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田阡：《重观西南：走向以流域为路径的跨学科区域研究》

Original 2016-07-23 田阡人类学乾坤

大西南

【作者简介】田阡(1973-)，湖北荆州人，人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主任。

【摘要】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局部整体性的把握，是对中华文明总体整体性进行理解的必经阶段和重要步骤，将以空间、历史与族群互动为视角的区域研究嵌入流域时空进行审视有其重要性。从方法、对象、空间、学科几个向度，分析西南学术研究应该从社区研究到区域研究转向，从族群研究到流域研究转向，从东南研究到西南研究转向，从人类学洞见到跨学科协同研究转向。

【关键词】流域人类学；区域；社会治理；西南地区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ECT—12-093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BMZ048)；西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swu1609102)。

研究方法是任何学科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石，人类学也不例外。早期人类学家多倾向于通过田野调查而进行个案的积累，这种方法曾被戏称为“标本收集”。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利奇(E.R.Leach)在其代表作之一《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中提到人类学研究中的“蝴蝶论”：当时很多研究者的工作，就像搜集各种蝴蝶标本一样去搜集各种人类文化现象。他认为这些文化现象搜集得再多、再全，如果不去深究“蝴蝶”的归类、“蝴蝶”的演化等问题，就无助于对人类社会有更深入的认识。共时性的比较，需要个案的积累，更需要研究视野的开阔。同样，当我们回头去看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强调在古典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基础上要对比较方法进行革新，放弃使用先验的阶段论，对比较方法革新，转而做共时的比较，从而看到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的理念时，就可以确信这样的学术思维可以理清一条通过认识事物，进而认识人类社会的主线。不仅有助于读者认识事物的关联，更有助于认识人类社会的整体层面。

一、方法论转向：从社区研究到区域研究

源于结构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长期以来都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石，为人类学这门学科的世界性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事实上，只要对学术史稍作梳理即不难发现，社区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在人类学传统的社区研究中，其实存在着“社区研究”和“在社区中做研究”这样两种研究取向。一直以来，大多数的中国研究者，都传承了人类学民族志的传统，将社区视为可操作单位，对其进行“麻雀解剖”，以期代表中国，至少代表中国社会的一种“类型”或“模式”。然后试图通过类型比较方法达到对中国整体的认知。

费孝通先生在后来的《云南三村》序言中反思《江村经济》，承认《江村经济》做的是社会调查而不是社会学调查，他在《云南三村》中的类型比较，可以看作是对“利奇之问”的回应。这段学术公案众所周知。利奇质疑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方法：“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1]费孝通坦承“江村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但他认为：“如果承认中国存在着江村这种的农村类型，接着可问，还有其他哪些类型？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1]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对社区的研究”，而进入了“在社区中做研究”而且是做更大范围或规模研究的新视野。在这种类型比较法的信念下，费孝通先生从“江村”走到“云南三村”走到“中国小城镇模式”乃至“区域社会”，为理解中国奉献了毕生精力。这种研究传承至今仍然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其影响下，我们的研究不但要思考整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宏观与微观的链接，而且事实上还是一种加入了他者文化关怀的研究。一方面，区域社会的地方知识体系在支撑着“传统”或“他者”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地方性的问题已经成为国家治理技术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在地方社会中实践和权力展演的空间。

作为学术工作者，我们既要时刻警醒自己将自身的世界当作众多世界中的一个，寻找他者历史与社会的独特运行逻辑，同时也要“追问流行于不同的地理单位中的宇宙观在互相碰撞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的‘不同’”。^[2]

区域研究作为人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人类学学科起源和兴起的过程中，还是人类学学科理论与学科流派的形成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区域个案的研究来认识区域整体。在全球化时代，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使原有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遇到严峻的挑战。尽管如此，人类学的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却从未动摇过。区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只是比以前更加强调人类学理论上的批判性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科学性而已。

二、对象转向：从族群研究到流域研究

人类学家周大鸣教授曾指出，族群的认同必须在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去探讨，在与世隔绝的孤立群体中，是不会产生族群认同的，至少族群认同是在族群间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认同和互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局面。^[3]事实上，包括地域性在内的现实认同在具体的时空下也是重要的族群认同操作工具。生活在同一区域的群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受到政治的、市场的、历史记忆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而使族群认同和族群文化处于动态的变迁之中，这是历史的建构过程，也正在现实中发生着。

孤立的群体研究方法也无法把握族群之所以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族群文化归纳，如果缺乏时空格局意识，就会忽视对地方社会的族群关系、地域关系和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从而造成对区域文化地方性差异以及差异形成过程的关注的不足。

以空间、历史与族群互动为视角的区域研究，并不是单一的区域史，而是人类学上文化整体观和比较研究传统的延续，也是对中国地方社会研究中历史研究取向和区域文化研究取向相结合的进一步深入。这种研究视角以发现具体历史社会情境中地方社会与族群社会的关系为目的，去揭示国家、社会、地域、宗族、个人等多层次的社会力量在多样性的具体“历史真实”中的整合以及民间生活中“文化创造”的多样性，并最终以“过程民族志”的方式展现传统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4]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局部整体性的把握，是对中华文明总体整体性进行理解的必经阶段和重要步骤。因此将族群文化研究与地域进行结合，将族群与族群互动嵌入具体的时空轴进行审视就显得尤为重要。

地理自然环境因素天然地对区域社会形成具有形塑作用，而经济、政治、文化关系是区域社会形成、分化和变迁的重要基础。同时，把握地方社会形成及变迁所需要考察的区域族群关系、政治层级、经济关联、地理空间等社会结构性界线都包含在区域社会之中而不是以族群为边界。作为族群互动的具体时空坐落，区域社会正是进行地方社会文化研究的可操作单位。它有可能突破传统研究重视客观文化表征，忽视地域关系、族群关系的局限。

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的研究不应拘泥于族源、客观文化表征以及单一族群历史方面的考察，而应将其作为资料性素材，重点通过对区域空间内的族群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把握，从河流区域与族群文化角度对族群研究进行田野调查和理论层面的探讨。

流域，正如龙宇晓教授所言：“是以河流为中心的人-地-水相互作用的自然-社会综合体，以水为纽带，将上中下游和左右岸的自然体和人类群体连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人类生活世界的本体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流域是群集单元，是世界本体的一部分。用地理学的说法，流域是一条一条的河流和分水岭形成的山水基线；从文化的发生角度看来，流域就是一条条的文化赖以起源、演化、传播、交融与发展的时空通道；从整体观的视角看，流域还是一个体系架构，由大大小小的流域线条网络形成一个个的区域扇面；就社会内涵角度而言，流域是一个问题域，集结了诸如生态、人口、资源、民族、族群关系等各方面的问题；从方法论角度讲，流域则可以作为一种认知范式，从流域的角度看待问题，可能和过去泛泛地看待问题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能用流域的方法，从流域的角度看问题，肯定能够发现以往我们不能发现的很多的知识的盲点。

流域是世界本体的一部分，这与流域的性质有关。流域在国外的理解各有不同，有广义的valley,还有一个狭义的watershed，即分水岭。希罗多德曾说“埃及是尼罗河馈赠给人类的厚礼”，深入理解他的话，可以说整个人类的文明都是和流域有关系的。马克思说“尼罗河水涨落启示，诞生了埃及数学”，可见流域不仅仅是文化的问题，也与地方知识、科学知识有关。流域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是自然资源的群集单元，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承载单元，更是我们认识社会的一种方式。顺着河流，就有物的交流、人口的流动、文化的传播和分布。流域作为一种系统的架构，是一个人、地、水互动的复杂系统，从中可以分成很多子系统，可以在这个系统层面发现很多现实问题，诸如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传统知识的传承保护问题等。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流域的视角，我们能够在研究中不断发现新的资源，给老的问题赋予新的意义，并最终解决这些问题。

作为范式创新的一个出发点，流域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超越以往点状认知的局限性，超越现在人类学区域研究上一个个民族志点之间缺乏关联的局面，还可以超越“边缘-中心”的理论范式。正因为如此，流域人类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实现文化整体观的目标；流域的研究、流域的视角、流域的方法，或许能够真正推动人类学成为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

三、空间转向：从东南研究到西南研究

中国研究的空间转向经历了从西南到东南再回归西南的历程。如西南彝学研究的现代学术确立开端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杨成志先生。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专业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开始进入西南地区，进行民族社会调查，留下许多重要的调查成果。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先驱杨成志先生在1928年9月至1929年5月，孤身深入凉山进行民族调查，后来结合云南的一些调查撰写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被称为“我国西南民族调查的先导杰作”，后来出版的论文集《云南罗罗族论丛》被称为“罗罗研究的第一本巨著”。^[6]此外，袁家骅、李仕安、江应樑、陶云逵、林惠祥、芮逸夫、马长寿、林耀华等诸多民族学和人类学大家都曾进行过西南地区社会文化调查和研究。他们融会贯通，将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数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整合运用，写就了一批经典之作。相比于华北农村研究和东南宗族研究后期崛起，西南族群研究的传统曾一度低潮。随着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提出关于“藏彝走廊”的论述，人类学研究的目光又逐渐回到西南。

自1980年民族学人类学学科重建以来，西南研究的“区域研究”特征也日益明显。特别是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成立，更标志着西南研究区域视野与实践的开启。在该学会的推动下，西南研究的学术力量被整合组织在一起，进行了一系列“流域”“走廊”“通道”等具有较强区域性研究的专题调研，如横断山区六江流域、西南丝绸之路、贵州“六山六水”、南昆铁路沿线、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等研究，从而开启了学科重建以来西南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7]

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曾经在村落个案的基础上，由国外中国研究者和台湾学者先后提出了市场体系理论、祭祀圈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华南研究理论等范式，将连接一个个村落的关键，或认定为村庄集市网络内的交换关系，或认为是为了共同的神灵信仰而举行的祭祀活动的居民，或归结为某一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宗族、信仰及社会整合。^[8]这些研究范式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缺陷，这些缺陷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只能解决相对较小范围内的区域研究问题，一旦将其置换于其他环境之中，就会遇到严重的“水土不服”情况。在实地的调查和研究中我们发现，地理自然环境因素天然地对区域社会形成具有形塑作用，而经济、政治、文化关系是区域社会形成、分化和变迁的重要基础。同时，把握地方社会形成及变迁所需要考察的区域族群关系、政治层级、经济关联、地理空间等社会结构性界线都包含在区域社会之中而不是以族群为边界。作为族群互动的具体时空坐落，区域社会正是进行地方社会文化研究的可操作单位。

笔者自进入西南大学以来，结合区域研究和西南研究的新传统，带领团队在龙河流域开展了持续性的区域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龙河发源于鄂渝交界处的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水国家森林公园冷水镇李家湾七曜山南麓，全长164公里，天然落差1263.3米，其中在石柱境内有104公里，是石柱境内最大的河流。龙河流出石柱县后，在丰都县王家渡注入长江。龙河穿越石柱和丰都两县20多个乡镇，因流经石柱县城南宾镇，绕城三面，龙河在石柱县内又称“南宾河”。龙河流经的地区地处鄂渝交界地，当楚黔之交，控楚连黔，襟带湘境，自古为洪荒之地，是巴蜀古国最边远的山区，古称“九溪十八峒”，也是土家族的祖先古代巴人的聚居区。笔者和团队对龙河的人类学研究是从《冷水溪畔》开始的，陆续有《万寿山下》《沙子关头》《龙河桥头》《边城黄鹤》等传统村落的系列调查研究，还有《“边缘”的“中心”》等呈现族群互动的系列研究，以及流域内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至此，一个以流域为路径的西南区域研究的新人类学空间正在凸显。在冷水乡开展田野的意义在于它是贯穿于石柱县的龙河的源头，也在于它已经置于流动和发展的背景之中，需要尽早地描述和挖掘。而在西南流淌着很多与龙河一样的小流域，都存在着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族群多样社区，对学术研究的标本作用以及田野调查方法的训练都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场域。我们期待能通过做一条河流的上、中、下游不同社区的研究，构建起对该流域整体性的文化和社会认识，继续寻找文化的相似性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也为武陵山区和西南的多流域研究拓宽、拓新思路与方法。

面对新时期全球化浪潮下对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迫切呼唤和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失语，在费孝通的中国区域研究蓝图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岭南研究与珠江流域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总结7年来集中于西南地区的流域研究的理论与田野调查，初步得出了一些关于人类学区域研究，尤其是中国西南山区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规律与方法。

四、学科转向：从人类学洞见到跨学科协同

我们认为，流域文明不仅是流域文化，流域历史，更多应关注现实的流域治理问题，进而参与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讨论中去，因此，挖掘流域文明，其根本目的应该是更好地从点、线、面三个层次上为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指导。

第一，流域文明凝聚社会治理的文化意蕴。水是流域文明的主体，水的特性在于它的流动性和循环性。水的流动性体现在它最一般的液态，水的循环性体现为它在“三态”间的转化。水在沸点化为气态，在冰点结为固态，但是无论如何蒸发和凝结，它都在循环往复之中保持自身的存在。水也在“三态”转化之中实现着自身的充斥和弥漫。一地一域之水受到污染，水的流动性就会促使污染在更大范围内持续扩散；一堤一坝存有缝隙，水就会在引力作用下发挥出“柔弱胜刚强”的特性；水库不坚，水道不通，暴雨积累起来的洪涝就会引发灾难；水源的开通、引调、提升的不足则会引发缺水困境；水管查漏减损、废水再生利用和雨水收集的工作不济，就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水的这些特征，决定了治水思维的系统性和治水形式的协同性特征。水的文化产生于人与水的历史互动性实践中，内涵在世界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之中。人类在用水、治水、护水等实践中不断构建文明史，在渡河、越江、航海等活动中不断构建世界历史。从中华民族范围看，松花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以及东南、西南、西北诸河等流域，孕育了先哲对水的哲学思索，凝结了历代水利工程的科技文化，汇聚了各朝文人对水的人文赞美。

第二，流域文明突显社会治理的系统关联。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但是其发挥功用需要依靠人对于水的规律的科学把握。山水林田湖之间的辩证运动构成生态系统，水的规律即是在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人们对于自然界的作用逐渐多样化，导致水的规律发挥的作用机制也变得日益复杂化，人们治水的机制也日趋系统化。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因此治水必须具备统筹协调的战略思维。

第三，流域文明反映社会治理的本质属性。人对水的治理体现的是人通过物质实践以文明的形式获得对以水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利用和驾驭能力。治水直接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为了维持自我生存与生活，对于水的实践形式包括探寻水、储存水、去污水等。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类以傍水而居作为寻找充沛水资源的最直接方式，因此早期人类文明几乎都起源于各种大型河流。丰沛的水源有助于化解供水与节水的矛盾，但是也带来了洪水和涝水的矛盾，因此，以泄洪水、排涝水为核心内容的治水也几乎成为所有早期人类文明面临的必要任务。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作成为人类利用和驾驭水资源的重要形式，人们在治水中不断探索和改进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机制，以便更加积极有效地应对水的问题，实现人与水的和谐相处。

因此，在这一系列理念体系统领下，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以流域为主题开展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公共政策、农业科技史等多学科对话的系列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付诸具体社会治理问题的实践。除了流域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我们计划从历史流域学中吸取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并将研究对象拓展到跨境流域研究与跨境社会治理方面，分别从三江源地区的流域生态学、珠江流域宗族与族群、松花江流域的农业人类学、大运河的考古与治水历史、武陵山地区多流域切入，探讨复合的人-地-水系统中的社会治理问题，最后将流域与社会治理的理念上升到生态美学的人地和谐与社会哲学的天人合一层面。

我们期望今后能够通过“流域”这个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的概念，加强国内跨区域体系之间的合作，并深入持续地与国际学术界开展以流域文明比较研究为主题的学术对话，使我们的研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使我们的学术更进一步地融入国际主流。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J].读书，1990,(10).

[2]王铭铭.人类学：历史的另一种构思[J].王铭铭.中国人类学评论(第9辑).北京：中国图书出版社，2009.

[3]周大鸣.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9).

[4]彭兆荣.边际族群：远离帝国庇佑的客人[M].合肥：黄山书社，2006.

[5]曾江.作为方法的流域：中国人类学研究新视角——流域人类学大有可为[N].中国社科科学报，2015-06-09.

[6]王水乔.杨成志与西南民族研究[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2).

[7]张原.“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J].民族学刊，2014,(4).

[8]周大鸣，詹虚致.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脉络与反思[J].民族研究，2015,(1).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8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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