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3：做买卖如同玩命 改革迎来倒春寒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今天我们继续讲激荡三十年，昨天说到了深圳，当时要开发一个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中央才给了3000万贷款，这也就够盖一座矮楼的，那么怎么办呢？当时的人有办法，那就是卖土地。用土地来换现金。而港商们纷纷过来买土地，然后盖楼房。在1980年后的5年时间里，深圳利用外资12.8亿元，完成基础设施建设76.3亿，形成了9大工业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年鲁冠球出现了意外，他主攻万向节，带着产品去参加交易会，结果才知道，不是国营工厂不得入内。而他却不甘心在门外摆地摊，用低于国营2成的价格销售自己的产品。这让他占领了市场。鲁冠球对质量要求很高，不合格的产品他都要上门回收，无论损失多少钱，也要把他当成废铁卖掉。就这样慢慢的小有名气，经过他四处运作，竟然让北京的专家评审组把他列入了参评对象。最后经过审定，成为了三家定点工厂之一。这对于万向集团有着翻身的意义，他一下从一个身份低微的民间作坊，变成被主流认可。而鲁冠球的成功，也在浙江撕开了计划经济的口子。从此温州，潮汕，珠三角这一代小工厂遍布。

当时江浙东南沿海一代，是走私最为猖獗的地方，很多企业的原始积累，都带着走私的原罪。正是在走私中，一批地下工厂，如杂草般生长起来。当时做服务业的生意更是艰难，那会肉蛋奶都是凭票供应。所以开餐馆是一种奢望，在北京一个叫做刘桂仙的幼儿园勤杂工，为了维持生计，开了一个小饭馆。这是市面上第一家个体饭馆，就为了粮食，油，肉的这些票据，还得几个区的工商局，粮食局，餐饮公司特批才搞了下来。显然这个事有点重视的过头了，第二年陈慕华和姚依林两位副总理都亲自给刘大妈拜年，要知道个体户那个年代并不是什么荣耀的称呼。

1980年，计划生育成为了基本国策，也是在这一年，电视机被敞开供应。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电视机成为了当年结婚的标准四大件。是一个家庭财富的象征。而我们的邻居日本这一年的汽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日本汽车在美国早已经不是劣质的代名词，日本制造早已经成为了一种优质的品牌。

而美国在这年11月，迎来了自己的演员总统，罗纳德里根，但里根一上任就不得不面临一个烂摊子，石油危机，美苏关系甚至日本经济冲击，都亟待里根总统去解决。而他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一度被美国民众的口水淹没，他为了压制通胀，完全放弃了经济。但时间会证明，他成为美国中兴的最重要的一位总统。没有里根，美国经济可能在80年代就完蛋了。

中国的一位重量级科学家陈春先，在78年之后访问了美国硅谷和波士顿，看到了美国的科技繁荣，他回来之后就多次呼吁，赶紧建立中国硅谷，而地点陈春先都替大家想好了，就在北京城北的一个小村庄里，这个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关村。他自己也投身到高科技创业队伍之中，但很遗憾他没赚到什么钱，还引发了不小争议。但他的这种做法，也就是科学家走出体制来到私营企业，用科技知识为市场提供服务，却成为了今后中国科技行业的趋势所在。而他也成了中国科技市场化的奠基人。

大好局面似乎到1981年要戛然而止，国家八大部委开始对钢铁行业实行限产，而之前风生水起的首钢得到的任务是削减9%，36万吨。而此时北京市政府却又伸出手来要钱，说市里日子不好过，让首钢要上缴利润2.7亿，但首钢算了算，就算把钱都交上去，估计也就只有2.65亿。这让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哪里要不对了。其实现在人都已经知道，就是79年和80年连续两年的巨额财政赤字，让物价稳不住了。城市里的物价也就是cpi涨了8.1%，这让搞经济的人十分紧张。在这一年必须开始宏观调控了。但在调控中要力保国企稳定。其实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当初你好我好大家好，现在出问题了，我的东西要保住，要赔赔你们的。于是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个人私营企业成了重灾区。大家刚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信心一下子被毁于一旦。一时间又是人人自危。当年鲁冠球回忆说，钢价涨了1.3倍，煤炭涨了5倍，成本上升的同时客户纷纷违约。理由是根据上级规定，我们不能再采购乡镇企业的产品。而大学生分配也都进了国企，乡镇企业连个高中生都抢不到。

那个年代，但凡跟国企竞争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大邱庄的禹作敏，上面派来了清查组，检查大邱庄的企业，禹作敏很是抗拒，我们刚过上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领导上哪去了。而这在当时还是好的，起码没有进城。城市里由于知青们众多，又没有工作所以相当混乱，为了保证农民不再进城找麻烦你，当年12月底发布通知，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中国如今的户籍制度，由此而来。

宏观上的收紧，让一些顽固派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们开始攻击方兴未艾的经济特区了。抓住产权，制度，意识形态，一通穷追猛打。而当时广东省委的态度很明确，继续改革。顶住压力坚持开放。而福建也是如此，当年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顶住各方压力，坚持该上就上，跟日本成立福建日立电视机公司，日本媒体都在说，项南在用他的官帽为福建日立公司剪裁。也正是因为这些地方大员的英明神武，才保住了改革开放的果实。而在这波宏观调控中，特区的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

这一年，中信的荣毅仁提出，举债集资，来解决生产制造问题。一时间惹来了很多非议。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借债，这事好说不好听。现在看看，确实是有些人吃饱了没事干，专门找茬。大部分中国人勤劳勇敢的创造财富，而这一少部分人他们在抵消大部分人所创造的财富。但好在，这些闲人没有把事情搅和黄，中信在1982年成功向日本发债100亿，荣毅仁很激动，他说终于资本又回来了。中信当时提供出租车，出租车很赚钱，基本很快就收回了成本。

当年，最热门的两个年度词汇叫做三产和停薪留职，国营企业通常都是主业被限制了，然后纷纷把企业资源组织起来，开始第三产业。比如原来的工厂限产了，卡车一下闲下来了，于是就组成车队帮人家搞运输。厂房空置了就改成餐厅接待游客。而大量国营企业员工也停薪留职，到三产中去谋出路。由于三产的市场化氛围更浓，所以反而带来了更好的收入，这一时间搞得大家人心涣散，都不想在主业干了。纷纷找门路做生意。

那一年百事可乐也跟随可口可乐的步伐进入了中国，但规模并不大。而德国西门子也看到了商机，积极开始了进入中国的准备。在美国一位学者说，在中国已经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前景，必然会走上私有企业制度的道路。这种声音是那么的不和谐，因为当年大家听到最多的还是打击投机倒把，想到最多的是中国会不会走回到计划经济的轨道上。

中国就带着这种质疑走进了1982年，这一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老齐出生了。开个玩笑。在南方做电子元器件生意的胡金林这一年的春节都没过好，他感觉暴风雨要来了，随即准备出去避避风头，而就在他逃走的当天，警察就来了。给他的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罪，然后全国通缉，与此同时线圈大王，目录大王，螺丝大王，合同大王，电器大王等八个企业家，被打上了八大王的烙印，成为了投机倒把的典型。八大王事件也成为了重大经济犯罪的典型。一度让全国人民倒吸了一口凉气，深深以为天变了。

这一年，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3万人被判刑，追缴款项3.2亿。一时间跟国企竞争的民营企业都变成了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罪犯，当时国营181厂的工程师，用闲暇时间为乡镇企业解决污水净化的问题，本来也没想要钱。后来问题解决了这个农机厂当年就实现了50000元利润，随后为了感谢他，给了他们这些工程师每人600元。结果事情被抓住了，工程师们被定位投机倒把罪，一审判入狱300天，后来这个工程师上诉不成又上访，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自过目，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后，才峰回路转。武汉市长亲自带着判决书到家中道歉。

当时这种工程师很多，其中三分之一都是没事可干，而乡镇企业则是人才紧缺。但你就算是闲死也不能去乡镇企业工作。这就叫肉烂在锅里。用这种判刑的方式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当年可谓是阴风阵阵，中国好不容易踏上光明的大道，却又一次误入歧途，那么我们又是怎么纠正，又是怎么回归的呢？咱们明天接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