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想主义者进大山支教：月薪880，干了11年
2011年大学毕业后，侯长亮先后支教于广西、贵州和云南的山村小学。哪个地方不缺老师了，他就前往下一个更缺老师的学校。所去的地方越来越偏，越走越远，不问归期。直到如今和雷宇丹结婚，志愿者的身份难抵现实压力，他们不得不选择离开。
2018年以来，侯长亮在快手等平台用短视频记录教学日常，给学生理发、和学生上山采笋、奖励学生猪崽、在学校拍婚纱等视频让他数次登上热门。但他想让人们关注的，是对学生辍学、捐赠“乱象”、教材内容“城市化”、乡村教师流失的思考，“我也希望，有人来接我们的棒，但我不希望，你们像我们这样苦守这么多年”，侯长亮说。
无法拉回的学生
“亮亮老师，今天去不去我家？”
2012年7月的一天，学生小韦走到侯长亮身边，悄悄问他。他以为学生叫他去家里玩，便说：“天色不早了，你家很远，下次老师再去你家。”
女孩儿神情焦急，有些难为情地说：“老师，如果你不去我家，下学期我爸爸可能不让我读书了。”
侯长亮心里一惊，四年级期末考刚结束，怎么就不让读书了？他来不及多想，拿起手电筒就和小韦踏上家访的山路。这是班上家和学校距离最远的学生，他们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头，来到她家所在的山弄。天色渐黑，她家点起煤油灯，侯长亮在昏黄的灯光里了解到，她父亲原本准备让她跟熟人到广东打工。侯长亮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后，父亲最终答应让小韦至少读到初中毕业。
一次成功的家访，让侯长亮心情愉悦，回校路上和同行老师有说有笑。走着走着，发现夜空中有萤火虫在飞舞，他驻足下来，想到鲁迅先生的一段话: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1年支教生涯，万里家访路，这段话给过侯长亮很多前行的力量。
2011年大学毕业之后，侯长亮来到了广西河池的大化瑶族自治县支教。当时的大石山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辍学率非常高。他开始到大山深处去家访，召回那些读着读着就不见了的孩子。
侯长亮支教的村庄，紧挨着七百弄乡，千山万弄。所谓“弄”，是指高山环绕间的洼地。学校方园数十里内就有1000多个这样的洼地，最深的有300多米，一个个村寨分散在洼地的底部。山高路陡，他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是一整天。狭长而崎岖的山道，像一条长蛇盘绕在各座山腰间，人们只能通过双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家访让侯长亮切身体会到贫穷和愚昧带来的苦难，为大山孩子提供教育机会，才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改变这些家庭的命运。
支教第一个学期，侯长亮带的四年级有63个学生报名。他发现比上学期少了6个学生，有几个已经去广东打工，有两个女学生还在家里。对于已经在广东的，他无能为力，他通过家访把那两个还在家里的女孩劝回了学校。
“劝学”的执念，跟侯长亮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他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长大，母亲体弱多病，父亲无法外出打工。侯长亮五年级那年，父亲好不容易去建筑工地打工，一年的血汗钱被包工头卷走，只能到处借钱，在开学前夕借到400元，仍不够三个孩子的学费。哥哥初二辍学去广东打工，在洗车场洗车，工资只有150元，仍把大部分钱攒下来供他读书。相比于当年的自己，侯长亮觉得，如今的孩子没理由不读书。
但不是所有的劝说都是奏效的，有些家长意识不到读书带来的改变。
侯长亮对此有些自责，“是我不够优秀，经验不足，做不到一个都不能少。”
2013年春节后，侯长亮刚从湖南家里返回到大化县城，就接到学校一位代课老师的电话，“你班上一个女娃准备去广东打工了，正在去县城的客车上。”
侯长亮急了，马上给客车司机打电话确认情况，然后上了那辆车，走到女孩身边，问：“你怎么才五年级就不读书要去打工？”女孩沉默不语。他接着问：“你跟老师回去读书好不好？”
“不回去。”女孩的回答很干脆。
侯长亮又说了很多道理，女孩还是没听进去。他转而跟她身旁的哥哥谈，让他劝妹妹回校。哥哥没有跟妹妹说话，而是直接跟他说：“她不想读，不回去了。”
最后，他只能跟着兄妹俩来到车站，目送他们踏上前往广东的大巴，自己愣在原地许久。
侯长亮发现，山里一些家长觉得女孩花钱读书不如务农或外出打工，“早早就嫁人生小孩，太遗憾了”，侯长亮说，“这些大山里的女孩子，不读书只能继续沉沦在贫困中。道理很简单，人的素质不改变，永远是扶贫不扶志。”
支教头几年，他见过很多小小年纪就辍学的孩子，而他带到小学毕业的学生中，很多也止步于初高中毕业。“拉回一个是一个，能多读一年是一年”，是侯长亮最朴素的愿望。
也因此，原本只打算支教两年的侯长亮，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第十一个年头。有人问他，你在大山里坚守这么多年，图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又充满一个青年最朴素的理想主义：我想用这种方式为社会做点贡献。
作为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他本可以留在城市找份好工作，又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应该只有挣钱。他在网上看新闻，了解到偏远山区教育落后、学校老师紧缺，便萌生了去支教的念头。
侯长亮的理想主义，在柴米油盐的现实面前也会陷入困顿。作为支教志愿者，他每个月只有880元的补贴。迫于经济压力，在支教两年后，他决定前往深圳工作。
可是这个决定，在他离开那天就后悔了。学生们来为他送行，他挥手再见，他们唱起《再见》。车缓缓开动，孩子们不舍地追着汽车跑，车窗边的侯长亮泣不成声。
他知道，自己还是放不下这些孩子。在深圳工作两个月，攒了三千多块钱，他又回到大山继续支教。
学校的Tony老师
2015年，侯长亮被评为“广西公民楷模十大新闻人物”。
拿了奖，他心里有些不安，觉得偏远山区还有很多坚守了很多年的优秀教师，自己跟他们比起来不算什么，“加上我是农村长大的，面对聚光灯不太自信，很害怕那些东西。”
当时的他正决定离开广西，学校新来了两位在编老师，已经不怎么缺老师了，他便到贵州毕节的山村支教了两年，直到学校招到了8位在编老师，他又辗转到云南昭通的山区继续支教。
他没想到，在云南遇见了雷宇丹，收获了爱情。
侯长亮第一次见到雷宇丹，是在2017年8月。在那之前，在上海工作的雷宇丹通过QQ联系到他，表示想到山村支教。考虑到她是女孩子，没有支教经历，他担心她把支教想得太简单，坚持不下去。每年联系他要来支教的人很多，最终能来并且能坚持下来的寥寥无几。他决定带雷宇丹一起去走访云南昭通的学校，实地感受后再做决定。
这一次的同行，被侯长亮和雷宇丹认为是两个人爱情的开始，但又不是开始，他们并非一见钟情，往后的故事也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志同道合者的相濡以沫，相互扶持。
侯长亮和雷宇丹所在的学校，是典型的自然环境恶劣，留不住老师的偏远山村教学点。他们从湖南老家出发，需要从洞口乘高铁到怀化，再从怀化到贵州六盘水中转，然后从六盘水坐火车到云南昭通，最后步行两个多小时翻过数个山头才到达学校。
刚开始，学校一本课外书都没有，学生又渴望读书。侯长亮和雷宇丹在网上发起课外书募集，书籍陆续寄到街上的快递代收点。他们第一次去取包裹时，才发现自己错了，把包裹大小估计错了。37本课外书，80套美术和手工用品，足足80多斤。他们从村民家借了两个背篓，把所有包裹拆了，使劲往背篓塞，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像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从山下背到学校走了三个多小时。
这样的路，两年内他们走了很多次，直到2019年通了公路，他们才用摩托车把物品拉上来。
云南昭通的天气并不友好，一年四季大雾弥漫，阴雨湿冷，冬春多雪，风雪中爬山做家访是侯长亮和雷宇丹的常态。2018年初，昭通的“冰花男孩”走红网络，但在侯长亮看来，整个乌蒙山区有成千上万的“冰花男孩”，包括他们学校，冒着风雪走路一个多小时来上学的孩子，头发都冻成了冰针。
山区很多孩子学习基础差，雷宇丹就花课外时间一个个辅导，甚至让他们从一年级的知识开始学习，或者周末去这些学生家辅导，费尽心思。侯长亮用视频记录了雷宇丹的教学日常，她教孩子们读书，弹琴，吹笛，练毛笔字，跳竹竿舞，甚至给他们洗头，理发。
雷宇丹最初担心自己理不好，侯长亮就特地把头发留长，让她先给他剪，练练手。后来，找他们理发的学生越来越多。有的学生很久没洗头，头上长了虱子，他们给学生洗头，一边剪一边教导，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侯长亮和雷宇丹并没有图方便，每个人都用推子推，而是针对不同的头型，每次都尽量剪得漂亮些，让学生高兴些。
他们不仅成了学校里的“Tony老师”，也是修理工。冬天连续低温，水管就会结冰，学校断水，他们基本每天都要往山上水井跑，疏通水管，有时一天要跑两三趟。除了之外，他们还要在学校做饭、守门，以及和学生一起到深山密林中，采竹笋。
深山里的采笋人
侯长亮和雷宇丹来到昭通的学校不久，就有班上的学生问他们：“老师，明年春天的时候，你们和我们上山打竹笋么？可以卖钱的。”
他们才知道，原来昭通的高山上生长着国内稀有的罗汉竹。每年春耕季，村民一边忙着种庄稼，一边忙着上山打竹笋——当地人把“采竹笋”说成“打竹笋”。这是村民和学生挣钱的好机会，尤其近年疫情影响，很多人只能靠山吃山，采点竹笋补贴家用。
这时候到了周末，侯长亮和雷宇丹也会跟着学生们去采竹笋。他们带上干粮和水，穿上雨鞋，胸前挂着围兜，背着蛇皮袋，穿梭在深山竹林里。竹矮林密，学生低头弯腰在其间爬行，窜来窜去，手套也不戴，麻利地掰起竹笋。几十上百斤重的竹笋装在蛇皮袋里，赶在下午四五点前背回家，削掉笋壳，当天卖掉，否则损失水分了就卖不到好价钱。
除了周末，学生们下午放学后也常去采笋，虽然只能去几小时，但也能挣二三十元。也经常有孩子缠着侯长亮问：“老师，今天可不可以放学早一点？我们要上山打笋子，放学晚了笋子就被别人打完了……”
他把学生采摘山货的视频发到网上，漫山遍野的蕨菜、金钱花和蒲公英，学生们一根根摘了，一捆捆一袋袋摆放整齐，再卖给收购方。
有网友说，这些孩子太可怜了。侯长亮不这么认为，他班上有个女孩采竹笋挣了一千多块钱，学习也没落下，成绩名列前茅；还有个男孩，买衣服、学习用品的钱，都是靠自己采山货挣来的。“挣钱是一方面”，侯长亮说，“更重要的是，学生内心的这份喜悦和自信，是通过辛勤劳动获得的。”
还有一回，他看到几个学生手上拿着零食，想跟他们说少吃点零食。可走近听到一个女孩说，“这是我打笋子的钱买的，剩下的钱放我爷爷那里。”他打消了劝说的念头，因为这是孩子的劳动回报，他没理由阻止。教大山里的孩子健康的挣钱、健康的花钱，成为侯长亮和雷宇丹教学的重要一项。
2022年初，他们联系了一个公益基金会，给20名成绩优异的学生每人奖励了一头小猪。他们给每头小猪编了号，方便后续家访了解，“小猪”也成了学生们课余的聊天话题。
有时，还没轮到去哪个学生家看他的小猪，学生反而急了，“老师，哪天去我家看我的小猪？今天去不去？”有一次，他们去一位一年级学生家看小猪，学生爷爷自豪地说：“不是我吹，20头小猪怕只有我们家的最大。”
这是侯长亮和雷宇丹想看到的结果。他们不希望学生过于依赖他人的捐赠，从而产生不劳而获的想法，认为贫穷就理应得到帮助。“我们给学生奖励小猪，这个奖励是升值的，并且是通过劳动和付出才能升值，这是奖励，更是激励。”
支教数年，除非特殊情况特别需求，侯长亮和雷宇丹才会发起募集，“但这是救急不救穷。”他们不主张一味的通过物资和金钱捐赠来帮助大山里的孩子。刚到云南时，他们除了书籍，一般的物资都不接受捐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侯长亮分享过一件小事，有天他在学校走廊吃早饭，一个一年级的男孩走到他身边说：“老师，昨天放学我做完作业去摘金钱花卖了3块钱。”小男孩仰着小脑袋，像是在宣布一个好消息，“那种自豪感，是通过劳动得到的，你给他捐赠3000块钱，都起不了这个作用。”
迷失在捐赠和教材里的孩子
给学生奖励小猪的视频在快手等平台爆火，很多人给侯长亮私信，想捐赠物资。他随机回复了一些，婉拒了很多人的爱心。有时候留言和私信太多，他就开直播说明他们为何不接受捐赠。
支教前两年，侯长亮在网上募集了一些教学物资，快递只能寄到县城，他每次去取要花一天时间。若赶不上回来的车，还得花住宿费，几趟下来，880元的生活补贴所剩无几。后来，他干脆不募集了，直接用这笔补贴去买，反而少花些钱。
侯长亮被捐赠弄怕了。有次他的支教地址被人公布在网上，他收到了大量旧衣服，花大量时间去领取和整理，“可笑的是，有些人连内衣内裤、高跟鞋超短裙等都捐了过来。”后来若把地址发给别人，他都会嘱咐一句“请不要公开我的支教地址”。一些爱心人士来学校考察，他会事先跟他们说不要带任何物资过来。
后来联系他要捐钱捐物的，他一般都拒绝了，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好的老师，再豪华的教学楼不过是石头水泥而已；没有好的老师，再先进的教学设备不过是钢铁塑料而已；没有好的老师引导，过多的物资捐赠，只会让孩子依赖他人，产生不劳而获的心理，害了这些大山里的孩子”。
他有几个做公益的朋友，每次到村民或代课老师家，不会直接捐钱捐物，而是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他们的农产品，“这种情况村民都乐意接下钱，因为他们的劳动得到了尊重和回报。”侯长亮和雷宇丹则把十几次上山采的竹笋，做成笋干送给这些公益朋友。
这些年，侯长亮和雷宇丹见过很多公益乱象。有的学校，旧衣服堆满一整间教室；有的学校把捐过来的电脑和体育器材堆在杂物室都生锈了，也没老师会用；还有的学校大量课外书成了摆设，落满灰尘，没有老师引导学生去读，甚至有的孩子拿课外书来擦屁股。
“还有的，不是做教育和公益，而是大搞仪式，为捐而捐”，侯长亮说，“尤其现在短视频时代，哪个学生伙食最差，衣服最旧，房子最破，把视频拍出来，再拉个横幅，发到网上蹭流量。”
他们见过有公益组织让孩子拿着东西或钱，各种摆拍；也见过所谓的爱心人士做宣传，最常说的一句是希望你们努力读书，走出大山，“但没有人叫他们走出大山后，不要忘记家乡、帮助家乡。”
侯长亮和雷宇丹所在的学校贴有一句标语，“乡村振兴必先振兴乡村教育”，但乡村教育的现状却让他们感到忧虑和困惑。乡村教育是为乡村造就人才，有人才回流才是真正的振兴。然而，“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却叫孩子离开农村、走出大山，在大城市才算出息。”
前段时间，人教版教材插画的话题被广泛讨论。侯长亮借此机会，也向出版社和相关部门提出建议，他认为目前的教材太过于“城市化”，希望多一些乡土元素。
侯长亮和雷宇丹发现，很多教学、练习册和试卷越来越城市化，习题多以“高楼、电脑、汽车、商场、博物馆”为描述对象，几乎没有“田野、牛羊、水稻、砍柴”等等贴近农村生活的元素，“完全是站在城市孩子的角度去编写的，那么山村孩子的根在哪里体现？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感在哪里体现？还怎么教育他们热爱家乡、反哺家乡？”
去年，侯长亮上二年级数学课，一个孩子拿着课本问他，滨河公园、游乐场是什么？那道题要调查班级同学最喜欢去哪里春游，分别有多少人数。学生不懂这些场所，侯长亮有些尴尬，说我们这儿可能没有。
“不是说是农村的孩子，教材就完全以农村元素去写，孩子们需要了解城市，我会讲一讲，比如高铁、动车、火车的区别；还有城市说的一栋，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又是几户，我就画简单的线形图，跟他们解释”，侯长亮说。
他和雷宇丹也会把农村生活的例子结合到课上来讲。比如把学生带到后山写生、写作文，描绘的对象是山上看到的一切；比如孩子们去山上采竹笋，采了多少斤，削壳后多少斤，一共卖多少钱。他们也鼓励学生，把采竹笋的精神用在学习上。
永不熄灭的萤火之光
2022年6月，侯长亮和雷宇丹所在的向阳小学即将撤校合并。他们没有联系别的学校，打算结束多年支教生涯。
回到湖南后，他和雷宇丹开始着手准备婚礼。此前，他们婚纱照的拍摄地点定在学校，把乡村教育元素融合进来，和学生一起拍婚纱照。后来，这组婚纱照在快手等网络平台走红，新华社等媒体纷纷转发点赞。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他们在“作秀”。侯长亮心想，作秀就作秀吧，如果能让更多人看到偏远山村缺老师的现状，参与到乡村教育事业中，这样的秀他愿意一直做。
支教多年，侯长亮其实很少考虑过归期。但在山里支教越久，他心里觉得对家人的亏欠越大。2014年，家里出资翻修房子，他父母出了一部分，兄弟出了一部分，他没有出钱。家里人没说他什么，但他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两年前他和雷宇丹领证后，年迈的父母也会催促，你们也要考虑小孩了，在山村住宿什么的都不方便。
多年来，他每个月只有880元的支教补贴，难抵现实压力。有朋友关心他们说：“你们支教这么久，为什么不考进体制内呢？这样就可以多点收入。”他说理由很简单，在编老师要花很多时间去应付与教学无关的事情，这样的教育太不纯粹了，他们没有那个精力，“我们支教不是为了钱。”
侯长亮见过不少在山里坚守了很多年的代课老师，甘肃硬山的顾老师，前后在三村代课26年，工资从1991年的40元，到60岁临近退休仍在为养老发愁；在黄土高原坚守超过40年的杨老师，村里修公路之前，每次开学要拿着麻花袋去县城扛课本回来，来回要走三天三夜；他们学校的农老师，代课15年，现每月工资八百，周末采竹笋补贴家用。他和雷宇丹帮学校的代课老师种过天麻，卖过豆腐。
侯长亮把这些代课老师称为“大山的守护神”，他向留下来的这些英雄致以深深的敬意，但他觉得自己来到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不得不选择离开。
最难割舍的，是那些山里的孩子们。每个学期结束，总有学生问他：“老师，你们下学期还来么？”而当他们新学期来到学校，学生便闻讯赶来，一边喊“雷老师，亮亮老师”，一边张开双臂向他们飞奔扑来，将他们抱住。
离开那天，雷宇丹在村民的鞭炮声中泣不成声。研究生毕业后，她原本想着支教两年，没想到一来就舍不得放下这些孩子，把一个女孩子最好的五年时光都给了大山。
侯长亮则百感交集，感动，伤心，纠结，遗憾，不舍，无奈……在他的快手主页，有他和雷宇丹的教学日常，还有他们和学生一起上山采竹笋，走山路去家访，给学生理发，在田地里施肥，帮代课老师卖豆腐，还时不时隔着屏幕请老铁们吃山货……他们把简陋的生活过成了一首诗。
短视频的参与，让人们看到两位支教老师在山村孩子身上留下的清晰印记，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乡村教育的现状，为侯长亮的志愿之路打开新的窗口，“就算我以后不支教了，我也会做这方面的公益，重点是在乡村老师这方面。”
这些年，他们把自己化作一根火柴，在暗夜中微微闪烁，希望能点燃更多青年人才来坚守山村三尺讲台的热情，“我也希望，有人来接我们的棒，但我不希望，你们像我们这样苦守这么多年。”侯长亮说。
2018年5月，侯长亮收到一条QQ消息，是当年那位“如果你不去我家，我爸爸可能不让我读书了”的小韦发来的。那次家访后，她爸爸答应让她至少读到初中毕业。那天小韦告诉侯长亮，初中毕业后她去读了学前教育，如今已经是一名山村幼儿园老师。
看到小韦发来的消息，侯长亮感到欣慰，恍惚中又回到了那天家访的情景。
那晚家访结束，小韦担心他们不认路，便送他们一段。路上见到萤火虫飞舞，一闪一闪亮晶晶。他问小韦，萤火虫用瑶话怎么讲？小韦告诉他：mi nuo。这是他学会的第三句瑶话，第一句是在学校，师生们都会经常说的“吃饭”，第二句是家访路上，村民遇见他总会问“老师，今天到哪里去？”
因为那次家访，侯长亮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萤火虫用瑶话怎么讲，也永远记得鲁迅先生的那段话。
无论坚守还是离开，侯长亮知道，自己心里面还有一盏萤火之光，从未熄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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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先森
编辑：裴大哥 | 丑橘
图片：山村支教亮亮老师（快手ID：lianglianglaoshi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