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心怡 汪子祺 肖瑞淳
2022年春天，上海因疫情按下了暂停键。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日子里，我们重新凝视着这座城市，回想着曾经置身其中的路，未曾发觉曾经平常的感受竟如此珍贵。经历了隔离的日子，我们终于重新行走在这片土地上。周遭一切恍惚得不真实，熟悉又陌生。也许，我们未曾真正认识过这座城市。“旧地上海”是澎湃镜相与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两所高校的中文系同学联合开展的城市写作计划，旨在深入探索上海小众的角落，理解在这座城市边缘的普通人生活。这是第一篇，关于上海的江湾镇。2021年11月15日，是文淑珍经营“文文造型屋”的最后一天。她打算像往常一样早上9：30开门，晚上21：30休息。现在正是下午生意最好的时候，三四个等待理发的顾客挤在几平方米的店里。文淑珍穿着理发时专用的白色大褂，一边剪头，一边和其他顾客一来一往地闲聊，手上剪刀利落地穿行于顾客的发梢，碎发散落一地。
这间理发店现在是整条街道上最有人气的地方。店里传来的护发产品的甜香和门口旋转的灯箱，都和屋外贴满了拆迁标语的灰白老街格格不入。理发店内的装潢瞬间将人带回上世纪末的香港电影。墙壁上铺满白色瓷砖，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明星海报，左侧方摆一台老式彩色电视机，一米多高的挂式柜台横在前面，三扇半身立镜，还有一把笨重复古的理发椅。时间好像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只有物件上斑驳的痕迹诉说着光阴流转。
但与万寿街上陆续迁走的住户一样，这家理发店的店主文淑珍同样需面对离开与停业的现实。早在一个月前，万寿街上最早的一批拆迁户就已经搬走，此时沿街的店铺大半都已关闭。
上海江湾镇曾是繁华的千年古镇，《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七》中提到：“江湾浦口边枕吴淞大江，连接海洋大川，商贾舟船多是稍入吴淞江，取江湾浦入秀州青龙镇，其江湾正系商贾经由冲要之地。”但受地理位置影响，江湾镇成为战争中烽火交集的地区，许多建筑古迹都在战火下荡然无存。
文淑珍在理发店门口留影
沿淞沪铁路旧址前行，万寿路位于车站西路的尽头，一众低矮的私房盘踞在此。这块区域如今属于虹口区，已被划入拆迁范围，住户陆续迁出。私房的居住条件并不理想，巷弄两旁还能见到成排的痰盂和马桶，低矮的房屋散发着潮湿气息，即便在阳光明媚的白日，也需开灯才能有足够的光线。
文淑珍的这家理发店算是这片私房中居住条件较好的，店门右拐十米就是公共卫生间，每日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打扫，顾客有需求也非常方便。若是平日在店里理发，她也极少去自家卫生间。理发店是自家私房改造出来的，厨房用的仍是老式煤气罐，灶台的面积不大，与普通课桌的大小差不多，锅碗瓢盆堆放在下面，墙上橱柜简单地放了一些调味料。理发室与自家厨房相连，玻璃推门从早到晚一直敞开。每到饭点，饭菜的味道便会弥漫整个理发室，所有客人都知道今天她家一日三餐吃了什么，文淑珍对此早已习惯。
街道办事处通知文淑珍第二天下午派人帮她搬行李，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将是这家理发店最后一天营业。文淑珍熟练地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穿好理发围布，并用喷壶将头发润湿梳顺，老人已经年过八十，是文淑珍理发店的常客。文淑珍亲切地问老人这次要剪什么样的头发，未等老人开口，旁边一位年轻女人说道：“就后头推得高一点好了，把伊推得高一点短一点。”
像这样常规理发的客人，恰逢夏日生意繁忙时，文淑珍一天要接待三十几个，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这里剪发的费用一人是10元，烫头则用老方法上卷后用毛巾包好套上加热蒸帽，一头长发烫下来也只要一百多快。低价实惠的价格一方面为文淑珍带来了一批固定的回头客，另一方面也令她无力负担请其他学徒帮忙的工资。不论多忙，这家店始终都是她一个人在操持。
文淑珍家的房子分为两层，楼下是厨房与卫生间，中间用自制爬梯连接，倾斜角度大到上下楼需手脚并用，楼上是餐厅与卧室，上下总面积约80平方米。文淑珍夫妇与儿子儿媳和小孙女一同住在这里。虽然文淑珍不太满意这间房子需要每天“爬上爬下”，而且烧饭的油烟味难散，不得不“楼下烧饭端到楼上吃”，但是几十年过去，也已经习惯了。
两年前，也曾有人提出花一千万买下这套房，文淑珍犹豫再三，还是决定等拆迁，没有卖。如今能拿到的拆迁款只有800多万，比文淑珍的预期“少拿了200多万”，拆迁将使她失去这间沿街的铺面，理发生意眼看着也没法做了。
给老人理完发，文淑珍一边用毛巾掸着老人身上的碎发，一边笑着问，陪你理发的是你什么人啊？不料老人和年轻女人一同沉默，话音掉在了地上，文淑娟又笑道：“这是你小闺女吧。”年轻女人默不作声地将老人扶起来，老人点点头：“是，是，小闺女。”老人走出店面后，文淑珍摇头道：“其实一看就是她的保姆，上海的人呐，到老了，都是保姆孝，自己的孩子不会孝的。”在上海生活了三十余年，大半辈子都与这块土地相连，文淑珍谈起上海时却仿佛始终隔着一段距离，将自己排除在上海人之外。
紧接着来理发的是一个稍年轻的大爷，看起来与文淑珍年纪相近，一进门就说道：“我阿妹又问我要钞票了呀，要400万。”大爷的房子是本属于父母，他当兵回来后自己整体翻新一遍，还加盖了一层。拆迁政策规定所有子女必须统一签字合同才可生效。因嫁人早就搬出房子的亲妹妹因手里掌握着签字权，而打起了拆迁费的算盘。大爷提出给妹妹100万拆迁款作为和解方案，妹妹拒绝了，动迁组尝试调解兄妹间的分歧，但双方互不相让，年过半百的亲兄妹无奈对簿公堂。大爷讲话声音越来越响，手上比着数字四，在空气里使劲晃了晃，说道：“兄妹之间打官司，难看吧。”文淑珍不紧不慢地评价道：“哎呀，上海多少人为这个房子闹得一塌糊涂。都是没钱，见了钱都眼红。”
文淑珍每日在理发店邂逅形形色色的客人，世情百态从几句闲聊中勾勒出来。但是文淑珍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
送走了最后一个剪头发的客人，文淑珍打电话喊来了住在附近的妹妹，打算让她替自己在这间理发店再烫一次头，当作纪念。文淑珍对着镜子把脑袋后面揪着的小髻拆了，对着镜子拨弄着散到肩头的头发。年轻的时候她喜欢把头发这么披着，但是现在披着头发做事总觉得心里烦，到头来还是一把把头发抓起来扎上。最近忙拆迁，更是烦累，眼睛都肿着。文淑珍叹口气，在理发椅上坐下，从镜子里对站在身后的妹妹说，先剪短一点，能扎起来就行。社区雇来帮忙拖家具的车很紧张，一家一家轮着往下搬，预先安排给文淑珍家的搬迁时间一再往后推，明天下午车终于要来了。文淑珍的老伴借了个生锈的平板手推车，一趟趟地从她们身后将打包好的行李往外拖，从他张着喘气的嘴里，可以听见他的肺发出像扯风箱一样的声响。妹妹问，你儿子呢？文淑珍嗤笑一声，他现在多忙的，叫他吃饭还没空呢，还叫他来搬家？又冲着丈夫骂，狗东西什么都要，否则早就搬完了，我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统共就四个箱子。丈夫一面费力拉推车，一面哼哼着说，以为我不敢啊？我当初回上海的时候就一个包，就一个包就跑到上海。
文淑珍的老伴曾是上海下放到新疆插队的知青。1978年，文淑珍高中毕业后离开了四川老家，拿着姑妈寄来的路费，坐了三天四夜的绿皮火车去投奔在新疆库尔勒兵团当兵的姑妈，第二年就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两人当时属于是自由“谈朋友”，感情发展得很快，不到一年就结了婚。结婚之后，丈夫要回上海，两人趁着冬天农闲，偷偷盖了章，“稀里糊涂就逃回了上海。”
文淑珍第一次到上海，就和丈夫一家一起挤进了万寿街的这间房子里，“感觉像是来到了外国，每天和人打哑谜”。公婆不识字，说带江湾镇口音的上海话。婆婆跟她说去“茅房”，她硬是听成了去“升堂”。丈夫回家没看见自己的妈，问她。她硬着头皮说，你妈去升堂了，闹了好大的笑话。后来，文淑珍勉强能听懂一些有关家务的简单词语，听到“要烧中为（中饭）”，就把风炉拎出去，在河边扇风炉，然后生煤球炉。“看要择菜我就赶快择菜，择完了菜去扫地，吃了饭去擦桌子洗碗，我看到什么就做什么，不讲话。”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上海接到中央指令，停发了私自返沪知青1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补贴，小两口于是再次回到了新疆。重返新疆，文淑珍心情有点复杂，虽然干活辛苦，但是在兵团基本上“人人都说普通话”。
1981年7月5日，文淑珍在新疆生下了自己的独子。生完孩子之后并没有双方的老人帮忙照顾，白天两人又都要出门上班，孩子就送到兵团的托儿所。每天早上吹号之后，连长会逐一清点上班人数，如果迟到会被用广播点名，整个连队都听得到。“某某某不像话！”文淑珍生性好强，宁愿每天早上不吃早饭，也要给孩子把好屎尿，弄得干干净净送到托儿所，然后准时去上班。而她也因此弄坏了胃，直到现在还会发胃病。
文淑珍在兵团没有固定的岗位，属于“社会主义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养猪、养鸡、下地、照看林木、管理青年班的孩子，都干过。毕竟年轻好学，身体也顶得住，都能干。就这么东干干西干干，干了十年。1988年冬天，政策放松了，文淑珍和丈夫带着儿子，再次回到了万寿街，此后33年，再也没有离开过。上下不到8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开始住了公婆、哥嫂，一家七口挤挤挨挨。如今公婆已经去世，哥嫂也搬了出去，但是又添了儿媳妇和一个小孙女。
初来乍到，文淑珍在上海的第一个营生是做小买卖。她批发了一些卖给游客的小玩意儿，用包背着，去外滩、上海大世界和百乐门等景点兜售。游客在外滩漫步，享受着迷人的上海风情，她站在一边，背着包，手里拿着玩具，想着怎么上前搭讪。“我做小生意做不来的，手都是捧在胸前，拿不出来。”因此兜兜转转一天，也卖不出去多少件。同时还得留着个心眼，预防警察来抓。当时还没有城管，卖东西的小贩管一身黑制服的警察叫“黑猫警长”，有人喊“黑猫来了”，大家一起跑。文淑珍跑不快，被“黑猫”逮过几次。路过的爷叔看着她笑：“哎呦，你这么年轻就做这个活啊？不找个工作干干？”文淑珍也想“找个工作干干”。她找到一家广东人开的理发实习班，打算学习美容美发。广东人白天到工厂、工地去给人剪头发，晚上上课。文淑珍白天照样挣钱，晚饭来不及吃，赶着去上课。放学之后骑车回家，一身汗，想买个冰棍儿，但舍不得两毛钱，回家喝点凉白开，下点面，酱油拌面。1992年夏天，文淑珍将万寿街的房子沿街的门脸空出来，墙上装了块单玻璃，弄了几个凳子，开起了一个简易理发店。空调没有，洗头的躺椅和池子也没有，只能搞一个桶装在墙上，弄一个开关烧水，客人洗头的水都从桶里舀。两块钱剪一个头，客人嫌热，环境不好，也不怎么来。整个夏天，每天的营业额都不到十块钱。到了秋天，天气凉爽下来，客人才渐渐多起来。当年，万寿街附近居住的基本都是上海本地人。文淑珍说完“侬好”“侬饭切估伐”就词穷，剩下的理发的过程中充满了让人尴尬的沉默。三十年过去，文淑珍的上海话已经非常熟练，“会听也会讲”，常来店里理发的客人，也都是老熟人了，有默契在。“转灯他们就晓得店开了。但是老客户呢，你不转灯他们也会来的，我这个灯转了十多年了。”老客人们进门坐下，谁都可以跟文淑珍无缝唠上一段家常，说说身体，说说儿女，亲切熟稔。但文淑珍心里总归觉得，自己和万寿街的老住户们不一样，虽说在上海待了几十年，户口也来了，但是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上海人。有客人笑着说，你是新上海人呀。文淑珍听了也笑，新上海也不是新上海，我都65岁咧，现在引进的人才才是新上海人，我是老的啊，我孙女都6岁上学了，说是新上海人，牙都给人家笑掉。
不管算不算上海人，万寿街这套房子文淑珍都住了三十多年，是她在这个大城市的一个最熟悉的落脚点。门口的理发店则是支撑着她在此地站住脚的事业。文淑珍虽然嘲笑丈夫恨不得把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原原本本地搬走，不如自己洒脱，但心里多少也有些舍不得。烫完头，天色已经黑了，文淑珍对着镜子端详端详，然后把头发扎起来，让妹妹给自己在理发店门口拍了一张照。“不要拍半身的，要把我这个（店的）门脸全都拍进去。”照片里，文淑珍穿着工作时的白大褂，站在“文文造型屋”的招牌下，两手还是像年轻时一样喜欢“捧在胸前”，显得有些拘谨。门口暖黄色的灯箱颜色已经有些暗淡了，但是还是坚守着这“最后一班岗”，几十年如一日地转着。此时的文淑珍没有想象过在她离开之后这条街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完成了短暂的纪念之后，她很快就要回归到一日三餐的生活中去。今天下午她和丈夫都很忙碌，没有时间做晚饭，幸好冰箱里还有一大块崇明糕，蒸一蒸就够几个人分吃。为了好熟，妹妹拿着菜刀费力地要将冻糕剁开。丈夫见状急得直骂：“你小心点，把台子剁坏了呀！”妹妹性格泼辣，立刻反唇相讥：“坏了就坏了，你带得走吗？带到棺材里！”文淑珍听了在一边直笑。糕蒸好，洁白香甜，吃下去饱腹踏实。可是文淑珍还是觉得这个糕没有以前街上那家卖糕的店做的糕好吃，那家人是比较早搬的一批拆迁户，一个月前就搬走了。这街上小店不少，除了卖糕的店，还有卖手工蛋饺的店、修理羊毛衫的店，这些小店在万寿街拆迁之后，恐怕也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承担得起租金的店面。文淑珍的理发店也是如此。可是她仍然期待搬到新房子之后，能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个老理发店继续开下去。
不舍归不舍，文淑珍对于搬家换新房并不是没有期待。她看了不少中介推荐的房子，最好的打算是能买两套小间，让小两口和老夫妻能够分开住，那怕“位置买偏一点”。从小到大，不管是在老家四川，新疆，还是上海，文淑珍都没有住过楼房。她想试试一开门进去屋里敞亮，客厅房间一眼看尽的房子，而不像万寿街的老屋，房间像叠积木一样“东一间西一间上一间下一间”。同时她对楼房也有自己的担心，“现在房子动不动就造二三十层，往下看我都恐高，万一地震或是海啸，怎么来得及跑呢？我要买还是买低一点。”房子还没有看好，为了应付马上到来的拆迁，文淑珍已经在仁德路的小区里租了一套一楼的房子。新的住所在一个新式的小区里，是六层楼的单元房，离万寿街步行距离只有500米。文淑珍家在一楼，从门口进去有一条贯穿的过道，沿着过道从外到里依次是儿子一家的卧室、厨房、厕所和餐厅。文淑珍和丈夫的卧室没有隔断，只有一张床夹在餐厅和阳台之间。
文淑珍一家是11月26号搬来的，刚搬来时东西很多很乱，清东西就清理了一个星期。搬来一个多月之后，很多东西仍找不到自己在这间房子里的位置，被随意堆放在房间各处，有些从老屋搬来的纸箱还贴着胶封。餐桌旁边的椅子靠背上挂着袋子、坐垫上堆着一大袋纸巾，来理发的客人只能坐在床上。过道靠墙堆了一溜杂物，只留了一个人通行的空间。客厅里的矮柜上堆满了各种药瓶和药盒，基本上都是些治心血管方面和骨质方面的药。房间里依然留存着许多老屋的痕迹，用到发黑的木衣柜被原封不动地搬来摆在文淑珍的床边，床对面的壁橱里堆了很多发黄的杂志，墙上挂着旧时钟，秒针滴答滴答地响，仿佛要把往日的时光流进现在的生活里。老店里烫发的机器也被搬来，摆在吃饭的餐桌对面。文淑珍理发的地方就在屋外侧的天井里，几块透明的板材和塑料膜将这里密封成了一个阳台，阳光从顶上颤巍巍地照进来——这也是整间房子里唯一可以感觉到自然光的地方。棚顶上吊着插电的接线板与晾晒的衣服，底下放着一张椅子和一面靠在墙上的全身镜，镜旁的小洗手池被用来给客人洗头。这就是文淑珍新的造型屋。虽然环境已经同以前的文文造型屋完全不同，但只要拿起推子和剪刀，文淑珍就还是那个滔滔不绝的造型师。她正在和客人打趣万寿街附近新开的一家10元快剪理发店，“一天到晚在门口吆喝，谁敢去剪啊？把人的脑袋剪得像个鸭蛋一样，小年轻剪得像个老头头。”搬完家不久，文淑珍立刻给以前的老顾客群发微信并附上新住所的地址：“需要理发联系我，来时提前打我视频好到门外接你，发文字没有时间看，以免误时哟。谢谢你啦！”信息发是发了，客人却不怎么来。在万寿街，最忙的时候一天连剪带染烫可以挣七八百，平时也能有三四百。而搬到这里来几乎就没有什么生意，有时一天来三五个找上门的老客户，有时候一天都没人来，这是文淑珍以前从未遇到的情况。在万寿街开店时，文淑珍每周一给自己放一天假。现在因为生意不如以往，她干脆一周无休，只要有人找上门就给人家剪。时常来理发的老熟客会问文淑珍“侬这么大年纪，没想着退休啊？”文淑珍的回答只有“生活所迫”四个字。早几年儿子和朋友一起创业，赔了不少钱，所以文淑珍夫妻俩生活完全靠自己。而相比于过去，如今的文淑珍更需要这份理发店的收入。暂时落脚的这间房子一个月租金就将近6000元，而作为知青退休的夫妇俩，依着“369”的政策，工龄17年的文淑珍一个月的退休金是3000出头，丈夫的工龄稍微长，20多年，一个月的退休金能拿到接近4000元。如今两人的退休金几乎都要搭到房租里。现在居住的房子不仅烧钱，也并不让文淑珍觉得满意，她总觉得住着别人的房子像是“讨饭样的”。房子的面积也没有她以前的老屋大，堆满东西之后没有她想象中住楼房的敞亮，反而看着心里堵。来理发的熟客也会开导她，习惯就好了嘛。文淑珍也不多说什么，只盯着椅子上顾客的头发，一剪子一剪子，一推子一推子地理。只有在理发的时候，文淑珍才能暂时忘却生活中的一切。
此时老屋的拆迁又遇到了难题。文淑珍的丈夫有兄弟姐妹6个，老屋是她丈夫从家里继承的。老屋原本属于几家人，文淑珍指望拆迁把字一签，把各自该拿的钱一拿就可以彻底分家，乐得清爽。但是丈夫的妹妹是困难户，吃低保，住廉租房。根据国家规定如果低保户户头上的存款超过10万元就不能继续享受这些保障。此次拆迁妹妹按政策可以分到56万，虽说不是个小数目，可无论如何也难以在上海买一套房，所以妹妹不愿签字。一天不签字，拆迁款就一天下不来，文淑珍就得继续租住在这个让她觉得像是“讨饭”的地方。没有生意的时候，文淑珍就天天往信访办跑，可所有的流程都是按照政策来的，没有违规的地方。文淑珍为了这件事着急上火，她不明白为什么谁都没有问题，事情却解决不了。文淑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一生的信条就是“做人只要善良、诚实，走到哪都不怕。”搬家前的最后一天，有一位老客嘱咐她，搬到新房子要放放炮仗、敬土地神，在新家的生活才能兴旺。文淑珍摇摇头，我不信这些的。那位爷叔劝她，这种东西我也不全信，但是信一信没有害处，我出去旅游见到什么寺庙都进去拜一拜，总没有害处吧！可是无论爷叔怎么劝，文淑珍只是摇头，最后没有办法，就说，我这辈子只信一个人，就是毛泽东。两人谁也没能说服谁，爷叔剪完头戴上帽子，留下一句略带火气的“再会”。房间的柜子上有一个老旧的相框，里面是一张有些年头的理发店的经营许可证，文淑珍把它保存得很好，摆在了最显眼的地方。这家理发店不久后应该不会继续存在，她明白，如果还想留在江湾镇，就只有蜗居，没有多余的地方开理发店；如果想住大一点的房子，那就只能往嘉定、金山那边买，老客户也不会跟来。这张经营许可证最恰当的归宿也只能是这存放回忆的旧相框。天井外面车来车往，天井里面是电推子的嗡嗡声。这三十多年的上海生活，已经让文淑珍的生命化成了电推子声里的烟火气，浓缩在万寿街的一隅，浓缩在文文造型屋里。从四川阆中到新疆库尔勒再到上海江湾镇，文淑珍一生的轨迹几乎横跨了整个中国。在同一个时间，万寿街的住户已经全部搬完了，只有街尾的一个商铺还开着。昏暗的街灯照着夜晚的老街，街上空荡无人，除了每一个弄堂的出口坐着的保安。他们大都裹着厚厚的保安大衣，在寒冷的冬夜打盹。文淑珍的老房子的门口，大门已经砌上了厚厚的水泥，红色的油漆刷上了门牌号，原来是灯箱的地方堆放着很高一摞塑料凳子。大门上醒目的“文文造型屋”还挂在那里，和隔壁店面的“中国体育彩票”并立，而不久后这块招牌也将揭下。这一天是2022年1月7日，离农历新年还有26天，离文淑珍第一次来上海已过去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