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都考了什么？附状元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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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都考了什么？状元是谁？你知道吗？一起来看看吧。
1904年7月4日清晨，在礼部会试中选拔出来的273名贡士，从中左门进入保和殿，历经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种种仪式礼节，准备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主考的殿试。
这是3年一度的全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贡士们按这次考试的成绩重新排定名次。一甲3名将获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
上午10时，试题发下，是以皇帝名义提出的时务策问。贡士们立即开始撰写对策文，对皇帝提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对策文不限长短，常例为2000字，规定字必正体、文必到行，工整有格，不容疏忽。日暮为交卷时限。这次殿试的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
01、会试题
第一场 史论五篇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5.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 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 《四书》《五经》义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02、殿试策题
1.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
2.汉唐以来兵制，以今日情势证之欤。
3.古之理财，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
4.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着，其道何之从？
03、状元刘春霖的答卷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
天下之患无常处也、惟善谋国者、规天下大势之所趋、揆时度务、有以制其偏倚之端、则不至于变起而不可救。
夫立国之初、每鉴前代得失、以定一朝之制、时势所迫、出於不得不然、非能使子孙世守以维万世之安也。嗣世之主、昧于时变、因循荒怠、不思所以持之、欲无中于祸败、岂可得哉。
吾尝综观前史、历代内外轻重之际、得失之故、有由然也。夫天子建国、居中驭外、大抵据形胜以临天下、而操纵进退自相维系、是以四方顺轨而下无觊觎、使非集权於中枢、久之必有拥兵坐大而睥睨奸命、适召天下数世之患。
然使国家不寄阃於四方、则朝廷又孤立无援、势必至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此千古以来祸机倚伏常如此者、非一世也。昔周有天下、诸侯裂土握强兵、而拥列城者星罗环拱。降及衰、周天子守府、然而绵延五百余年、从无权奸篡夺之祸、惧诸侯也。
然自春秋以降至於战国、诸侯放恣、益不知有周室、天子徒拥空名於上、而卒灭於秦。唐有天下、行府兵之制、沿边置节度府、天下劲旅布处四方。突厥吐蕃之寇、天宝灵武之乱、皆资外兵扶翼而不遽亡。即以仇士良之威暴、而昭义一表、乃震惧不敢复肆、其制可谓善矣。
然自安史之后，藩镇外擅，更为乖逆、至合纵以抗天子。飚驰云扰、终唐之世、其祸不解。凡此皆外重内轻、其失至於负隅怙强、朝廷不能制也。秦始皇惩周末之弊、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关中、自以为万世有天下矣。
然外无信臣精卒以制其内、赵高一薰腐之余、遂得以把持大柄、玩孺子於股掌之上、天下熟视而不敢校。及陈胜吴广之徒起、奋梃大呼、天下弗能御也。魏文帝侵削诸侯、有同幽絷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其势固莫能为乱也。
然再传而后微弱益甚、司马氏父子遂攘其臂而夺之。此又外轻内重、其失由於国无外援，故左右敢为乱逆而不顾也。且非独周唐秦魏然也。汉惩秦弊、广建亲藩、不旋踵而反者九起、其后复有七国之变。武帝离裂大国以弱枝叶、未几王莽崛起、公移汉祚。宋惩唐季五代之乱、杯酒而释兵权、务用文臣以柔其国、卒有靖康之祸。明惩宋室之孱弱、大封支庶、而靖难之师猝起而莫救。若此者皆所谓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而不可解也。
虽然立国之初、固不能逆睹后日之害而预防之也。防一害必更有一害以中之、出於所防之外。惟嗣主深虑、知化规天下大势之所趋、因时制变以持之、使害未形而势已转、庶天下可久安长治、而无倾覆之忧。不然使周无夷王之下堂、幽王之东迁、秦无二世之昏虐、魏无齐王之幼暗、唐无代宗德宗之姑息、则其祸乱亦未必遽至於是也。
贾生有言、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如因四朝之乱弱、而归咎其祖宗立国初制之不善、则天下岂有无弊之法哉。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吾尝读贾谊新书、观其上书文帝、请试以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当挟五饵三表之说、系单于之颈而致其命。
其所谓三表、则曰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至所谓五饵、不过娱其耳目口腹、以丧其心志而已。呜乎、若三表者、尚不失圣王柔远之旨。
至若五饵、则未尝不怪其计之陋也。夫天子主中夏控制百夷、自有强国芘民之道。善治国者、不能必敌之可胜而能为必不可胜、使强邻黠敌闻风夺气、凛然而不敢犯、则天下安矣。若导人於淫靡之事、以乘其敝而取之、此所谓穿窬之智也、岂王者自强之大计乎。
及吾读汉书贾谊传、则於五饵三表之说削而不书、犹复深讥其疏、以垂戒后世。於是乃叹班氏之书、其去取为至精、而其识为至远也。或曰，昔秦穆公患戎臣由余之贤，遗戎王以女乐二八、以间疏其君臣、卒得由余而霸西戎。
单于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戒之曰、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於汉矣。执是以观谊之说、未尝不效。然吾以谓穆公之霸在增修国政、国势既固则外交之术无往而不宜、且其时天下方以诈力相高、而秦又介居戎狄、行其狡黠之计以取利一时可也。
若匈奴之在汉、窃谓虽好汉物亦不至遽即於靡弱。何也、匈奴界处北陲、刚猛忿鸷出於天性、岂独其习俗使然哉。设汉不自谋所以御侮之方、而专务出美善之物以疲人之国、吾恐财产耗竭而边郡之寇掠自若也。
或曰、后世文明之国、有以奇技淫巧之物输入异国、以陷溺其心思、而汨没其志气者、汉何不可施之於匈奴乎。曰、此正文明进化之机也、好其物则必艳其术、艳其术则必学其学。
夫使举国群趋於文明之学、适足以增其国力而已矣。汉代之文明、匈奴所不及也。使由爱好汉物而因以渐求文章礼乐伦常之盛、则魏孝文帝之业不难遽见於西汉之世也、岂足以敝其国哉。
故吾谓御侮之道、惟当力求所以强国芘民之术、使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自能令单于远遁而边尘不惊。若贾生之说、虽时或有效、何足取哉。此班氏所为良史欤。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天下之患莫甚於不权时势、而务博宽大之名。国家当疲玩不振之秋、内忧外患、其势岌岌不可终日。而朝野方酣嬉而为偷惰之谋、不有以震厉之、则弛者不可复张、而天下终於不救。
虽申商之术、儒者弗道、然时势所值、激於不得不然、善为国者必不敢因循顾忌、而贻天下以不测之患。如猛烈之药、虽非所以养生、然遇沈痼之疾＼I则固非此不能起也。
诸葛武侯承刘璋之后、王荆公当北宋之衰、皆所谓处积弱积弛之余、非用申商之术莫能治也。然武侯用之、功润一方、吏民衔感。荆公用之、毒乱天下、而诟病至今者。何哉、武侯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荆公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史称武侯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又曰、终於邦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然则后之治国者、必先有武侯之心、而后可以行申商之术、苟徒窃其似而无侧怛之诚，以贯之必流为残忍刻薄而无疑。王荆公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深见天下蔽於积习、非执法坚定必为群议所挠、而又虑申商之学不足以服朝野之心、乃讳言其名、而阴托周礼以为说。然则荆公非误会周礼、乃附会周礼耳。其所以附会周礼者、非真有取於古。
逆知在廷诸臣、必将斥为申商术非先王之法、而因托为先王之政以间执其口、卒之攻者自攻、而讳无可讳、乃专务以意气相遌以博一日之胜、同己者进、异己者斥、使小人揣摩迎合得行乎其间。而新法乃适以毒乱天下、为世大诟。嗟乎。行政非人、虽有良法美意、亦足以为害。故程子曰、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也。夫武侯与荆公其所用之术无以远过、然其成败功罪悬绝若此、非独其心术不同、亦其所遭遇使然也。武侯则匡辅之者多俊才、荆公则排击之者多君子、然此固不特荆公之不幸、亦宋室之不幸欤。
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环地球而国者以数十计、其盛衰存亡之数不一端、而大原必起於教育、故学堂者东西各国之所同重也。
学堂之设，大旨有三、曰陶铸国民、曰造就人才、曰振兴实业、三者不可偏废。而立学者必自度其国家之性质、以为缓急之端。今中国因积弱之弊，欲以学战与列强竞存、则必以陶铸国民为第一要义。何者、国民之资格不成、则国不可立。虽有人才、可以为我用、亦可为人用。虽有实业、可以为我有、亦可为人有。
所谓国民者、有善良之德，有忠爱之心、有自养之技能、有必需之知识。知此身与国家之关系、对国家之义务、以一身为国家所公有而不敢自私、以一身为国家所独有而不敢媚外。凡为国家之敌者、虽有圣哲，亦必竭其才力以与之抗、至於粉身绝脰而不悔、终不肯以毛发利益让之於人。以此资格教成全国之民、虽有强邻悍族、亦将敛步夺气而敢犯、然后人才可兴、实业可振也。
中国以重文轻武之故，民气靡弱偷惰、谋私利不谋公益、无善良之德、视国事不干己事、无忠爱之心、专事分利、无自养之技能、末习溥通、无必需之知识。稍有解外国语言而习其事者、则相与服属外人而为之伥。於此而欲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不亦难乎。方今欲建学校以图富强、非鼓其特立之精神不足以挽回积习。
日本与我同处亚东、其弊亦在致相类、今一变而跻於列强之次者、亦以重尚武之精神也。夫今日人才销乏可谓极矣，政治废弛、法律繁乱、财政竭蹶、外交失误、则设专门以储才固当务之急矣。然窃谓即有人才而庶政亦不能善。何也，一人修之、百人挠之、其势必不能胜。
古之立国、惟恃有二三豪杰。今之立国、则恃有全国之国民。不然、愚民百万谓之无民、以与文明诸大国争衡、虽有英雄、岂能措其手哉。
至於农工之业、拘守故辙、商矿之利、见夺外人。以中国人力之勤，物产之博、苟分设各学致富之道、尤可跷足而待。然兴一事必招洋股、创一利适资他族、皆其民无特立之质，故利未兴而害乘之矣。由是以观、则知必养成完备之国民、然后人才为我国之人才、非他国之人才、实业为我国之实业，非异国之实业。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尝以独立自尊一语为教育最大纲领、其即此意也欤。
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自古帝王之治、圣贤之道、不外一中。中者、举天下万世所宜视为标准者也。然芸芸之众、率恭然不能自立。而豪杰奇逸之士则又不免矫持太过、而不能以大中为归。即中矣、而卒不能历久不渝、贯始终而如一，则物俗为之累也。惟君子能祛物欲之累、介然有以自持、此其所以难能可贵欤。夫子答子路之问强、而复进之於君子有曰、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信哉、其能强也。且吾尝见天下之变、所以挠吾中立者多矣。凡夫祸乱之萌、必先挟一近是之词以为煽惑人心之计、一二见微之士或能逆知其妄、耿耿自立而不陷其樊。设於此而复有巨诈雄奸、别树一帜以相抵抗、其所以攻击彼党而发其逆谋者、适与己见若合符节、则不觉沛然从之而无复疑及乎。势焰已成、徒党已众、而阴谋渐露、其狂悖乃更有甚焉。至此虽觉悟、愤悔而已。失身其中、噬脐无及。自古以来忠义慷慨之士、不能卒守中立者、往往如此也。君子则不然、其识足以鉴别天下之是非、灼然如黑白之不可乱。其力足以措拄狂澜之横决、屹然如砥柱之不可摇。当举世昏昧之秋、尝倡为非常之说、以冀弭百世之患。迨吾谋不用而卒归於败、然后天下服其先觉、纷纷并起、窃其绪论、横议放言。而奇邪诡辩之徒、思乘时以售其奸、乃托君子之言、以保国救时悚动天下。而君子於此反退然中处、若无以异於常人。及其邪说一败，为世大僇，而君子不与其祸。时势迁流相激、世变万端、君予以一身卓立其中、凝然若出於无事。天下方惊骇怪叹以为神奇、而岂知其素所树立者固如是哉。夫惟有定识以烛於几、先有定力以持於局外、然后甘言好诃不足以诱之、群疑众谤不足以动之、权谋诡术不足以误之、祸福利害不足以乱之。而要其本原、在能取物欲之私而胜之也。故曰自胜之谓强。
04、状元殿试卷刘春霖
臣对：臣闻王者不吝改过，故盛世有直言极谏之科；学者义取匡时，故贞士有尽忠竭愚之志。昔汉文帝除诽谤之法，而后贾山、贾谊争致其忠谠之谟；武帝崇尚儒术，诏举贤良，而后董仲舒、严安、徐乐之徒群集于阙下；宋仁宗复制举诸科，除越职言事之禁，而后苏轼、苏辙对策极言时政阙失。其于任官治兵之要，裕财正俗之方，类能指陈利害，上广人主聪听，下系四海安危，非仅在词章之末也。夫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势有必然，理无或爽。
钦为皇帝陛下，践阼以来，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因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乃者临轩试士，冀得嘉谟，举察吏、治军、理财、励士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愚陋，何能与此。顾自幼学以来，亦尝究心于治忽之原，考求乎中外之故，怀欲陈之而来有路，兹承大对，谕旨勉以直方无隐，何敢饰辞颂美而不竭其款款之愚？
伏读制策有曰：君人之道，子育为心，而因求简贤辅治之法。此诚安民之急务也。臣惟民间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故欲平治天下，必自重守令始。昔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而以察禽之权寄之于守，此与今制用意相同。然汉代循良之吏，后先相望，而今治效不古若者，岂非粉饰欺蔽之习有所未除乎？欲杜粉饰欺蔽之习，在通上下之情。长官勤求民隐，不敢自尊，则属吏清慎自持，不敢作伪，自然之理也。且夫今之守令，其任较前世为尤重，其事较古时为更繁，何也？世局日变，万政待兴，举凡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是在长官加意陶成，，俾咸具溥通之知识，而后委之以任而不惑，责之以事而不迷，纲举目张，不劳而理。今各省虽设馆课吏，多属具文，岁月一试，不过较文字之工而已。政绩何由而成，循声何由而著耶？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利弊其所夙悉，故治效易彰，此《周官》遗意，其法似可仿行。果能博采公论，慎选贤绅，于治必有裨补，不必过为疑也。皇上澄清吏治，必先通上下之情，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一也。
制策又以三代之制，寓兵于农，因详究历代兵制这得失。臣谨案：井田沟洫之法废，遂专用征兵。汉高祖设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随其地之所宜。唐初置府兵，中叶以后，专用征兵。宋韩琦之议养兵，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实，皆深切著明。今日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知兵之选遍于士夫，体育之规基童稚。夫兵凶战危，自古为戒。故孔子以军旅未学辞；卫灵公诚以穷兵不已，终至于乱。左氏亦言：“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然自有国家以来，必不可一日去兵，此非第羽翼爪牙之说也。如人身然，血肉既具，必有气力以贯注之，而后足以发挥其精神，以生存于万类竞争之世。人身之气力不足，则血肉有壅滞溃败之忧，而精神亦无所附丽。是以，由唐虞三代以至于宋明数千年来，无不以兵制为急务。乃世之论者，动是古而非今，辄谓人民岁输千万之资财，以养此坐食骄惰之兵，固不如古者兵于农之善。不知天下之事，皆日趋于变。况以今日群雄角逐，战术之变幻，器械之精利，虽日召其兵而教练之，犹未必胜人，而谓集氓隶于行间，驱之以临占阵，庸有幸乎！然则，兵者固必教之于平时，而又既精且多，然后可并立于群雄之间，所谓气力充而精神焕矣。皇上整军经武，士卒以知学为先，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二也。
制策又曰：《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财用，而因求节流之法。臣谨案：职内掌邦之赋出，此即近世各国所谓之豫算、决算也。昔苏轼之策理财，谓天下之费，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曾巩之议经费，谓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皆扼要之论。然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之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廖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选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衰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权利。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钜，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皇上慎乃俭德，而尤必广辟利源，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三也。
制策又以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因欲范围多士，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此今日学界之要图也。臣惟古者司徒修明理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而不免清议标榜之病。唐初文字最盛，中叶而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已与温卷之名，而士习大坏。宋世名儒辈出，各有师承，至于崇廉耻，敦气节，流风所被，迄有明而未衰。虽其人能自树立，亦以教学相勉，师道立而善人多也。夫大道载于六经，而伦理先乎百行。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己先有毁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四也。
凡此四者，皆保世之闳规，救时之要务。荀子曰：“法后王。”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夫使时移势异，而犹拘守成法，此《吕氏春秋》所讥“病变而药不变者也”。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故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臣尤伏愿皇上，懋学修身，以为出治之原，然后用人行政，天下可以安坐而理也。故有汤武而后有伊吕之臣，有尧舜而且有勋华之业。由是以课官，而官无不职；以治兵，而兵无不精；以理财，而度支无匮乏之忧；以励学，而士林作忠贞之气，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慄陨越之至。臣谨对。
刘春霖：(一八七二年——一九四四年)，字润琴；号石云，清同统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正月初三生于直隶河间府肃宁(今河北省肃宁县)。北石宝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光绪十六年(一八九0年)二月考中秀才，入保定莲池书院学习十载。
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乙酉科拔贡生(即省学政选拔参加朝考者称拔贡)。光绪二十八年(一九0二年)以优贡生中式顺天府乡试举人。光绪三十年(一九0四年)三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在礼部贡院举行会试。
三场会考结束，刘春霖榜上有名，第一名的桂冠被广东朱汝珍夺得。
五月二十一日殿试在皇宫保和殿举行，一般仅考策问一场，时间一天，刘春霖与众贡生清晨入场，黄昏交卷，各房阅卷官经过两天审阅，“读卷官”评阅试卷，挑出十份最好的卷子，排定第一至第十名的名次。
二十四日晨，由皇帝主持(光绪时由慈禧主持)，听“读卷官”讲读前十名卷子后，又将试卷呈送慈禧太后，这位独揽大权的西太后，对殿试文字重尚楷法，尤喜疏淡而恶乌方，她以自己的好恶定优劣。
第一份试卷是朱汝珍的。试卷之字圆润浑厚、稳重饱满，只是用笔太重。慈禧看了，连连摇头，再看姓名，心头猛震。因为他名字中有个“珍”字，顿时联想到被害死的“珍妃，而“朱”又是被清朝消灭的王朝统治者的姓，很是厌恶。
再看籍贯是广东，又联想到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搅得大清江山不稳，她决不会再让一个广东人做状元来添乱。
于是，翻开第二份刘春霖的试卷，慈禧一看其字疏淡娟秀，先有几分喜欢，便仔细端详起来，并自言自语道：“刘春霖，春霖，春霖。”若有所思。
当时正值大旱，举国焦虑。刘春霖的名字使她想到“春风化雨，普降甘霖”，认为这是吉祥之兆，面露喜色。看到刘春霖的籍贯是直隶肃宁时，连连说道：“肃宁，肃宁，肃靖安宁。”这正符合她刚刚饱尝八国联军之苦后渴盼肃靖安宁的心态。
于是，她停止阅卷，拿定了让此人做状元的主意。按大清的典制，状元是要由皇帝御笔亲点的。慈禧为了避免众议，便下令送光绪皇帝点状元。光绪当时已被她软禁瀛台，只能揣摸慈禧意图办事，由他点状元不过是走走过场，便点了放在最上面的试卷——刘春霖。
这样，刘春霖被钦定甲辰科殿试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就在刘春霖金榜题名后的次年(一九0五年)，清廷宣布“停止科考，推广学校”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出身农家的刘春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他因此戏称自己为“第一人中最后人”。
中状元后，刘春霖被授翰林院修撰，次年派到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留学。归国后，历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提调和直隶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四年，历任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等总统府内使(相当于秘书长)，并兼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等职。
一九二0年、一九二一年曾两次代表大总统徐世昌到山东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主祭，名噪一时，一九二八年退隐寓居北平。
一九三四年四月，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以溥仪的名义邀请刘春霖前往，许以伪满教育部部长之职，遭到刘春霖严词拒绝。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北平，大汉奸王揖堂想借刘春霖状元之名作招牌，邀请他出任北平市市长。刘春霖又拒绝了王辑唐等日伪政权的邀请。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编辑：青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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