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并文 / 余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通知傍晚将要封校的那个周日上午，生活区（宿舍区）那些每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陌生同学，行状、神色倏然扭变。门口可见一波拎包结伴、囤购食物而返的同学。后来是一波拎包结伴、寻找物资而去的同学。再后来，就是满载而归和盛气启程的两拨人交织不绝的景状。后知后觉的我正被室友一行拽去囤购生活物资，在越聚越多的人群边缘擦身而过。身怀隐秘的任务一般，奔上不知为何而出发的征程。紧随在同伴身后，疾走和速谈，让我更感到心中的迟钝和这迟钝所带来的平静。同伴身上，以及路上不断迎面碰到的囤食而返的生活区同学，他们这些略有几分夸张的反应，让人感到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里荡起涟漪时的兴奋感，和多多少少未丧童真的青春气，犹如夏夜暴雨前小小的慌乱和细微的愉悦。我简单囤购了一些食物后，未吃午饭就立马背包冲进图书馆。然而，图书馆藏书层已经全部闭馆。几分诡异的是，一楼自习层竟然像往常一样座无虚席，毫无波澜。图书馆阿姨听到我说下午封校的消息时一脸茫然，随后让我不要再填写统一取书的借阅登记，她用手机拍下索书号后就步履匆匆上楼，为我抱下来了一摞书。我坐在沙发上若有心事地等待，身后是那些未被这场“风波”波及的安心泰然的人。我仿佛就是从风暴中飘洒出去的一支小风暴，而现在我来到了这大风暴宁静无比的中心。这段等待的时刻，令我渐渐熄灭了。
疫情期间食堂的盒饭
封校半月以来，每日乘坐校车，斜穿东体育会路往返生活区和教学区，尽管只是两分钟不到的路程，却也成了非常态生活中一件别具仪式感的事情。昨日下午，突然阴云低垂，春雨绵绵。我所在的那间八楼自习室里，一整天只有三个人在默不作声地写字、看书、盯屏幕、敲键盘。我本带了一本诗集、一本自传、一本诗论去自习室，却为一篇精彩的博士论文着迷得挪不开眼。临近下午六点，不情愿地起身去食堂买了晚饭。在另一间自习室吃过15元套餐的盒饭后，回去继续看那篇做海外译介研究的博士论文。这时我才注意到房间里那个大半面容被教室电脑遮挡住的陌生女生，并惊讶于她吃饭没有一丝声音。我停下双眼的工作，细听她夹菜、入嘴、咀嚼、吞咽的动作。一套动作重复下来，只能听到她咀嚼花菜类蔬菜时如蜻蜓坠地般的细声。心中暗暗为她的礼貌和教养，感到一种混杂了高质阅读和春夜细雨的难言愉悦。停顿片刻，双眼就重新上岗工作，一会儿抬头看电脑屏幕，一会儿低头在A4纸上做潦草的手写笔记。而心脏则是片刻不息，时而感叹作者丰瞻的史料内容和海外资料，时而羡慕作者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夜雨已歇，一辆满载的校车从我面前懒洋洋地驶过。这是今晚倒数第二班短驳车。长长的大巴校车，众多的车窗开着窗帘，窗后暗暗的人脸，像一颗颗摆在方格里的紫到发黑的葡萄。雨后的柏油路面，一片反射着路灯的白光，一片抱着自己的黑身，黑白混杂，交织不断。这种明亮与黝黑交错的地面，犹如月夜下的水面，粼粼闪动着今日读史料而浸淫其中的历史感。这种恍惚的历史感，仿佛双脚踏进一片早已流逝的水域，水的流动感和细凉感，骤然抱紧挽起裤脚的小腿，然后慢慢往上爬，期间伴随着撞击流水的阻力感和制造出的水声。但只要一低头，一回神，那水、那历史，就遽然消失，空无一物。眼前，是夜风中一堆堆如春日香樟落叶般等车的同学，和那辆绕过圆形花坛幽幽而来的最后一班校车。我坐到左侧靠窗的位置，等待着一颗颗葡萄被噔噔地放进方格。戴上降噪耳机，那些细蚊般的交谈和心跳般的机鸣混合在一起的声音，顿时远去。倚好靠背，用后背和脖子在温热的黑暗中找到舒适感，然后关闭双眼的自带窗帘。至此，世界已经缩小到我的身上，一颗紫黑的葡萄肉里深埋的种籽。两分钟后，如船靠岸般的感觉霎时袭来。紧接着，纷乱脚步的震动感，仿佛到站时那声长长的汽笛。
疫情期间在读的书
今日早起，在书桌前吃饭时，忽然想起读过的一首诗中提到的电影。于是打开iPad，一不小心，一整个上午被卷进一部英国殖民题材电影的情境漩涡。期间，一位在海边读研的初中好友发来问候，那时他正在去做第九次核酸检测的路上。待至电影中途，一位在贺兰山脚下读研的本科好友发来一本古籍的书号，在学校图书馆的各大数据库检索半小时后未果。当iPad屏幕上刚出现白色滚动字幕时，久不联系的姨哥打来视频电话。因为山东疫情，他假期留在工作地而未回家见孩子。视频时他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和我说话时，偶尔应付一下小院中别人打的招呼。中午乘车到教学区，继续看那篇博士论文。让我难以忍受的是，一篇优质论文中一再出现了别字和明显的数据错误。随着行文，我再次看到别字和数据错误，然后是第三次、第四次……好感渐无，但还有一丝不忍心，就像恋人分手时犹有不甘。这时，电脑屏幕上突然弹出一位朋友的消息。我本不想被打断阅读，但在弹窗自动消失后，还是把页面滑到了微信聊天窗口。点到那位朋友的聊天框，是满屏的大段文字：“今天早晨突然接到通知，说老师学生都暂缓入校，急忙回教室看到班里还有俩学生已经早早地来了。原来很调皮的那一个，今天看上去也特别乖，大眼睛一直望着我。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但还是让他们戴好口罩，借手机给他们打电话，送到校门口。那个小小个儿的同学，今天换了一个小背包，所有的书都带走还剩一摞在手里抱着，走到一楼，书就散了一地。跟他们说要在门口等爸妈来，然后就回去忙视频会议的事情了。结果，过了二十分钟，小同学妈妈打电话说，没接到小孩。我吓坏了！急忙跑去校门口找，找了一圈没找到，他妈妈还在门口等。我拿着手机，却不知道该打给谁，小同学也没有手机。盲目地沿着校门口一侧奔跑，他妈妈开着小三轮去另一侧找。我看到一个穿着校服的小孩，结果不是。找了一圈，看到小三轮又开回来了，我心里急坏了，害怕极了，开始责怪自己怎么能让学生自己在门口等呢！他妈妈很体谅我的不容易，在马路对面跟我说，她自己再开车去找找，让我先回去忙，说谢谢我。我说，找到一定要打电话给我！但我心里还是空空的，是紧张的。后来在回家路上，他妈妈找到他了，打电话来，再次谢谢我帮忙。我长舒一口气，五脏六腑统统归位。但那种空空的，紧张的，缺失的，没有着落的，处在危险之中的感觉，现在想起，就还害怕起来。”
我知道朋友是在分享无关紧要的日常，不必立即回复。划回论文页面时，犹豫了一下，我又划了回去。在聊天框里，我敲下：读后，感同身受。从朋友的文字情绪中慢慢恢复过来，当我在那篇博士论文中又看到一处明显的论述错乱时，任由好感崩塌，我也无意怜惜这错付的激赏。晚饭后，两位女同学临时起意，撺掇我一起去摘学校的橘子。为不扫她们的兴致，我只好放弃未读完的论文，欣然同意。等到楼下时，已经纠集六七个人，颇有儿时搞破坏时集体作恶的无知勇气。等到被她们带到那颗挂满橘子或橙子的树下时，我震惊于黄色果实的茂密，又疑惑于它们的衰老和紧固。在三四间办公室人影可见的行政楼旁，六七个人茫然无措地围绕在绿地区的一棵树下。当保安探过头来时，我们就故作欣赏和散步。为了寻找适宜的“作案工具”，像手握烫手山芋一般，两三人接力，终于拖来一把苕帚。大家兴致不一，踌躇满志、举足不前。看无人作为，我夺过扫帚踏进草丛，直奔树下，怀着被通报批评的献身感，用扫帚试图打下橘子。倒举起扫帚，将扫帚把对准头顶最低的一颗橘子，用力一挥，扑空的感觉犹如不会游泳的人落进绿色的湖水。接着再一击，正中那颗外皮略有皱缩的年老橘子。将它轻易击掉时，竟有几分失真感。扑腾一下，它坠进茂密的草丛。几人轮番寻找，最终也未能找到。茂盛的橘子树下，几个二十五岁上下的“顽童”，既想做点逾矩的“偷盗”之事，却又身受成年之心的束缚。我突然感到一种不愿承认的事实：童年已逝，不复天真和无畏。夜色渐起，又一班校车停在喷水花坛旁，吐出一串串紫黑的葡萄。散落一地的人群，也不能分散我上一瞬间的感受。那难以接受的事实让人难过，让人想在一个童年疯玩后的薄暮时分大汗淋漓地奔回家里，然后大声叫：妈妈！
怀着败军的心情，我们三三两两拐回教学楼。遇到大厅有人在打乒乓球，我借着熟人加入其中。小学四年级时，班里兴起乒乓球风，同班同学为了课间抢学校唯一一张木质球台曾和高年级学生发生过冲突。自那时起，我开始迷上乒乓球，等待下课的铃声就像等待吹响向乒乓球台冲锋的号角。初中时，我又遇到一群迷恋乒乓球的同年级同学，哪怕临近中考也打球不断。初中最好的一个朋友，后来说起对我的初记忆时，正是在乒乓球台上扣杀的酷姿。那时顶着上课铃声还在乒乓球台上坚持打最后一个球的那些同学，如今大都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研究生院。初三时参加学校乒乓球赛，小组赛决赛时惜败给一个后来学了舞蹈专业，现在从事舞蹈培训的男同学。令我意外的是，他竟然常年关注我写的新诗。如今他在外省买房、结婚、定居，几次邀我，欲要参观彼此的不同生活。后来高中迷恋篮球，大学痴迷羽毛球，至今鲜有再碰乒乓球的欲望。
因为大厅参与打球的人比较多，采取双打车轮战，我没做准备就从一个虽经常照面但从不相识的陌生同学手里，接过隔了多年风尘的球拍。当突然面对那蓝色球桌上“乒乓乒乓”蹦跳而来的白球时，我想象着当年打球的场景和回球的动作。然而让我意外的是，我的右臂像被神秘磁铁吸附一般，手中的球拍呆鸡一样错过了飞来的球。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近乎羞于启齿的身体上的笨拙，犹如中年发福、老年撒尿。我立马脱下影响挥拍的外套，怀着恨意一般把它放在大厅的竹椅上，好似扔掉了那笨拙感。随后几次发球、接球，不是扑空就是打飞，仿佛我一生所见的那些笨嘴拙舌、笨手笨脚的人，现今像野狼一样用绿油油的眼睛盯紧了我，然后一次一次地向我扑杀过来，将我摁倒在地。在这种身体失控、毫无球感的境地，我感到失去了自我，这不知从何时而生，但已然存在的危机让我无可奈何。仿佛我是在极其不熟练地操作着一具别人的身体，而我那些关于球技的肌肉记忆，丝毫不作用于这架机器。苦闷，无奈，荒诞……待至几轮后，那些被淹没的肌肉记忆慢慢回到身体里，回到“乒乓乒乓”的节奏感里。几个显露功底的动作，既如故人来，又有久别重逢时微妙的隔阂，但它们却真切地让我确认了丢失了的自己。晚上独自去浴室洗澡，站在如雨的热水下，萌生一念：身体里还有多少我，在静静地、寂寞地死去，而永无复生的机会。自二月底从家返沪，一边接连不断向出版社、杂志社、文化传媒公司狂投简历，全部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而感到一丝悬空般的恐惧，一边伏案埋首尚无头绪的研究资料，为毕业论文大纲迟迟不能出炉而倍感焦灼。同时，读博和就业的犹豫不决，让我在这个阳气渐升的春日三月，终于跌跌撞撞地胜利抵达T.S.艾略特“残忍”的四月。在A4纸密密麻麻的潦草字迹中，我一眼看到那句飞快写下的英文：Are you in the prime of life?“你是不是正当年？”诗人柏桦的这句诗，盘旋在我美好得令人辗转反侧、不知如何是好的二十三岁的细尾上。当我切实地意识到，人须得挤过每一天，才能抵达现在。我就深切地感到，每一个“当年”，都值得当成“正当年”来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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