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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王一川:构建中国式艺术理论的若干思考

王一川 中国文艺评论 2021-11-26


构建中国式艺术理论的若干思考王一川



存在着统一的艺术理论吗?假如不存在,那又为何偏要设立艺术理论学科?在艺术学成为独立学科门类业已八年之际,回头考察这个学科门类下的关键概念之一的艺术理论,会发现它至今仍是一个待解的疑难:人们对艺术理论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或许甚至每位艺术理论学者都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而又难以同其他同行分享的独一无二的艺术理论构架。由于艺术理论概念直接关系到人们对艺术学理论这个一级学科的合法性的基本看法,甚至关系到对整个艺术学学科门类的合法性的基本看法,因而对它加以适当辨析是必要的。即便是辨析之后仍然无法找到统一的艺术理论构架,那也是经过理性反思过程之后的无法找到,那本身就应该是一种暂时可行的答案了。不过,即便如此,笔者仍然怀有真诚而难免被视为幼稚的一种愿望:探寻中国式艺术理论构架的可能性。它有可能成为进一步构建中国式艺术理论话语体系及学术体系的基础,尽管要抵达那种境界还需走很长的路。




☞如下节选全文第三部分,文末可阅读原文

艺术理论中的历次学科转向 


艺术理论具备一门正式学科的地位至今,在中国只有不到十年的历史,而在国外的地位就更难以把握了,因为英语国家直到现在把它当作成熟学科去研究的还不多见,取而代之,“art theory”一词本身更经常地被用去指称作为视觉艺术理论的“美术理论”,而非一般的“艺术理论”,尽管后者正在逐渐增多。但是,有关艺术普遍性问题的研究,也就是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艺术理论研究的相近或相关情形,在中外却有着久远的历史了,可以上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和欧洲的希腊时代(即便那时还没有存在今天意义上的艺术概念)。


▲《诗经》


中国古代虽然并没有使用过今天意义上的“美的艺术”词语,但有关这种艺术现象的理论思考和探索却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诗言志”之说,主张《诗经》表现诗人内心之“志”,这后来被引申而泛指所有诗歌都应具备“言志”功能,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语言艺术门类的)艺术理论。汉代以降,司马迁提出“愤书”之说,扬雄主张“言为心声,书为心画”,还有南朝钟嵘的“滋味”和谢赫的“六法”、唐代杜甫的“诗兴”、五代荆浩的“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宋代苏轼的“诗画本一律”、清代方熏的“艺事必藉兴会,乃得淋漓尽致”等,这些都能代表中国人有关艺术的理论思考。更重要的是,依托道家、儒家和禅宗等多种思想源流的持续支撑,中国在各个相关时代出现了丰富多样的艺术理论,共同形成深厚而又变化的古典艺术理论传统。


▲宋 苏轼《春中帖》纸本 行书 故宫博物院藏


就西方情形来看,从在艺术理论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的背景性学科的意义上着眼,艺术理论先后经历了由若干不同学科分别助推的转向历程。下面不妨列举其中的几个重要转向:古希腊人学转向、中世纪神学转向、启蒙运动时期美学转向、心理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社会学转向、经济学转向。



率先的转向为古希腊的人学转向。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创了希腊哲学从研究自然规律到研究人的精神的转向,这种人学转向相继催生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摹仿论(再现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等相关艺术理论,奠定了后来欧洲艺术理论的基础。接下来是中世纪的神学转向。这是指基督教神学将世间一切归结为上帝所造,而艺术形式之美也被认为源自上帝之光。随后的第三次转向为启蒙运动时期的美学转向(或审美论转向),其中以鲍姆嘉通的“美学”、夏尔•巴托的“美的艺术”、康德的“审美无功利”等学说为代表,认为艺术的根本属性在于“美”或“审美”,这种艺术理论影响至今。第四次转向为心理学转向,这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拉康的“镜像”理论等在艺术理论领域的深远影响为突出代表,它们先后给予人们重新认识艺术创作的无意识根源、以及分析现代主义艺术的意义等以新的启迪。要说第五次转向,可以列出语言学转向(或语言论转向),这是指索绪尔现代语言学以来语言学或符号学在艺术理论界引发的转变,尤其是以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艺术符号学等为标志。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第六次转向为社会学转向,这以阿诺德•豪塞尔的《艺术社会史》(1951)出版为标志。随后布尔迪厄将社会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艺术领域,致力于消解康德以来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审美及艺术无功利之说,以便拆解笼罩在美的艺术上的神圣光环。这其中以1979年出版的《区隔:趣味社会学批判》为标志性成果,通过多种社会统计调查和时尚采样,揭示出所谓的文化品位及生活趣味等高雅文化消费实质上是各个阶级或阶层之间相互展开权力竞争的场域,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等级之间的“区隔”或“区分”,而人们的这些文化消费行为又实际上属于这种社会“区隔”状况的再生产行为。


▲[美]阿诺德•豪塞尔《艺术社会史》


可以列举的最近一次转向即第七次转向,为经济学转向。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论著早就开创出艺术理论的经济学范式。德国学者格尔诺特•伯梅(Gernot Bhme)在《审美经济批判》(2001)中较早提出“审美经济”概念,提醒人们关注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外的第三种价值即“审美价值”,为研究当代社会生活中艺术活动的经济规律开启了新的思路。稍早时美国的派恩(B. Joseph Pine Ⅱ)和吉尔摩(James.H.Gilmore)的《体验经济》(1999)一书问世,要求关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产品的个性化体验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当代论者注意运用经济学方法去研究商品经济中的艺术问题,使得“文化经济”“审美经济”“创意经济”“艺术金融”等相关领域业已成为艺术理论与经济学理论频频交融的热门话题。


▲[美]派恩(B. Joseph Pine Ⅱ) 吉尔摩(James.H.Gilmore)《体验经济》


上面的简要论述表明,中外艺术理论有着漫长的演变历史、先后经历过复杂的学科背景及其转向历程。今天的艺术理论假如只要求仅仅依托某一背景学科去发展,无疑不现实。今天的艺术理论所需要的,或许是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视角,例如跨学科或多学科的视角。






*作者: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本文节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9年第8期(点击查看目录与四封艺术作品)文章《构建中国式艺术理论的若干思考》第三部分(全文及详细注释请点击“阅读原文”)*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艺发展史与文艺高峰研究”(项目编号:18ZD02)阶段性成果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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