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炒掉一个终身教授——美国高校处理教师不端行为的方法

图片来源：BuzzFeed

撰文  Anna Azvolinsky 

翻译  何伟雄

审校  魏潇

2013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生物医学助理教授韩东杓（Dong-Pyou Han）在承认篡改实验数据后辞职。他在动物的血液样本中添加了人类抗体，这可以使他参与开发的一种艾滋病疫苗能在兔子体内生效。次年，联邦检察官起诉了韩东杓，他被指控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拨款申请和后续进展报告中做了虚假陈述。韩东杓被判处了 57 个月的监禁，且需要偿还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授予他的 720 万美元的资助。

锒铛入狱的韩国学者韩东杓

尽管其他的伪造数据的案件可能会导致一段时间的资金暂停或强制监管，但韩东杓受到的制裁是针对学术不端行为最严厉的惩罚之一。联邦政府针学术不端行为的指控非常罕见，对教授们提出刑事诉讼——不论什么级别——同样是件稀罕事。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随着媒体在学术不端和性侵害案例上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人们越来越关心大学如何处理教师的违法行为。而且，媒体的曝光有时会揭露一些事件的后续发展：大学对性侵害案件以及教师的不道德或非法行为的回应无法让人满意。

例如，2016 年纽约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大脑认知科学系的研究生以及现任和前任教授们向大学管理部门投诉，指责佛罗莱恩•耶格（Florian Jaeger）教授存在性骚扰和恐吓行为。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校方对耶格违反学校关于骚扰和歧视规定的行为不以为意，甚至在内部调查仍在进行的情况下将他提拔为正教授。直到今年的 8 月底，《琼斯母亲》杂志（Mother Jones）向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提交了正式投诉，这一事件终于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三周后，耶格被开除，罗切斯特大学的校长表示他后悔提拔了耶格。

这只很多大学掩盖教师不当行为的例子之一。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对教授的控诉从来没有被正确地对待过。当这些投诉被调查时，内部调查通常是不公开的。而且听取控诉情况并作出判决的通常是一个由被指控者的同事组成的委员会，这并不公正。

“学术界正在遭受冲击：权力失衡已经蔓延到了大学的行政管理系统，包括负责客观判断其同僚行为的教职员纪律委员会。”一位前大学行政人员说。因为涉及进了一项正在进行的大学性别歧视案，他要求保持匿名。可想而知，正义并不总是能得到伸张。

如何炒掉一名教授

当一所大学收到关于性骚扰或其他违法行为的正式投诉时，大学管理者们会对该投诉做出评估，判断其是否值得被提交至教师委员会进行审查。教师委员会针对投诉案件召开听证会，并对被告人是否真正存在不当行为做出裁定（有时还会提出具体的处罚建议）。在委员会做出裁定之后，这个案件将被提交给大学教务长或校长，由他们作出最后决定。对于一位终身教授来说，他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其终身教职被撤销。不过在教授受到纪律处分之前，通常还有一个“障碍”需要跨越。

 “一位终身教授必须经过学术审查委员会的同意才能被开除。不管这些指控是什么，大学都有义务在撤销某个人的终身教职之前走完这一程序“，加利福尼亚州的律师沙龙·维尼克（Sharon Vinick）说，他曾为许多在大学内受到性骚扰或歧视的女性担任诉讼律师。

宾夕法尼亚州高等教育风险管理中心（NCHERM）小组的合伙人斯科特•路易斯（W. Scott Lewis）同意这一观点：“与私人雇主相比，这是一种更为严格的审查。要完成这种解雇终身教授的附加步骤很可能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有时候，官僚主义的层层叠加会阻碍有效的纪律处罚。很多大学选择对他们的终身教职人员从宽处理。

加利福尼亚大学（UC）的前天文学教授杰弗里·马西（Geoffrey Marcy），被发现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对多名学生进行性骚扰。虽然大学自己的内部处理程序已经在 2015 年执行，但直到当年晚些时候 BuzzFeed 曝光了这一事件后，马西才受到了处罚。在那之前，马西只接受了伯克利大学的副院长的温和谴责以及一项协议——要求马西对他在未来与学生的互动做出“明确的规划”。否则他可能会被停职或被解雇。

学生们对马西事件的抗议

马西事件引发了公愤，这其中包括马西的 278 位同僚，他们向纽约时报写信表示担忧，因为在整个事件中马西被描绘的过于正面。这最终迫使马西辞职。另一个例子是，南加州大学（USC）医学院院长卡门·普利亚菲托（Carmen Puliafito）使用非法药物，并且虐待同事至少一年，而直到这件事被报道出来，卡门才被迫辞职。

大学之所以不急于撤掉高级别教员，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教授能够源源不断地斩获科研基金。“大学的第一反应通常是维护声誉。” 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说，他是纽约大学兰贡医学中心的普通伦理学和生物伦理学教授。“随着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资金枯竭和科学拨款的减少，学校需要努力维护并提高他们自己的声誉。因此大学对那些行为不端却能够争取到科研资源的教授的处理方式，会因大学本身的经济状况而发生改变。

威廉·基德（William Kidder）是公民权利项目的一名研究助理，也是一名大学行政人员，他强调，终身教职在保护学术自由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也提到，当有人控诉这些教授出现不当行为时，终身教授和非终身教职员工之间不应该被区别对待。“无论是明星教授还是新人助理教授，都应该采用同样的评判标准。”事实上，大多数州法律、大学教师合同和大学或学院教职员手册都包含一个条款，其中列出了欺诈，歪曲，剽窃和道德败坏作为解雇的合理理由，不论其是否拥有终身教职。

卡普兰说：“底线是，即使教授们正在为治愈癌症这种的崇高目标努力，我们仍然要严厉地处罚教师们的不端行为。”

跳槽带来的问题

即使大学选择在发现违规行为之后解雇教员，但这些指控和诉讼往往是保密的。例如，1972 年通过的第九法案要求每个机构都应保留所有涉及性别歧视的指控和案件的记录，只有来自于各个大学的统计数据是公开的，而具体案件通常是不公开的。这就增加了教员不端行为会在另一个学校中继续的风险。

卡普兰对《科学家》（The Scientist）说:“我曾参与过一些案件，教授们与本科生发生关系、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子虚乌有的学术出版物上、并有不合理的个人预算开支，而且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当这些人被其他机构聘用，他们就会重复这样的行为。”

这种由教职工导致的性侵害和性骚扰现象从大学校园传递到另一个大学校园，被称作“骚扰者传递”。“在当前昂贵的诉讼环境下，完成一个完整的教员处罚程序需要很长时间，校方通常会与教员签订保密协议以契合学校的最大利益。”基德说。然而，他补充道，这一决定可能并不符合学术团体的集体利益，尤其当受处分的教员在另一个对其底细不知情的学校找到了一份的工作的时候。

维尼克认为，不保留指控记录，或者对其保密都是错误的。她说：“如果案件没有得到解决，学校就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但是管理者可以披露投诉的事实，尤其是该教员同时受到了多份投诉的时候。”不这样做，大学就会允许这些教员转到另一个大学，他们的职业生涯并不会因此被影响。

卡普兰说，就算一名教授被曝光违反过大学的政策，另一所学校可能也会“愿意去冒险，以获得高知名度的教师，尽管他们被警告过这名教授有过不可靠的行为。”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托马斯·博格（Thomas Pogge），耶鲁大学哲学和伦理学教授。他在耶鲁大学和之前任职的哥伦比亚大学都受到过针对他本人的性骚扰指控。卡普兰说:“我认为，拥有大量资助或能为大学带来知名度的研究人员，可能会在当前的系统中畅行无阻。”

推荐信里的玄机

田纳西州专门研究白领犯罪的大学管理系教授特里•利普（Terry Leap）说：“为了避开有不良记录的教员，大学已经开始更全面地筛选今后的招聘对象。尽管对学校的管理层进行正式的犯罪背景与公共档案调查仍然相当罕见，但是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要求这种调查扩展到全体教职工。”

然而，一名可能成为教师的应聘者被发现有犯罪记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对公共档案进行正式的背景调查，基本上表明学校做出了相应的努力，这可能会降低一些人对大学提起雇佣诉讼的可能性。”但背景调查本身并不能提供任何情报。”利普说。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建议不用对所有新雇员进行犯罪背景调查，认为这种“侵入式”调查“与学界面临的实际问题相比微不足道”。

卡普兰说，更能说明教员的性格特点的或许是同事们的推荐信，不过在阅读时我们需要体会那些言外之意。他解释道，有一种做法是不写任何负面的东西，但那些不冷不热的信件暗示着潜在的问题。接下来，卡普兰希望看到一些改变。“这些推荐信是保密的，而我们想要挑选那些经过严格审查的人。因此我认为这种只通过口头交流对一个人的负面评价、而不在推荐信上体现的文化是错误的。坦率地说，这一点都不专业。”

问题如何解决？

当涉及性侵害事件的时候，学校也加强了他们的手段——很多学校对于性侵害采取了零容忍的政策。“近年来，性骚扰和性侵害投诉是一个热点问题，高等教育机构正在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消除这一问题，”利普说。“负面的媒体宣传和潜在的债务负担施加给校方的压力太大了，以至于他们只会把事情简单地掩盖起来。”

尽管如此，利普还是承认，“零容忍”一词通常很难定义。他说：“这不能是‘不容辩解的’，不容辩解意味着如果你被指控，你就会被开除——这太不公平，而且太苛刻了。”‘零容忍’的真正意义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会认真对待性侵害和性骚扰的行为。学校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对罪犯进行调查，判决和惩罚。”此外，经常被举报性骚扰的教员需要接受关于如何与学生互动的培训，休斯顿大学法律中心的麦克•奥利弗（Michael Olivas）说。

一些学校煞费苦心来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例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的大学章程概述了如何处理教职员工出现的性侵害和性骚扰。举办培训是另一个办法，刘易斯说他经常被要求进行教职工培训。“对我来说，这是来自教员和学校对这些问题的警告。这不是管理人员对他们的教员进行培训——这是教员们要求的培训——这表明教员们对这方面们感兴趣，这是一个正在改变的趋势。”

与此同时，为了遏制学术不端行为，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和医学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的咨询委员会来评估实验室的潜在违规行为，这样大学就不会对教员的指控进行内部处理了。但卡普兰说，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科研界意识到学术不端对医学、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威胁日益严重。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教育项目来教授研究诚信、避免学术不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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