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马路的过客：那些藏在上海路名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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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读城记》这样论上海：“上海是滩。上海滩很开阔。开阔的上海滩有着非凡的气派。的确，上海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好最气派的城市之一，或者说，是中国最‘像’城市的城市。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
可是你知道吗，上海城市发展史翻开新的一页，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刻开始的。
伴随着租界的出现，上海第一条现代意义上的马路，现身于当时的英租界。1846年，最早建成的这条马路，取名为“界路”（今河南中路）。
后来，在各租界陆续建成的马路，大都以外国人名字或地名来命名。如林肯路，霞飞路，海格路，白利路，哈同路，极斯菲尔路，戈登路，亚培尔路，贝当路，麦根路……
1、
随着上海城市规模的迅速发展，租界以外道路的命名，大致采用了“东西向道路用各地的城市名，南北向道路则用各个省区名”的命名原则，
如南北方向的道路：新疆路、西藏路、云南路、广西路、四川路、浙江路、江西路、山西路、陕西路、江苏路、山东路、河南路、湖南路、贵州路、福建路。
而东西走向的道路如：南京路、北京路、贵阳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延安路、南昌路。
但也有例外。如广东路，应该是南北走向，事实上却是东西走向的。这是由于当时的人们混淆了“广州”和“广东”，以为是一回事，才以讹传讹，被人们叫做广东路的。
例外的还有成都路、重庆路，它们本该是东西走向的，事实上却是南北走向的。
最令人不解的是，偌大的上海，竟然容不下一个安徽。大小的道路，竟然没有一条安徽路。近在咫尺的安徽，就没有入过大上海的法眼。安徽怎么就没有一点存在感？安徽人表示不满。
一时众说纷纭，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当时的马路还没有那么多，连江苏路，也是在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后才命名的，所以没有“安徽路”，并不是大上海的傲慢。也不是因为传说中的皖系军阀控制上海后，犯下了种种暴行，人们讨厌其首领段祺瑞，恨屋及乌，才殃及了安徽。
实在是因为租界太小，数得清的就那么横七竖八的几条马路——原来，是马路不够用了。否则的话，以安徽所辖的地名来命名的道路，也并不少见，如后来的合肥路、安庆路、黄山路等，又怎么解释呢？
其实，也不只是安徽。上海之大，也“容”不下一个宁夏——很长时间内，偌大的上海城，一直就没有宁夏路。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宁夏两地结成友好省市，宁夏新增了一条“上海路”，作为回报，上海才有了一条“宁夏路”。
上海宁夏路
总的说来，早期上海的道路并没有严格、统一命名的规则，随意性很大。
英租界命名的原则，并没有在上海推而广之。法租界用的都是法国人名，比如著名的霞飞路，以及金神父路等。
中国人的聚居的闸北华界、十六铺等地，就更不买这个帐了。如华兴路、华昌路、鱼行街、火腿弄等，早已不管东西，无论南北，将英租界的所谓命名“原则”，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02.
如果一定要说道路的命名有什么原则的话，民国时期五角场地区的道路命名，倒是打上了鲜明的“民国”印记，或许称得上是一个原则。
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孙中山的大上海计划，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上海特别市，扩大市区范围。
五角场地区的道路，即留下了大量“民”“国”“市”“政”开头的路名。
如民约路、民庆路、民壮路、民府路、民京路……
国宾路、国达路、国定路、国栋路、国帆路、国福路、国浩路、国和路、国泓路、国济路、国京路、国康路、国科路、国年路、国权路、国顺路、国泰路、国伟路、国庠路、国晓路、国秀路……
政本路、政澄路、政旦东路、政德路、政法路、政府路、政和路、政化路、政立路、政民路、政仁路、政肃路、政通路、政熙路、政修路、政益路、政悦路、政治路、政衷路……
市光路、市兴路……
这个原则考验人的记忆力和智商。到了当年的五角场地区，像是绕口令一般的地名，还不把人绕得七荤八素，晕头转向。
此后的1937年8月，上海地区爆发了淞沪会战。日本人在五角场地区，仿佛进入了中国人摆下的八卦迷魂阵。会战中的日军遭遇到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其“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也被彻底粉碎，也许这绕晕人的地名，立下了一份大功呢。
几十年前的五角场地区
其实城市的命名，一旦有地域性，也便有了局限性。一旦有时代性，也便有了随意性。
1949年以后，上海市对路名的设置，曾经有过统一的规定，将上海各区与中国各个省区的方位，一一对应起来，并以各个省区所辖地的地名来命名。
徐汇区处于上海市的西南部，对应着大西南的广西，那么，徐汇区的道路名称，大多取自广西下辖的各个县市。如南丹路、桂林路、柳州路、钦州路、田林路、桂平路、百色路……
长宁区也在市西南位置，对应贵州地名：镇宁路、遵义路、玉屏路、茅台路、娄山关路、威宁路、锦屏路、剑河路、平塘路、甘溪路、可乐路……
普陀区处市西北位置，对应陕西地名：洛川路、宜川路、铜川路、志丹路、石泉路、汉中路、延长路、子洲路、清涧路、镇坪路、岚皋路、定边路……
虹口、杨浦区在市东北，对应东北黑、吉、辽三省的齐齐哈尔路、四平路、长春路、大连路、嫩江路、辽阳路、佳木斯路、牡丹江路、鸭绿江路、海伦路……
马路多了，地名又不够用了。随着上海城区范围的扩展，新增的大小马路不计其数，全国各地现有的地名，能用的几乎都用完了。
那就得换个思路。浦东张江高科技发展园区，路名采用中外科学家的名字，如牛顿、哥白尼、高斯、爱迪生、达尔文、华陀、祖冲之、张衡、李时珍、毕昇、蔡伦。
行走在张江高科技发展园区，一不小心就可以偶遇牛顿，也可以邂逅蔡伦，古今中外的高科技人才汇聚于此，让这个高科技的“高地”变得名副其实。
而名人也是稀缺资源，名人的名字终归有限，总有用完的时候。
闵行区又变了思路，以植物的名字来命名，如紫薇、银杏、黄桦、紫藤、百合花……长宁古北新区则以红宝石，蓝宝石，玛瑙……等名之。
来自上海市地名办公室的数字表明，自1993年以来，上海共新辟马路1300多条，使得目前上海道路总数达到5000多条。
03.
马路多了，也多了“扎堆”“撞名”的机会。
在上海重名最多的路，是人民路，基本上每个区都有一条。黄浦区有人民路，松江区有人民北路和人民南路，还有奉贤人民路、金山人民路、崇明人民路、嘉定还有一条“人民街”。
上海重名最多的路，是人民路
这个现象的出现，除了缺乏总体统筹外，命名者的态度、学问、智商等也是制约因素，还因为一直以来，“人民”都是一个叫得响的热词。其它城市也是如此，人民城市人民建，没有人民路的城市，人民怎么逛马路呢？而在很长的时间里，逛马路是人民茶余饭后，一项重要的物质文化需求。
另一条撞名最多的马路，非“中山路”莫属。而“中正路”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全国恐怕连一条也没有，尽管以“大中至正”“中中正正”的含意来命名一条道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中缘由，不说你也懂的。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了。城市大了，什么路都有了。看上去，五花八门。听起来，乱七八糟。
大上海最牛的马路，非这两条莫属。浦东干部学院门口，有一条“锦绣路”，一条“前程路”。
两条路正着走，是“锦绣前程”。反着走，也是“前程锦绣”。反与正的结果都不坏。关键是两条路铺在浦东干部学院门口，让人会心一笑。从学院里走出来的人，无论怎么走，踏上的都是一条金光大道啊。尽管事实上也不尽然，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无论怎么走，踏上的都是一条金光大道
虽说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但是这样牛的马路，一般人还真是没资格走，因为你首先就没资格走进那所学院。
阳关道让别人去走吧，但自己也不至于无路可走。普陀的真金路，嘉定的白银路，想发财的去走一遭，就真得能赚回真金白银来？即便赚不回来，一辈子为钱所困的穷苦百姓，把真金白银踏在脚底下，也能解解气，让人扬眉吐气一回。
其实，钱及前程无非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老百姓更在意的是上海这两道路：长寿路和安康路。一辈子走在长寿安康的道路上，夫复何求？
世上的道路千万条，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阳关道，独木桥，究竟是哪条道路好，还真的不好说呢！
上海闵行区有一条疏影路，一条水清路，听起来十分耳熟。这并不是两条来路不明的路，它们源于一首叫《山园小梅》的小诗。
“疏影”和“水清”取自“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前半部分，按照这个思路叫下去，会不会出现“暗香路”和“黄昏路”。这两条路谁敢走啊？查遍了闵行区乃至整个大上海，还真没有这两条路。这一次，命名者的头脑还很清醒，还没有昏到这个地步。
大上海的大马路，不仅有文艺范，有诗性气质，而且数学也特别好！
上海的马路，从零到九，包括十百千万亿兆，所有数字单位都一一凑齐了。这些马路，被戏称为数学最好的马路，它们是零陵路、一二八纪念路、二灶港路、三门路、四平路、五莲路、六合路、七浦路、八滧公路、九江路、十一墩街、百色路、千阳路、万航渡路、亿松路、兆丰路……这样的数学成绩，也只有大上海才能做到。
阿拉上海人，上海人说上海话。上海话可以化腐朽为神奇，骂人的吴侬软语，外人听起来都像是糯糯的情话。上海话也可以化神奇为腐朽，不少马路，有很好的名字，却坏在上海话上了。
上海闵行区有条马路叫“雅致路”，从文字上看，无可挑别，够“雅致”的了，但到了上海人的嘴里，竟成了“野猪猡”。闵行雅致路，就是闵行野猪猡，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将闵行人骂了个遍，闵行人民不答应了。
如今，闵行雅致路已顺应民心，讨民欢心，改名为“开心路”了，这下子，闵行人民应该开开心心了，皆大欢喜了。
“雅致”路，很好的名字
上海话把这条“雅致路”说成“野猪猡”，那一条条“支路”则更像家养的“猪猡”。上海有农四支路、五四支路、都市支路等众多的“支路”，纷纷中枪倒下。
有人曾经设想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场景：一天，农四支路和五四支路狭路相逢，为“侬是猪猡”和“吾是猪猡”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都市支路匆忙赶来打圆场，说别争了别争了，你们“都是猪猡”！
04.
类似的地名趣事，还有许许多多。当年长宁区曾为两条路取名，为“黔西路”和“赤水路”，此二地皆为贵州地名。在上海话中，前者是“寻死”，后者是“撤尿”，实在不雅。
如果打出租、叫嘀嘀到黔西路，师傅问：“侬起阿里德？”你不能回答说“阿拉寻死路”吧。
两条“走不通”的路出台后，老百姓意见很大，后经地名办公室研究，最终取消了原先的命名，代之以其他名称，即现在的绥宁路和金钟路。
后来的浦东新区，也有条大马路闹得沸沸扬扬。路叫“文登路”，上海人读音似“坟墩路”，后改为“东方路”。
闸北区有一条家喻户晓的著名马路叫“西宝兴路”，后来西宝兴路就变成火葬场的代名字。住在西宝兴路的居民怨声载道，叫苦不迭。联名上访要求有关部门予以更改路名，后来终于改路名为“东宝兴路”，居民才如释重负，终于可以重新做人了！
大上海之大，在于她包容的胸襟，她也有平民化的一面。在十六铺、董家渡一带，曾经居住着来到上海滩讨生活的人们，听这些名字，就知道当地原来是做什么买卖的。
这条猪作弄以及与它有血缘关系的“杀猪弄”始于清朝康熙年间。作为当时已颇具规模的大都市，衙门在城内老北门的东首，专门划出一块地方供商人开设杀猪作坊，日久成了气候，中间一条小弄堂人们就称它为杀猪弄。但随着时光变迁，原本繁华热闹的景象如今已不存在了。
如洗帚弄（加工洗帚）、鱼行街（经营鲜鱼）、糖坊弄(做麦芽糖)、引线弄（缝衣针）、面筋弄(制作面筋)、篾竹街(加工竹篮)、汤罐弄(制作汤罐)、芦席街(编织芦席)、火腿弄(腌腊业)、硝皮弄(加工皮革)、筷竹弄(加工筷竹)、花衣街（经营棉花）等等。
十六铺也有个“鸡毛弄”，当年此地是不是一地鸡毛？从上面的命名规律猜测，这“鸡毛弄”，应该是杀鸡卖鸡的地方吧。只是这些传统的行业，早已不复存在了，不知这些名字，是不是还依然保留着。
此咸瓜不是咸瓜，而是咸鱼！由于当年卖咸鱼的都是宁波人，宁波话“咸鱼”发音为“咸瓜”，久而久之，这条路就叫“外咸瓜街”啦。这条路所在的小东门地处十六铺的里边，在这小圈子里曾经几乎都是咸鱼行。
其实，大上海也有藏污纳垢之地，“摸奶弄”就远远地躲藏在金山枫泾镇的生产街上。这个泛黄的名字，被勒令改为“人民弄”。可是，当地人民却不买这个帐。说了多少年的名字说习惯了，岂能说改就改？
但“摸奶弄”也的确有伤大雅。改还是不改，这的确是个问题？纠结中的人们，最终用“莫乃弄”取而代之，既不忘旧，又有传承，还不失体统，正是这三个同音字的智慧，帮助了当地人找到了内在的平衡。
换成了“莫乃巷”，帮助当地人找到了内在的平衡
可见，城市道路的命名，讲政治是第一位的。科学和文化，传统与习惯，各种因素也都必须考虑进去。
前段时间，上海突现一条“全是套路”的马路。后经记者实地采访核实后发现，此为两名男子所为。他们为了拍照，将“和田路”的路牌，换成了“全是套路”。结果，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事实上，城市道路的命名既有套路，但也并非“全是套路”。
每一条道路，都有它自己名字。像一个生命，有它的延续性。给一座城市的每一条道路命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特别是今天上海这样具有传承的大都市。
“上海这种超大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而超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正是一个世界级难题。越来越多的马路，成为上海城市面貌大变样的标志之一，也为这个世界级的难题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特别是上海的道路建设迅速加快后，所呈现出来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随着宝山区、嘉定区、闵行区、浦东新区、松江区等新建区的设置，市区道路由老城区向新城区扩展；二是随着内环高架路、南北高架路的兴建，市区道路由地面向空中发展。
这些都将是上海道路命名所面临的全新课题。
05.
上海的马路史，就是一部城市发展史。主干道仿佛城市的大动脉，而通往小巷里弄的道路就是城市的毛细血管。大大小小的道路，像脉络一样遍布于整个城市，让上海的血肉丰满，充满着活力。
上海的每一条马路，也都内涵丰富。隐藏于马路两侧的每一棵古树，每一栋古建筑，都掩映一个故事，都散发着历史的信息。如果你不了解它，那就只是一条普通的马路。只有读懂了上海的每一条路，才能真正了解上海的底蕴，甚至中国的历史。
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为望志路106号。当年的十三位创业者，是一群怀抱理想，准备干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的团队。选择此地开会议事，本是机缘巧合，无意为之，却与创业的主题十分吻合。无论“兴业”也好，“望志”也罢，无不契合他们的初心。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
这个当时不为时人看好，不准上市，屡受打压的创业“公司”，二十八年间，即天翻地覆慨而慷，迅速地达成了兴业梦想，完成了建国大业——“兴”了很大很大的一份家“业”。时至今日，这个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司”，已经成长为全世界市值第二的百年老店（97年）了。
兴业路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处旺地，是梦想起飞的地方。1949年的建国大业，追根溯源，正是源于兴业路这次并不顺利的出发。兴业路也因此是中国革命的道路中，那一段最初始的行程，而兴业路上的那栋建筑，无疑就是革命的原点。
与兴业路相距不远，有一条多伦路，这条短短的马路，长不过500米，不奢华，不起眼，却卧虎藏龙，曾经是二十世纪初思想文化的高地。
多伦路201弄2号是左联的会址，一大批左翼文学的健将们，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冯雪峰、叶圣陶、丁玲等，或居住于此，或在此进行频繁地思想与文学交流，点燃了自由精神的火把。
多伦路上的雕塑《鲁迅》：鲁迅和文学青年
正是这种一脉相承的信仰，可贵精神的契合，让毫无关联的两条马路，建立了某种内在的联系。兴业路上点燃的革命火把，在多伦路上得到了呼应、互动和传承——人类革命的终极目的，不就是为自己争得自由吗？
尽管兴业路上的那栋建筑，匆匆之间“人去楼空”，但从此开创的事业，却从未停息。合作、分裂、抗争、反“围剿”以及长征，多伦路上的另一群人，始终与那群远去的背影，休戚与共，息息相通。
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们，一直自觉地把自己的战斗，纳入到那个革命的序列之中。他们一声声地呐喊着，与远方那支跋涉的队伍遥相呼应——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多伦路上进行着另一种意义的“长征”。
06.
与这两条具有红色谱系的马路不同，著名的淮海中路却呈现另一种身影。它是昔日东方巴黎的变形，也是今日时尚魔都的缩影。它的前世与今生，总是流金溢彩，无不风情万种。可以说，淮海中路仍然是当今上海，乃至全国，最摩登、最时尚的一条马路。
淮海中路的前身是霞飞路，那条深深地刻在老辈上海人记忆中的霞飞大道。霞飞，是一个浪漫的名字。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唯美的路名，竟然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
一介武夫的霞飞，一战初期的法军总指挥，全名为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这个勇敢到近乎木讷的军人，在炮火中淬炼出来的元帅，粗砺的外表与“霞飞”的意境相去甚远，也与唯美的道路名称极不相称。
1922年，霞飞将军在上海霞飞路
不过，那时的霞飞路，位于法租界，那是他们的地盘，他们说了算。更没有天理的是，1922年霞飞将军到了上海，在霞飞路上种下了一颗“和平树”——在别人的庭院里，用剌刀强行地划出一片地，又是修路，又是栽树，而且栽的还是“和平树”——在殖民者的逻辑里，这就是“和平”。
了解这些背景，无论它叫什么名、发生什么事，都可以理解了。
然而，这条霞飞大道，建成之后就博得盛名，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齐飞，共纽约的第五大道一色，并没有辱没“霞飞”的美名。
至民国时期，不断成长的“霞飞”路，出落得更加楚楚动人。道路两旁名店林立、名品荟萃、名人汇聚，是上海最著名的商业街，也是最高档的住所，更是最时尚的象征。沿路各式建筑，众多的里弄，虽历经百年沧桑，今天仍然风韵犹存。建筑里的故事，不断地迭代垒加，积淀了丰厚的人文内涵，更是历久弥新。
235号霞飞路巡捕房
358弄尚贤坊
567弄渔阳里6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870号国泰大戏院/国泰电影院
927弄霞飞坊新式里弄64号许广平旧居
1176、1178号和1200弄1-4号顾维钧私宅
1209号犹太富商安德华·爱滋拉住宅
1258号聂耳旧居
1285弄24号张元济故居
1431号法国总领事馆
1469号美国总领事馆
15l7号盛宣怀住宅，日本领事馆
1610弄逸村2号蒋经国旧居
1610弄逸村7号徐恩曾旧居
1643号何应钦旧居
1843号上海宋庆龄故居
…………
高官显贵、富商大贾、职业革命家、殖民者……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不同时期，汇聚于此。
358弄的尚贤坊，郁达夫和王映霞曾在这里邂逅。870号的国泰大戏院（后来的国泰电影院）,又有无数的情侣在这里牵手。
1843号是宋庆龄心目中一个“家”应有的样子，在这里她工作、生活达15年之久。她喜欢这个家，说去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
尚贤坊见证了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邂逅
人往高处走，霞飞路无疑是上海滩的“高地”。难怪红极一时的连续剧《上海滩》中，一位低到尘埃里的穷屌丝丁力，他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从闸北的贫民窟“飞”到霞飞路上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07.
一条路，一座楼，是一代代人命运的写照。霞飞路（淮海中路1836号-1858号）坐落着一座建筑，外形设计像一艘等待起航的战舰，这是上海最早的一批现代化高层电梯公寓，也是上海最文艺的大楼。
这座叫做“诺曼底公寓”迎来的第一批住户，都是欧美在沪的侨民。1953年公寓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武康大楼。因为最文艺，吴茵、郑君里、秦怡、上官云珠、王人美、赵丹、黄宗英、孙道林、王文娟等一批文化演艺界名流，便理所当然地入住此间，他们最有资格成为公寓的新主人。
时间快进至1966年，这艘战舰遭遇到空前的雷霆风暴，驶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水区。此时，霞飞路已是多年前的往事，淮海路也不适应时代的潮流，“反修大街”的名字最革命，因而成了革命的“最前线”。
“诺曼底公寓”是当年上海最文艺的大楼
武康大楼也因此摇身一变为“反修大楼”，但它没有成为革命的堡垒，却成为了反革命们的“上海跳水池”。十年风暴开始后，文艺界即不幸沦为重灾区，这个期间共有十人从武康大楼跳楼自杀，这些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人们，义无反顾地登上了这座城市的制高点。纵身一跃而下的惨烈与决绝之后，承接他们的并不是柔软的水流，而是坚硬的大地，是那条从前的霞飞路，后来的淮海路，当下的“反修大街”。
对于十位逝者而言，这座“诺曼底”的战舰，再也无法登陆了。从“诺曼底公寓”的高贵奢华，到“上海跳水池”的死亡恐怖，天堂到地狱的历史转换，就在一瞬间。
霞飞路上（今淮海中路1258号3楼）一栋联排式公寓建筑，曾是作曲家聂耳的旧居。1934年12月到1935年4月，他在此居住。
此时的时局，东北全境沦陷，华北之大，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十里洋场的上海，却不时地弥漫着《何日君再来》《桃花江是美人窝》的萎靡之音，被田汉斥为“脂香粉腻”的温柔之乡。
比我们多了两只耳朵的聂耳，这位天才的音乐家，坚定的革命者，于无声处听惊雷，最早捕捉到时代的最强音。
在一张香烟的衬纸上，聂耳发现了被捕前的田汉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词。这个意外的发现，让聂耳和田汉的名字，从此珠联璧合，永远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田汉的歌词，让聂耳激情澎湃。回到霞飞路旁的居所，聂耳用两天时间，写出了曲子的初稿。4月15日，他也为了躲避追捕，不得不乘船东渡日本。随后，他三易其稿，并将定稿的曲谱寄回上海。这张题为《进行曲》的谱子，送到朱庆澜的手中时，这位百代唱片的投资人又加上“义勇军”三个字。于是，《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诞生了。
1935年5月16日，百代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并将该录音转录到电影《风云儿女》的胶片上。5月24日，影片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首映之日，《义勇军进行曲》便立刻被传唱。
聂耳到日本后，在给母亲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要用反抗的歌曲喊出奴隶的心声，用反抗的乐曲夺得自己的天堂。”《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样的歌曲，从歌词到曲调，每一个文字，每一个音符，都击中了中国人的心灵，从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两个月后，从日本辗转传来了聂耳不幸溺亡的消息。他的生命，永远地停留在了23岁。他的人生，也画上了一个永远的休止符，但《义勇军进行曲》中，有他永不消逝的心跳。
最初由霞飞路飞出来的旋律，在抗战中，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多年以后，又成为了庄严的国歌。
如今，这位伟大的人物，以另一种形式，活在他曾经生活过的霞飞路，活在人们的心中。
在淮海中路（当年的霞飞路）、复兴中路和乌鲁木齐中路围合成的三角花园处，聂耳的塑像矗立于此，离田汉的塑像只有800米的直线距离。
聂耳铜像
有人说，一对珠联璧合的词曲创作者，应该是如胶似漆般的情人关系。聂耳与田汉，一个曲作者，一个词作者，两人合作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由两个人的心曲，汇聚为整个民族的合唱，这旋律的里面，澎湃着多少不屈的魂魄，蕴藏着多少价值和力量？
音乐本是游走在时间里的艺术，却以雕塑的形式伫立街头，成为永恒。淮海路上的两尊塑像，两个灵魂的彼此相望与携手，像是“情人”，更是战友。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反映了他们与上海的不解之缘，也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并不是所有的灵魂，都值得以这种隆重的方式纪念。更多的人，只是马路的匆匆过客，马路边的房子，也只是他们人生的一座驿站。
08.
霞飞路上（今淮海中路1517号）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花园别墅，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豪宅，它建于1900年。一百年多来，从中进进出出的，都是风云一时的头面人物。
霞飞路上的豪宅
花园别墅为德国人所建。1912年秋，盛宣怀来到了霞飞路，将别人的别墅，变成了自己的私宅。一段时期内，霞飞路的这座花园别墅，便与这个人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房子的新主人，是一位曾经的权臣。一年多前的1911年5月8日，摄政王载沣宣布成立新内阁，他赫然在列，是大清“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次日，“皇族内阁”发布了1号令，宣布 “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而这个政策，按照当时报纸舆论的说法，“外间多闻系盛宣怀一人鼓动。”
政策激化了各种矛盾，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连锁反应，最终让大清爆雷，走上了不归路，而盛宣怀正是那个拉响导火索的人。
大清亡了，对于盛宣怀而言，这不重要，或许“正中下怀”，偷着乐呢。他没有政治原则，迷信金钱，本质上是一个做“帝国生意”的商人。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李鸿章语），在轮船招商局“改制”过程中的巧取，对汉冶萍公司等国有资产的豪夺，以及在铁路督办大臣的肥缺上揩油，让他一口口吃成了胖子，摇身一变为“清末首富”。
据台湾学者凌鸿勋统计，在铁路督办大臣的九年任职期间，清政府从英国借了1065万英镑，盛宣怀冠冕堂皇地吃了5%的回扣，美其名曰是按“国际惯例”。仅仅这一笔“帝国生意”，折合440万两的白银，便进入了他的私囊。
在公私不分的末世，又富可敌国，盛宣怀其实已处于险境了。所好的是，大清先于首富“跌倒”了。否则，首富再多的银子，还不都是让大清皇帝一口吃饱的囊中之物。
幸好大清死得快，也多亏盛宣怀跑得快。武昌起义后的10月26日，清廷将盛宣怀作为“顶雷”人，“将其革职，永不叙用”。《清史稿》中，赵尔巽谴责盛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看来清廷并没有冤枉他。有祸在身的盛宣怀，于10月28日逃离北京，经天津辗转青岛、大连，最终亡命日本。
民国建立后不久，远避日本的盛宣怀，在向袁世凯示好而取信于袁后，即回到上海定居。此时，大清的尸骨未寒。四年后，他也在上海的这座豪宅里去世，留下了无数的遗产，仅白银就有1160多万两。
白花花的银子以及儿子盛重颐继承的这套花园洋房，还是让不少人眼红耳热——袁世凯觊觎过，蒋介石惦记着。别墅也几经周折反复，频频更换主人，它先后迎来过曾任安徽省主席的陈调元，也入住过再造共和的段祺瑞。
抗战中，此房曾被日本人占用。抗战胜利后，盛重颐在收回了此房不久，又卖给了荣德生。解放后归国家使用，三年困难时期，林彪之妻叶群曾是这里的半个主人。中日复交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设在这座花园洋房中，现为日本总领事的住宅。
花园别墅里进进出出的头面人物，左起依次为：盛宣怀、盛重颐、陈调元、段祺瑞、叶群
1517号豪宅曾经的主人们，都随着时光而凋零。其中的主人盛重颐，在不得不惜别这栋深深的庭院之后，最终流落香港，晚景凄凉。他的朋友金雄白曾撰文这样描述：
盛老住在英皇道的时候，已是贫病交迫，连医药费都付不出了，遇到熟悉的朋友上门，就讪讪告贷。那种凄惨的光景，谁又能想得到，不久前，他的住处像俱乐部一样的热闹，每天晚上笙歌宴舞，那彩色的灯光，是从地板上镶嵌的玻璃中打出来的……
淮海中路逸村2号（当时的林森中路），也同样是一个让人感慨的地方。
这幢花园洋房，曾是太子蒋经国故居。1948年7月，他肩负钦差大臣的使命，携妻蒋方良，子女孝文、孝章，住进了此处，掀起了席卷上海的“打虎”风暴，而这里正是最初酝酿的“风暴眼”。
无奈江山易手，仓皇南逃。洋房多次易主，它的价格也几经翻炒，一路飙升，堪比当年的风暴。如今也不知道它的主人，是何方神圣了！
林森中路蒋经国故居
淮海路上这些高墙深宅，不因时光的摧折而失色，因为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反而历久弥新，增添了几分沧桑后的妩媚。只是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主人，渐渐地漫漶了身影，如今安在哉？
永久产权也好，70年期限也罢，对于人生不满百的草木之人而言，神马都是浮云。无论大小与妍媸，房子终归都是蜗居的家，而不是蜗牛的壳，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豪宅与草堂，本身没有意义，是人赋予它以意义，人是宅子的灵魂，杜甫的草棚子，就是因为这个有趣的灵魂而不朽。
没有灵魂，即便是再头面的人物，在时间的洪流里，终究都是高堂华屋、马路、城市乃至时光的匆匆过客。
09.
一条路，就是一条绵延不绝的历史。名字变来变去，路依旧还是那条路。从霞飞路变成淮海中路，但它依旧是上海，乃至全国，最摩登、最时尚的马路。
淮海中路上的环贸，成为了淮海路上新的坐标
上海的马路千千万万条，上海马路上的老建筑，更是数以万计。它们是一个个载体，承载着上海的记忆。
奥地利著名作家、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把对象的感知过程说得很形象生动：“被感知之物在某种程度上向我们呼唤：这里还有进一步可看的，让我在所有的方面都转上一圈，同时仔细观察我、走近我、打开我、肢解我，一再地打量我并全面地翻转我。”
大上海众多的大马路及其建筑，就是“被感知之物”，是我们感知的对象。她们有的一直“在场”，有的不得不被迫“退场”，而我们大多处于“缺席”的状态——很多的时候，我们昂首阔步地走在一条条大路上，却对它们视而不见。它们的“呼唤”，我们感知到了吗？是否能够听得懂？
一条马路，考验着一个人的眼力。灯火阑珊处，曾有多少澎湃激荡的往事在暗中涌动，每座小洋楼的背后都有诉之不尽的传奇。对一条马路的认知有多深，全凭你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编辑：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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