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悄悄从一个性犯罪富翁手里拿了多少钱？
今年夏天，因性侵未成年人入狱、随后又在狱中离奇死亡的亿万富翁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引发了学术圈的“大地震”——曾接受他捐赠的高校和学者纷纷被推到风口浪尖，MIT 校长甚至专门出面为此道歉。《纽约客》的最新报道指出，尽管爱泼斯坦早在此次风波之前就被 MIT 校方列入捐赠“黑名单”，但 MIT 媒体实验室仍私下与其保持联系，通过匿名方式从爱泼斯坦和他的社交圈获得大笔资金，远远超出此前对校方和公众披露的数额。
报道发表后不到 24 小时的 9 月 7 日星期六，MIT 媒体实验室的负责人伊藤穰一辞去了职务。他在一封内部电子邮件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天和几周内，我对此事进行了大量的思考，我认为我最好辞去媒体实验室主任职位以及作为研究所的教授和员工的职责，立即生效。”而 MIT 校长莱夫对全校发布公开信，写道：“这篇报道中的指控性质非常严重，因此需要立即进行彻底、独立的调查”，并宣布 MIT 的总法律顾问将聘请一家外部律师事务所来监督调查。
爱泼斯坦究竟对 MIT 的科学研究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下面这篇《纽约客》的报道全文或许能够做出一些解答。
来源 the New Yorker
撰文 Ronan Farrow
翻译 张元一
编辑 戚译引
因接受性犯罪者、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捐款，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被卷入丑闻，而且它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比之前承认的更为深入，并且还在试图隐瞒与其接触的程度。《纽约客》（the New Yorker）获得的数十页电子邮件和其他文件显示，尽管在 MIT 的官方捐赠数据库中，爱泼斯坦被列为“被取消资格”，但媒体实验室还在继续接受他的捐赠，跟他商量怎样使用这些资金，并且将他的捐款标记为“匿名”来避免对大学内部或公众披露这一事实。
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爱泼斯坦似乎还是实验室和其他富有捐赠者之间的中间人，帮助实验室从个人和组织中求得数百万美元的捐款，其中包括技术专家和慈善家比尔·盖茨（Bill Gates），以及投资人莱昂·布莱克（Leon Black）。根据《纽约客》获得的记录，以及媒体实验室现任和前任教职员工的账目，爱泼斯坦帮助实验室获得了至少 750 万美元的捐款，其中包括来自盖茨的 200 万美元和来自布莱克的 550 万美元，电子邮件中描述这些捐款受到了爱泼斯坦的“指示”或邀请。此外，实验室在隐瞒自己与爱泼斯坦的关系上作出的努力众所周知，以至于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Joi Ito）办公室的一些工作人员将爱泼斯坦称为伏地魔，或称“不能说名字的人”。
“杰弗里的钱，需要匿名”
文件中揭示的财务关联远远超出了伊藤和 MIT 的公开声明中所描述的程度。MIT 已经表示，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校方从爱泼斯坦的基金会收到了 80 万美元，并为接受了这笔金额而道歉。在上个月的一份声明中，MIT 校长 L·拉斐尔·莱夫（L. Rafael Reif）写道：“事后看来，我们羞愧和痛苦地认识到，我们容许 MIT 参与了为爱泼斯坦提升名誉的行为，这转移了（公众及其他人）对其可怕罪行的注意力。任何道歉都无法弥补这样的错误。”莱夫承诺将资金捐赠给一家致力于帮助性虐待受害者的慈善机构。9 月 4 日，伊藤透露他不仅接受了爱泼斯坦对实验室捐赠的 52.5 万美元，还另外从爱泼斯坦那里获得了 120 万美元，用于他控制的投资基金。MIT 发言人说，该大学“正在调查杰弗里·爱泼斯坦对学院捐款相关的事实”。
文件和信源表明，这故事还有更多内容。2008 年，爱泼斯坦承认了关于教唆和组织未成年人卖淫的州政府指控，而相关信息都显示实验室知悉这一事件，也知道他被取消捐赠者资格。知情人士还指出，伊藤和其他实验室员工采取了许多措施，以确保爱泼斯坦的名字不会与他提供或征集的捐款联系起来。例如在伊藤的日历上通常会列出会议参与者的全名，但爱泼斯坦只能通过他的姓名缩写来识别。
爱泼斯坦对实验室的直接贡献也以匿名记录。2014 年 9 月，伊藤写信给爱泼斯坦，请求为某个研究人员提供资金，他问：“你能再补 10 万美元，好让我们可以把他的合同延长一年吗？”爱泼斯坦回答：“可以。”转发他的回复给员工时，伊藤写道，“确保这是匿名的。”当时 MIT 媒体实验室的发展和战略总监彼得·科恩（Peter Cohen）重申：“杰弗里的钱，需要匿名。谢谢。”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er
拉动外部捐款
爱泼斯坦在拉动外部捐款方面的明显作用也被掩盖了。2014 年 10 月，媒体实验室收到了比尔·盖茨捐赠的 200 万美元；伊藤在一封内部电子邮件中写道：“这是比尔·盖茨在杰弗里·爱泼斯坦的主导下，赠送的 200 万美元。”科恩回复：“在捐款记录上，我们不会提到杰弗里的名字作为这次捐款的推动者。” MIT 内部对捐款的强制性记录仅表明“盖茨在他希望保持匿名的朋友的推荐下，捐出这笔资金”。
爱泼斯坦的角色通常是一个小圈子里保守的秘密。在提交了大学要求的文件后，科恩写信给同事说，“我没有意识到这会被发送给数十人”，并补充道，爱泼斯坦“没有被提名，但可能有人会提出问题”，而且“消息被广泛传播让我感到不舒服”。他写道，未来只应在“如果有办法悄悄地做到这一点”的情况下，才能提交有关爱泼斯坦的文件。盖茨的一名代理人写信给媒体实验室的领导，说盖茨也希望在公开讨论捐赠中隐去名字。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er
盖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所有声称比尔·盖茨是受爱泼斯坦指示进行计划性或个人资助的发言，都是完全错误的。”一位与盖茨相熟的知情人士也说，盖茨与实验室有着长期的关系，个人或以基金会名义进行匿名捐款并不奇怪。盖茨此前否认接受爱泼斯坦的财务咨询服务；但在 8 月份，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他于 2013 年在纽约与爱泼斯坦会面，讨论“增加慈善支出的方法”。
伊藤和科恩没有回应多次要求他们发表评论的请求。伊藤在他的公开声明中淡化了他与爱泼斯坦的密切联系，并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实验室通过他控制的一些基金会获得了资金”，并且只承认他“知道”这些捐款和亲自作出批准。但是电子邮件显示，伊藤与爱泼斯坦密切协商，并积极寻求各种捐款。有一次，科恩向伊藤寻求有关捐赠者的建议，他写道：“你或者杰弗里是最了解的。”
爱泼斯坦与各领域位高权重的人都有来往，但多年来也一直有人指控他对未成年女孩进行性虐待。警方曾多次调查这些指控。2008 年，在佛罗里达州大陪审团指控爱泼斯坦教唆卖淫后，他达成了一份有争议的辩诉交易（plea deal），使他免于联邦起诉，并允许他只需要服刑不到 13 个月，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监外执行，允许他大部分时间在监狱外。负责该认罪协议的检察官亚历山大·阿科斯塔（Alexander Acosta）后来担任特朗普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但在 7 月份因与爱泼斯坦案有关的广泛批评而辞职。同月，爱泼斯坦因强迫未成年人性交易的联邦指控在纽约被捕。8 月，他在曼哈顿的一个牢房中自杀身亡。
“我们要怎么做？”
媒体实验室的现任和前任教职员工描述了隐瞒爱泼斯坦参与该机构运作的方法。实验室的前发展助理兼校友协调员西格纳·斯文森（Signe Swenson）告诉我，她在 2016 年辞职，部分是因为她对实验室与爱泼斯坦的合作感到不安。她说，在与实验室领导的谈话中，对方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爱泼斯坦的捐款必须保密。
2014 年初，斯文森在 MIT 的中央筹资办公室（central fund-raising office）担任发展助理，她与发展和战略总监科恩共进早餐。他们讨论了她对媒体实验室资金筹集工作职位的申请。根据斯文森的说法，科恩向她解释说，该实验室当时正在与爱泼斯坦合作，并且正在寻求推进。“他说伊藤一直在和爱泼斯坦协作，爱泼斯坦会把其他人介绍给我们，”斯文森回忆道，她认为科恩提到这件事情是为了“测试我是否会保密，以及对情况是否接受。”
当时斯文森已经看到，爱泼斯坦在大学的中央捐赠者数据库中被列为“取消资格”。“我知道他是恋童癖者并指出了这一点，”她说。她回忆自己告诉科恩与爱泼斯坦合作“似乎不是一个好主意”，但她尊重实验室的工作，并最终接受了这个职位。
那年春天，在她担任新职务的第一周，问题又出现了。斯文森回忆，当时她与科恩和伊藤讨论如何从爱泼斯坦那里拿钱，而不对大学内部报告。科恩问：“我们要怎么做？” 斯文森回答说，由于大学的内部的报告要求，没有办法将捐款一事隐瞒。据斯文森回忆，伊藤回答道，“我们可以接受匿名小额捐款。”
根据电子邮件和知情人士的描述，在 2014 年和 2015 年期间，伊藤和爱泼斯坦还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确保从爱泼斯坦的联系人（包括盖茨）那里获得大量的新捐款，同时不向 MIT 中央筹资办公室完整披露与爱泼斯坦的关系。电子邮件显示爱泼斯坦是实验室与捐赠者沟通的重要人物，捐赠者中包括了盖茨和布莱克。布莱克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之一——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爱泼斯坦在给伊藤的一封信中写道：“盖茨希望下周二能看到我们的科学计划报告。”在一封给伊藤的电子邮件中，科恩询问布莱克是否希望他的贡献保持匿名，科恩写道：“你能让杰弗里问莱昂吗？”他还补充说：“我们可以轻易地让它匿名，除非莱昂想要得到褒奖。如果杰弗里说莱昂想要得到 MIT 的一点表示，我们也可以安排……”
布莱克拒绝评论此事。一位熟识他的消息人士表示，他并不打算将这笔捐款匿名。布莱克近几个月淡化了他与爱泼斯坦的关系，称他们交往有限，并只专注于税务策略、遗产规划和慈善建议。他拒绝回答有关与爱泼斯坦进行商业交易、可能表明他们有更密切的关系的问题。爱泼斯坦于 2008 年被定罪的几年后，布莱克和他的孩子以及爱泼斯坦共同投资了一家生产排放控制产品的公司。
尽管该实验室最终从盖茨和布莱克那里获得了 750 万美元，但爱泼斯坦和伊藤的筹款计划未能达到他们最初希望的规模。爱泼斯坦建议他可以确保他所征集的任何捐款，包括来自盖茨和布莱克的捐款，都将让约翰·邓普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提供配捐，该基金会主要资助信仰和科学的交叉项目。最终，基金会没有提供资金，并且一名发言人说该组织没有与任何此类计划相关的记录。
爱泼斯坦的拜访
2015 年夏天，媒体实验室要决定如何使用在爱泼斯坦的帮助下所获得的资金。科恩告诉实验室工作人员，爱泼斯坦将前往参观，并与教职员会面，这显然是为了让他对项目给些意见，并吸引他进一步贡献。前发展部门助理兼校友组织者斯文森回忆，当时她说：“我不认为他（指爱泼斯坦）应该出现在校园里。”
根据斯文森的说法，科恩同意爱泼斯坦是“令人讨厌的”，但他说：“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这样做——这是伊藤的项目。”工作人员把会面加入了伊藤的日程安排中，但没有写上爱泼斯坦的名字。他们还试图确保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电子邮件中。“当时肯定有关于将名字不做记录的明确指示，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伊藤的日程安排，而那次会面只被标记为 VIP 访问，”斯文森说。
当时已经有几个教职员工对大学与爱泼斯坦的关系表示反对。MIT 副教授伊桑·扎克曼（Ethan Zuckerman）多年来一直表达了对与爱泼斯坦关系的担忧。扎克曼说，2013 年他在一次教师会议之后将伊藤拉到一边，以表达对伊藤日程上标记为“J.E.”会议的担忧。扎克曼回忆，当时他说：“我听说你正在与爱泼斯坦会面。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而伊藤回答：“其实他真的很不错。你想和他见面吗？”扎克曼拒绝了，并说他认为这种关系会给实验室带来负面影响。
2015 年，随着爱泼斯坦的访问临近，科恩指示他的工作人员确保扎克曼远离爱泼斯坦将要举行会议的玻璃幕墙办公室，以防他在爱泼斯坦在场时意外到来。根据斯文森的说法，伊藤告诉科恩，爱泼斯坦“要他的两名女性‘助理’寸步不离，走到哪都带着她们”，他还想带她们一起来参加媒体实验室的会议。斯文森也反对这一点。最终助理们被允许陪伴爱泼斯坦，但得在会议室外等候。
在访问当天，看到陪伴的年轻女性，斯文森的不安更强烈了。“她们是模特。肯定是东欧人。”她告诉我。她还说，在实验室工作人员中，“所有的女性都特意对她们非常友好。我们甚至开展了一场讨论，商量如何帮助她们，如果她们不是自愿的话。”
斯文森和其他几位前任或现任 MIT 媒体实验室的员工，都对该实验室最近关于其与爱泼斯坦关系的声明表示不适。8 月，包括扎克曼在内的两名研究人员辞职以示抗议。在宣布该决定的 Medium 博文中，扎克曼写道：“MIT 与爱泼斯坦合作并掩盖这种关系，这非常明显地违背了自身的价值观。”
扎克曼也开始向其他同样反对这种做法的同事提供建议。他指示斯文森寻求非营利法律组织“揭发者援助”（Whistleblower Aid）的代理，并准备向公众公开信息。斯文森在揭发者援助的律师约翰·泰（John Tye）告诉我：“杰弗里·爱泼斯坦这个案例已经表明，只要有足够的钱 ，一个被定罪的性犯罪者依旧可以在慈善事业的最高层打开大门。伊藤和他的开发主管竭尽全力掩饰爱泼斯坦的作用。当机构试图掩盖真相时，通常需要一个勇敢的揭发者站出来揭示真相。这种举动可能带来危险，揭发者需要支持。”
何时接受了被指控不当行为的富有人物的资金，这个问题一直都使人不安。在被定罪之前，爱泼斯坦向许多慈善机构、学术机构和政治机构捐款，这些机构以各种方式回应了他的性虐待指控。2006 年，当这些指控的消息首次爆发时，哈佛大学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校方三年前从他那里获得了 650 万美元的捐款，他们不会退还这笔款项。继爱泼斯坦于 2019 年第二次被捕后，该大学重申其立场。许多机构从 2006 年起就试图与爱泼斯坦保持距离，但其他一些机构还在继续接受他的钱，包括 MIT 媒体实验室。当这些捐款曝光时，机构面临着如何回应的艰难决定。资金往往已经被花掉，捐助者也已经得到了税收减免。但那些对爱泼斯坦诸多罪行的揭露，尤其是朱莉·K·布朗（Julie K. Brown）在《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发表的报道，已经明确指出爱泼斯坦通过他与精英机构的关系获得了地位和声望，来保护自己免受责任，继续掠夺。
斯文森说，即使她因为对实验室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感到不满而辞职，但她一直也饱受自己曾经参与掩盖关系的困扰。当她得知伊藤和 MIT 最近的声明时，她认为他们在说谎，她的内疚感又重现了。“我参与了 2014 年对爱泼斯坦关系的掩饰，”她告诉我，“听听实验室或 MIT 怎样评论这种关系吧——我只看到完全相同的事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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