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的樱花到底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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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樱花是美丽的，但有些事情不能忘。
每到三四月间，樱花盛开，武汉大学总会引来众多游客——武大的樱花在全国久负盛名，武大校园也早就成为一处非常火爆的赏樱胜地。
然而奇怪的是，几乎每年武大樱花节，又总会出现令人关注的新闻，今年也不例外。
据媒体报道，3月24日下午，武汉大学一幢教学楼旁，校方保卫人员与两名赏樱花的青年男子发生肢体冲突。
第二天凌晨，武汉市公安局珞珈山派出所回复有关媒体记者称，冲突起因系其中一名穿着类似和服的男子入校赏樱，“武汉大学是国内一流大学，穿着这种衣服去赏花不合适，制止他们入校赏花没错。”
图为武汉大学事发现场，左图男子为被指身穿和服。
一段1分34秒的视频显示，一名穿着类似和服服装的青年男子和另一穿着休闲装的青年男子，被四名校方保卫人员按在地上。他俩挣扎起身后，穿着类似和服服装的男子大声重复喊着：“凭什么打人？”，很快他又被保卫人员掀翻在地，接着他起身说：“我穿的是唐装。”
到了3月25日上午，被指穿“和服”的青年男子也主动联系记者，表示自己穿的是唐装吴服，不是和服，还强调自己爱国。
这名青年男子说自己在沈阳上大学，特意慕名来武汉大学看樱花。事发当时，自己穿的是唐装吴服，吴服是唐朝最盛行的服装。因为喜欢唐朝文化，所以穿了这件唐装吴服，不是和服。
有人据此推断，就算是当事人，也认同“穿和服进武汉大学看樱花是不对的”。
而据媒体报道，武汉大学在2002年就出台过文件，明确穿和服的人不能进校观赏樱花。2009年，一对母女穿和服在武汉大学赏花拍照，被驱逐出校，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很大争议，之后武大便没有再严格执行。
针对武大“今年再次口头通知，强调穿和服不准进入”的说法，武汉大学随即在3月25日晚11点23分，通过官方微博对此事作出回应：两游客中一人未办理预约赏樱手续，发生冲突前曾对女性保安进行言语挑衅。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大家的关注点早已不是那个男生穿的是和服还是唐装，有预约还是没有预约，而是直接对武大表示不满：为什么赏樱花还要规定服饰？为什么穿和服就不能进武大赏樱花了？
要了解这个问题，就得先知道一段历史——
武汉大学的樱花是怎么来的？
文|吴骁，武汉大学校史馆主要布展人之一，著有《功盖珞嘉“一代完人”——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编有《武汉大学图史》等著作。
对于武大校园的樱花究竟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有些人常常会回答：“日本人种的。”从最初的历史来源来看，此说固然不假，但就近些年来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况而言，这一论断显然就过于简单化，与事实不尽相符了。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武汉大学校园内由学校自行培育和栽种的樱花越来越多，另外一个新的答案又越来越盛行了——“周总理送的”。
同是寥寥数字，与前一种说法相比，这第二种说法很显然又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而且距离完整的事实真相更加遥远。
“日本樱花”诞于东瀛
众所周知，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之一。
据生物地理学研究表明，世界上现有的100多种野生樱花的祖先有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地区，大约在数百万年前的渐新世和中新世时，扩散到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据文献资料考证，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樱花已在中国宫廷内栽培。唐朝时樱花已普遍出现在私家庭院和大街小巷。
唐朝诗人元稹的《折枝花赠行》中曾写到：“樱花树下送君时，一寸春心逐折枝。”李商隐也写过：“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
因此，在唐朝时中国已经随处可见绚烂绽放的樱花。当时万国来朝，日本朝拜者深慕中华文化，樱花便随着建筑、服饰、茶道、剑道等一起被日本人带回东瀛。
中国地大物博、花木众多，樱花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垂青，但日本人却对樱花钟爱有加，悉心栽培，形成了更加庞大的樱花家族，也成为日本的文化象征。
我们今天通常所谈论和观赏的樱花，实际上是指现代意义上的“栽培樱花”，与“野生樱花”有着极大的区别。
基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研究表明，目前绝大多数的栽培樱花品种，其育种核心种“大岛樱”，是日本所特有的，在中国甚至都没有野生分布。
因此，现代栽培的观赏樱花，实际上源于日本。
由于樱花开时热烈，落时缤纷，短暂的绚烂之后，便随即结束生命的“壮烈”精神，与日本的国民特性非常相近，因此，樱花一直深受日本人的喜爱，并逐渐成为日本人和日本国的象征。
在日本，甚至有这么两句话——“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
数百年来，日本在几种野生樱花的基础上，不断通过园艺杂交培育新品种，最终形成了多达300余种的“樱家族”。其中，名气最大、栽植广泛，同时也极具观赏性的“日本樱花”（又名“东京樱花”、“江户樱花”或“染井吉野”），几乎成了“樱花”的代称，就连《中国植物志》新修订的名称中的“樱花”一词，都是用来专指“日本樱花”。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走到哪里都要将樱花种到哪里，并常以此为礼物赠给友邦或友人。
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樱花也随着侵略者的铁蹄被带到了很多地方。
敌寇“国花”落户武大
武汉大学校园内原本并没有樱花。
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城郊外的珞珈山一带大兴土木，辟山建校，同时大规模地植树造林，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黉舍巍峨、林木葱茏的美丽校园。
抗战爆发前夕的国立武汉大学男生宿舍与“校前路”（即今日之“樱花大道”）
到了1937年，珞珈山的武大校园尚未建成，就碰上日寇发动侵华战争。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大师生只得忍痛告别珞珈山校园，西迁四川乐山。
1938年7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1888－1949）率领最后一批教职员离开珞珈山前夕，决定留下少量教职员和校工负责看管校产。
当时，本校法学院经济系助教汤商皓（1911－1997）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熟悉日语，其夫人又是日本人，王星拱校长就要求他留校看守。
王校长当时“严令留守，并谓国难如此，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之校舍便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莫大之元气”。汤商皓最终决定临危受命。
汤商皓
1938年10月底，武汉三镇相继沦陷，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所侵占。几个月后，汤商皓等人在其夫人的帮助下，与驻扎的日军联队长进行交涉。
对方向他表示，日军“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决无意破坏。尤其对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级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当善加爱护”。随后，汤商皓又驱车巡视校园，不断见到“士兵进出”，“军车云集”。
日军占领下的武大
几个月后驻军换防，于是汤商皓又与留校同仁再次前来交涉。文职武官高桥少将将珞珈山校园与“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相提并论，提出，“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
随后，他将汤商皓等人带到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
汤商皓心里很清楚，“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于是便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希望藉此维护民族尊严。但高桥的回答却是：“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
正是在1939年春，侵华日军从本国运来樱花树苗，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里种下了最早的一批樱花树。
最早的一批樱花
一般认为，日军在珞珈山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珞珈山校园里的这第一批日本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
1946年秋，武大学师生终于回到了珞珈山。次年3月，他们看到侵华日军种下的樱花树开花了，一共28株，均匀地分布在男生宿舍三个拱门之间及其两侧的四个楼栋前（每个楼栋前各有7株）。
1948年武大盛开的樱花
想起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国恨校仇，武大师生心情复杂，不少人恨不得立即将其砍掉，然而，主张保留这批樱花树的意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武汉大学生物系主任张珽，将课堂设在刚刚开放的樱树下，他对学生们说：“这本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不过现在日本人被打败了，这几株樱树反而成了战利品，成为日本侵华的历史罪证。”
友谊使者再临珞珈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3年3月，有关部门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一批“山樱花”（又名“福岛樱”、“青肤樱”等），转赠了20株给武汉大学，由学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1976年开花。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第四教学楼对面的山樱花
1983年1月，为纪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100株“垂枝大叶早樱”（又名“丝樱”、“垂彼岸樱”、“八重樱”等，原产于日本）树苗，经王明全转赠给学校后，栽植于枫园和樱园，1986年开花。
武汉大学枫园的垂枝大叶早樱
1992年，为了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先生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日本樱花”树苗约200株，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
这批樱花成活率并不高，已成活的部分于1996年开花。
砂田寿夫原为侵华日军士兵，日本战败后，与其他7000多名战俘一起被安置在湖北仙桃等待遣返。
砂田回国后，感恩于中国人宽大为怀，不施虐待，多次组织日本老兵回到湖北“谢恩”，赠送樱花树和其它厚礼，以表感谢和赎罪。
此外，1989年春，武汉大学还从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了原产于我国云南的“红花高盆樱”16株，栽植在校医院旁。
此后，武大的樱花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品种，校园各处共有樱花树1000多株，具体来源可谓多种多样。
“樱花虽美国耻勿忘”
长期以来，对于武汉大学校园的樱花究竟有何历史内涵，它们到底更多地是国耻的标志，还是友谊的象征，一直都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事实上，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不过，在武汉大学校园以及整个武汉地区，由于广大园林工作者的精心呵护，日本樱花树的寿命能达到50年左右，而且长势比其余三种樱花都要好。
1957年，武汉大学对部分已经老朽的樱花树进行了更新，1985年又补栽了一部分，主要是采用枝条嫁接的方式，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繁殖移栽。
1939年由侵华日军种下的那28株最早的樱花树，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已陆陆续续地死亡殆尽，其中的最后一株，大约是在1997年前后死去的。
至此，我们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樱花，已经不再是侵华日军当年所种下的那一批了，而多为原种的第二、第三代。
80年代的武大樱花
武大樱花，起源于一段沉痛的历史，后来又有了中日友好的成分，就这样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据武汉大学园林部门介绍，学校近几十年来所自行培育的日本樱花，基本上都是以侵华日军最早种下的那28株樱花树为“母本”的，从“血缘关系”上讲，均为它们的“后代”。
十几年前，曾有武大学子自发地在来校赏樱的游人中散发传单，大声疾呼“樱花虽美，国耻勿忘”。在他们的直接推动下，武汉大学校方于2002年在樱园老斋舍前竖起了一个“武汉大学樱花简介”的指示牌。
2007年，学校又在“樱花大道”的起点处安放了一块刻有“樱园”两个大字的景观石，
并在其侧面铭刻的文字上明确指出：
武汉大学的樱花主要来自日本——日本军队攻陷武汉后，于1939年春从日本运来樱花苗木，栽种于此。武汉大学的樱花不仅以其景色秀美而蜚声国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见证。而今樱花的品种，是历代武大师生引种、驯化，栽培的成果，烂漫樱花与早期建筑群相映成景，成为校园内最具特色的景观园区。
不论1939年落户珞珈山校园的日本樱花给当时的武大师生带来了多少屈辱的记忆，作为一种著名的观赏类植物，它本身的美丽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1985年5月，曾在武汉沦陷后留守护校的武大校友汤商皓重返母校，看到自己当年在珞珈山校园所亲眼见证的第一批樱花树，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敌酋所植之樱木，树本无辜，亦欣欣向荣，绿叶成荫，惟花已过时谢矣。上月东游华盛顿，见白宫前亦樱木成林，可知景物无分国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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