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胡同里，有梁启超的壮烈和鲁迅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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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城市是时间的容器，那北京有两个。一个瞬息万变，如鸟巢、天桥、大裤衩。一个漫不尽心，如南半截胡同里红漆斑驳的木门、老字号福寿堂门口的石墩。
假期的北京还有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正如肖复兴在《蓝调城南》中道：“踩在破旧却古老的任意一条街巷的尾巴，也会让整座城市的头一起缓缓移动。
01.
粉房琉璃街，一个好听的名字。清《京师坊巷志稿》说，明初有位来自大兴姓刘的住在这里做粉条出名，所以街名粉房。
为什么又添“琉璃”二字呢？兴许是街北原来有永乐寺，琉璃瓦明灭闪烁于小街内外？只是我的猜想了。
清时这条街就已经有些破落了，那时有诗云：灯原无尽传何代，粉已成灰剩有坊。如今变化不太大，这条街的南口，路东一侧的房子已拆，115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院门口很宽很高，能够走得进马车。只是连个门都没有，豁嘴子似的光秃秃地亮着院里面的一切，拥挤的房子仿佛塞进嘴里太满的东西，随时都有可能吐出来。
我有些迟疑，真的就是这里？十七岁（1890年）的梁启超，头一次进京考进士的时候就住在这里？两年之后，他和妻子结婚也就住在这里？这里就是有名的新会会馆？有他把自己住的那三间北房起名为“饮冰室”的地方？
正好从院门北侧出来一个瘦削的老人，忙问她：这里是梁启超故居吗？她痛快地告诉我：就是这儿。然后指着她对面的房子说：就是这三间房子。常有人来问，还有老师带着学生来看。
我看看这三间北房，前面都被搭起的房子遮挡住，基本看不清眉目，只有房顶的灰瓦和磨砖对缝的东山墙，特别是山墙顶端的飞檐翘起的蝎子尾，在逆光中森森的，格外吐露出沧桑。
我还是有些迟疑，因为书上说是在中院的北屋。那老人肯定地对我说：就是这三间房，你可以到里面去看看，里面还有两个院子。
从前院后排看那三间房子，从中院看那五间房子，墙体基本完整，灰砖依然厚重结实，一百多年的时光似乎只留下风吹过的那么一点痕迹。墙边的大杨树，虽然也有年头了，但肯定不是那时种下的，那时即使不种枣树，起码也应该和这条街两旁种一样的槐树。
出来又碰见那老人，她问我：看明白了吗？然后又问我：知道不，咱北京有两个梁启超故居？
我说：“您说得没错，一个在东城的北沟沿胡同。”
不过，我想，那是梁启超后来住的地方了。
他在清华大学当教授时日子已经好过多了，那里房子格局是西式的，屋子里的摆设和这里也不可同日而语。梁启超在这里从1890年住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差点没有要了他的脑袋，他从这里逃跑亡命日本。
从国外回来，他又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前后大概十多年。虽然这里破旧得几乎无法辨认，但故居不是小姑娘，并不以打扮簇新为标准。年轻的梁启超，那时是提着脑袋闹革命，这里是他风雨飘摇，也是他和同伴风云际会的地方。
据说，梁启超在这里和妻子结婚后感情一直不错，他跑到日本，给妻子寄来一张他的照片，上面写着这样八个字：衣冠虽异，肝胆不移。他从国外回来，妻子和他又住在这里，他的前期许多著作，都是写在这里的。
1916年，为策动蔡锷将军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的《保国会章程》，也是起草在这里。一个地方和一个人的情感与命运联系得这样紧密，即使再破再旧，也无法从历史中剔除、被岁月遗忘。
我问那老人：您的房子是后盖的吧？她说：是，以前是人家拴马的地方。我猜想，那肯定也拴过梁启超的马吧？“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走出大院，一街古槐，真是漂亮。只有这样的树，才配得上这样的地方。
02.
绍兴会馆很好找，就在南半截胡同路西靠北，大门旁的墙上有块汉白玉的石牌，写着“绍兴会馆”。
没有想到南半截胡同那样安静、干净，虽然紧邻菜市口闹市，却一下子过滤掉了车水马龙的喧嚣。
刚进门，一个壮汉对我说：是看鲁迅故居的吧，往里走，里面院子老大了！话里话外透着老北京人的热情和客气。
院子是不小，据载，原来的绍兴会馆里有仰蕺堂、渔文萃、福之轩、藤花馆、莳花别馆、绿竹舫、嘉荫堂、补树书屋、希贤堂、怀旭斋、一枝巢多处宅院。光看看这些名字，就能够想象得出当初的堂皇。
1912年5月，年轻的鲁迅从南京来到北京，像如今的“北漂一族”，先在菜市口东的骡马市大街的长发客栈住了一宿后，就住在了这里。住了七年半，是在北京住的时间最久的地方。
在这里，鲁迅先生先是住在藤花馆西屋，然后搬到朝南的屋子，最后又住在西院的补树书屋。在前两个屋子里，鲁迅抄录了大量的古书和古碑帖。在补树书屋里，鲁迅写下了新文学的第一部划时代的小说《狂人日记》。
想起补树书屋前有棵老槐树，鲁迅当年写东西写累了，常摇着蒲扇到那棵槐树下乘凉，“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呐喊》自序）。
一位模样俊俏的中年女人，走了过来，热情地带着我一直走到后院。看到了那棵老槐树，虬干苍劲，枝叶参天，一百多岁了，比伟大的鲁迅活得都长远。
居住在这里的时候，曾经是鲁迅先生最痛苦的时候，他自己说过：“我的生命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却也曾经是鲁迅先生最奋争的时候，因为他自己还说过，在那寂寞悲哀的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呐喊》自序）。
自以为找到了补树书屋，又去找藤花馆和那间南向小舍。南向的房子在院子里有好多，那间小舍，会不会在最北头的小院里？一直走进去，好几只黄猫、白猫扑棱棱地蹿上房顶，睁大明亮的眼睛望着我。
有人说，院子里的猫，是老北京的忧郁的诗人。
一点不假，不管白天，还是夜晚，突然从墙角和房顶蹿出来的猫，睁大蓝幽幽的眼睛，就那样直戳戳地盯着你，会让你一下子跌进老北京幽深四合院的氛围中。这是和现在在居民楼豢养的猫决然不同的。现在养尊处优的猫，已经没有那样灵敏，更没有那样忧郁的眼神。
藤花馆朝西，院子里朝西的房子保存得最完好。有的屋老木窗棂还在，只是一溜儿长排好多间，不知哪间该是藤花馆？藤花不在，主人也不在，只有春风依旧，却物是人非，想就是鲁迅回来怕也难找到自己的老屋了。
那个热心的女人一直送我到大门外，指着胡同北口新盖的大楼问我：你说盖这楼好还是留这老院子好？不等我回答，她自己说道：现在，是个土老帽儿都会盖这楼，但是有这多年历史的老院子拆了还能盖得起来吗？有盖楼的钱把这院子好好收拾收拾，不是能够照样卖门票挣钱？
告别之际，她指着抱鼓石门墩和红漆斑驳的老木门对我说：这都是老玩意儿了，我们街坊们天天都看着它，生怕那些收破烂的把它们弄走卖了去，那样这院子可就剩下那棵老槐树弄不走了！说完她冲我无奈地笑笑。阳光正打在她的脸上和她身后的门墩和木门上。
03
福寿堂，现在好多人不知道了。在清末民初，福寿堂可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大饭庄，其地位起码是可以和现在的北京饭店相比。老北京的饭庄有冷热之分，冷饭庄一般只承办大型宴席，不卖散座。福寿堂就是这样一家冷饭庄，它的地盘很大，颇具规模，有四五个四合院连环套着，能应承上百桌人吃饭。
当年前门一带的富商如同仁堂的乐家、瑞蚨祥的孟家、马聚源的马家，常到那里去宴请客人。和现在一样，在推杯换盏中就把事情办了，酒饭从来都是人情世故的润滑剂。
福寿堂的名气大，还在于它的菜确实做得好。它是一家山东饭庄，不说别的，光是在鸡身上做文章的菜就有三十多种，足以让现在的饭馆叹为观止。福寿堂有名气，还在于它院子里的花坛和戏台气派非凡，几百人在那里看戏，在当时的京城也是少有的。据说民国初年，一位富商在那里办寿筵，杨小楼、王瑶卿、梅兰芳、荀慧生等名角纷纷登场，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唱到夜里三点，挤得福寿堂前车水马龙水泄不通。
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的地方就是福寿堂。
福寿堂在前门外的西打磨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个叫作雷玛斯的西班牙人带着机器和胶片，到福寿堂的戏台放映电影，让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这洋玩意儿。
寻访的过程中遇到一个对打磨厂如数家珍的老爷子。我问他：您知道福寿堂在哪里吗？他说我带你去。说着拉着我的手往西走去，往西走了大约一百米左右，指着路北的一面院子说：这就是福寿堂。
水泥包裹着两扇斑驳红木门，新旧杂陈。经过一条窄窄的过道，往右一拐是一条走廊，廊柱和房檩的旧木头裂开着纵横老迈的皱纹。
然后往左一看，别有洞天，是一个宽敞的院落，房檐四周环抱，呈六角形轮廓，院落一下子显得格外别致。环抱的房子，大概就是一间间雅座。院子里虽然盖起丛生的小房，堆放着零乱的杂物，依然能够看得出当年的轩豁。院中央还有假山石和花坛的痕迹，更可以想象当年的堂皇，也许戏台就在这里呢。
所有的房屋都上着锁，院子显得空旷而安静，能够听得见从前门大街传来的嘈杂声，也似乎能够听得见当年的京戏，那京腔京韵和着鲁菜的香味一起弥漫在空气里。心里暗想当初那个西班牙人为中国人放映的第一个电影的地方，是在这个院子里吗？
想到这儿，四周的喧嚣如潮退去，灯和一切光线都已经暗下，一束光从身后打过来，影像映在墙上面，电影开始了。逝去的一切，历史，包括记忆和想象，都清晰地呈现出来，那么地亲近。那一束光，正是落日斜阳透过枝丫映射过来，带着毛毛虫似的飞舞的尘埃。
一百年前的斜阳也应该是这样的。
肖复兴：作家。代表作有《肖复兴作品自选集》（三卷）、《肖复兴中篇小说卷》、《肖复兴散文自选集》等。报告文学《海河边的一间小屋》、《生当作人杰》等。
编辑：小皮
文字来源：《蓝调城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更多写作指导、热门时文、写作素材、读书方法、学生佳作……尽在《新读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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