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艺术 专访 | 红砖五周年 闫士杰的收藏与笃定
2019年7月18日，北京红砖美术馆开幕五周年馆藏展“千手观音”。展览通过对奥拉维尔·埃利亚松、丹·格雷厄姆、何子彦、黄孙权、黄永砅、加藤泉、安德里亚斯·穆埃、劳拉·普罗沃斯特、邱志杰、安德烈斯·塞拉诺、沈远、里克力·提拉瓦尼、吴山专&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温普林、肖鲁、邢丹文这17位艺术家几十件作品的展示，重新梳理了红砖美术馆自开馆以来的理念、脉络与使命。以下是“凤凰艺术”特约撰稿人若琳为此次展览所撰写的文章。
闫士杰的决心
2012年，邱志杰在策划第九届上海双年展时将旅法艺术家黄永砅的一件18米高的大型装置《千手观音》放在了整个展厅中的最大空间，这件作品也因此成为了当时邱志杰所策上海双年展中一个最重要的支撑点。各种法器、动物、植物、烧完的蜂窝煤、香料、键盘所有生活中所见之物都被佛手托着，佛手又嫁接在巨大的架子上，整个作品从体量、材质、寓意都装满了上双一进门那巨大的空间。黄永砅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再一次以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的地位。
▲《千手观音》黄永砅，1997-2012，铸铁、钢架、各种物品，© 黄永砅，红砖美术馆收藏， 摄影：邢宇
企业家和收藏家身份的闫士杰从红砖美术馆的第一件馆藏作品开始就展示了他的决心。他花了七年多的时间建设红砖美术馆，不仅仅在美术馆的外观与建筑构造，同时还考察了美术馆的功能需求，规划了美术馆的理念方向。这不是一座简简单单的美术馆，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国际化的艺术平台。黄永砅《千手观音》的纳入给了红砖美术馆一个最好的开始。这件作品的背后是中国的千手观音、西方的基督和二十世纪打破了艺术与现实的变革者杜尚。三者同时寓意其中，作品的深度不言而喻。而几乎囊括了所有日常物的巨大金属装置，在闫士杰那正好象征着能够包罗万象与国际化价值的红砖美术馆。
▲ 红砖美术馆“千手观音”展览现场
在中国，建立一个美术馆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美术馆大发展期，几乎所有的企业家与资方都在不断学习国外美术馆的经营模式。不断找准的定位与早期实践中的摸索都给了闫士杰很多启发。用闫士杰的话讲，红砖从正式开始到现在的五年是“摸着石头过河”，“规划在先，分步实施”。言语中透露出他想要规划的红砖，有期许有笃定。2014年红砖开馆展“太平广记”，由黄永砅、吴山专&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张永和、汪建伟、陈界仁、邱志杰、杨福东、白双全、冯冰伊、郭熙等十位艺术家共同参与。黄永砯的《马戏团》与《千手观音》在展览“‘太平广记’之结束——马戏团的到来”中同时亮相。五年来，冰岛-丹麦著名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道隐无名”；观照亚洲文化、哲学、政治与社会现实的“仪礼·兆与易”；享有国际盛誉的“高压——杜尚奖·法国当代艺术现场”；第一次将中国古家具以“设计”之名与欧洲丹麦家具设计大师的作品对话“识别区：中国·丹麦家具设计”以及黄永砅的“蛇杖 II”，每一步红砖都走的很踏实。而那些一场场展览也已远远超出了普遍意义上的“展览”本身，对于中国文化与艺术世界来说，成为了齐泽克口中、哲学意义上的“事件”。
▲ 2014年开馆展“太平广记”，由高士明担任学术主持，郭晓彦和张健伶策展，邀请黄永砅、吴山专&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张永和、汪建伟、陈界仁、邱志杰、杨福东、白双全、冯冰伊、郭熙十位艺术家共同参与
▲ “识别区：中国·丹麦家具设计”展览现场，2016年
▲ “仪礼·兆与易”展览现场，2018年
在深入学术的同时，红砖美术馆同样注重大众注意力的培养与捕捉。作为曾在中国及中国人的幻想中风靡一时的“快乐教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美国公立学校不作为与导致美国国民底层人民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罪魁祸首”，如今却在艺术的领域重新绽放出光彩。在艺术馆或艺术展上，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论是在精神上或经济上，都要使大众真正地介入到艺术作品中，吸引观众“进入”艺术——人的本性是好奇，好奇则是人类学习与获取知识最重要的源动力，而就在这个“有趣”的过程中，美术馆策展的学术与教育职能便也悄然生效。
五周年，作为回顾的展览
对于艺术学者约翰·伯格来说，艺术是一件大事，他告诉了我们图像如何承载了思想、情感以及看待历史的方式。
而对于闫士杰来说，此次展览中17位艺术家数十件作品的展出并非随意，每件作品都经过了仔细的考量与布置规划，并共同构成了某种精神与思想的回声。埃利亚松的《道隐无名》与另两件《声音银河》、《明日共鸣器》分别设置在展厅的东西。阿根廷长大的泰国裔艺术家提拉瓦尼的《无题2010》放置在展厅中央的下沉区域，通过将啁啾的小鸟放置在竹楼中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存在客观关系的空间。鸟儿的鸣叫声引导着观众，从二楼文献区的中空区正好可以与鸟笼的顶部平视，能让观众在所处环境中反思当下。
整个红砖的中心，也是最大展厅展出了黄永砅的《千手观音》与邱志杰的《邱注上元灯彩》。这即是早年上双两位艺术家相撞的一次回溯，邱志杰的《邱注上元灯彩》也是红砖开馆展出的作品之一，《邱注上元灯彩》同时又和相邻展厅中吴山专的作品《物权1-30》彼此做了一个艺术史中的呼应。邱志杰与吴山专两位艺术家也都曾参与中国当代艺术大展89大展，他们的作品正好是中国早期当代艺术的一个缩影，因此展厅两侧的走廊里便安排了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肖鲁的《对话》、邢丹文的《个人日记》。这些作品彼此呼应又彼此碰撞，每一件作品都发生在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中的某一个节点。
▲《声音银河》奥拉维尔·埃利亚松，2012，不锈钢、镜、卤素灯，2014年北京红砖美术馆展览现场，©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红砖美术馆收藏，摄影：邢宇
▲《冲孔钢板分隔的双向镜圆柱》丹·格雷厄姆，2011-2012，不锈钢，冲孔钢板，双向镜，© 丹·格雷厄姆，红砖美术馆收藏，摄影：邢宇
▲《无名》何子彦，2015，单频道高清投影，环回立体声，影像截图，© 何子彦，红砖美术馆收藏
“7号厅中展出了穆埃的摄影作品《森林》，同时还有一件小尺幅的默克尔肖像《在树下》和安德烈斯·塞拉诺大尺幅特朗普肖像《唐纳德·特朗普》相呼应，他们对难民问题制定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在这个展厅中我们试图唤起人们对西方国家难民问题的思考。”
能作出如此细致规划和作品安排的正是闫士杰，他以美术馆创办人的身份从对红砖每一件藏品的细致梳理、作品背后的意义、所代表和表现的象征性含义，以及反映了当下中国美术馆进程中的种种现状入手，一手策划了此次五周年的回顾展览。五年后，闫士杰对红砖将要走的路越来越清楚。
▲ 《基督受难之二》（“沉浸”系列）安德烈斯·塞拉诺，1987，颜料墨水输出，铝塑板，木框，© 安德烈斯·塞拉诺，红砖美术馆收藏
▲ 《1989“中国现代艺术展”，美术馆外》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1989，录像截图，© 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红砖美术馆收藏
▲《对话》肖鲁，1989，对发生在1989年2月5日上午11时10分北京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展”上装置/行为的记录，C型式冲印，© 肖鲁，红砖美术馆收藏
▲《个人日记》邢丹文，1993-2003，摄影，© 邢丹文，红砖美术馆收藏
文献中心的创立与未来
国外艺术教育学者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发现，由于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网络的发展，将信息的收集与交流渐渐结为一体，在不同个体眼前的屏幕上，实现对于艺术的体验与学习。著名经济学家与教育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中认为，美术馆及相关类似的机构需要渐渐转型为信息的提供者，以不同的方式将艺术作品展示出来，并让观众们在其独立自由的时间与地点（own place and time）以其独立自由的选择（free choice），去进行自主学习与体验（free choice learning）。
于是，在红砖美术馆成立近五年之际，闫士杰决定在馆藏的基础上创建艺术文献中心。近日，如今798艺术区内赫赫有名的“东八时区”也向红砖美术馆艺术文献中心捐献了一批图书。2002年，来自美国的罗伯特在租下了798厂区里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改造成“东八时区书店”时，他的生活与命运就与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不可分割。不止书店，早年网站与学术杂志刊物的创办，他的每一步都直接参与了中国当代艺术史，甚至因此成为一个话题，被认为是否在误导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但罗伯特说他仅仅是搭建了一个平台，让艺术家与评论家们可以在网站、刊物与书店这些平台上聊艺术，就像他所说“艺术作品不是在工作室里实现的，而是在脑海里。是在咖啡厅、酒吧、骑自行车的时候发生的。执行是到工作室执行，但是创作是在脑海里。所以还是提供一个平台给他们，是艺术家自己的一个平台，一起边聊天边谈什么事情都行，很自由。”罗伯特始终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的见证人。
▲（左起）红砖美术馆馆长闫士杰，东八时区创始人罗伯特及夫人贾海英
▲ 闫士杰向艺术家邢丹文颁发捐赠证书
▲ 闫士杰向艺术家肖鲁颁发捐赠证书
罗伯特的书店一开始就定位为艺术专业书店，面向的人群是艺术家、艺术院校教师、学生等特定人群。最初的经营状况比罗伯特想象的好，因为当时专门出售当代艺术书籍的书店并不多，并且在798院内的艺术家们不断介绍新的朋友来，很快就形成了颇具规模的顾客群体。但经营了十年后，由于受到网络销售的冲击，罗伯特还是选择了将书店关闭，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全球的传统书店面临相同的困境。于是当书店关闭后，上万册图书被收进了库房，直到一年前，红砖美术馆资深研究员、艺术史学者乔纳斯·斯坦普（Jonas Stampe）在和罗伯特一次偶然的聊天时，谈起这些书籍，乔纳斯深深了解这些书籍的价值，不想它们就这样放在暗无天日的仓库中。在与闫士杰商议后，红砖迅速做出了将这批图书收入馆藏，纳入文献中心的决定。
▲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手稿，2018，红砖美术馆文献图书区
▲ 文献图书区
余德耀美术馆、泰康空间、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Artforum》杂志、《典藏》杂志，艺术家方力钧、王广义、汪建伟等个人、机构、画廊、艺术媒体捐赠均纷纷做出捐赠。
交流产生力量，产生精神，产生思考。学者默瑟早在1999年提出，“对话与交流”不只是一个分享想法的方法，它是彼此间知识系统的联合建立，也是加强彼此精神合作与共鸣的工具。而在自由行进与学习的展览场（free choice museum-based environments），彼此间的对谈会产生出远高于独自观看与思索的精神能量。
相遇在中国当代美术馆时代的起步期，红砖美术馆又提出“艺术湿地”这一划时代发展理念，并成为这一理念的践行者——在数字化、人工智能全面浸入人们生活的今天，通过视觉与文本、展示与研究的立体呈现，红砖美术馆试图与每个观者一起走进自然、寻找当代美术馆生存方式变革的密码。
对话“凤凰艺术”
“凤凰艺术” X 闫士杰
（以下为了方便阅读，“凤凰艺术”= Q）
▲ “凤凰艺术”专访红砖美术馆馆长闫士杰
Q：红砖美术馆从2014年开馆以来，基本每年都在做一场馆藏展。这次展览又正好是五周年这样一个节点，展出了17位艺术家的作品。想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17位艺术家和作品？
闫士杰：
首先我们可能要想到这次展览的名字《千手观音》。它是我们红砖开始建馆后的第一件藏品，是一件大型作品，有18米高。黄永砅这件作品是在2012年上海双年展一进门最高的空间里。1997年黄永砅受邀参加德国明斯特雕塑展，当时他到这个城市时发现了一个二战期间被炸毁的教堂。战争中基督像的两只手臂损毁了，人们在原本手臂的位置写上了“你们的手就是我的手。”这实际上很哲理，阐释了上帝和信徒之间的关联。在中国的千手观音有一千只手。所以黄永砅就把中国的千手观音和这个上帝的手拿来对话。又借用了杜尚作品《瓶架》的意象。所以这件作品中有中国的千手观音，有西方的基督，还有杜尚三重意象。
▲《千手观音》局部
黄永砅将法器、印度的香料、键盘、动物、植物，还有烧完的蜂窝煤等物品放在菩萨的手上。把生活中最普通的废弃物平移到意念里这种菩萨的化身上，所以这件作品其实做得很深厚，而且是包罗万象。
我们希望红砖的馆藏也像这件作品一样，具有学术性、观念性、多元包容，同时关注东西方的艺术概念。都是黄永砅艺术思想的表达和流露。我们拿这个作为展览的名字，实际上也成为了我们红砖收藏理念的一个基准，一个起始点。
Q：这算是您最早的一件藏品吗？
闫士杰：
当时美术馆还没有开馆，已经试营业两年了，这时候我们就收藏了《千手观音》，应该说它标志着我们对红砖美术馆未来的方向，信心，和对当代艺术介入的一个思考，有缘成为收藏的起点，这作为一个起点非常好
Q：整个所有这些作品从安排到策划，包括到这次五周年的馆藏展，它总体而言对您个人或者对红砖美术馆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闫士杰：
对于红砖来说我们处在中国当代美术馆的一个起步期，有很多有资金、有愿望去参与到当代艺术来的企业，投资人和机构，我认为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这确实是很难做的一个事情，因为还需要有国际视野、标准、规则，包括组织和架构。同时美术馆是一个非盈利的状态，一个引导中国当代艺术的平台，一个桥梁，一个推动的引擎。怎样去给自己规划好定位好？我们也经常在说，规划在先，分步实施。
今天我们需要有规划地吸收西方成熟美术馆的经验、教训、管理模型。怎样少走弯路，找到核心点非常关键。所以实际上红砖在这五年的探索过程中，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一直在说这句话，因为中国没有现成的样本。我们既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又要走中国自己的路。所以这五年我们以坚定不移的做好一个中国第一代当代美术馆为目标。做一个美术馆，必须要有前沿性。
“凤凰艺术” X 罗伯特
（以下为了方便阅读，“凤凰艺术”= Q）
Q：您怎么会想把东八时区以前十几年来所有的图书拿过来做捐赠？
罗伯特：
这就像一个家，这些图书像我的小孩一样，它们也得有自己的家。我现在不从事书店工作，也不从事出版。从2011年我们把书店关了以后，这些书一直都在仓库里谁都看不到。我就觉得这些书在仓库里面很浪费，不如放在图书馆和资料室。是红砖美术馆的资深研究员乔纳斯找到我。他觉得这批书应该到红砖来，红砖应该有这批书，因为他是在做研究的人，也希望有一批充分的材料。而我也一直都想建立一个图书馆资料库，所以我们就达成了协议。
Q：大概是有多少本图书？都涉及哪些方面？除了书店之外，您当时还做了哪些事情？
罗伯特：
总共750多箱大概两万多本的图书。当时我们在做书店之前还有一个网站，网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有关英文，报导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网站。还有出版杂志刊物。大概是每两个月邀请当时中国最权威的独立评论家和策划人，来编的一个学术刊。每两个月都有一个客座主编。主编想组织什么话题就尽情提供。然后我负责登到网上翻译。这个工作，从1997年到2002年我一直都在做。2002年我成立了书店，那个时候我们很多材料都需要下载，因为网站赚钱的途径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下载了很多文章、材料交给芝加哥大学的巫鸿老师，请他帮我们编成一本书叫《十字路口的中国当代艺术》。在未来、过去，在西方和东方之间。
所有图书都是我自己采购的，经过中国进出口公司进口，同时在书店里面卖和经营。但是我还想进行我自己的研究，自己的出版，所以我们辟了一个30平米专门经营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空间。而前面的空间有出版物都会放我们那，艺术家送过来，艺术机构送过来，我们去逛画廊，我们也拿大量的书，来一本书我就会把第一本放一个纸箱子里，所以收藏的非常全面。可以说这十年，所有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书，我全部都收藏了。应该是世界上最全面的、最齐全的一个图书的收藏。除此之外就是大量的，从海外过来的，在书店里经营的一些国外的图书和画册。
Q：听下来感觉您对中国早期当代艺术家的活动起到了一个巨大的作用。您把这么多外文书籍拿过来，还有中国八大美院的人也会过来采购，有很多艺术家也会来看，您怎样认识自己当时这样一个身份？
罗伯特：
是的。但不光是这个，我还出版了书。150本书都是我亲自出版的。我每一年书展摆一个摊，把这些书找批发商、经销商、书店都批发到全世界。香港、东京、德国、伦敦、纽约、洛杉矶都有我们批发的网络。所以我们每次出版两千多本书，基本是能保本的。因为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化都是一个大问号。它的传统文化有好多，大学也好，研究机构也好都已经是很全面的研究了，但是当代艺术基本上是没有。后来我们也很高兴，美国、欧洲的研究中心和大学，博士生、研究生研究当代艺术，当时唯一的渠道，就是我们的网站和出版的书。因为你操作网站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谁在看。
Q：那当时是您一个人，还是有一个团队？
罗伯特：
是的，开始是我一个人，后来我们搬到798，就是因为这个团队比较大有11个人。我们原来在一个很旧的写字楼上。我还想扩大，但员工的工资也不少，也有外国的编辑和翻译。
Q：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书店关闭？
罗伯特：
书店关闭很简单，亚马逊的发展，后来变成大家来我们书店看书、上网。亚马逊是六折、七折，我都是从海外运过来原价卖，但我不能卖六折，就没有什么利润了。还有海关税、发票、人员工资、租金，这些成本很大。大部分还是来看的，开始没有当当和亚马逊的时候，艺术家都会去欧洲买书，然后他发现书籍比较全，价格都一样，我不用背书回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八大艺术学院收藏了15年了，基本都齐全了，海外的出版社每一年10本新书，原来一年几千本，后来就变成一年只有80本、120本，所以这是两个方面，纯粹是一个经济的。我们天天周围全是艺术书，累了就起来翻一翻书，看一看文章，再去操作这个电脑。
Q：刚才听到您早期做的那些出版，包括跟巫鸿以及其他有名的评论家和策划人的合作，那我想知道是如何联系到的他们？和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罗伯特：
那个时候有一点敏感，就觉得外国收藏家比如我，在当时是比较重要的收藏家，认为会误导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我说我要做一个网站，中国的艺术家或者评论家就有人说是一种误导。当时就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是一个话题，但是不是在误导，他们就留一个问号。如果（我）不再收藏作品，或者出版专辑的话，那些艺术家会不会就会如此知名，会不会在他的后边就有一大堆人学他。所以在当时一个话题。所以我做这个主编，特地就退出来了就彻底退出来，就翻译，我的作用就是见证人，提供一个平台或者做一些纪实性的一些工作，但不是参与，也不是策划和写文章，不影响话语权
展览信息
千手观音
展览时间：2019年7月19日—2019年10月13日
展览地点：北京红砖美术馆
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丹·格雷厄姆，何子彦，黄孙权，黄永砅，加藤泉，安德里亚斯·穆埃，劳拉·普罗沃斯特，邱志杰，安德烈斯·塞拉诺，沈远，吴山专&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里克力·提拉瓦尼，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肖鲁，邢丹文
（凤凰艺术 北京报道 采访/撰文/若琳 责编/d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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