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教授也谈法学方法论与法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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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号：CN10-12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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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8日晚，“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翔教授做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作主题为“法学方法论与法学写作”的学术讲座。

本次讲座是学校科研处资助的2019年“国家治理与公法发展”系列讲座之一，也是“法学研究与写作”系列讲座之一。

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教研室主任白斌副教授、法理学教研室副主任赵真副教授、人工智能与网络法教研室主任刘权副教授、张晓冰讲师，德国慕尼黑大学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田伟出席讲座与谈。法学院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00多人到场学习。法学院副院长于文豪副教授主持讲座。

张翔教授从七个方面分享了他对法学学科的认识和论文写作的经验。

针对论文写作的过程和难点，他结合《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一文予以说明。这种“自我剖析”的方式为同学们如何选择研究主题、如何着手论文写作、如何应对写作过程中的困难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关于法学的理解，张翔教授首先描述了法学的学科品格，指出法学是一种实践性科学，法学的核心工作在于以抽象的法律思维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判断“法”与“不法”。

关于如何选题，张翔教授认为，选题从实践中来，对实践中争议问题的观察是论文选题的重要来源。张翔教授对非征收的财产权限制的研究，其开端就是基于机动车限行的实践争议。

关于规范的梳理，张翔教授指出，在发现实践问题的基础上，要进行学理梳理，探寻是否已有研究，或是现有研究是否仍有空间。以机动车限行为例，张翔教授认为，这一行为构成了对公民财产权的非征收形式的限制，而通过对多个部门法的梳理发现，国内目前的研究还相当缺乏，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关于比较法和历史考察，张翔教授表示，比较法永远是必要的。比较法需要以“求同”开始，以“求异”结束。要先找出存在的相同问题，再找出差异，比较差异存在的原因。比较法得出的结论要植根本国的历史和实践，做到适合本国，能在本国落实。

同时，法律人的思维要求“援法而言”，研究和写作要有法规范依据。张翔教授介绍说，在写作《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一文时，在比较法部分，就借鉴了美国的“police power”理论和德国财产权社会义务理论。

关于“解释与体系化”，张翔教授指出，法解释是法教义学中最基本的工作，是论文写作的核心工作，需要高度重视。论文写作要有体系、有逻辑。文章全文有大逻辑，文章各部分要有中逻辑和微逻辑，以逻辑贯穿全文。

关于其他学科对法律判断的支持问题，张翔教授指出，论文写作不能单靠法学的知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对法学判断能够起到有力的支撑。张翔教授以“机动车限行”中比例原则的审查为例表明，一位经济学教授的分析模型为限行措施的适当性、必要性等方面的判断提供了重要支持。

关于语言和修辞，张翔教授提出，修辞者要怀中正敬畏之心，对自己的言辞切实负责，用最好的方式进行表达，不以修辞来掩盖、矫饰、欺骗。平实清晰的表达正是诚意的表现。

最后，张翔教授表示，法学论文写作与法律人的职业写作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学法之人必备的一种技能。论文写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学术创作之路不易，但学术创作带来的快乐也无可比拟，希望大家能在学术之路上寻找到自己的快乐。

在与谈环节，白斌副教授提出，写作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但写作技巧具有共通性。他认为，在论文写作中，发现问题需要做到以下三方面：一是要“见多识广”，进行长期的知识积累；二是要学会质疑，并勇于质疑；三是要学会对比，发现差异。他还指出，论文写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论文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流畅性是一种“建构出来的流畅性”。 

赵真副教授对论文写作中方法和语言的运用提出见解。他认为，方法要在实践中切实使用，语言要讲究平实简洁，真正的好论文是挤不出水分的，在论文写作中，形式和内容一样重要。 

刘权副教授认为，论文写作要有问题意识，写作论证中要有环环相扣的严密逻辑，需要多读多写多练，需要多次修改。他结合行政法上的“管制性征收”与宪法上的“对非征收的财产权限制”作了对比分析。

田伟博士结合自己在德国的学习经历提出，法律人不仅要“援法而言”，还要特别注重引用法条的精确程度。在发现问题阶段需要“理论先行”，带着理论积累和比较法资源去观察现实。

于文豪副教授表示，我们都面临着学习和工作时间的碎片化问题，而学术思考和论文写作需要静心独处，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沉淀和反思，在论文修改时则要舍得删减，锤炼成文。

自由提问环节，现场三位同学分别就自己在论文写作和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问，张翔教授一一回应。

在总结发言中，张晓冰讲师分享了自己在讲座中的收获，对张翔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全场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讲座圆满结束。

北京平准天地文化发展中心录制

张翔，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应该说《中国法律评论》自创刊以来这五年是挺不容易的。我还记得在“创刊号”编辑的过程中，袁方和易明群专门请了一批作者约稿，请他们吃饭，但是那天在座的人里面好像只有我为他们的“创刊号”写了稿子。所以说一开始其实起步挺难的，但是到今天《中国法律评论》已经成为法学刊物中的一个金字招牌，很多人都希望在《中国法律评论》这个平台上，把自己的论文发表出来，我想这也是他们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过去五年里，我跟《中国法律评论》的合作还是比较多的。除了“创刊号”写了关于法学方法的论文之外，在后来我在做中国宪法学青年论坛的过程中，每一次青年论坛的成果，应该说第一时间都在《中国法律评论》的专栏里呈现。此外，我还在《中国法律评论》做过关于宪法与部门法的对话，关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对话，这几个对话应该说对于梳理既有的学术研究，以及梳理既有的法治实践，还是很有意义的。刊出以后也在学界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我是做宪法的，《中国法律评论》这些年在一些重大议题的选择上，非常注重宪法的选题。未来，我们这个国家要走向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我想《中国法律评论》这样的选题关注也是符合我们国家发展的大趋势。我也希望在未来能够跟《中国法律评论》在宪法学领域有更好的合作，共同推进我们国家的法治进步。

祝贺《中国法律评论》创刊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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