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碑刻：本土法律话语体系的载体
本期推送整理自《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影像栏目《昭昭千载——碑石上的法律（上）》（第151—156页）、《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2期影像栏目《昭昭千载——碑石上的法律（下）》（第133—138页），由中国政法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李雪梅教授撰文供图。
目次
一、法律碑刻的前世今生
二、法律碑刻的分类
三、历代法律碑刻举要
1.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
2.西晋《辟雍碑》
3.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
4.唐《敕戒坛碑》
5.唐《汾阳王置寺表》
6.宋《劝慎刑文》和《慎刑箴》
7.宋《大观圣作碑》
8.金《尚书礼部牒文幢》
9.蒙古国《阔端太子令旨碑》
10.元《天宝宫鼠儿年圣旨碑》
11.元《原谷谏父图》砖刻
12.明《大明诏旨碑》
13.明《龙兴观宗支恒产形图》
14.清《恩施朗士宁等价旗地碑》
15.清《立断卖沙湾荒海滩契碑记》
16.清《养子不得入宗祠以乱宗派碑》
四、法律碑刻的属性
五、法律碑刻：本土法律话语体系的载体
李雪梅
中国政法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法律碑刻的前世今生
将禁令、规范、公文、契约和讼案等“镂之金石”，即铭刻于青铜器或碑石上，公布彰显，以备查考，以垂久远，是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一个重要传统。
这一传统由“铭金”和“刻石”组成。
“铭金”是中国秦汉以前法制传承的重要方式；“刻石”是在先秦、秦汉“铭金”基础上对“镂之金石”法律传承方式的进一步发展，经历了秦汉“铭功纪法”和“碑以明礼”、唐宋金元“碑以载政”、明清“碑以示禁”等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铭刻载体从青铜到碑石，从早期偶见的与法律相关的刻石，到体系化、规范化的公文碑、私约碑、禁令碑、规章碑、讼案碑等，“刻石纪法”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和积淀。
古代法律碑刻遍布中国城乡
古代法律碑刻是中国本土化特征鲜明的原生史料群，是了解古代法律规范构成、法律实施以及本土化法律观的重要载体。
昭示公众、不易灭失是碑石的基本属性。
法律碑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案可稽、布政施政、创制惯例、触目儆心、权力制衡等独特功能，带有标志性的额题、落款、印押等格式，以及彰显权威性和传播性的立碑地点等，均强化了其独立性。
法律碑刻的分类
古代法律碑刻数量众多，保守估计不少于1.2 万通。对其分类需兼顾许多方面：
从社会应用的角度，可分为现世石刻和冥用石刻（买地券、告地状等）等，其中现世石刻又可分为公文碑（诏书、圣旨、敕牒、告身等）、私约碑（契约、遗嘱、施舍、乡规等）、纪事碑、图示碑等；
从碑石内容的角度，可分为官箴、学规、水规、禁令、讼案、契约等类；
从效力级别及类型化的角度，可分为神禁碑（包括盟诅类刻石）、圣旨碑（敕禁碑）、官禁碑、乡禁碑、规章碑、公约碑、契证碑和法律纪事碑等。
河南新乡平原博物院展示的古代法律碑拓
基于法律碑刻的特殊性，铭刻法律纪事的共性与类别的稳定性、法律碑刻的自身发展规律及特色、法律碑刻的实用和规范功能等，也是确定其分类的重要依据。据此，可初步确定将法律碑刻分为公文碑、规章碑、示禁碑、讼案碑、契证碑、法律纪事碑六大类。
历代法律碑刻举要
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
建初二年（77 年）刻，现藏河南偃师商城博物馆。105 厘米×77 厘米。券文记述缑氏县侍廷里左巨等25 户组织起一个称为“父老僤”的民间团体，集资61500 钱，买田82 亩，并对所买土地的使用、管理、继承作出约束性规定。
里父老是汉代基层社会中负责沟通官方与民间事务的人物。担任父老者有年龄、德性和财产等方面的要求。里中父老接受官府差遣，但没有俸禄。故出任父老者在获得人们尊重的同时，也要承受一定经济负担。“父老僤”正是为减轻这一负担而设立。
西晋《辟雍碑》
又名《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颂》，西晋咸宁四年（278年）立石，1931 年在河南洛阳偃师出土，现存偃师佃庄镇东大郊村。322 厘米×111 厘米×30 厘米。额题“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23字。碑阳隶书30 行55 字，计1650 字；阴题名10 列，刻有行政官员及学员等的郡籍及姓名400 余人。
碑文涉及当时的职官、教育制度。20 世纪30 年代，顾廷龙、余嘉锡等对此碑有考证之作。
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
北齐武成帝太宁二年（562 年）四月十七日皇帝降旨，河清二年（563 年）立木柱，天统三年（567 年）易木为石，立于河北定兴县石柱村。石柱由础石、柱身、塔屋三部分组成。
通高665 厘米，柱身400 厘米。柱身南面刻“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额下题“元造义王兴国、义主路和仁”，题额左下方有“大齐太宁二年四月十七日省符下标”题记。
四面刻“颂文”3000 余字。唐长孺、刘淑芬、佐川英治等对此碑考证研究较深入。碑文涉及均田制、施舍田地、田令及豁免赋役等内容。
唐《敕戒坛碑》
对《敕戒坛碑》进行拍照、测量
碑刻于大历二年（767 年）十一月，现存河南登封嵩山会善寺院内。圆首，153 厘米×70 厘米×19 厘米。额题“敕戒坛碑”。
碑文分三层：上层为中书门下发给会善寺的敕牒公文，计26 行；中层为安国寺沙门乘如的谢表文，24 行；下层为代宗手敕（批答文），6 行24 字。其中牒文和谢表为正书，字体大小相近；批答为行书，字体大于牒、表数倍。
因碑石上载有敕牒和御批，该碑亦被称为《会善寺戒坛牒》和《会善寺批答碑》。碑阴为贞元十一年（795 年）《敕戒坛记》。
唐《汾阳王置寺表》
拓片
此碑由郭子仪曾孙郭珙刻于大中十二年（858 年）九月，2004年出土于河南陕县空相寺。120 厘米×60 厘米×15 厘米。额篆“汾阳王置寺表”，碑文共26 行，纵向连刻两组公文和一段记文。
第一组公文（3 ～ 14 行）包括大历七年（772 年）十一月廿五日郭子仪奏表（3 ～ 8 行），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书门下牒（9 ～ 12 行），及大历八年（773 年）正月四日牒文和事目（13 ～ 14 行）。碑文第1 行“故尚父汾阳王奏达摩祖师谥号寺额塔额度僧表 并中书门下牒及牒寺牒”为这组公文的标题，也同时表达出此组公文的构成。
第二组公文（16 ～ 21 行）由大历八年四月三日郭子仪谢表（16 ～ 20 行）和代宗批答（21 行）组成，第15 行“谢赐谥号 御题塔额表并 批答”为此组公文的标题。碑记由第2 行和第23 ～ 26 行构成。据第22 行内容，可定记文标题为“祖师塔院记”。记文交代达摩禅师塔院建院时间及郭子仪章表、敕牒和皇帝批答等公文发现与刻石缘由。
碑文大意是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时，曾到空相寺朝拜达摩圣迹，并许愿若平定叛乱，必当奏请朝廷，“特加崇饰”。平乱九年后（大历七年，772 年），郭子仪履行承诺，奏请朝廷封赐。86 年后（858 年），郭子仪曾孙、永宁县令郭珙朝拜空相寺时，发现了郭子仪的奏章及皇帝御书塔、寺双额，特刻碑彰显先祖功德。
宋《劝慎刑文》和《慎刑箴》
《劝慎刑文》和《慎刑箴》同刻一碑，分刻于碑阳和碑阴，均刻于天圣六年（1028 年）。北宋初年礼部尚书晁迥撰文, 庞房篆额。石现存陕西西安碑林。287 厘米×94 厘米。此碑融传统经典与佛教思想于一体，是佛教影响法律的标本性文献。撰文者晁迥官职显赫。
《宋史• 晁迥传》对此事有记载：“天圣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楼……既而献《斧扆》、《慎刑箴》、《大顺》、《审刑》、《无尽灯颂》，凡五篇。”晁迥在文中列举了自西汉至后唐14 例酷吏遭恶报的事例。清王昶曾评价道：“《慎刑文》述用刑善恶之报应，此碑则劝人广树阴德，而用韵语系于末。箴云‘愿布斯文，置之座右’，则非对君上言矣。”
宋《大观圣作碑》
西安碑林所藏宋《大观圣作碑》，原在陕西乾县文庙戟门外，1962 年移入西安碑林。378 厘米×140 厘米×30 厘米。螭首龟趺，形体高大，约刻于大观二年（1108 年），为宋代通行一时的教育法规。碑额“大观圣作之碑”由蔡京题写，碑文由书学博士李时雍奉敕摹写宋徽宗瘦金体。碑文共28 行，满行71 字。
碑文由立规诏旨（1 ～ 4 行），八行内容、士子升选方法及各种优免待遇（5 ～ 13 行），八刑内容及相关的惩处（14 ～ 20 行），刻石缘由和相关官员署衔（21 ～ 28 行）等部分构成。其主体部分《八行八刑条制》（5 ～ 20 行）颁行于大观元年（1107 年），而徽宗御笔手书瘦金体的《大观圣作之碑》刻于大观二年九月之后。
也即当时刻立者，既有大观元年御制但非御笔的《八行八刑条制》，亦有大观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奉御笔亲赐后御制兼御书的《大观圣作之碑》，目前存世者以后者为常见。宋刻原石在陕西西安碑林、河北赵州文庙遗址、河南偃师博物馆、山西运城市博物馆、山东泰安岱庙、河南新乡红旗区人民政府（原县文庙）等地均可看到。
金《尚书礼部牒文幢》
金《尚书礼部牒文幢》朱拓
大定十二年（1172）十一月十五日造，立于河北赞皇。136 厘米×68 厘米，左残。主体部分为上下两截。上部为金代常见的审批寺额之敕牒，乃沃州赞皇县邢郭村弥勒院僧向官府纳钱乞立“洪福院”寺额之申状和礼部批文。下部刻观世音菩萨像，慈颜如月，精美细腻。
蒙古国《阔端太子令旨碑》
蒙古国《阔端太子令旨碑》墨拓
碑嵌于陕西户县草堂寺碑廊，下部断裂为数块。150 厘米×66 厘米×16 厘米。额篆“皇太子令旨重修草堂寺碑”。碑文四截刻，分别刻癸卯年（1243）五月十七日、乙巳年（1245）十月十日、丁未年（1247）四月初十日、丁未年十月二十八日4 个令旨，立碑时间取最后纪年，即定宗二年（1247）。
第一截汉字17 行13 字，末行年月日旁有一行回鹘式蒙古文字；第二截27 行15 字；第三截15 行12 字；第四截18 行17 字，文末有2 行回鹘式蒙古文字。碑文记下令重修草堂寺事宜。火鲁赤都书。
元《天宝宫鼠儿年圣旨碑》
碑立于河南许昌县石固镇天宝宫，刻后至元二年（1336）鼠儿年七月十二日元顺帝在上都发布的圣旨。410 厘米×110 厘米×32 厘米。额题“大元宣谕圣旨之碑”。碑身两截刻，上八思巴文32 行，下白话汉译24 行。文中列举了10 位皇帝名及圣旨节语，主体为元朝第11 位皇帝妥懽帖睦尔赐予天宝宫提点王清贵等的圣旨。碑阴刻“题名之记”。
元《原谷谏父图》砖刻
“原谷谏父” 也称“原谷劝父”，出自元郭居敬撰《二十四孝》，讲原谷用智慧劝告父母，使他们改正错误的故事。清《渊鉴类函》载：原谷有祖，年老，谷父母厌憎，欲捐之。谷年十有五，谏父曰：“祖育儿生女，勤俭终身，岂有老而捐之者乎？是负义也。”父不从，作舆，弃祖于野。谷随，收舆归。父曰：“汝何以收此凶具？”谷曰：“他日父母老，无需更作此具, 是以收之。”父惭，悔之，乃载祖归养。
明《大明诏旨碑》
山西洪洞中镇庙《大明诏旨碑》碑身拓片。右为山东临朐县沂山东镇庙《大明诏旨碑》原石，398 厘米×202 厘米×34 厘米。
碑立于山西洪洞兴唐寺乡中镇庙遗址。洪武三年（1370）九月十一日刻石。螭首龟趺，600 厘米×188 厘米×55 厘米。额篆“大明诏旨”。碑文19 行42 字, 记洪武三年六月太祖朱元璋颁发的确立国家祀典，诏定天下岳、镇、海、渎、城隍等神号的圣旨。碑阴为官员题名。同样碑文也见于河北曲阳北岳庙、河南济源济渎庙、山东临朐东镇庙等地。
明《龙兴观宗支恒产形图》
《龙兴观宗支恒产形图》拓片揭取
立于河北易县龙兴观遗址，正统八年（1443）刻。汉白玉质，螭首方座，276 厘米×100 厘米×20 厘米。碑额刻“龙兴观宗支恒产形图”9 个大字；碑身中部以线刻平面示意图的方式，标明寺产四至界址，形象易识; 碑身下部刻“本宗名下嗣法弟子”名单。碑另面为碑阳，刻《重修龙兴观碑铭》。
清《恩施朗士宁等价旗地碑》
拓片
碑石刻乾隆十五年（1750）十二月的圣旨，现存北京丰台区北天主堂村大王庙。额刻“钦赐”二字。碑文8 行18 字，为高宗弘历撰。碑文是一道法外施恩的圣旨，宣布免除对传教士朗士宁违反“民人私典旗地”例的责任追究。
清《立断卖沙湾荒海滩契碑记》
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初一日刻石，现存深圳蛇口镇后海村天后宫。嵌墙内，89 厘米×50 厘米。碑文记载梁姓人户将祖遗荒海滩卖与天后宫的过程，包括断卖原因、标的坐落和四至、卖出程序、在场中人、物业交割等。因“恐后无凭，立此断卖荒海滩契乙张，交执为据”。后署作中人、在场兼收银人、立契人姓名。
清《养子不得入宗祠以乱宗派碑》
原刻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二月，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重刻，现存于深圳南头大新涌下村升平里郑氏宗祠。碑文以“朝廷例有明禁”开篇，述宗族乡约的内容和执行情况，以及背约毁碑和重立碑石之事。
法律碑刻的属性
以石载文的石刻史料是文本与实物的结合。法律碑刻除具有一般石刻的文献、文物属性外，还有制度属性。
具体而言，文献属性偏重于内涵，指法律碑刻的内容能传递法律信息并具有客观性、真实性，此是其史料价值的体现；文物属性偏向于外观，指公开性和社会性等特征，此多指碑石刻立的场所和地点；制度属性强调碑石的刻立程式和功能，法律碑刻的刻立往往要经过公议、审批、备案等特定程序，以确保其约束性和法律效力。
前两个属性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对法律碑刻的界定，后一个属性突出了法律碑刻的社会管理功能和权利义务制约关系。同时，制度属性也是法律碑刻独立成类的一个重要标志。
法律碑刻：
本土法律话语体系的载体
中国有丰富的文物文献遗存。新出土、新发现的甲骨、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档案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本土性史料，也都拥有显学地位。
但这些史料都各有一定的局限，如甲骨刻辞的使用者是殷商贵族，内容以占卜为主；简牍流行于战国秦汉，普及面广，但耐久性弱；敦煌吐鲁番文书地域偏于西北，传世档案以明清为重。
唯有传统金石学的主体——碑志，可弥补上述史料的时段和地域局限。
中国古代法律碑刻历经2000 余年的发展，既有迭经记载的传世之作，也有新近面世的古刻残篇，地域分布广，适用于官方和民间，与国家行政运转、社会治理、秩序构建、权益保障等紧密关联，是了解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及法律应用的珍贵原生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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