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6·梁钊韬教授百年华诞专题】王建民：梁钊韬先生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框架的构想

Original 2017-02-22 王建民 人类学乾坤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作者简介】王建民，男，陕西韩城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著名人类学家梁钊韬在1981年主持复办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并在中国人类学学科重建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梁钊韬的四分支变体考古学与民族学两分人类学学科架构进行分析和讨论，由学科训练追溯其基础，经学术实践型塑其认识，最终依此复建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财富。

【关键词】梁钊韬；学科建设框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6:52-57.

人类学学科对于当代和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梁钊韬教授是对于发展和重建中国人类学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在《中国人类学逸史》中所评价的那样，梁先生的一生是与他所倡导的学科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1]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希望藉由此文寄托缅怀之意，重温他对于中国学术的贡献和他围绕学科建设展开的学术实践，分析他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架构和框架的思考，阐明这种构想对于建设中国人类学所具有的重要启发意义。

壹

中国近代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一批有识之士力求强国保种，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人类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到中国，这一学科的观念和相关知识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从社会进化到文化传播，逐渐与中国文化结合，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的梁钊韬先生对于学科的认识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由于地处当时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又是孙中山先生亲自创立的传播革命思想的知识中心，中山大学是中国人类学发展得比较早的地方之一，而且这一学科的创建一开始就与现代国家建设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早在1927年，中山大学就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中央研究院”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址也设在中山大学。由傅斯年任所长，第七组为“民物学与人类学组”，对于中国学术有重要影响的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主其事。该组研究计划的第一项就是去云南做少数民族调查。刚刚大学毕业的杨成志作为助理，进入该组，并跟随史禄国夫妇和中山大学教授容肇祖参与调查。到了昆明之后，史禄国惧怕匪乱，放弃了滇东考察计划，专心在昆明搜集体质人类学数据；容肇祖则因为开学在即，采购了一些文物收藏品之后折返广州。杨成志独自一人前往滇东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历时一年零八个月。这次田野调查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也奠定了中山大学人类学发展的良好基础。

中山大学的早期人类学学术传统还表现在人才培养方面。从学术梯队建设方面，中国人类学界素有“南杨北吴”南有杨成志、北有吴文藻，在20世纪前半期两位中国人类学前辈在培养人才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之说。中山大学早在初建语言历史研究所时，就拟招收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研究生。1932年开始招收最早一届人类学研究生。杨成志教授除担任本科生教学并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调查外，在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以后又专设人类学研究所)招收硕士研究生，先后亲自培养了王兴瑞、江应樑、梁钊韬、戴裔煊、王启澍、吕燕华、曾昭璇、容观夐、刘孝瑜、张寿祺等。杨成志对于研究生的训练包括基本理论学习、田野工作实践等，从法国获得民族学博士学位之后理论研究方面更有所加强。抗战爆发之前，他几次亲自带领研究生到海南岛和粤北地区调查黎、苗和瑶人，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调查，撰写田野民族志论著。

梁钊韬随杨成志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恰逢抗战爆发，中山大学在抗战后的几年前辗转西南和粤北。在云南时，利用靠近边疆少数民族的便利条件，师生们经常结队到附近少数民族地区搜集当地语言、歌谣、风俗习惯的材料，曾以半年时间对大凉山夷(彝)民进行调查，并整理资料出版。后来由云南转移回粤北。1940年组织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滇、黔、桂、湘、粤五省边区各地文史、教育等情况。^[2](P68~69)1941~1942年间，文科研究所师生多次赴粤北考察瑶族体质、文化、语言。该研究所还曾到广西蒙山、修仁等地调查瑶族文化和生活状况。^[2](P102)梁钊韬1941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40年代中期，受聘于成都的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其间也参与了中山大学的这些学术活动，得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术训练。

抗战胜利之后，杨成志先生积极推进在中山大学创建人类学系，将人类学教育从研究生扩展到本科。1948年秋，正式建立了人类学系。梁钊韬受聘担任该系教授。杨成志先生在中山大学创办人类学系之时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美国学术架构，即建设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四分支的人类学。梁钊韬正是在这样的教学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在他担任人类学专业教师之后，也用了这样的模板来开展教学。

学术界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有南北两派之说，其实只是人们言语饭后闲聊的一种说法，并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基于学术范式的学术理论流派，只是构成了权且被称为中国功能学派、中国文化学派和中国历史学派这样三种主要的学术流派雏形。在学术倾向上，中山大学杨成志先生所开创的学术队伍传承，在学术理论和研究实践的关注点上来看，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类学的这样三种学术倾向中，从杨成志到梁钊韬总体来看是比较偏向于中国历史学派的。不过，这里所说的“历史学派”，并非美国人类学界以博厄斯为首的文化历史学派或者历史特殊论的简单移植，在研究中不是仅仅以“历史的方法”对于各民族具体材料进行搜集、描述和整理，而是注重引用和研究中国历史文献资料，强调运用人类学各种理论和方法去解释中国材料，解决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难题。这种学术倾向的学者部分地接受了进化论的理论观点，对法国民族学派的资料收集方法有较多的借鉴，吸纳了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研究框架和开展步骤。杨成志带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进行广东北江瑶族调查研究时，他就指出，研究者是本着进行“社区研究”的愿望，“想把人类文化或社会现象当作动力的或功能的比较研究，推出其过程或趋势”，但在研究中又参考了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和历史学派等各种理论。^[3]

在杨成志的学术实践中，力求做到法国、英国、美国的学术综合融通，可以说是这种学术倾向的代表人物之一。

还应当提到的是，在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及后来的人类学研究所和人类学系，除了杨成志教授，还有一个相互补充和加强的授业团队。其中包括了何思敬、周谷城、顾颉刚、崔载阳、罗香林、胡体乾、邓初民、钟敬文、肖隽英、龙冠海、刘渠、顾铁符等各有所长的名师。此外，中山大学杨成志教授的学术团队还与当时在广州的另外一所重要学府岭南大学的伍锐麟、陈序经、岑家梧、罗致平等教授有着经常的学术合作，使得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们能够有机会以更多样而广泛的视野从事学术研究。

在梁钊韬所接受的学术训练里，按照人类学学术体系，比较系统地同时掌握了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也比较熟悉，一直强调东西方的融合和跨学科之间的融合，包括将民族学与考古学等学科之间进行融合，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从而对于少数民族发展、对于考古发现、对于历史过程，做出更深入和细致的说明。基于原有的学术训练，加上后来的学术实践，使得梁钊韬先生在考古学、民族史、历史学这些方面就有了更多的体会和认识，可以把人类学和民族学、历史学等做很好的结合。当然，他的实践也符合中国学术界很早就提出的三重证据法，也就是将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多重证据结合起来开展研究。这样的三重或者多重证据不仅可以用于历史研究，也同时可以用于考古学研究，也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途径。这也构成了中国人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对于民族学家来说，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证据可以用来做纵向的有关文化和族群等的研究。

人类学是一个非常重视应用的学科。这一学科强调面向中国社会文化现实问题开展研究，通过田野民族志研究方法，获得第一手资料。梁钊韬先生持之以恒地创建人类学学科的意义和价值还可以从他对于人类学应用问题的思考来看。他在人类学研究中十分强调学术的应用。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投入到了边疆建设实践中去。抗战期间，他担任广东省边政指导委员会研究员和省干训团边疆班教官，从事战时边疆政教设计与指导训练工作。

他力求将中国社会文化问题与国家的振兴和强盛联系起来。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不应再把人类学的研究视为纯理论的学问，对于实用的边政设施，似应就功能的观念，予人类学与政治学贯通起来，换句话说，就是纳人类学的理论于实践的道路上。这么一来，边政的科学理论的确立，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不同文化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鉴。”^[4]从那个时候开始，梁先生就非常强调人类学的应用性，主张将应用人类学作为中国人类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貮

梁钊韬的学术研究实践对于他的人类学架构设想的形成和完善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来看，涵盖了考古学、民族学和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等几个领域。

考古学几乎可以说是梁钊韬先生的“专业”。20世纪40年代中期，梁钊韬先生就曾经担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并担任了该馆的民族学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梁钊韬立刻投入到新中国的民族工作之中，他随中央慰问团第二分团到广东北江各地访问瑶族同胞之后，又参加了随团到海南岛进行访问和调查工作。在文昌县凤鸣村调查时，检获了80余件石器。他在“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一文中判断，这些石器属于马来系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些考古遗物和其他历史文献上或民族志材料等证据说明，创造并且使用这种工具的古代人群分布在中国东南沿海至越南、印度尼西亚以至太平洋上更远的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及密克罗尼西亚诸岛屿，更北及华北沿海。^[5]1952年夏秋间，他又受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派，参加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海南工作组，深入海南岛腹地五指山黎族聚居区，搜集黎族、苗族历史文物，进行相关的详细调查。

20世纪50年代初，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大调整的形势下，人类学学科被撤销。因为20世纪前半期人类学主要服务于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对于殖民地的治理，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文化”涉及信仰、观念层面，而且在人类学研究中有渐次加强的趋势，而被判定为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类学专业在全国范围内被取消。在当时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背景下，从整建制的研究教学机构来看，只在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教研室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古人类研究所保留了与考古学相关联的体质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停滞了。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系也奉令先后停办并撤销。

在院系调整后，一些人类学家去从事历史学、考古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梁钊韬和另外几位在中山大学工作的人类学家到历史系工作。梁钊韬任教于民族考古教研室，研究重点转到考古学、原始社会史和少数民族社会性质及历史等研究领域之中。

1955年，高教部委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林耀华为首编写《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经过征求意见，1956年2月，借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之机，在北京召开了原始社会史课程讨论会。中山大学梁钊韬与厦门大学林惠祥、武汉大学岑家梧、中南民族学院严学窘、四川博物馆冯汉骥及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讲授原始社会史课程的教师和在北京的费孝通、林耀华、夏康农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编写原始社会史的目的性、分期法、原始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课程内容等方面的问题。当时人们认为，虽然原始社会史是一门新的学科，但由于在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范围清晰、方向明确，学科发展前途远大。^[6]云南大学杨堃教授的原始社会史讲义也参照高等教育部1956年的这份《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草案)》进行了修改，并在1958年印行新的油印本。在北京，北京大学等高校经常就原始社会史教学问题开展研究，并请中央民族学院的有关教师一起参加。[7]在广州，梁钊韬将原始社会史与考古学方面教学与研究结合，先后编写了《原始社会史》和《中国考古学通论》等教材，用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学。

1957年，梁钊韬先生带队到海南岛进行考古考察。1958年，又带队到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开展考古工作。同年，梁钊韬先生从一批来自粤北马坝的骨头化石中发现一块似猴非猴的断残头骨，经过仔细研究和鉴定，他断定属“古人”早期类型，命名为“马坝人”。他发表“马坝人发现地址的调查及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等论文，对马坝人的体质特征进行说明。

梁钊韬也和中山大学部分师生一起，参与了国家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先后在瑶、畲、黎、佤、拉祜、怒、独龙、傣、景颇、白等少数民族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察。他曾经带领学生赴滇西地区，调查佤族、拉祜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和景颇族地区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实地考察，事后据此编著了《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资料》《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论文集》等。梁钊韬还发表了论文《关于原始公社的几个问题——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8]。

1961年，梁钊韬先生招收原始社会史、民族学专业的研究生。除了规定该专业以考古学、民族学、古代史等为必修课程，他还亲自给研究生讲授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西方人类学学说史等基础课程，并要求研究生选修古人类学、古生物学、语言学等专业课，以搭建学术知识框架。

随着不断地学术改造和学术清理，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老民族学家也发表文章，参与到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中。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似乎并没有轻易放弃自己对民族学的学科认同。梁钊韬发表文章，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的种族主义理论。在论及民族学时，对功能学派、人种心理学派、历史文化心理学派批判尤多。^[9]但在一些具体学术问题上，他依然主张应当把中国的学术探讨与西方的进化论与反进化论的争论严格区别开来。^[10]不过，梁钊韬的思想后来似乎也有了一些变化。1965年，在经历了前一年冬天参加数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他表示对学术不能脱离现实政治的道理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学术总是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利益的，学术脱离不了阶级斗争。不懂得为什么要搞学术研究，应该站在哪一边，怎样才是正确的方向，那就是学术丧失了政治灵魂，就会走向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歧路。要培养自己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学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认为，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在考古学、民族学方面也反映出来。并批判了“有些民族没有创造自己文明的能力，应该由‘优等’民族来统治”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彻底加以驳斥，提高被压迫民族的自尊心。”^[11]

“文化大革命”初期，梁钊韬也被关进“牛棚”。待他走出“牛棚”之时，女儿已经因白血病病死，夫人因为伤心过度视力受损，梁先生本人也患上了心脏病。不过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依然倾心致力于学术。“文化大革命”中部分恢复高校教育之后，运动依然是一个接着一个，高等教育受到严重冲击。红色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北京以外的情形也大致相当。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梁钊韬在日后对采访他的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诉说道：“我断然否认强加于我的所谓反人民的罪行。我很乐观，并不怕死。我曾经批判过林彪，说他年纪大了不宜作为领袖。为此，还有其他一些‘罪行’，我被打耳光、挨脚踢。他们到我家去翻腾书和资料，搜寻所谓的‘秘密文件’，但一无所获。还好，他们满足于把我的学术资料弄得一团糟，而没有过多地毁坏我家里的用具。斗批我的大多是不了解我的一、二年级的本科生，他们没有听过我讲课，与熟悉我的三年级学生不同，后者对我较好。当时对我很卑鄙的一些人现在仍还在中山大学，不过最恶劣的那些已经离开了。这种行动的结果使得师生关系长期不融洽。学生往往怕与老师亲近，我把‘文化大革命’年代师生关系不正常这笔账算在林彪、江青‘四人帮’的身上。”^[1](P204)

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梁钊韬从“干校”出来不久，便奉命开讲考古课。他为能够结束牛棚生活、重新为党工作而激动不已。1973年，国家文物局要求中山大学历史系复办考古专业，梁钊韬被学校领导部门指派去筹备开设有关课程。考古系开办后，梁钊韬先生借“开门办学”之机，把考古课堂搬到了考古工地。带领学生先后到马坝石峡、南海西樵山、湖北红花套、广西合浦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实习，结合每个地方的情况就地讲解，让学生结合考古挖掘实践去学习考古学知识。1975年，他带领73级工农兵学员借机到广西合浦去发掘汉墓，从而巧妙地避开了学校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12](P65~66)

他日后对别人回忆道，除了开讲考古学和原始社会史之外，民族学也被悄悄地塞了进去。他私下酝酿推动包括民族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在内的美国式的四大分支的人类学。他深思之后认为，办考古学系的话，可能会遇到实验室设备昂贵、经费难以筹措、毕业生不易分配等障碍，还是复办人类学系的条件比较成熟。^[1](P206)

梁钊韬先生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对于学术架构做出很好的实践和思考，提供了把他所判定的人类学专业之内相关专业进行更好结合的基础。他个人的实践就是这样一个结合的过程，这是他对于中国人类学界比较重要的学术贡献。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发展曾经受到种种打压，相对来说，考古学和民族学等领域尽管受到限制但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也更多地强调历史发展。梁钊韬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条件，在这些方面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开展更多的学术实践。在那个学科低谷时期，梁钊韬以考古学和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重点，在实践中将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结合起来的经历，与早年的学术训练相吻合，为他日后复建人类学系的学科架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叁

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国内地直到改革开放后，通过拨乱反正，才有了一个环境得以重新发展人类学的研究，重新认识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学术地位及贡献。梁钊韬先生在这时率先着手复办人类学系。“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内地第一个人类学系在他的倡导下成立起来。人类学系的复办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的重建，以及人类学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也是梁钊韬先生接受规范学术训练并结合中国实际长期思考的结果。

梁钊韬为中国人类学所做的贡献中最显著的就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对于梁钊韬这一辈1949年之前接受过系统人类学学术训练的人类学者来说，作为完整亲历人类学在中国实践过程的一代，如何看待学科、怎样认识学科体系和学科地位受到他们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经验影响，也与所在的学术环境密切相关。既见证了人类学学科创立时期学术发展的热潮，也见证了文化人类学被列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取消、人类学家学术观念得到系统地批判和清理的过程。在学科跌宕起伏的过程中，许多学者被迫选择了放弃，甚至曾经谈虎色变，质疑中国是否需要人类学。不仅学科开放之前就有过思考，在迎来学科重建之后，梁钊韬马上就意识到，人类学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在他发出的“在别的国家有这样一个学科，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有”的诘问驱动下，开始努力为人类学正名。

1978年11月至12月间，梁钊韬带着编写民族学教材的提纲，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征求修改意见。但他们听到更多的却是一些被多年的运动整怕了而心有余悸的老学者们不要去搞民族学人类学的劝告。不过，梁钊韬先生并没有气馁，他先是在中山大学恢复了民族学课程，并亲自和陈启新、杨鹤书编著结合进了大量中国本土材料的民族学教科书。^[13]

1980年11月，为了推进人类学系的建立，由梁钊韬主持，中山大学历史系举行了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向会议提交的民族学论文有《中国某些民族中的马来式亲属制——中国亲属制研究之一》《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一)——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钻木不能取火吗？——与阎崇年同志商榷》等。与当时的社会语境相配合，与会者特别强调，民族学材料对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教学大有裨益，不但研究历史需要民族学材料，就是研究科技发展史也离不开民族学材料，民族学、考古学和文献相结合，是历史(尤其是原始社会史)教学和研究的方向。^[14]积极参与全国民族学学术团体的活动也是推进学科重建的工作的一部分。梁钊韬在学科重建初期，先后担任了中国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全国人类学相关学术团体的主要负责人，这既是由于中山大学和梁先生自己的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影响使然，又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建创造了更好的外部学术环境。

梁钊韬先生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接受的就是包括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的人类学四分支体系的学术训练；他在人类学与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融合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实践，也进行了一些总结概括性的研究。在美国，人类学之所以分成四分支，也是因为人类学科本身的特点在于其综合性和包容性。而强调整体论和综合性的研究倾向，使得人类学具备了整合不同分支学科的基础。在中国也具备了这样的学科整合基础。

中山大学1979年底就开始酝酿建立人类学系。1981年初，为迅速做好建系工作，成立人类学系6人筹备小组，由梁钊韬教授任组长。梁钊韬以人类学是社会科学正在复兴的潮流中的一部分、延续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传统并恢复这一学科的应有地位、已经拥有考古学和民族学所需要的师贤力量三个方面去进行学科论证，说明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无论是人员还是政治条件都是有利的。除了内部讨论，梁钊韬利用各种场合与国内外专家交换意见，他还亲自到北京争取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他请教了社会学、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重要学者吴文藻、杨成志、夏鼐、贾兰坡、费孝通、林耀华、吴汝康、王冶秋等人，与教育部、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等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进行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对于有不同意见的至少希望他们不反对。梁先生向教育部主管领导陈述了建系计划，介绍了中山大学以往的学术积累，说明了中国为什么需要人类学。“在别的国家都有这一学科，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我们有这么辉煌的文化，这么多的人口，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人类学？我们中国人必须自己研究十亿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我们众多的资料。如果我们不研究，谁来研究呢？我们决不能把这一学科让给外国人！要让人类学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向教育部提交了筹办方案和教研草案等文件，等待教育部审批。随后，他又积极筹划调集教师、引进人才。1981年4月，梁钊韬先生的亲自奔走终于有了结果。教育部批准了人类学系复办计划，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正式建立。梁钊韬出任首任系主任，容观夐和李松生任系副主任。该系设置民族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学制为4年，是年秋季开始招生。^[15]首届学生两个专业各招收16人。该系成为中国大陆最早复建的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正了名。因为广州所在的特殊位置，梁先生倡导的这一学系并没有采用当时在中国内地更为流行的苏联模式，而是坚持按照更利于学科发展的美国模式，重新组合国家学科分类中被切割的学科。不过，梁先生并没有直接按照四分支的学科搭建结构，而是根据中山大学的学术特点和师资情况，采用了四分支的变体——考古学与民族学两分的系科内部专业结构，在民族学专业内部设立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教学岗位。尽管美国的一些大学人类学学科是按照四分支建构的，如南加州大学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分为考古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但许多美国大学人类学系也并非按照四分支分设。如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就分为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两翼；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主校区人类学系分为文化复杂性的演变、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化石、骨骼、身体、行为和基因)、人类古今生态环境、人口统计与人类人口对于社会与环境变化的反应四个分支；杜克大学则是文化人类学单独建系。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为许多外国学者眼中“真正的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由此起步，成为中国内地人类学重镇，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类学专业人才，在研究上也富有特色。一年之后，新建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举行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梁钊韬及其弟子们围绕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按照他们当时的理解包括民族学和考古学)以及边缘学科撰写论文，展开讨论。在研究主题上，尽管依然延续了南方民族族源、原始社会史等此前十多年来持续关注的问题，但也开始有了一些有关悬棺藏、亲属制度等论题的论文和调查报告。

为了加强专业教学，在建系之后，中山大学在人类学系列教材建设方面就展开部署。不仅很快就将此前和陈启新、杨鹤书编著的教科书《中国民族学概论》付梓出版，^[13]梁钊韬先生还亲自主编了《文化人类学》，^[16]随后还有新一代学人周大鸣、乔晓勤编著的《现代人类学》、^[17]陈华编著的《医学人类学导论》^[18]等人类学教材陆续出版，保证了中山大学人类学教育更有体系地开展。

1984年2月至3月，美国社会学与人类学代表团由团长罗西率领，一行10人，到北京、上海、厦门、广州、武汉等地进行访问。代表团中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萨林斯教授、杜克大学史密斯教授、加州大学王士元教授、马丁教授等人类学家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及设在该馆的中国人类学学会、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梁钊韬教授等中国学术同行进行了座谈交流，并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作了学术报告，介绍了美国人类学学术研究的基本情况和学术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告诉中国同行，人类学研究不仅对原始社会重要，对后来社会也很重要；中国学者则在座谈中谈论摩尔根及社会发展分期问题。不过，美国学者还是为许多看法是相近的，并能够找到对口的同行而高兴。^[19](P103)

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担任外教的顾定国主要是依据对于中国人类学家的访谈写成了《中国人类学逸史》(Gregory Eliyu Guldin: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 M. E. Sharpe, Inc., 1994.该书由胡鸿保教授和其弟子一起译为中文出版)一书，书中选择梁钊韬作为焦点。他利用在中山大学任教的机会，和梁钊韬先生密切接触。时常是吃了晚饭之后，梁先生也有空时就会告诉他，他就去找梁先生做访谈。访谈时间长且内容细致。于是就有可能以梁钊韬先生的经历来纵观整个中国人类学科的发展。因此他以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作为书名，而没有使用the history。因为saga有英雄史诗之意，使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能够呈现得更加生动。从梁先生在学科重建中的设想和实践来看，作为坚持者和实践者的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英雄”，我们不时回顾他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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