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四大论证法”在议论文写作中常见的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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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是议论文写作中常用的四种论证方法，但我们在使用这些论证方法时，往往一不留神，就会犯逻辑上的错误。
怎样才能避免错误地使用论证方法呢？
数年前，重庆市普通高中招生统一考试（中考）语文试卷中有过一道这样的阅读理解题。
四个备选项里提到的举例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在语文教科书中，通称议论文的“四大论证方法”。
因为种种缘故，大多数初、高中生没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逻辑课程。这“四大论证方法”在语文教科书中存在了数十年，极大地塑造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塑造了他们写作和言说的逻辑。
可惜的是，这“四大论证方法”在实际中被运用的时候，有时本身的逻辑并不严密，有些例子甚至与逻辑背道而驰；而这些例子中存在的谬误却很少被人发现。
下文就将举例说明这四种论证法在实际运用中经常出现的逻辑谬误。
01、举例论证
所谓“举例论证”，指的是列举诸多相似事例，来证明论点的成立。
语文教科书中最典型的“举例论证”，莫过于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教科书节选的部分如下：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段话里，孟子举了六个出身苦难而终成大人物的例子——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进而得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样一个结论。
这种“举例论证”无疑是错误的。
孟子举出一万个出身底层饱尝苦难的成功者，他人亦可举出一万个出身显赫未逢苦难的成功者。对多数人而言，苦难只是纯粹的苦难，显赫的家世却意味着更好的教育、更宽阔的眼界、更多的机会。
从苦难里爬出来的人、还深陷在苦难里的人，不愿自己曾经尝过、或正在品尝的苦难时光毫无意义，说一些“感谢苦难的磨练”一类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如孟子这般，拿着六个例子，就来推销“天降大任给你之前必先让你吃苦”这样的鸡汤，就很不负责任了。
在举例论证的时候，写作者常常一不留神就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况，也就是以偏概全，有了几个能佐证自己观点的例子，就忽略了还存在与这些例子相反的情况，造成逻辑上有失偏颇。
在写议论文时，如果想要举例说明自己的观点，要先想一想是否还存在与自己所举的例子、想要说明的观点相反的情况。如有，则最好更换例子，或在议论中加以说明：自己所举的例子只在某一方面适用。
02、道理论证
所谓“道理论证”，指的是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见解、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公认的定理公式等，来证明论点的成立。这种论证方法，利用的是一般人畏惧、崇拜权威的心理。
在逻辑领域，“诉诸权威”是一种相当常见的谬误——因为权威是有范围的，“诉诸权威”有合乎范围和不合乎范围之别。
比如，爱因斯坦在物理学领域的观点值得重视，但他若在历史领域发言，就须另当别论；著名电视主持人可以谈如何做好节目，他关于“转基因”如何如何的言论，却未必值得信赖。
一个人可能会理性地诉诸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科学家通常会这样做；也可能诉诸无关权威。
比如，“诉诸古代智慧/名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诉诸无关权威”——无论多少古代名人谈论过“阴阳五行”，无论多少古代名人谈论过“风水命数”，都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和正确性。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诉诸权威”式谬误，是“有专家表示”“有外国学者认为”“西哲曾经说过”……诸如此类。
事实上，即便是“诉诸相关领域的权威”，也须有所节制。比如，在缺乏学术独立性的环境里，“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并不一定值得信赖。而且，“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还存在着更新迭代的问题——在笔者所熟悉的历史领域，因为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一、二十年前“史学权威”的观点，也很可能已被新的结论取代。
03、对比论证
所谓对比论证，指的是一种将两种事物进行对照、比较，然后得出某种结论的论证方法。又称类比论证。
对比或者类比，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理解世界的思维模式。比如，董仲舒为了证成其“天人合一”理论，曾做过这样的类比：
人全身有366个关节，对应天一年有366天；人有12个大关节，对应天一年有12个月；人有五脏，对应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对应天有四季；人眼有开合，对应天有昼夜……
（原文见《春秋繁露》：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
略通逻辑者都明白，这种类比其实毫无道理，无任何科学依据可言（仅就实事实而论，人体也并无366个关节）。
可惜的是，这种无逻辑的类比，在理性未昌的旧时代，曾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比如，《汉书》里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其实，天有没有两个太阳，和国家可不可以有两个最高领导人，并无任何逻辑关系，从前者无法推导出后者。今天，天上仍然没有两个太阳，国家却不妨“三权分立”。
今天的人在讨论社会问题时，也仍然很喜欢使用对比推论。比如，有人觉得“禁枪问题”不值得讨论，因为：
“当醉酒的司机碾压了一个孩子时，我们追究的是这个醉驾的司机，而不是他所驾驶的汽车。当有人用枪射杀了一个孩子，我们追究的则是这把枪。我们难道不应该去追究用枪杀人的人，而不是枪本身吗？”
这种类比，看似很有道理，其实不然。
被车撞死、被枪打死，固然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私人汽车是现代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私人枪支却不是。禁车带来的害处，与不禁车带来的好处，孰大孰小，显而易见，这是公共舆论从来不曾将“禁车”纳入讨论主题的核心原因。禁枪的好处与害处、不禁枪的好处与害处，孰大孰小，则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两个相似性100%（或接近100%）的事物来进行类比。所以，类比推理，往往只能提供某种“或然性”。这种“或然性”，在人类认知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但它在逻辑上，毕竟只是一种“或然性”。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一部大量滥用类比论证的著作
04、比喻论证
所谓比喻论证，指的是拿日常熟悉的某些事物来作比喻，以证明某些论点。
比喻可以用来辅助叙述，将事物描绘得更形象，将问题表达得更清晰。但无论何种比喻，都不具备逻辑上的“论证”功能。
在先秦知识分子当中，孟子是相当喜欢用“比喻”来说道理的。他和告子讨论人性的善恶，告子说：
“人性啊，就像那激流，东边挖个口子就往东边流，西边挖个口子就往西边流。人性不分什么善或者不善，就好比水的流向不分什么东或者西。”（“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的回应是：
“水的流向，确实不分东和西，但它难道也不分上和下吗？人性本善，就好比水一定是往下流。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水的流向没有不往下的。”（“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告子也好，孟子也罢，都犯了拿比喻来论证某一观点的错误。水往下流，与人性善或不善，可以说毫无逻辑关系。
比喻，只能用来辅助表述，不能拿来构建逻辑；它是修辞手段，不是论证方法。
议论文写作与记叙文不同，记叙文讲究语言的美感，而议论文则更看重语言的精炼与逻辑性。在议论文写作中，首先要考虑的是所举的例子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全面、合理地支撑、作证你提出的观点。
编辑：艾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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