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艺术 视频 | “是死去还是活着”，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
2019年6月27日，泰康空间发起举办了名为《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的展览。以文献、录像、实物以及再度创作的装置和表演等形式，再现了曾一度活跃于中国艺术生态中12家替代性空间的工作、理念以及10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
“替代性”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考察的历史概念，更是一个不断延伸和打开的，指向未来的现场。泰康空间于2013年成立10周年之际，也以一场回顾自身工作的展览，一系列关于国内各个非营利艺术机构负责人的访谈，及随后结集出版的对话实录《中国非营利艺术机构》，对替代性空间和替代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应。在该书出版六年后，泰康空间借“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继续深化和打开着关于机构、生态、以及不同主体、不同形式的替代性实践的思考。以下是“凤凰艺术”特约撰稿人若琳为此次展览所撰写的文章。
▲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凤凰艺术”专访视频，采访：若琳；摄像：姚瑶；剪辑：姚瑶；配音：姚瑶
一场展览的实质是作品所营造出的展场空间还是作品本身。从这个意义上看，替代空间的意义是其“替代性”还是“空间”本身。如果是前者，那么它又替代了谁，呈现了谁。如果是后者，那么“空间”本身有无意义。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中国实验艺术开始发声，它们的出现与彼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也因此作为非官方意识形态化的展览与机构，想要从更多的可能性方向去阐述艺术便呈现出了不同于传统状态的艺术展示方式。泰康空间此次发起十二个替代空间的展览，意在通过采用展览的方式向观众呈现这十二个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展览空间的历史，并基于联合性的对话与展演发起以替代性实践为出发点的艺术生态的讨论。
▲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展出前一天，来自北京、大连、南京的近三十位替代空间创办人参加了展览同名研讨会，他们包括现在仍活跃的空间：箭厂空间的王卫，激发研究所的胡伟，外交公寓的彭晓阳，salt project 的富源和韩馨逸，缓存空间的吴晓军等；已经关闭的空间：艺术文件仓库的创始人焦应奇，A307 的徐渠和鞠白玉，分泌场的郭鸿蔚，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的何迟，南京华茂一楼的盛剑峰、高雷和卞卡等。研讨会对替代空间的未来，自身的具体实践和经验，在本土语境下如何理解替代空间的作用和现象，替代空间和美术馆等其他机构的良性互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替代”了谁？
替代空间（alternative space）这一概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美国纽约。它有别于博物馆、画廊等官方意识形态下的展览空间。可以说它替代了主流机构的博物馆或商业画廊，替代了官方的公共展览场所，是由艺术家或独立策展人组织，新的、非营利性、更个性化与个人意识形态的展示空间。它摆脱了所谓的政府与官方意识形态和要求，并部分完全对立于传统美术馆中艺术作品展出的范本或模式。这些展览的目的不是建立政府或私人的正规展出渠道，而是通过这种做法把艺术介绍给（更多）公众；并把任何场地都赋予“展出空间”的意义。它，更自由 。没有了那些条条框框与官方资本的介入，完全呈现出一种自由生长的状态。非机构内的独立策展人也因此向艺术家征集为特殊展览场所设计制作的作品，其结果不但鼓励了艺术家去创作与公共场所相联系的作品，也在整个艺术生态环境内生发出了更多的可能。
▲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90年代初，中国当代艺术中出现这类实验性展览其主要渠道是私下或内部的展示。观众也主要是艺术家本身、他们的朋友或是对此感兴趣的外国人。随后出现的艺术家聚居地，如东村与宋庄都是90年代中国实验艺术最活跃的展场。中国当代艺术界代表艺术家冷林曾为自己在1996年展览画册所写文章《面对现实》有这样一段描述：
今天中国的艺术已逐步摆脱意识形态的圈套，它开始被融进一个新的空间中去，这个空间是充满活力的民间空间，它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体制的建立而蓬勃发展起来，因此它带有明显的自发性和自我调整的内容。由于它和现实的密切关系，所以它具有了对现实变化的迅猛感应能力。艺术在这个空间中获得了广泛接触现实的基础。
▲ 第一行左至右：PARK19，“微波”展览现场，黄小鹏作品“从没碰过像你这么多问题的人”；Arc Space的外观与庭院；第二行左至右：ding-ding-fing! 合作社的图书室；扬子江论坛，李景湖个展“鎅” 展览现场；回声书店的露台外；第三行左至右：分泌场，展览现场；iGallery /我的画廊，郭强个展“海归派” 展览现场
▲ 左至右：Action Space，“五星级大饭店”展览现场；灰空间CAS部分展览现场
也因此“替代空间”属于非官方体制的空间与展场，它们的生存状态是它们之所以为“替代”空间的特殊性之一。它们的非传统与非官方意味着它们没有一笔正规与足够的资金做运营，完全或大部分来自该空间建立者，空间建立者的身份又以艺术家为主。“空间”的概念也不一定是实体，如此次展览中列举的“扬子江论坛”就是曾活跃于互联网空间中的“虚拟展览”。没有固定官方资本的介入，这就意味着它们的运作和生存取决于空间建立者本人的生存条件，也许今天还在展出，明天就停止了展览。然而往往，是“活着”还是“死去”就连创办者也无法预期。这种游击式的生存状态却并未终止想要开始这一展场创办人的脚步，至今，北京地区的非营利空间就有将近20家。在其他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活跃。
▲ 左上至右下：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李一凡“红蓝主义” 展览现场；A307，刘辛夷“朝阳群众”展览现场；华茂一楼外部环境
“替代”的意义
一般来说，当对实验性展览的注意力从展出的内容转向展出本身，展出便具有了“实验性”。替代空间的出现不仅与中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这种“实验性”因此表现为探索更多新的途径和方法。而每场展出都成为了策展人或艺术家进行实验的特定场所。大部分独立空间创办者的初心都是为了实现自己某些理想而开始的实践。或是为个人创作发声，或是搭台唱戏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此次展览案例之一曾建立于黑桥的“分泌场”。创始人郭鸿蔚的身份是画家，他以卖画所得经营着自己的独立空间。起初画廊不愿为他展出除了绘画等其他实验性作品，就想通过独立经营空间的方式分泌自己更多的想法和创作理念，并逐渐延伸到为身边的画家朋友办展。而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中最具实验性的艺术家焦应奇早年投身于自己的创作命题，借钱在北京梅兰芳剧场做艺术文件仓库。他想要改变某些固定化的思维模式和艺术思想，然而几个展览空间的创办却都以失败告终。在当时中国实验艺术展览的初期，焦应奇认为那是一种话语权的缺失，和信息的不对等。位于798艺术区的公寓式空间A307，由艺术家徐渠、策展人李振华和媒体人鞠白玉于2014年发起，不对公众开放，且需预约参观。它延续自高名潞所提出的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早期在国内出现的“公寓艺术”，更贴近及针对本地艺术生态、有明确的短期目标，包括出版计划以及申请国际艺术展会等，最终也因部分原因关闭。
▲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正如任何社会实验一样，虽然有得有失但独立空间真正的意义在于开拓新的视野。从创办者以艺术家身份居多的角度看：艺术家们有太多想要说的话是官方展览机制所不能实现。也就是说独立空间的出现是对现存艺术展览机制提出挑战，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外交公寓的创始人彭晓阳认为“外交公寓的特殊语境能为艺术家呈现他们前卫的观念和实验性的方法提供更多动因。”“‘空间’这一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拾遗补缺，别的地方不能实现的可以在此处实现，不能发生的可以在此处发生”。以此来看“空间”本身的意义在于刺激艺术的发生。其物理性可以被不断地“替代”，但无法“替代”的是其本身的“精神”。
▲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是“死去”还是“活着”
由于大部分独立空间的运营经费都来自创始人本人，并以艺术家身份居多。所以这类非营利性空间在生长的过程便呈现出与官方体制机构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因生存状态而决定的展览场地也不再具有所谓的正规性，而是选择了公寓、胡同、写字楼等相对来说租金低廉的非正规场地，甚至是非公开的私人空间。这些非正式、非公开的场地，通过将展览现场从中心转移到周边，从另一角度来看是使文化概念从中心转移至边缘。这既是对这些非营利空间生存环境和现有状态的真实写照，又照见了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环境的现实。
▲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诚然，关于替代空间的“生与死”就成了不可名状的话题。是否该以这一角度讨论这些独立生长空间的特殊性，如果从空间的本质“精神性”来看也许并不重要。一个基本事实是现今大多数的独立空间不仅仅是公共或私人空间中艺术作品的展示，它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野生”和“不被干预”的状态为艺术家发声。与大型的美术馆机构及商业画廊所操控和主导的主流系统相比，非营利机构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和提纯化的艺术语汇表达，在今天更像是肩负着简化游戏规则使命的实验场，这在中国的整个艺术生态中都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其中一个案例是成立于2014年上海的“激烈空间”，它是由石青、黄淞浩、姚梦溪等艺术家在上海创办的一个进行项目和展示实践的场所。空间试图将社会田野作为关注和工作对象，强调空间生产，以日常经验角度介入到艺术关系之中，并进行情景化的工作实践。如今实体空间也不再，但空间的工作还在进行。从此处看，“替代”本身也许并不存在，存在的亦不是空间与否，而是“精神性”的代替。精神所在便是空间所在。
▲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艺术生态之“大”与“小”
此次关于“机构”的展览活动发起于泰康空间。泰康空间成立于2003年，亦属非营利性机构，十几年来深入中国艺术生态，做展览、出版、收藏和研究。逐渐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机构的中坚力量。在谈论到艺术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时，泰康空间总监唐昕针对“替代空间”也提出了她的观点。如今我们的艺术生态中所出现的所有这些非官方体制内的替代空间所表现出的问题与遭遇也许在官方体制内巨大的资本面前仅仅是一场“自娱自乐”。自90年代开始，中国这些具有“实验性”的展场与资本之间便存在着争议。展览常常受制于所谓的体制或金钱。然而，资本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却又不是一个单一的状态，它可以指向一种赞助人的资助模式，亦可以指向完全的艺术自律，完全呈现艺术家本人的个体与实践。前者，势必会遭遇与金钱之间的绞杀或被动性地创作，后者也会面临着无法解决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物质形态阶段。体制与非体制，营利与非营利，它们并非绝对对立，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艺术生态的丰富与多样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
▲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对话“凤凰艺术”
“凤凰艺术” X 唐昕
（以下为了方便阅读，“凤凰艺术”= Q）
▲ “凤凰艺术”专访泰康空间总监唐昕
Q：泰康空间发起此次展览的初衷是什么？
唐昕：
泰康空间其实一直关注很多问题。像大家都知道我们关心历史性的问题、年轻艺术家的问题、年轻策展人的问题。宏观上我们关注生态的变化，国内当代艺术生态的整体变化。这种关注是一种持续性的。2013年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借这个机会跟替代性空间和美术馆两个层面的机构做了一次讨论，关注那个时期当代艺术的生态是什么样子，可能跟国外有什么区别。再到今天我们又一次做这样的项目，其实就是时隔六年再来看这个生态跟六年前有什么不一样。
▲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所以今天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谈论替代性空间，虽然好像它没有那么多资本的介入，没有特别好的硬件条件，很多条件也都不具备。但是能看到它在生长群体越来越多，能看到它在各个地方都有，而且所有的这些机构空间，他们的形态和所做的工作，都有特别强的不可替代的个性。其实它向我们呈现的是它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生态本身的生命力和它所具有的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太感人了，所以这是我觉得时隔六年，我们能看到的生态的特别之处，让人感觉可以更乐观地去看待未来。
▲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Q：所以泰康此次也是想通过做这个展览，包括这六年之间，去做一个历史性、文献性的梳理总结。
唐昕：
对，可能是一个小型的不全面的展览，但选择了其中有代表性的机构。用这样的方式、借这个机会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生态有这样好的变化，尤其有些状态其实是呈现给观众的。我觉得我们（泰康空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去呈现，我们不判断，不总结，我们只是呈现。
Q：此次展览中部分机构提供了文献材料，接下来泰康会去做这些材料的梳理总结工作吗？
唐昕：
这个现在真不敢说，我们现在敢说的就是我们借这个机会先收集这些材料，把它作为一部分体现生态的依据。其中有些机构中断了，有些机构还在继续，中断是不是就消失了呢？如果文献或者档案能有一部分在我们这里聚集其实他们并不会消失。多少年以后再来看这个阶段的生态状态的时候，还依然能看到它的影子，它所做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其实是从自身的档案开始做的，我们要做泰康空间自己这十几年的档案。所以在做自己的机构档案的时候，就会对做档案有更深刻的理解。它就不仅仅是材料的聚集了，不是材料按时间排列后形成的流水线，而是变成档案了，档案可以体现出这个机构在持续性地做什么样的事情。
▲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我们做自己的其实就挺不容易的，对于其他机构来说，目前我们可以做档案材料的汇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想去梳理的话，那工作很艰难，需要去采访这个机构的负责人，了解当时他们真正的想法，以及过程当中他们到底在干什么，然后再用这些材料，把它体现出来。所以这就变成一种对材料的理解、整理以及最终的呈现，一个全过程。所以其实等于每一个机构的档案梳理都会变成一个个案研究，那工作量太大了。
Q：是的。那我们知道泰康空间在不久的将来会成立美术馆。您又是怎样看待替代空间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美术馆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就像就我了解到很多替代性空间，它也是在做这部分的内容，包括替很多艺术家发声，会为艺术家去营造一个公开的氛围，然后向一些大众传播某些思想或者是某种教育意义。
唐昕：
这其实也是我其中的一个疑问，就是西方的“社会介入性”，可能我们并不具备。像西方机构中这种社会介入性不光是个体艺术家对社会的介入，还包括机构对社会的介入。比方说西方的机构关心的问题，有今天欧洲的难民问题，欧洲一体化等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虽然是艺术机构，但他们谈论的都是社会性问题。我们谈论的基本上都是艺术怎么创作，如何职业化发展，包括每个机构也想在生态当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未来要如何，说的都是生态当中的问题。
▲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所以我们其实不具备像西方那么真正融合在社会中去关注社会问题的根本意识。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疑问。西方的机构每天谈论的问题、做的项目，不论是帮艺术家也好，帮谁也好，都会连接公众，因为他就在公众之间。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在公众之间，我们只是在行业当中。我们现在开始比较有意地强调说要跟公众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种开始，其实是向西方学来的。但是这样的开始很重要，是不是能够走过去现在还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些替代空间本身又存在各种各样自身的生存问题，不容易。在这种不容易的情况下，我觉得首先是要继续，要活下去。然后再看能跟谁发生怎样的互动。像广东地区的特点是会跟社区有很多的关系。北京胡同里的一些空间，其实是利用胡同本身的物理空间，一方面具备所谓北京的地方性的特点风格，另一方面胡同让人感觉好像是回到了旧城市，远离艺术中心区。但是最终我觉得空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周围的居民，所以它根本的目的其实也不是为了跟周围的公众产生互动。
▲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Q：他只是借用那样一个地方，一个地域。
唐昕：
这样的地域可能有它好用的地方。
Q：等于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前期的状态，是大家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最前端的状态。整个非营利空间的出现，也是跟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经济环境大发展起来之后才慢慢有了这些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实验性的展览，不一样实验性的场地等等。
唐昕：
对。还有就是大家今天也提到一个问题，跟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不太好展开来说，主要是因为所有今天在座的这些人，还有大家所谈论的话题，与主流力量的立场是不同的。主流要做的事情是“社会的中坚”，而不是针对个体的讨论。其实个体在西方很重要，西方的个体声音最终会构成整体的社会意识形态。但我们这里的个体构不成主流声音，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机构）死去。然而现在也不再是过去传统的社会，所以就会变成像今天这样特别有意思的局面。如果让资本听到看到，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自娱自乐，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可能不会认为这样的实践对未来产生什么新可能性的影响，他们会觉得主流力量才是未来的可能性，这两方所站的角度完全不同。但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在自娱自乐，但他们占有的资源太大了，你可以想象他们搅动那种庞大资源所引起的声音和影响力是什么。而我们其实也是在“玩”我们身边的资源，但这个资源太小了，带动起来后更多情况还是在这个领域和圈子里的影响，是无法和主流力量做比较的。
▲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展览信息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
艺术家：葛宇路、何迟、胡向前、李山+赵天汲（社会敏感性研发部）、李翔伟、刘演、欧飞鸿、石青、西三歌队（蔡所、刘浩）、郑国谷
替代空间档案：A307、Action Space、Arc Space、回声书店+蛋生空间、ding-ding-fing! 合作社、分泌场、华茂一楼、灰空间、iGallery 、Park19、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扬子江论坛
艺术总监：唐昕
展览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草场地艺术区红一号院B2 泰康空间
展览时间：2019.6.27 - 8.24（星期二至星期六 10:30 - 17:30）
（凤凰艺术 北京报道 采访/撰文/若琳 摄像/剪辑/配音/姚瑶 责编/姚钰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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