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原著比电影更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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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执导的影片《芳华》12月15日上映，这几日自然成了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热点。这部电影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但小说版和电影版所呈现的气质迥然不同。如果说电影是属于冯小刚的回忆录，那么小说则是严歌苓极具现实主义批判的忏悔录。
和小说一样，电影同样是以萧穗子的身份、视角和口吻叙述他们在文工团的青春故事。不同的是，小说前半部分讲述了文工团少男少女躁动的青春，后半部则聚焦在他们离开文工团之后的现实人生。而电影中的篇幅多为倚重在文工团的日子，影片末尾的三分之一描写了多年后的他们各自的生活，然而省略了原著最后四分之一的结局。
篇幅比例的不同也昭显出作品整体呈现的气质不同，电影始终浸染在温情又怀旧的氛围里，在你感到绝望之际又会被赠予一点糖份，让你相信希望就在明天。而小说看上去就有些不近人情，残酷的事如画卷般挨个展开，让你沉甸甸地如同积满水的毛巾，拧一拧就能落下泪。
·触摸事件·
《芳华》这部小说，原本是叫《你触摸了我》，这个触摸事件可以说是故事的核心，人物命运由此发生转折。被公认为“活雷锋”的刘峰因触碰了林丁丁的身体而被处分，也因此被文工团下放到伐木连当兵。南疆战事爆发后，他被调到了野战军下属的工兵营一连三排当副排长。
电影里仅在刘峰告白时才透露出刘峰自他初见林丁丁，听她唱歌后就一见倾心。而小说里则把刘峰心属林丁丁的那刻场景描写出来了，且比电影里的更有波澜。
那时，刘峰指导林丁丁练踢腿，“丁丁又是一腿，只踢到他肚脐高度，可就是这一下，把一个东西从她灯笼裤管里’发射’出来，直飞向刘峰，落在他两只黑面白底的土兵布鞋之间…那是半截儿被血泡糟的卫生纸，只有梢头是白色，其余部分是惨烈的猩红。”而刘峰就因为这个姨妈巾，这个离女性核心最接近的东西，惦记上了林丁丁。
当刘峰表白时，原著里的林丁丁惊慌失措，小说反复地写道林丁丁大喊了一声救命才逃跑的，电影里两人是不小心被过路人撞见，才捅了出来。
表白之后，电影省略了小说里的批判大会：刘峰坐在马扎上听着台下的人读着他的审判词，他们骂他：下流！流氓！
而这些人，都是他曾经热情帮助过的战友们。
战争爆发后，电影拍了6分钟的长镜头战争情景，描绘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刘峰为救陷入沼泽的战友，被敌人的子弹射中右手，他也就失去了那只曾摸过林丁丁后背的手臂。
而小说里，直接跳过如何受伤的部分，直接集中在受伤后的刘峰一个人落了单，一辆补给弹药的卡车经过，问他救护站怎么走，刘峰故意指向了需要补给弹药的兵团。刘峰的动机很简单，他一心求死。然而被感动的司机在找到兵团后，又骂骂咧咧地给他送到救护站，还献血救了刘峰一命。
电影特地略去了小说里的残酷情节，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性的丑恶与弱点。如果刘峰没有选择去触摸林丁丁的背脊，如果林丁丁没有大喊救命或者接受刘峰，那么还会有后来的事吗？但人生没有如果，圣人是不能有情感的，雷锋叫惯了，他们忽略了刘峰和他们一样，都是平凡人而已。
·何小萍与何小曼·
小说与电影里，唯一的人物名字不同是发生在何小曼身上，电影中改名何小萍，人物命运相同却也不同。
电影中的何小萍，父亲在她小时候就进了监狱。在看到战友家人被释放后，殷切期盼父亲有一天也能出狱时，却收到一封父亲的遗书。
而小说里的何小曼，父亲早就自杀去世了，她也不能够像电影里一样，可以哭着给父亲写信，抑或是收到父亲疼爱有加的遗书。不过，何小曼在小说里也收到过死讯，在她疯了的时候收到了新婚丈夫的死讯。
凭自己努力来到文工团的何小曼，并没有像电影里的何小萍一样去偷林丁丁的军装，拍照寄给父亲。霸凌的由头是何小曼一身的馊味，在所有人都嫌她臭的时候，刘峰挺身而出，给她昏暗的生活里照进一点阳光。
所以，对刘峰心生爱意的何小曼在刘峰被处分下放后，也郁郁寡欢。装病演出被发配到野战医院和电影情节差不多，文工团还跟野战医院打了招呼，说“把小何同志分配到洗衣班去吧，她需要艰苦锻炼。”，野战医院仅让何小曼洗了一个月的脓血绷带后，就仁慈的把她安排到护训班里。
这也给后面她成为英雄作了铺垫。
电影里何小萍在被赋予英雄称号之前，舍身护住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士兵；而小说里的何小曼成为英雄则十分偶然——
当时她乘坐着一辆运输烈士遗体的卡车回包扎所，途中误入雷场卡车被炸，何小曼搀扶着幸存的受伤男兵走了10里路，在最艰难的一段路里，何小曼用裹尸布缠着男兵，一头用绳子系在自己腰上，哭着求男兵跟自己爬一两里路。后来，他们被一个摄制组送回医院，此后，何小曼就成了“站地天使”。
从受人排挤欺负到走上神坛受人敬仰，不管是何小曼，还是何小萍都一同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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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说完的结局·
时隔数年，萧穗子、郝淑雯和刘峰在海口重逢，我们只知道萧穗子开了新书的签售会；因丈夫只顾着赚钱，郝淑敏带着孩子夜夜独守豪宅；而林丁丁的近况也通过她们聊天知道：嫁去澳洲后，女神变胖了。
后来几笔带过已经康复的何小萍找到了刘峰，两人在车站互相依偎，旁白里简单说了再隔数年后的光景：何小萍在刘峰患癌症生命垂危之际，把刘峰接到自己身边照料，两人没有结婚，但都把彼此当是对方的亲人。
在原著里，他们从文工团离开后的故事，更为完整。
刘峰先是回了老家，结了婚有了女儿，妻子是长途车售票员，后来跟人跑了。刘峰后来跑去海南做盗版书生意，在穷困潦倒时不忘包养一个发廊妹，发廊妹拿着刘峰的钱整了容，变成高级发廊妹，也离开了他。
《芳华》被删减片段，刘峰在海口卖烤串谋生
林丁丁离过两次婚：第一次因为知识分子的婆家不满她的“目不识丁”把她休了；第二次她嫁去了澳大利亚做饭馆的老板娘，后又因为觉得无聊跑回国。和电影里一样，她的身材走样，发胖了。小说里说道：“如果是现在的林丁丁被刘峰“摸”了，不会再大喊“救命”了吧。”
郝淑雯甩掉了萧穗子的初恋，和一个二流子结婚，二流子后面赚钱成了商人，郝淑雯成了富婆，但两人感情并不好。而萧穗子结婚又离婚，专心于写作。
不管是电影还是小说，都通过这些人物的流转变迁来表现那个时代，他们的命运际遇，都反映了时代浪潮的痕迹。
电影里特地加入了许多历史事件，毛主席去世、恢复高考和邓丽君的cd等，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原著的结尾里，是刘峰潦草的葬礼，英雄在成为英雄以前，也是这个平凡宇宙中的渺小尘埃。
芳华（节选）
原以为再见到刘峰会认不出他来。二十岁他就那样，跟你多熟你扭头就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倒不如丑陋，丑陋可以是Logo，丑到一定程度，还惊世骇俗。而他不丑，假如由丑至美分为十个刻度，他的相貌该是五度。穿军装戴军帽的他，可以往美再移一度。
尤其穿我们演出的军装，剪裁考究，面料也好，那种羊毛化纤混纺，特挺括。他的相貌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没有问题。因此不管我们曾经如何在一个队列里出操，在一个练功房里踢腿下腰，在同一个饭堂里吃“菜脑壳炒肉片”，在同一幢红楼里学文件、搬是非，总之，不管我们曾经怎样紧密相处，在一起糟蹋青春（八年青春！），都休想记住他长什么样。可是在王府井大街上，脸庞的海里，我的视线瞬刻就把他钓出水面。而且还是侧面的他。我想叫他，又想，还是等等。
他叫刘峰，三十多年前我们叫他：雷又锋。意译是又一个雷锋，音译呢，假如你把汉语拼音的元音放慢：L—i—u—Liu，从L出发，中转站lei，十分之一秒的停留，最终到达Liu，刘峰跟雷锋两个名字的拼音只是一个字母的差别。所以我们诨叫他雷又锋。不挖苦的，我们女兵那时正经崇拜浑身美德的人，只是带点善意打趣，而已。
假如把对刘峰形象的描写做一个填空表格，其实也办得到——脸型：圆脸；眉眼：浓眉，单眼皮；鼻子：圆鼻头，鼻梁端正；肤色：细腻白净。你试着形容一下雷锋的长相，就发现能照搬过来形容刘峰，当然刘峰比雷锋个头高十厘米，一米六九。
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给挑来上舞台的，真是雷锋，那是挑不上的，舞蹈队形不能排到他那儿就断崖。三十多年前，从我们那座红楼里出来的，都是军版才子佳人，找不出一张面孔一副身材让你不忍目睹。
曾经作为我们营房的红楼，上世纪末被夷平了，让一条宽大的马路碾到了地下。红楼那四十八个大小房间里，刘峰留下的痕迹也都被碾为尘土：他补过的墙壁或天花板，他堵过的耗子洞，他钉过的门鼻儿，他拆换过的被白蚁蛀烂的地板条……
三十多年前的红楼已是高寿，年近古稀，该算危楼，只是它那极为慢性的颓塌过程被刘峰推迟；刘峰的瓦匠木匠手艺把一座三层的危楼当成个巨大的裂缝鸡蛋一样小心捧着，让我们在钉子户概念诞生之前无意间做了钉子户。
我们无忧无虑地住在危楼里，一住十多年，只是在红楼的腐朽加剧、颓塌提速时异口同声呼喊：“谁去找刘峰？”那种颓塌的突然提速往往表现为某一面墙一夜间龟裂，或芭蕉扇大小的石灰没来由地从天花板脱落，碰到这种时候，我们就这一个好法子：“找刘峰！”
我来王府井是买书的。王府井商场门口，一群残障少年在唱歌，场地中央放了个捐款箱。演员们个个卖力，但进进出出的观众流动得很快，偶然从人群里走出个捐款者，都带几分忸怩，捐了款逃得飞快。这年头，大庭广众下做好事，人们反而羞答答的。
我有点看不下去，掉开视线，而就在此刻，我看见刘峰也站在人群里。这个流动观众席里，他比较稳定，似乎已经站了一会儿了。从侧面看，他平淡的五官反倒被年岁剥蚀得深邃了。
我从刘峰的侧面迂回到他正面。这类平淡脸往往不易老，也不易变，跟同龄人比，他的脸至少年轻七八岁。他是因为“触摸”事件被处理下连队的，下连第二年，中越开仗了。
一个旅行团的大汽车在长安街一头的路口停下，下来五六十个西方观光客。人群乱了一刹那，等我再次找到好位置站稳，刘峰却不在那儿了。我走出人群，往王府井大街两头寻觅。他不可能消失得那么快，除非他存心躲我。我往大街的南头走了一截，又转回来往北走，满街陌生人。此刻刘峰一定想让我把他也当个陌生人。
那是三十多年前了。我们的老红楼还是有梦的，多数的梦都美，也都大胆。
红楼的二层三层带长廊，长廊上面张着长长的廊檐。假如你傍晚在三楼走廊上吹黑管或拉提琴练习曲，目光漫游，越过楼下也带廊檐的回廊，再越过回廊尽头的小排练室，绕过小排练室右侧的冬青小道，往往会看到一个挑着俩大水桶的人，此人便是刘峰。
水桶是为隔壁巷子里一个男孩担的，男孩十七岁，没有父母，巷子里的孩子们叫他“括弧”，因为他那双腿站成立正就是一对完好的括弧。孩子们说，要是玩球，可以把括弧的两条腿当球门，球踢过去都不会擦着“门框”。括弧走路靠一个高板凳，先把板凳往前搬一步，自己再扶着板凳跟一步，他自己两条腿，板凳四条腿，二百米的路程六条腿要走一刻钟。每天傍晚，巷口的自来水龙头开锁售水，全巷子居民都到巷口排队买水。
一旦括弧买了水回家，六条腿更忙得不亦乐乎，挪了水桶又挪板凳，最后还要挪自己那双括弧腿，一个铁皮桶水装半满，回到家只剩个底。括弧不打水不行，家里烧一口老灶，做的是卖开水生意。
刘峰每天从我们院子里挑两担水赠送给括弧，领导问起来，刘峰说咱军队的自来水反正免费嘛。领导想想，觉得没错，子弟兵从吃的到穿的都是老百姓白给的，子弟兵请客送老百姓两桶水还请不起？漫说括弧这样孤苦残疾的老百姓。
一个暮夏的傍晚，大家在露天走廊上消食发呆，刘峰就在人们无聊的视野里走过来走过去，两个大水桶水装到要满出来，可担水人有能耐让它滴水不漏。吃撑了的长号手高强吹出一声饱嗝似的低沉绵长的号音，呆呆看着冬青小道上轻盈远去的矮子叹道：“哎，怎么就累不死他？他叫什么名字？”旁边的贝斯手曾大胜说：“刘——峰。”长号手高强像刚才的号音那样拉长声调：“Li—u—Feng——我×，整个一雷又锋。”
刘峰就这样得到了雷又锋的诨号。
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刘峰，是他调到我们团不久。那天午饭快要结束，一个人蹲在那儿用榔头敲打地板。地板老到什么程度呢？你在这边使劲蹦一下，那边桌上的菜盆都会翻个儿，起码会打哆嗦。榔头敲的，就是一块翘得不像话的地板。
那座老宅院九十多年前的主人是个军阀，给我们当营房住的红楼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两层楼，住了一大一小两个姨太太，三十年代初，又娶进来一个小小姨太太，当家的就在二楼上又加了一层楼。东北边都爆发“九一八”了，西南边照样娶姨太太，什么危难下成都人都是享福无罪。
知道故事的人细看，三楼的红色跟下面两层楼是有细微差别的。用同样的红砖，从红楼里铺出一条路，头顶青瓦廊檐，两侧墨绿木柱子，一直通往一个亭子。
我们的小排练室是在亭子的基础上扩建的，因此形状古怪，冬冷夏热。再往大门口方向走，就是我们的饭堂，过去是姨太太们的小戏园子，后来抗日了，成都做了大后方，戏台拆了，改成舞厅。
这个院子里马夫、老妈子、小丫头的房子都不是好好盖的，到解放军和平解放四川，已经颓败得差不多了，被拆掉盖了两排平房，比老妈子、小丫头的房还简易，新住户们是文工团带家属的干部。
最新的建筑是我们的练功房，也叫大排练厅，是六十年代的建筑，一看就是多快好省的产物。这天中午跟往常每个中午一样，我们围着一个个矮桌子，守着空饭碗饭盒消化，闲聊，男兵女兵斗嘴调情，话你怎么听都行，听懂什么是什么。没人对刘峰正干的活儿感兴趣。
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右脚穿军队统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式样是老解放区大嫂大娘的设计；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后来知道他左腿单腿旋转不灵，一起范儿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就练几圈，练功鞋都现成。
他榔头敲完，用软底鞋在地板上踩了踩，又用硬底鞋跺了跺，再敲几榔头，才站起身。他站直后，你对他身高的期待有所失望。他是那种坐着、蹲着个儿挺大，站起来你会在心里说：没高多少啊。毛病出在腿上，腿不长。不过翻跟头腿长累赘。他就是因为跟头翻得好给团里挑来的，原单位是某野战军的工兵营。
刘峰的跟头是童子功。他的苦难童年在一个县级梆子剧团度过，山东的一个穷县，刘峰的话是：“有人穷得光腚呢！”不进入那个梆子剧团学翻跟头，他也会有个光腚童年。
我正式跟刘峰打交道，是他调来半年后。我们跟随大部队拉练行军到川西北山区，扎营七天进行军事训练。假如说我们一年一度“扮演”一次真正的军人，也就在这七天。例行的打靶和投弹训练，都是此时完成。
“扮演士兵”对我们是玩游戏，可以不练功，可以过枪瘾，可以把压缩饼干当零食，还可以在“摸哨”时当真打架摔跤。射击训练开始前，军训处简副处长选了两个警戒哨兵，站在靶场最外围，防止老乡进入，让子弟兵不长眼的子弹打了活靶子。
我和刘峰入选。刘峰是志愿的，他来自野战军，不稀罕打靶，省下过枪瘾的机会给其他人；我是被大家一致推举，因为我射击一般算不出环数，子弹从来碰不着靶子边，大家怕我拖垮集体打靶成绩。
那年我十三岁差一个月，身高一米六一，体重三十八公斤，伫立于一九七二年的川西北隆冬，在军人和老百姓之间筑成一道血肉长城。密集的枪声从下午一点持续到四点，我从站岗到“跳岗”，为了脚不在这三小时内生出冻疮，我不得不把舞蹈课的小跳组合挪用到此时。一排靶子插在一片红苕地里，红苕已经被起过了，黑了的藤子秧子摊得如同烂渔网。
舞蹈教员杨老师的大手表戴在我腕子上，我跳三五分钟看一眼，意识到孤单、疲惫和寒冷能使五分钟变成一辈子。四点过五分，枪声完全静下来。打靶应该四点整结束。一个肥嘟嘟的田鼠从我脚边跑过，我目光追着它，不久发现田坎下有个圆润光滑的洞。
我想参观一下洞内，便趴下身，用本该警戒四野的高倍望远镜往洞里看，却什么也看不见。我捡了根树枝伸到洞里骚扰，一边学猫叫，不知田鼠跟猫是否敌我矛盾。此时啪的一枪，子弹擦着我头顶的榆树梢过去，吹了一声哑哨。
打靶不是结束了吗？半分钟不到，又是啪的一枪。我还没想明白，就被人从地上拎起来，扭过头，看见一张白脸，两腮赤红，嘴吐蒸气。我似乎是认识这张脸的，但因为它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写而显得陌生。他说话了，口气很冲：“你怎么回事儿？！怎么把老乡放进靶场了？！”山东口音提醒了我，此人正是另一个警戒哨兵刘峰，他另一只手还架着个驼背老太太。
老太太显然是我骚扰田鼠的时候溜进靶场的，似乎挂了彩，哼唧着，顺着刘峰的手往下瘫，最后黑眼球没了，眼皮夹缝里只剩两线灰白。刘峰“大娘大娘”地叫喊，我吓得不省人事了。下一个印象，就是刘峰抱着老太太在我前面飞奔，一面大声说：“太不负责任了！玩心那么重，像个当兵的吗？！……”
对面山坡上飘着红十字旗帜，刘峰是把老太太往战地救护队抱。我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摔跤，两个腮帮上都是泪，是摔出来的或是吓出来的还是被刘峰骂出来的，现在我想，应该做全选。
刘峰和我把老太太送进急救帐篷，正在“扮演”战地救生员的门诊部医生护士们围上来。接下去就是刘峰和我在棉门帘外面等噩耗。一会儿，刘峰站累了，蹲下来，扬起脸问我：“十几？”我蚊子似的哼哼了一声“十三”。他不再说话，我发现他后领口补了个长条补丁，针脚细得完全看不见。
棉门帘终于打开，急救军医叫我们进去看看。我和刘峰对视一眼，是认尸吗？！刘峰哆嗦着问子弹打哪儿了。医生说哪儿也没打着，花了半小时给老太太检查身体，身体棒着呢，连打蛔虫的药都没吃过，更别说阿司匹林了！可能饿晕的，要不就是听了枪声吓晕的。
我们伸头一看，见老太太捧着个军用水果罐头，一勺子两大块糖水菠萝往嘴里塞。刘峰拽拽我，我们俩赶紧钻进棉门帘。刘峰对老太太又敬礼，又道歉。老太太呼噜呼噜地吃喝，专心给自己压惊，顾不上理会我们。急救护士轻声说我们运气好，真打着她，她一家老小就不用吃红苕了，全都到文工团吃军粮去了。
回到我们驻地，故事更清楚了。贝斯手曾大胜跟人打赌，剩下几枪，他一定打出三个连续十环。所有人都打完了，曾大胜一人还趴在那里，半自动还剩两颗子弹了，他瞄了三分钟，一弹未发，向身后的军训科副科长借了条手绢，遮住一只眼睛，再开始新一轮瞄准。
有人打趣说，这一枪，不打十环对不住科长的漂亮手绢。
另一个嘴更损，说十环还值得这么瞄？这一枪非打出十一环来！曾大胜跳起来，跟说风凉话的踢打一阵，再开始第三轮瞄准。到此时，七分钟已经过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打靶已经结束，离开了岗位。
当天吃的晚饭是红苕米饭，大葱炒红苕片，红苕蒸咸烧白。说是本地什么都不产，只产红苕，那个老太太偷越打靶警戒线，是为了在起过红苕的田里再刨一遍，一般总能收获漏起的小红苕或者被铲断的半截红苕。
我们中一个人醒悟说，闹半天雷又锋救的不是普通老百姓，是个偷刨公社红苕的落后老百姓！另一个人说，还让落后老百姓骗吃一顿糖水菠萝，那可是首长的拉练特供！又有人说，军民鱼水情对落后人民白唱了吧？
话剧队的老唐山说，雷又锋错叫了大娘；人家才不是大娘呢，听门诊部宣传员说，前天大娘还领了免费避孕套呢！大家都哈哈哈，雷又锋这回当错了雷锋，救错了人……
刘峰抱着特号大茶缸蹲在一边，往嘴里扒拉着红苕米饭，等大家说完，他开口了，说，什么先进、落后的，不都是老百姓吗？落后老百姓就该让老曾打十环？再说老百姓没有不落后的，你们到农村做一回老百姓试试，饿你们一冬，看你们落后不落后，偷不偷公家红苕？
我凑到他身边，想说谢谢什么的，又觉得该谢谢他的是那个落后老百姓。刘峰脸对着大茶缸说，这儿的红薯真不一样啊，嚼着跟栗子似的。你个小穗子，就因为你贪玩儿，这么好的红薯大娘今晚差点儿吃不上了。
反正，哪儿有东西需要敲敲打打，修理改善，哪里就有刘峰。连女兵澡堂里的挂衣架歪了，刘峰都会被请进去敲打。他心灵手巧，做木匠是木匠，做铁匠是铁匠，电工也会两手。这是个自知不重要的人，要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他很快在我们当中重要起来。
我们跟刘峰真正熟识，是在他当上我们毯子功教员之后。我们每天最痛苦的时间不是早上跑操，不是晚上政治学习，也不是下午听传达文件，而是每天上午七点的毯子功课。那时江青还是“江青同志”，据说她有条“圣旨”让舞蹈演员练戏曲功，练出工农兵气质。
这条“圣旨”一直没被证实，很可能是团首长们为了我们乖乖地练毯子功编造的。我们那群女兵最大的十七，最小的十二，排成一队有七八米长，毯子功一个半小时，我们一个个由刘峰抄起腰腿，翻“前桥”，“后桥”，“蛮子”，跳板蛮子。
尤其跳板蛮子，他得在空中接住我们，再把我们好好搁在地上。我们恨毯子功，首先是我们觉得它无用，其次是我们胆小，给跳板弹几米高再一个跟头翻下来，整个人经过刹那的恐怖休克，都不知道怎么落了地。因此只要刘峰提醒一句：“腰里使劲儿，啊。”我们就会给他白眼，越发不使劲，全由他搬运。
我们停止给刘峰白眼，是他当选全军学雷锋标兵的时候。当标兵本来不招人嫉妒，但它的结果太好，比如入党、提干，提了干结果更好，可以谈恋爱结婚分房子生孩子。所以人人明争暗夺当标兵。
入党对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兵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待遇，以及由那待遇生发的优越感，有些文件只有党员配听。听文件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帮党员拎着马扎，齐刷刷向小排练室操步，个个一脸的国家大事，把目送他们的我等进步青年看成虚空，那真是让我们顶眼红，顶妒忌。
我们中的郝淑雯是最后一个对刘峰收起白眼的。郝淑雯是那个提高了我们集体平均体重的丰满女兵，一米六九，还没碰到她就能感到她青春体温的冲击波。
她是一个空军首长的女儿，父亲手下一个师的高射炮兵。郝淑雯一睁开眼的每天都要有人帮忙，骑车上街不会下车，就临时叫住一个过路人帮她扶住车后架，“哎，老乡！扶一下嘛！”男老乡们当然都会奋不顾身冲上去扶这个美色扑人的女兵。扶完还意犹未尽，巴不得扶两下、三下。
自从来了个谁的忙都帮的刘峰，郝淑雯便每天“刘峰”不离口。有时郝淑雯的忙很难帮：缝被子把针丢失在棉花套里，让刘峰帮她棉絮里捞针。
刘峰被选为我们军区的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军学雷锋标兵大会，我们这才意识到，每天被我们麻烦的人，已经是全军的明星了。
他从北京回来那天，我们女舞蹈队两个分队都坐在冬天的阳光下学文件，不知怎么冲着归营的活雷锋全站起来了。接下来更傻的事发生了，所有人都拍起了巴掌。
雷又锋顿时脸红，看样子是要掉头往大门外逃。但是他马上确定整天胡闹的女兵们此刻一点也不胡闹，有她们眼里的真诚崇拜为证。一向遭我们冷落，因此试图用冷漠呆板战胜我们的何小曼也动人起来，朝刘峰睁着两汪墨水似的眼睛。何小曼整个人可以忽略不计，就那双眼睛长对了，黑得就像秘密本身。
“学习呐？”刘峰说。
还是老老实实的，就这样问候我们。好像我们是他在村口碰上的一群纳鞋底的姑娘媳妇儿，正碰上他进村，搭讪一句：“做活儿呢？”
刘峰胸前别着三等功军功章，真金子似的，在冬天的微弱太阳里给我们增加了亮度和温度。某个二百五带头，我们挨个跟刘峰握起手来。
这个刘峰，一手还拎着个沉重肮脏的行李包，一只手给这么多人供不应求地握。他终于把行李袋扔在地上，咣当一声，里面的大茶缸摔疼了。刘峰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的多用大茶缸，吃喝洗漱都是它，男兵们开玩笑说，还可以用它舀水救火。
郝淑雯握着刘峰的手说，《解放军报》上登了他们会议的照片，她在上面找过他呢。家在北京的女兵，父母混得还行的，都在雷又锋的行李里添了份重量。于是他在握手时对北京女兵说，你家给你捎东西了。
我是唯一没上去握手致敬的。第一，我自己因为谈纸上恋爱被记了一过，跟刘峰这样的大标兵是正反派关系。还有就是，我对刘峰这个严重缺乏弱点的人有点焦虑。我好像在焦虑地等待一个证明：刘峰是真人的证明。
太好的人，我产生不了当下所说的认同感。人得有点儿人性；之所以为人，总得有点儿人的臭德性，比如找个像何小曼这样的弱者捉弄捉弄，在背后说说郝淑雯这种强者的坏话，甚至趁人不备，悄悄地飞快地倒点儿炊事班的香油，更甚者，坚决不买牙膏，轮流偷挤别人的牙膏。刘峰就是好得缺乏人性。他的好让我变得心理阴暗，想看他犯点儿错，露点儿马脚什么的。
虽然我当时只有十六岁，偶尔也会有心理不光明的时候。后来果真出了“触摸事件”，我的焦虑才释然。
不过那个暖洋洋的冬天下午距离事件的爆发，还有一年。他看见了欢迎人群外的我，走过来说：“萧穗子，你爸也给你捎东西了。”他的正宗侉味儿从“捎东西”三个字里丰润地流露出来。
所谓东西，无非是些零食和小物件，一管高级牙膏，一双尼龙袜，两条丝光毛巾，都算好东西。如果捎来的是一瓶相当于二十一世纪的娇兰晚霜的柠檬护肤蜜，或者地位相当于眼下“香奈儿”的细羊毛衫，那就会在女兵中间引起艳羡热议。
所有人都盼着父母给“捎东西”，所有女兵暗中攀比谁家捎的东西最好、最多。捎来的东西高档、丰足，捎的频率高，自然体现了那家家境的优越程度，父母在社会上的得意程度。
像我和何小曼，父母失意家境灰溜溜，只有旁观别人狂欢地消费捎来的东西。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她们把整勺麦乳精胡塞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蜜饯果脯拌在稀粥里，替代早餐的酸臭泡菜。至于巧克力怎么被她们享用，我们从来看不见的，我们只配瞥一眼门后垃圾筐里渐渐缤纷起来的彩色锡箔糖纸。我们还配什么呢？
某天练功结束从走廊上疲沓走过，一扇门开了，伸出一个脑袋，诡秘地朝你一摆下巴。这就是隆重邀请。当你进门之后，会发现一个秘密盛宴正在开席，桌上堆着好几对父母捎来的美食。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三，一是东道主确实慷慨；二是捎来的东西是新鲜货，比如上海老大房的鲜肉月饼或北京天福号的松仁小肚，不及时吃完就糟践了；三是家境既优越又被父母死宠的女兵有时需要多一些人见证她的优越家境和父母宠爱，我和何小曼就是被邀请了去见证的。
在刘峰赴京开会之前，我收到父亲的信，说从劳动改造的水库直接被借调到北京电影厂。我给父亲写了封信，交给了刘峰。我的意思是如果刘峰在北京实在没地方串门，也实在有空，就替我去看看我阔别好几年的父亲。
信自然是个由头，真话我也不会往上写。那时我的真话往哪儿都不写。日记上更不写。日记上的假话尤其要编得好，字句要写漂亮，有人偷看的话，也让人家有个看头。我渐渐发现，真话没了一点也不难受。我跟爸爸都在彼此大而化之的字句里读出真话。
我傻乎乎地问刘峰，我爸给我捎的是什么？
刘峰说他没看，不过我爸托交的包裹最沉。我偷瞥一眼所有人，希望她们都听到了，我爸不再是反动文人，不再是工资被冻结每月领十二元生活费的文明叫花子，而是在北京的电影厂里上班、给女儿捎得起东西的父亲！
但没人留神我的成分改变和翻身解放，都还晕在对刘峰的崇拜里。刘峰拎起地上灰狗般的行李袋，说他一会儿把东西给女兵们送来。意思是他要在宿舍里完成分检。不是每家父母都细心，在包裹上写清名字的，不分检清楚，万一张三被李四的父母错爱了呢。
我们散会前，刘峰拎着那个行李袋回来了。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检出去了，可行李袋一点没见小。刘峰是个人拥有品极少的人，出门又会精简再精简。
我们女舞蹈二分队有四个北京人，刘峰从丑陋疲惫的行李袋里先拿出四个包裹。最后一个，第五个，是父亲给我带的。那是体积最可观的一个包裹。塑料袋在当时可不被看成环保垃圾，而是值得爱惜一用再用的好东西。父亲一定是专门弄来这个印有北京友谊商店店标的双料大塑料袋，那样的华美让它盛装的无论什么都华美了。
下面是刘峰的原话。
“我打电话到你爸电影厂招待所，跟他说对不住，会议安排忒紧，电影厂离城里远，咱又人生地不熟，这回就不拜访您了。我还说，叔叔您看我是不是把萧穗子让带的信投邮筒里给您寄过去？你爸问我住哪家招待所，我说我还真说不清，头一回来北京。
第二天一早，他找上门来了，我纳闷他怎么找着了我住的地方。他说打听个招待所还不容易？你爸非得请我吃饭。我说会议伙食好着呢，四菜一汤。他说四菜一汤有啥吃头，他要请我吃北京烤鸭！我告诉他会议代表不能随便离会，吃了午饭还要分小组讨论，你爸这才算了。
晚上他又来一趟，送来这么个包裹。还非送我一条烟，我说我不会抽。你爸说让捎这么重的东西，三千里地，过意不去，问我不抽烟酒喝不喝？我说那更不会了。他又说，那你都说说看，你还不会啥？我看看还能不能找点儿你会的送给你。我说您就别客气了，不就捎点儿东西给萧穗子吗？是我应该做的。”
刘峰把一个父亲爱女儿的急切和渴望做报告一样叙述一遍。跟他开导我的语调差不多。我那场历时半年的纸上谈爱暴露之后，情书全被缴获，刘峰在两所院墙之间的骑楼上找到了我。
我手里拿了一根背包带，头顶上有根结实的横梁，多年前不知吊过多少军阀大户的丫头小姐。他一把夺过背包带说，萧穗子你好糊涂。组织派他来挽救我，来得正是时候，晚一步就太晚了。
“……萧穗子，你千万不要悲观，背思想包袱，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刻苦改造自己，大家还是会欢迎你归队的嘛。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就给大家看一个金不换！怎么样？”
作为一个小说家，一般我不写小说人物的对话，只转述他们的对话，因为我怕自己编造或部分编造的话放进引号里，万一作为我小说人物原型的真人对号入座，跟我抗议：“那不是我说的话！”他们的抗议应该成立，明明是我编造的话，一放进引号人家就要负责了。
所以我现在写到这段的时刻，把刘峰的话回忆了再回忆，尽量不编造地放到一对儿引号之间。
刘峰对我爸的描述语调虽然乏味，还是让我鼻子酸了，能想象出一个做了好多年阶级敌人的父亲，怎样笨拙地学起庸俗的社交手段来。爸爸想送刘峰礼物，看起来是犒劳刘峰三千里地当马帮运货的辛苦，实际上是拉拢刘峰，为了他不得意的女儿。
刘峰是全军学雷锋标兵，政治光环好歹能罩着我一点。逆境让爸爸这样的人学庸俗，学拉拉扯扯，正是这一点让我心酸。
吃晚饭的时候，北京友谊商店在我们全体女兵和部分男兵当中已经著名了。本来它也是一个著名的所在，据消息灵通的北京兵说，进那个商店的都是特权人士，外国专家，外交官，华侨，中国出访代表团成员。那里头人民币可不流通，流通的叫外汇券，是一个有着自己专门货币的小世界！
我父亲此刻的身份高低，大家可想而知。其实父亲是没那份特权的，但他在北京混入的社会阶层，尽是那种特殊身份的人物。
后来，那是很后来了，已是刘峰在中越前线负伤之后，何小曼因为背着一个伤员行走十多公里而立功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父亲是沾了一位谢姓大导演的光，蹭他的护照进了友谊商店。一九七六年这位导演身边有许多人为他写剧本，这一大帮人的名字叫作“集体创作”，我爸爸当时也没有自己的名字，跟那一大帮人被叫成“集体创作”。
晚上排练或班务会之前，我们有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短短一小时的自由，我们得紧张地消费。阴暗角落偷个吻，交换一两页情书，借一帮一一对红调调情，到心仪的但尚未挑明的恋人房里去泡一会儿，以互相帮助的名义揉揉据说扭伤的腰或腿……那一小时的自由真是甘甜啊，真是滋补啊，及至后来游逛了大半个世界拥有着广阔自由的我仍为三十多年前的一小时自由垂涎。
那一小时当然还可供我们加餐，就是吃零食。官方伙食是不值一提的，每礼拜四吃豆腐，每礼拜五吃面条，每礼拜六吃包子，这是可预期的好伙食，余下的多半个礼拜，是不可预期的坏伙食。零食的重要性在于此，缺乏零食的严重性也在于此。所以，刘峰给我带来的，简直是一夜暴发的财富。
对了，刘峰在跟我交接那个友谊商店大包裹时还转达了一句爸爸的嘱咐：“叫穗子分给小朋友们吃。”从小到老，爸爸把我的所有朋友一概称为小朋友。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我翻身的喜悦，当主人的自豪。刘峰千里迢迢带来了我的大翻身，刹那间贫民成了土豪，让所有人开我的仓分我的粮，我头脑里响着狂欢的唢呐，动作里全是秧歌。
我拆开塑料包，光是巧克力就有两公斤！十二平方米的宿舍里，顿时各种霓虹彩幻的糖纸铺地，我的虚荣和梦想，父亲懂得，全部成全我，通过刘峰——我们的雷又锋，让我做一回暴发户败家子，大把大把的来自友谊商店的人民币买不到的高级货舶来品让我分给平时施舍我的“小朋友们”。
第二天早上的毯子功功课，刘峰照常站在毯子边上。抄跟头的活儿苦，全军标兵还接着干这个？这是我们一致的内心独白。我们这帮女兵最轻的八十斤，最重的也有一百出头。坏伙食让人长胖，那个时代我们就明白。
一个半小时毯子功功课，刘峰等于干一份额外码头搬运工，把我们一个个掀起来，在空中调个过儿，再放到地上，还是需要轻搬轻放的易碎货物。最初他之所以摊上这份搬运工，就是因为没人愿意搬运我们。
抄功师傅是这样扎架势的：双腿岔到两肩的宽度，少许弯曲膝盖，像一个骑马蹲裆步停在了半途，同时两个小臂交叉，拳头握起，往你背下一垫，再猛往空中一掀，由丹田发出一声闷吼：“走！”刘峰为什么要吼这一声，那你去问问码头搬运工为什么要喊号子。
抄功的是要借助被抄功者的助跑、起范儿、腾跃，共同完成一个侧空翻或前空翻。刘峰的不幸在于我们谁也不真正起范儿，更不腾跃，态度就是：领导让练毯子功的，领导让翻这些劳什子跟头的，那就让领导派的人帮着翻吧。于是刘峰每天对付的，就是我们这一个个人形麻包。
抄功不仅累，还影响自己；像刘峰这种翻跟头的人最讲究下身轻，腿要飘；而抄跟头却是反着，重心重量都要放在腿上，恶果是腿越来越重，跟头也会越翻越砸夯。抵消这恶果的办法刘峰也是有的，至少他自己相信它是个办法，那就是拿大顶。
据说拿一小时大顶能抵消十小时的搬运。因此毯子功课堂上，我们一串跟头下来一律蹲着休息，他一律拿着大顶休息。每搬运我们一个小时，他要花十五分钟拿大顶，这么头朝下脚朝上倒着控一控，似乎能把沉进腿里的重量倒腾回去。
刘峰一边拿顶，两腿还在空中不停抖搂，看起来是把他自己当成一个装豆子的竹筒，或者装水泥的纸袋，颠倒一番，抖搂抖搂，水泥或豆子就会被倒灌到另一头去。
那时假如一个男兵给一个女兵弄东西吃，无论是他买的还是他做的，都会被看成现在所谓的示爱。一九七六年春节，大概是年初二，我万万没想到刘峰会给我做甜品吃。我被堵在了宿舍里，看着对同志如春天般温暖的雷又锋，头晕眼花。把我的情书出卖给领导的那个男兵在我心里肯定粪土不如了，但不意味着任何其他男兵都能填补他的空缺。
我晕晕地笑着，脸大红，看他把一个煤油炉从纸板箱里端出，在我们三人共用的写字台上支好，坐上一口漆黑烂炭的小铁锅。锅盖揭开，里面放着一团油乎乎的东西。他告诉我那是他预先和好的油面。他还解说他要做的这种甜品，是他老家的年货，不逢年过节舍不得这么些大油大糖。说着他对我笑。刘峰的笑是羞涩的，谦恭的，笑大了，还有一丁点赖，甚至……无耻。
那时我会想到无耻这层意思，十六岁的直觉。现在回忆，他的谦恭和羞涩是有来由的，似乎他本能地知道“标兵”不是个本事，不能安身立命，不能指它吃饭。这是他的英明，他的先见。他又笑笑，下巴示意手里操作的甜品，土家伙，不过好吃，保你爱吃！我心里空空的，他每句侉音十足的普通话都在里面起回音。雷锋也干这个？用弄吃的示爱？……在我混乱并阴暗的内心，主要感觉竟然是受宠若惊。
刘峰不单是团干部，人家现在是党委成员了。他从帆布挎包里拿出一个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团黑黢黢的东西。一股芝麻的甜腻香气即刻沁入我混乱黑暗的内心。他把面团揪成一个个小坨儿，在手心迅速捏扁，填上黑黢黢的芝麻糖，飞快搓成一个大元宵，又轻轻压扁。
我看着他作坊工人般的熟练，连他复员转业后的出路都替他看好了：开个甜品铺子。锅里的菜油开始起泡，升起炊烟，他说，把你们全屋的人都叫来吃吧。我放心了，也失望了，为自己的自作多情臊了一阵。
我们同屋的三个女兵家都不在成都，一个是独唱演员林丁丁，家在上海；另一个就是香艳性感的郝淑雯。
刘峰又说，他其实已经招呼过林丁丁了；中午她在洗衣台上洗被单，他就邀请了她，没明说，只说晚上有好吃的，四点钟食堂开饭少吃点儿。原来丁丁是他请的头一个客人。他又接着说，小郝馋嘴，早就跟他央求弄吃的了。哦，看来第一个受到邀请的是郝淑雯。郝淑雯跟哪个男兵要吃的会要不来？她动手抢他们都欢迎。
我看清了局面，三个同屋，蹭吃的是我。我问，那小郝人呢？他说放心吧，她一会儿准到。他推开窗户，窗外是一条没人走的窄巷子，排水沟又宽又深，偶尔有起夜的女兵偷偷往里头倒便盆。
沟那边是一所小学的围墙，从来听不见念书声，总是咚咚呛呛地敲锣打鼓，给新下达的“最新指示”报喜。围墙非常老，砖头都粉化了，夏天苔藓绿丝绒似的，偶尔冒出三两丛野石竹。刘峰手和嘴都不停，话已经转到我父亲那里去了。
他从来没见过我父亲这样的人，穿衣打扮举手投足都跟他认识的人不一样。有点古怪，嘿嘿……穿那种深灰毛料，上面还带细白道道，头发老长，打弯儿，脑后一排头发撅在后衣领上，头油都蹭上去了。像个旧社会的人。不是劳动改造了七八年？那要是不改造呢？不更怪？我说怪也不该改造啊，还不让人怪了？！
“对嘛，所以给咱叔平反了呀！”
我蒙了一会儿，才明白他的“咱叔”是我爸。刘峰的样子是很称心很解气的，终于摆平公道了，他为我爸称心呢。
下面又是他的原话。
“别往心里去。那些人说你这个那个的，别上心。你爸是个好人。你爸真是好人。这谁看不出来？小穗子，挺起腰杆做人，啊？”
还是那种乏味语调。但说完他看着我，目光深深的。
假如以后的日子我记不住刘峰的长相，但他的目光我别想忘掉。
刹那间我几乎认定刘峰就是专门为我备的年货，让我私下里过个年。他拉上那两个志得意满的女同屋，不过让她们当电灯泡。
我的案子事发，只有很少几个人对我说过同情的话。刘峰的同情，非同一般，代表最高美德同情我。刘峰跟我是人群的两极，他在上，我自然在底部，也许比何小曼还低。没人觉得何小曼危险，而我，让他们感到作为对手，有一种神秘的危险。
刘峰对我的关怀同情，基于对我父亲的认同，为此我都可以爱他了。那是个混账的年龄，你心里身体里都是爱，爱浑身满心乱窜，给谁是不重要的。
刘峰说别哭，给，擦擦。他居然掏出一团糟粕的手绢给我，搁在平常我是要恶心的，但这一刻，不洁都象征着温暖和亲密。我认定这些土头土脑的甜饼就是专为我做的。你被孤立了太久，被看成异类太久，什么似是而非的感情感觉都可以拿来，变成你所需要的“那一种”关爱和同情。
但下一刻我就明白真正的爱或者关爱是什么了。
林丁丁和郝淑雯同时进来，刘峰此刻正面朝窗外湿漉漉的冬夜，向她俩转过脸，那双单眼皮下发出的目光和看我是决然不同的。虽然雷又锋的身份使他仍然持重，但那目光是带荤腥的，现在看来就是带荷尔蒙的。他军鼓般的心跳就在那目光里。
这就明白了。刘峰爱的是她俩中的一个。想也不用想，当然是郝淑雯。
前一年郝淑雯跟刘峰一块出过一趟差，去刘峰曾经做苦孩子的梆子剧团，学了个梆子独幕剧回来。郝淑雯是可以唱几声的，唱得不是最好，但唱歌的人没有她的舞蹈基础；她跳得也不好，但舞蹈队里又没有像她这样能开口唱的，因此这个载歌载舞的梆子戏，她就是独一无二的女一号。
刘峰扮的是一个反派，最后要被女一号打翻在地。那是两人萌发恋爱的好时机。后来“触摸事件”暴露，我才知道我当时的判断多么失误。
林丁丁是个文气的女孩，比郝淑雯大一岁，当时应该二十岁。细皮嫩肉的丁丁，有种上海女子天生自带的娇嗲，手脚轻微地不协调，像小儿麻痹症落了点儿后遗症，而这不协调给了她一种稚气，看她走路跑操人都会暗暗怀着一点儿担忧：可别摔了。
她话不多，每天总有一点身体不舒服。这种时常生小病的女孩最让我们羡慕：带病坚持工作，轻伤不下火线，诸如此类的表扬嘉奖都归这类女兵包圆。
我们那时都盼望生病。一帮年轻健壮的青年，挣死了表现不过是帮炊事班喂喂猪，切切土豆丝儿，多扫几遍院子，多抹几趟走廊，多冲几次茅坑，可毕竟是茅坑少，人多，上百个人都要挣学雷锋的表现，那得多少茅坑多大院子？所以每天闹点儿小病的人自然条件就比我们这些健康人要好，人家天生“轻伤”，尽一份本职就是英勇。
丁丁还有一点，就是天真无知，那么一把岁数，你说阿尔巴尼亚人爱吃山鹰，所以叫山鹰之国，她也会圆眼睛一瞪：“真的呀？”她比我大四岁，可是拉到马路上肯定所有老百姓都会认为她更小。
我们三人合用一个书桌，假如三个抽屉同时打开，你会发现只有丁丁是个女孩，我和郝淑雯都是地道丘八。丁丁其实也没什么好东西，但所有破烂让她仔细收拾，就都摆放成了体己和细软。
丁丁有一双不大但很圆的眼睛，绕了两圈不长但浓密的睫毛，让现在的人看，一定误认为她文了眼线。我当时真的愚钝，不知林丁丁暗中接受了刘峰多少小恩小惠。刘峰帮所有人忙，明着帮，但没人知道他暗中帮林丁丁更多的忙。
我们三个女兵从床下拿出马扎子，餐桌就是刘峰装煤油炉的纸板箱。刘峰自己蹲在地板上，说他老家的人都很会蹲，蹲着吃饭蹲着聊天，蹲着比坐着还舒适。我们有什么办法，只好让雷又锋舒适。刘峰做的甜品真好吃，他自己只吃一个，看着我们三人吃，像父亲或者大哥一样心满意足。
林丁丁的手向第四个饼伸去的时候，刘峰说，哎呀小林，这玩意儿不好消化，净是油，回头别闹胃疼。丁丁的手在空中犹豫了一下，郝淑雯已经一把抢到自己手里。
郝淑雯当时也被误导了，认为刘峰理所当然是为她做的饼，我们两个同屋是蹭吃的。任何男兵对她的殷勤她都是不多想的，先笑纳再说。欠她殷勤她可不答应。
炊事班马班长一打肉菜就帕金森，马勺又是颠又是抖，一旦给小郝哆嗦掉勺头上两片瘦肉，小郝会夺过勺往马班长脑壳上打。
一次冬训野营，毛毛雨里行军三十公里，到宿营地所有人都成了冰冷的泥团子。炊事班两口大锅同时烧洗脚水。到处稀泥，没地方坐，我们多数人都只能站着，一只脚先放进盆里烫，拿出来穿上鞋袜，再烫另一只脚，等另一只脚烫热了，解乏了，前面烫热的脚又站乏了，冻凉了。
郝淑雯找了个长形木箱坐上去，两脚泡在热水里无比受用。首席中提琴手端着一盆水过来，叫她挪挪，他也要坐。小郝说不行，两人坐箱子吃不消，三合板箱子，咋吃得消两个屁股？中提琴手说是吃不消，那就请她起来。
她看着他笑，意思是你想什么呢？我给你让座？中提琴手问她，知不知道木箱里装的什么。小郝不知道。中提琴手告诉她，装的是中提琴，正式的琴盒坏了，这个是舞美组临时用三合板钉的。小郝还是看着他笑，照样不让。
中提琴手急了，说箱子里装的是老子的琴，小郝你不要吃屎的把屙屎的还麻到了！小郝仍然笑，学他的四川话说，老子就要麻到你。男兵们对郝淑雯毫无办法，不给她甜头吃她会抢。
那天晚上甜饼吃过后，一个周六，我和郝淑雯看完露天电影回来，同时嗅到屋里一股油腻的甜味。小郝问丁丁，又吃甜饼了吧？丁丁反问，什么甜饼？没有啊！小郝伸着脖子，就像要用舌头舔舔空气，来戳穿丁丁的谎言。
后来爆发“触摸事件”，我回想起来，觉得刘峰对林丁丁的追求，可能远远早于那个甜饼之夜。早到什么时候？也许早到林丁丁刚来的时候。
丁丁最早是插队知青，又被地方歌舞团招募，到我们歌舞团来的时候，舞台上已经相当老到。你看在台下孩子气十足的丁丁，完全不能想象这就是上台挑大梁的独唱演员。也不能想象这就是那个陪首长喝酒，带地方剧团习气的丁丁。你不知哪个林丁丁是真丁丁，反正肯定有一个是伪装的丁丁。
林丁丁从新兵连出来不久，赶上我们业务集训。集训时期，声乐队演员也要上形体课，也要拉山膀踢腿跑圆场。舞蹈队队员轮流教他们形体课。这天轮到刘峰。
从好几种转述中我想象这么个场面：刘峰站在小排练厅的一头，看着一队笨手笨脚、嘻嘻哈哈的男女声乐演员迎着他踢前腿。站在刘峰的角度，每一条穿着灯笼裤的腿踢起，都是冲着他的脑门，差一点的，是冲着他的鼻尖。就在林丁丁冲着他的喉结扬起腿时，他叫了一声：“使点儿劲！”丁丁眼睛向他诉苦，但他不明白她诉的什么苦。
接下去的一下，丁丁腿就是照着他的练功服的拉锁高度踢了，眼里的苦情更深，刘峰照样不领会，又来一句：“认真点儿！”丁丁又是一腿，只踢到他肚脐高度，可就是这一下，把一个东西从她灯笼裤管里发射出来，直飞向刘峰，落在他两只黑面白底的士兵布鞋之间。
这可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东西。林丁丁的脸顿时血红，扑上去，捡起它来，跟捡自己命根似的，然后撞开门飞奔出去。大概把那东西看清的只有刘峰。
假如丁丁后来不是寻死觅活地哭，肯定不会有太多人对此感兴趣的。刘峰却在那里白着脸。他窥视了闺房秘密，虽然不是故意的，却感到某种罪责。半截被血泡糟的卫生纸，只有梢头是白色，其余部分惨烈地猩红。
女兵们月月要发生的这件事，男兵们都不当秘密，出早操跑步，哪个女兵若喊“报告”，执勤分队长不敢不批准：“出列！”这声“报告”也就报告了所有男兵，那件女人月月发生的血案此刻正发生在自己身上。
正发生血案的舞蹈女兵是不用上毯子功和舞蹈课的，但必须“看课”，常常有几个昏昏欲睡的舞蹈队女兵坐在练功房的长板凳上，无聊而无奈。
林丁丁从小排练厅冲锋到大厕所，骑站在茅坑上，号啕大哭。
我们的公共厕所是这样设计的：男界女界之间，墙壁没有达到屋顶，墙头上流通着同一个食堂的饭菜在人体里打了一转又出来的气味。常常是这边女兵打听晚上排练什么，那边就有男兵脱口而出地回答：“跟乐队合排《卓玛上大学》！”也常常是这边女兵起头唱一句什么，那边就有男兵跟着合唱。
于是丁丁的号啕一下子把隔壁的一声高歌“光辉的太阳……”堵截住。五秒钟的静默之后，男高音问：“这谁呀？！”丁丁此刻已经哭得蹲下了。隔壁大概进来一个乐队男兵，听了一会儿林丁丁的悲声，长叹一声：“妈哟！什么调？”
男高音说：“High C！”
隔壁的男兵人数多起来，一片打听和议论声浪。
“咋个喽？！”
“死人了哇？”
断墙这一边，女兵人数也多起来，一片劝解和安慰。
“有啥子关系嘛？”
“未必哪个的妈不来例假？”
丁丁抽泣，“他们都看见了！……”
“谁看见谁负责！”
这是郝淑雯说的，一面还朝断墙那边挑着下巴，寻衅挑事似的。那时小郝、我、林丁丁还不住同屋。领导隔一年会调整一次住房，防止我们一个屋子住久了，住出感情，住成帮派。男兵的代表在断墙那头开始问询：“到底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出！”女兵这边由声乐队长代言。
“那哭啥子？”
小郝顶撞道：“少问！”
“总得有点阶级感情吧？哭这么惨都不让问？”
郝淑雯似乎为又得到一个斗嘴的借口，笑容都上来了，“女娃娃家的事，瞎问什么？”
声乐队女分队长伸出手去把丁丁往上拉，一面哄她：“吃一堑长一智，下回来例假不踢腿就是了！舞蹈队的到这时候都请假！”
丁丁呜咽，“没人告诉我……可以请假的呀！……多丢人啊！……”
郝淑雯倒是大度大方，照样冲墙头那边喊话：“有什么丢人？谁往脏处想谁丢人！”
此刻男厕所一个声音冒出来。是德高望重的声乐教员王老师在说话：“小林不哭了。哭坏了嗓子，啊。”
声乐老师五十多岁，嗓音一点儿不显岁数。他是很疼丁丁的，十几个弟子，丁丁一开口唱，就征服了他的心。小林的音色特别，稀奇，有种奇怪的感染力，老师背地跟不少人琢磨过丁丁。林丁丁这一出戏够轰动，把五十多岁的王老师都哭来了。
女兵们把哭得柔弱疲惫的林丁丁架出厕所，男兵们全站在男厕所门口观望。似乎丁丁负了重伤，或者受了某畜生的糟蹋。那截血污卫生纸的目击者们都用眼睛糟蹋了她。男兵群落里站着刘峰，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该负某种责任。
等大家把丁丁哄到床上，盖上被子，刘峰胆战心惊地走进来，傻站了一会儿，想负责又不知负什么责，无趣了一阵，还是走了。第二天他看见丁丁，丁丁脸猛一红，他的脸也猛一红，都明白，刘峰是把那血污东西看得最清楚的人。那血污东西如同一个深红色飞行物，差点就在他身上结束旅程。
那件摩擦在丁丁最私密处的东西怎么就冲破了卫生带的束缚，冲破灯笼裤腿松紧带的封锁线；松紧带的封锁只增加了反弹力和爆发力；飞将出去，直达刘峰脚边？
刘峰想到林丁丁踢腿时那三道诉苦的目光，他怎么就完全不解风情？不就是他逼的吗？“使点劲儿！”“认真点儿！”好了，那么个血淋淋的秘密从裤管里被发射出来。
就算刘峰没看到林丁丁的女性核心，看到的也是离核心最近的东西。甚至看到比核心还核心的东西，那原是可以生发一个小生命的红色热流，从那个极小的血肉宫殿里，通过一条柔软漆黑的渠，决堤在这片由某个街道工厂生产包装的带有粗糙颗粒的长条纸上……
当然这都是我想象的。我在这方面想象力比较丰富。所以大家说我思想意识不好，也是有道理的。
我想刘峰对林丁丁的迷恋可能就是从那个意外开始的，所以他的欲求是很生物的，不高尚的。但他对那追求的压制，一连几年的残酷压制，却是高尚的。
他追求得很苦，就苦在这压制上。压制同时提纯，最终提纯成心灵的，最终他对林丁丁发出的那一记触摸，是灵魂驱动了肢体，肢体不过是完成了灵魂的一个动作。
…………
选自《芳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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