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太平桥的人都是缩货！小黑皮，我们难道就不能再去一次大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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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大事常发生在夏末。比如少年的第一次冒险，比如进入新学校。在这些人生的转折点，骄傲和释然、兴奋和紧张，以及人生初尝的分别、伤感、纠结、失落，会形成一个情绪瀑布，有些人一生都听得见它的喧响。
沈嘉禄的这篇散文，不仅仅是对上海往昔的怀旧，其中饱含了深沉的人生感喟，饱满厚重得几乎可以当成一个短篇小说来读；而路明的这篇，则有一种悠扬婉转的风调，既单纯清澈又余味不尽。
这两位都是上海作家，沈嘉禄此刻追忆的上海和当初少年路明向往的上海，衔接起来，覆盖了三十年的上海沧桑。推荐给大家！
《步行去大场》
沈嘉禄
准备出发了。小黑皮狠狠地踹了几脚砖缝松动的墙根，像一匹知道要走一趟远路的小马驹。
一周前才聚拢来的小团队在丁字路口集中，暑假所剩无几，天气还是那么燠热，早晨七点，穿过树叶缝隙的那几道锐利的阳光，在弹硌路上点燃一缕缕尘埃。
豆腐店老王将一格淌着水的豆腐凌空举起，在闪亮的光头上略作停留，换一下手势放下，揭开一层白布，操起锃亮的紫铜铲刀。这时，黄胖才从买豆腐的那排女人后面闪出，他的鼻尖上蒸出了一堆汗珠。
可怜的黄胖在小学三年级就得了肾病，上海话叫“腰子病”，一对失神的小眼睛深陷在一张白白胖胖的圆盘脸中，进了中学后依然不见任何起色。
他曾对我说：我会早死的。
他不在我们的朋友圈，但得知消息后跑到我家来几次三番地恳求同行，还借给我一本《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小黑皮坚决不准，最后黄胖表示愿为此次活动贡献五角钱的经费，小黑皮这才点头，对于经费严重不足的此次行动，这种赞助没法拒绝。
此刻，我们将各自的零用钱交给小黑皮统一管理，他检查了一下我们带上的干粮：馒头、大饼，还有黄瓜、番茄，又将斜背在自己肩上的灰色人造革“马桶包”转到胸前，扯开拉链，圆桶形的包里面有一包光荣牌香烟、一根锈迹斑斑的三角铁、一把泥水匠用的泥刀，刀柄上还沾着一些水泥浆，看上去“风雷滚滚”。有了这些防身装备，我们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我们五个人：小黑皮、黄胖、德国人、阿二头和我，向北而行。
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家的弄堂口，大饼摊人头攒动，星期天的生意居然也很好，煎油条的铁锅突然蹿出一股浓烟，一直升到二楼人家的窗口。像打仗一样，我这样想着，止不住笑了。
目的地是大场。
三天前我像侦察兵那样打开了上海市交通地图，用尺测量了太平桥与大场的直线距离，不算太远，参照去中山公园的经验，再翻个倍，大场唾手可得。
后来才发现上当，交通地图并不按照等比例绘制，在中山路以外的地方，实际距离被大大压缩，所以我们对困难就估计不足了。
我们穿过像一口平底锅似的人民广场，翻过大统路桥，一个斜刺就来到了番瓜弄，一大片危房简屋横亘在眼前，煤屑砖、芦席卷、柏油桶、伏倒的枯树，向日葵在杂乱无章中显现出勃勃的生机。
我们没作过多停留，径直朝传说中的旱桥走去。
从共和新路旱桥上面看桥下行驶的火车
我是第一次见到旱桥，光行人不通车，它像一个长长的铁笼子，桥身两边以及顶部都焊上了坚固的铁栏杆，涂上黑漆，也许是被桥下的火车的浓烟熏黑的，于是，从这座桥上通过就有了游戏的性质。
我们扒在栏杆上等火车，很快就来了一辆货车，足足有四十二节！从我们脚下穿过时，这条长长的乌龙猛然吼出一股浓烟，我们一边逃一边笑。
共和新路旱桥
烟雾尚未散尽，我们被一群人堵住了前路，十五六个，看阵形、看眼神，来者不善。我有点害怕，问小黑皮是不是往后撤。小黑皮用嘴朝后一努，后面同样来了一群人，步步紧逼。我们插翅难飞。
“你们原地立定别动，好汉不吃眼前亏。”小黑皮说着，一个人迎上去，与对方的头领照了个面，打开“马桶包”飞出一包香烟。
接下来我就听到了这样的对话：
你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卢家湾桥头的。五里桥长脚你认识吗？
认识的。
日晖港的小眼睛呢？
小眼睛就不谈了，赤膊兄弟。
你们擦着我的地皮，一包香烟就算买路钿啦？
既然你认识长脚跟小眼睛，讲这种话伤感情吗？以后你到我们桥头，看我摆只台面如何？
小黑皮把我们凑拢来的零花钱都缴出去了。
对方头领赤膊，肤色赤铜，下身一条黑裤子，看上去比小黑皮大两三岁，也许同龄，他接过战利品后散给身后的小喽啰，又从自己的裤袋里摸出一张钞票：你的这点意思兄弟收下，这张“鱼头”（面值五元）算是见面礼，后会有期！
我们一行五人，至少是我，几乎是战战兢兢地从两排虎视眈眈的陌生人中间走过。过了旱桥，我们仿佛从威虎山上下来，不免有点慌张，奔跑了几步才停下。
阿二头有点懵：他们截了我们的道，却又送了一张“鱼头”，什么路道？
小黑皮说：江湖就这样的啊。
我问：我们明明是从太平桥出来的，你为什么说卢家湾？
小黑皮嘿嘿一笑：我们太平桥的人都是缩货，在外名声不好。你们看看“卢庙”（卢湾公安分局扣留所）里关的人大多数是卢家湾桥头的，所以我就……，什么长脚啦，小眼睛啦，我听说过，其实谁认识他们？
小黑皮是我同年级的同学，他读书没心相，在小学留了两级，后来成了我们的同学。弄堂里的大人说小黑皮是“拖油瓶”，但他并没跟亲娘一起来，小学五年级之前一直住在外婆家，直到他后爹两年前工伤去世，他的同父异母哥哥顶替父亲进了钢管厂工作，才来到我们弄堂跟娘一起挤在逼仄昏暗的后客堂。
他为我们这条弄堂带来了别样的游戏规则，还有苏北腔的切口和浪劲十足的抽烟姿势。
我的父母包括前客堂的苏州好婆，再三警告我不要跟小黑皮在一道玩，但是小黑皮见多识广、果断坚定，足以垂范天下。我们在弄堂里可以擦肩而过、视而不见，到了外面又亲如手足，我很享受那种好比地下党联络员接头的游戏。
小黑皮还有本事从学校早已贴了封条的图书馆里偷出外国小说来跟小青工换香烟，如果没有他，我就不可能进入巴尔扎克的广阔世界。
我们继续前行，骄阳似火，热风千里，公路两边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农田，还有永无尽头的沟渠，汗水濡湿了汗衫和短裤，晒红了的皮肤也好像在吱吱地往外出油。
我们在小河边洗脸洗脚，立马被蚊子叮成赤豆粽子。大场还在前方，仿佛童话中一个神秘的城堡，遥遥无期的感觉让我们倍感疲惫。
我们坐在一棵大树下吃干粮，小黑皮买了一包香烟来，我也抽了一根。如果不是要继续赶路，我会把屠格涅夫小说中的诗意覆盖到眼前的景色上。然而，不断有大卡车和手扶拖拉机经过，卷起的尘土几乎要将我们掩埋。
直到小腿抽筋，大场终于到了。这次远行的目的地是小黑皮定的，不过他从没解释过理由。此时他才随口说了一声，他哥哥的钢管厂就在这里，但是搞不清地址。我就不明白了，少则一星期，多则半个月，你哥哥会回家一次，你们经常见面，大老远跑来看一眼有意思吗？再说你又跟他不亲！
小黑皮狠狠地吸了一口烟，脸上浮起一层迷茫：我只想看看，大场。
我们在大场一带转悠了一圈，工厂连着工厂，墙后隐约传来机器的声响，就是没找到钢管厂。我们在一家建筑工地上对着橡皮水管灌了个饱。
突然，小黑皮拉起我察看一棵大树的枝桠，虽然夏天还没过去，树上已有垂吊下来的皮虫。枯叶卷起，虫子在纺锤形的吊床里沉睡，很像后来我们常见的风铃。小黑皮说：你家不是养了两只鸡吗，鸡吃了皮虫大补，我给你带点回去！
我不会爬树，黄胖更加不行，小黑皮、阿二头和德国人身手敏捷，刷刷刷地上了树，皮虫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我与黄胖好比误闯了国王的黄金宝库，捡不停的节奏。我仿佛已经看到家里的一公一母两只浦东鸡吃得翅膀下垂的无赖相。
当年方斜路505号的沪南体育场
是的，不能笑得太早，只听到“哔啪”一声，阿二头抱着一根盅口粗的树枝摔下来，路边一幢大房子里跑出来几个工人：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抬着阿二头，被押进了这幢大房子，我看到了墙上的标语和麻袋桩脚，猜想这是某个工厂的仓库。工人师傅搜了我们的身，叫我们蹲下，双手抱头，厉声询问：家庭成分？
他们四个都是石骨铁硬的工人家庭出身，只有我的父亲出身职员，一个师傅打了我一记头塌：“小赤佬，大老远跑来，我看你们是来偷战备物资的吧。老实交代，否则送保卫科关起来。”
我没想到问题会有这么严重，也恨父亲是个职员。我希望获得工人师傅的怜悯与宽恕，于是我就装哭。
小黑皮用胳膊肘杵了我一下：“哭什么，我们又没犯法，捉皮虫是为了帮助农民伯伯消灭害虫，是革命行动。”
小黑皮被老师傅狠狠踹了一脚：还革命呢，树上害虫不是你们想消灭就可以消灭的，要等我们的统一部署。
一个师傅将“马桶包”朝地上一倒，一堆皮虫，还有三角铁和泥刀，“嘿嘿，你们带上这些凶器也是为了革命行动吗？”
小黑皮突然直起身子，怒目圆瞪，大声报出他哥哥的姓名，还有他所在的厂名。他还指着一台电话机说：“你们打电话呀，叫他来！”
阶级兄弟好说话，半小时后，小黑皮的哥哥来了。我们早就认识了，他是个老实人，弄堂里的阿姨经常开他玩笑，他脸红起来像个姑娘，不知所措。但是这一次他很激动：“你们怎么可以关押革命接班人？”
我们重获自由了，阿二头本无大碍，此时也恢复了常态，跟着小黑皮的哥哥走了一段路，终于看到门头很雄伟的钢管厂。
不过我们没进厂，只在传达室里喝了一通自制的冷饮，过了一会，小黑皮的哥哥从食堂里出来，将十几只花卷倒进小黑皮的“马桶包”。时间不早了，赶快回家，不要叫大人着急。又塞给小黑皮几张零票买公交车票。小黑皮说自己有，但一摸口袋才发现用那张“鱼头”买烟兑开后的几元钱刚才已经被搜走了。
夕阳西下，迎面吹来的风仍然燥热，我们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汗臭，但是疲惫感神奇地消失了，如果说仍然保持旺盛的斗志也不算夸张。
当年的南市游泳馆
公交车到终点站了，当我们再次穿过人民广场时，天色渐暗，玫瑰色的晚霞通过金边云映红了我们的头发，走到崇德路时才发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雾，原来这天是街道规定的“烟熏日”，家家户户领来拌有敌敌畏的木屑，置于废旧的脸盆或大碗，点燃，起烟，紧闭家里的门窗，据说此法可以有效灭杀蚊蝇。
不过烟雾仍从门窗的隙缝逃逸，弄得满城风烟。
居民们已经习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照样搬了竹榻、板凳在弄堂口或路灯下乘凉、打牌、吃晚饭，说说笑笑。
妈妈见我像逃兵一样归来，劈头盖脸一顿痛骂，我必须倍加驯服，如果她知道我远行大场，脚骨都要敲断。
两只浦东鸡已从阳台上转移到弄堂里了，它们在竹笼里咕咕叫。猛然想起家里还有一缸我养的热带鱼，顾不上妈妈的脸色了，即刻上楼，从浓烟翻滚的家中抢了出来，可惜那几条柔弱、艳丽的热带鱼已经翻起了白肚皮。
这次远行之后，我与小黑皮他们接触的次数就少了，因为我爱上了拉小提琴，爱上了写诗，或者爱上了木匠活……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实在不好说。有一句话我倒是经常提醒自己：一个人要变坏是很容易的。
中学毕业后，小黑皮因为有哥哥在市区工矿企业，根据政策他就被分配到崇明农场，再后来就断了音信。
再次见到小黑皮是很久以后的事。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后，大世界（当时还是上海市青年宫）举办了一个自卫反击战烈士事迹展，以上海籍烈士为宣传对象。单位组织参观，我去了。
我愕然地看到了小黑皮的戎装照，他大名叫刘建国，某师侦察排排长，在罗家坪为掩护战士而牺牲。
参观结束，领导叫我在留言簿上写几句，我强忍着泪水写下一行字：
小黑皮，我们难道就不能再去一次大场吗？
看到最后，竟然泪目！
时空穿越，再来看看当初少年路明向往的上海——
《离开小镇的夏天》
路明
初中快毕业时，我的面前有两条路。外公外婆希望我回上海，两个舅舅也赞同。他们的理由是：我将来总要回上海的，早一点适应比较好。何况，比起竞争惨烈的江苏，上海的高考总归会划算一点。
知青子女回沪是个敏感话题，涉及住房、户口等一系列现实纠葛。很多人家为此闹得鸡飞狗跳，甚至对簿公堂。我们家没有。我很幸运。
我爸妈则希望我读县城的“省中”，留在他们身边，三年后高考再回上海。除了不愿给外公外婆添麻烦之外，我妈深层次的焦虑，是怕她管不到我了。
她可以一口气举出好几个淳朴乡镇少年在大城市堕落的例子，然后照搬《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台词，忧心忡忡地说，“上海可是个大染缸啊”。在我妈心中，去上海有一百种变坏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她的想象是无边无际的。
“省中”是县城最好的高中，当年的县城只有这一所省级重点高中（现在则有四所）。传说“省中”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那里聚集了来自县城及各个乡镇的尖子，那里的学生吃饭睡觉都在做题。进了“省中”，等于一只脚踏进大学。
初三下半学期，有传闻说我即将转学上海，参加上海的中考。校长找我爸喝老酒，我爸醉后夸下海口：无论我高中去哪里，都会为菉溪中学抢下一个“省中”名额。
要知道，作为一所乡镇初中，每年只有四五名学生能进“省中”，少一个，等于少了百分之二十的业绩。我是校长眼中的“种子选手”，他不愿轻易地放我走。
老木头说，别看校长平时神气活现，一去县城开会都蔫了，像霜打了的塌苦菜。多一个学生进“省中”，他就多一份面子。
我爸妈很快完成了战略部署：不转学，主攻“省中”。上海的中考比江苏的中考晚了一个礼拜。考完“省中”后，我再去上海考，搏一把上海的重点高中。
我从不参与这些讨论。像一场缺席审判，我的任务是念书，对自己的命运并无表决权。
最后一次模拟考，语文老师惊讶地发现，我先从最后的作文写起。他走到我身边，咳嗽两声，敲了敲我的桌子。我毫不理睬，依旧埋头奋笔疾书。
语文理所当然地考砸了，但作文是高分，还当作范文张贴在橱窗里。我们学校有这个传统。
那时候，我暗恋隔壁班一个叫阿花的女孩。现在想想，当初的爱情观简直迂腐得可笑：先挑成绩好的，再从成绩好的里面挑好看的。
比如黄潇潇，黄潇潇当然是成绩好又漂亮，但问题是，黄潇潇跟我在一个班，还是团支部书记。我无数次见到她飞扬跋扈的样子。
阿花就不一样了，阿花是隔壁班的团支书，距离造就了美。
语文老师不会知道，那篇作文是藏头文。每一段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是“阿花我喜欢你”。
中考成绩出来，我两边都考上了。
家庭会议上，我爸我妈和外公外婆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我突然推开小房间的门，大声地说，去上海。然后转身，重重砸上房门。
门外一片沉寂。
过了一会，听见我妈虚弱疲惫的声音，就这样吧。
我厌倦了那样的暗恋，我尤其讨厌自己，懦弱又假正经。明明喜欢人家，千方百计制造“偶遇”，真遇到了，却连打个招呼都不敢。
那个时候，在父母师长口中，“早恋”是洪水猛兽，是可以燎原的火。在能找到的青春小说里，顶多写到“把朦胧的好感放在心底”，然后两人相约“好好学习”，“将来考同一所大学”。
我暗恋了阿花三年，我不想再暗恋三年。
阿花的家在南圩村，要过一座桥，桥下是庄稼。那个暑假，我常常在晚饭后散步，走着走着就到了那座桥。我期待一场偶遇。
我在心里反复地练习，如果遇见她，我会怎样鼓起勇气，告诉她我一直喜欢她，然后挥手告别，了却一桩心事。
在去阿花家的那条路上，我看见大片大片的荷叶，我惊奇地发现，那些荷叶不是长在池塘，而是扎根在泥土里。1997年的夏天，那些荷叶成为我记忆中唯一的诗意的景物。
我没有再见到阿花。
对一个小镇出来的孩子，融入城市的过程是艰难的。也许并没有那么难。少年时的心事，多年后讲起来，总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因为过去了。难过，忧伤，困惑，愤怒，委屈……所有的这些情绪，都过去了。
我以为去了上海，就能终结这段给我带来无尽烦恼的暗恋，我以为自己很快会喜欢上别的女孩。我错了。我像一株连根拔起的植物，被移入室内，从此告别了风和田野。
因为过得不快乐，我像老年人一样热衷于回忆往事。
我常常想起最后一次见到阿花的场景：那是中考后的一次返校，六月的尾声，空气中饱含着湿气，大朵低垂的积雨云像即将开出深灰色的花朵。阿花穿着淡蓝色上衣，骑着自行车，晃悠悠地上了桥，然后变小，变淡，像镶嵌在灰色墙面里的一小片青瓷，消失。
从此，我把那样阴沉欲雨的天气，定义为想念阿花的日子。
阿花去了“省中”。那届初中，算我在内，有五个人考取“省中”。我给阿花写信，为了掩饰心虚，也为了避免信被截获，我在信封写上四个人的名字，包括从没说过话的同学。
在信里，我写了些冠冕堂皇的话，很遗憾没继续做同学啦，很想念大家啦，学习忙不忙啦什么的。
等信寄出去我才想起来，我的学校有两个校区，相隔了四五公里。我怕邮递员会寄错地方，于是每天放学后，我都两个校区来回跑。这样持续了三个月，我想，阿花大概是没收到信吧。
时间过得很快，因为回忆起来每一天都差不多。快高考了，我爸是小镇有名的“填志愿专家”，我知道，阿花爸爸一定会来找我爸填志愿，他俩是老同学。
我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听见是我，习惯性地说，等一下，你妈在厨房。
我说不不，我找你。
我爸有点紧张，说什么事？平时我从不给他打电话。
那个……我支支吾吾，阿花爸爸要是来找你填志愿，可不可以让她去上海。
电话那头有隐约的笑意。我爸故作严肃地清了清嗓子，说，我知道了。然后告诫我，别胡思乱想，心思要放在学习上。
一个礼拜后，我爸给我打电话说，阿花想读法律，第一志愿填了华东政法。
县城有一张日报，每年高考放榜时会出一个专版，登上所有“一本”的录取信息。我盯着阿花的名字发呆，西南政法大学。
老木头说过，“省中”校长跑去苏州开会，跟我们校长去县城开会是一个怂样。当时整个苏州地区有8所“省中”，我们县的“省中”长期叨陪末座。
后来我知道，那年填志愿前的全校动员大会上，“省中”校长发明了一个词——“天女散花”。校长慷慨激昂地说，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要考沪宁线上的学校，不划算的。我们要天女散花，要考到全国去！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女儿也志在四方！
阿花的班主任也说，华东政法的分数线太高了，西南政法比较稳，学校又一点不差。
他们的策略成功了。这一年，“省中”的一本率实现了新高。
在来回小镇和上海的公交车上，我的视线漫无目的地越过田野。耳机里循环放着周杰伦的《三年二班》，“为什么漂亮女生都在隔壁班”。
九月，阿花以高出华东政法60分的成绩远赴重庆。我们就这样相继离开了小镇。
很多年后，一个当年和阿花同班的男生跟我讲，“阿花也很凶的。”
我说起通往阿花村庄的那条路，说起路边的荷花。
男生说，哦，那是芋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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