能自给自足。

截至1978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一度将阿富汗推向了一个极端，建立了一个世俗化的威权政府，却没能延续；从1996年到2001年，阿富汗塔利班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推行教士与军阀掌控的极端宗教保守主义，也宣告失败。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说，让阿富汗跌入今天这个漩涡的，主要是两种极端主义的对撞：苏联式的极左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两种极端主义看似南辕北辙，在一点上却彼此相似，那种用理性主义、用纯净的道德理想、用原教旨去重新书写历史的热情。这种冲动摧毁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秩序，却发现在人心面前，暴力会抵达它的限度。

在余勇眼中，阿富汗这20年间可以被分成两个时代。美国人刚来的卡尔扎伊时代，那时候大家明显感觉生活质量提升了，随便一个本地工程师刚进入公司就能拿5000美金。到了加尼时代，工程师工资起薪只有300美金。

“但是很多阿富汗人不这么比，他们不会说苏联时期怎么样，美国时期怎么样，或者塔利班时期怎么样。他们往往会回忆50年代的国王时期，那时候喀布尔甚至被称为“东方小巴黎”。他们往往不回忆战争，之后的日子都是战乱，觉得都差不多，不管是谁执政，只要打仗，那就一定不如和平时期。”

无休止的战乱让许多人选择离开阿富汗，但故国情怀也牵引着很多阿富汗人，选择与自己的故土共同面对未来的一切，或在离开后再度回国。没人能说清楚未来如何，留下来的人选择继续生活，如常对抗剧烈动荡，即便那数不清的爆炸与死亡。

阿富汗女性独立电影人 萨赫拉·卡里米说，“外国人拍的阿富汗，永远讲述阿富汗人逃离祖国的故事；却从来没有人拍过，阿富汗人返回祖国的故事；也没有人拍过，一个关于阿富汗被治愈的故事。”

余明辉记得，他曾被三个阿富汗朋友拉去当地人喜欢聚集的一个半山坡开放式饭店。他们在路上已提前买好了馕。饭店里，在一排煤气灶旁边摆一副肉架子，半扇半扇的羊肉挂着，每个食客根据需要让店家拿锅炖肉。吃到见锅底，兴致未尽，他们再把车开到山坡附近一处稀拉的树林，走走看看，早已有很多消遣的人。

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阿富汗朋友把搭在肩上的长披布拿下来铺上，一条不够再铺一条。旁边有煮着红茶卖的人，红茶是一小包一小包的，水一直在沸腾。

不远的空地上响起了阿富汗的民族音乐，一个、两个、三个阿富汗年轻人随着音乐跳起舞来，旁边的人都可以加入，没参与的观众打着响指和拍手伴奏。夕阳下，他们拥有笑容，拥有手提式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和一杯红茶。

运营编辑 / 杨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