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而今天，无论我怎样深呼吸，都不可能再为她提供氧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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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陈冲在她的微博上写下长文，因为小女儿18岁了。她说，“或许，不管飞到多远，箭都不会忘记那把为她弯曲的弓。”而此前的另一篇日记，正是写在陈冲自己生日那天。
作为母亲和作为女儿，会有怎样不同的人生感悟？
今天是小女儿Audrey18岁生日，她的几个好友，戴着口罩聚在我们家门口的树荫下，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地跟她一起庆祝，像一群林中的小鸟。
在女儿步入成年之际，我想起诗人纪伯伦的《先知》，诗歌里的先知跟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说：
你们的孩子并不是你们的孩子。
他们是生命对自身的渴求的儿女。
他们借你们而来，却不是因你们而来。
尽管他们在你们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们。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爱给予他们，却不能给予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们可以建造房舍荫庇他们的身体，但不是他们的心灵。
因为他们的心灵栖息于明日之屋，即使在梦中，你们也无缘造访。
你们可努力仿效他们，却不可企图让他们像你。
因为生命不会倒行，也不会滞留于往昔。
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被射出的生命的箭矢。
那射者瞄准无限之旅上的目标，用力将你弯曲，以使他的箭迅捷远飞。
让你欣然在射者的手中弯曲吧；
因为他既爱飞驰的箭，也爱稳健的弓。
第一次阅读《先知》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那时划过的段落都跟爱情和痛苦有关，完全忽略了“论孩子”这一段。疫情期间，我宅在家里把这本泛黄的诗集重读了一遍，受益匪浅，后悔没有早些去实践其中永恒的智慧。
早上，我还没有决定给女儿什么生日礼物，她似乎什么也不缺，更不用等到生日才得到自己向往的东西。而且，某一日向往的，并不等于是半年后仍然向往的。当今的一切都那么即时、短暂，连欲望都那么转瞬即逝。
什么才是一件有意义的礼物？我想起一个珍藏了多年的、几乎被我遗忘了的盒子，里面有孩子们从医院穿回来的第一件衣服；她们一周岁的时候，我为她们的手做的石膏模子；还有她们的第一幅画，第一个字，第一行诗。
打开盒子，我看见了那件小衣服，上面印着女儿出生医院的名字和年月，便把它穿在一只猪娃娃的身上。晚上，我会把它送给Audrey，并给她讲她诞生那天的故事 —— 她人生艰难的开始和她顽强的生命力。
Audrey出生前，我的公婆飞来我住的城市，陪我待产。离预产期大约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开车带他们去一家餐馆吃午饭。坐下后，我觉得我的宫缩变得频繁和强烈起来，便决定吃完后去医院看看。
没想到护士一检查就跟我说，你在分娩了，得马上去产房。原来我以为的假宫缩，是真宫缩。丈夫正在同一家医院的另一层楼为人动手术，一小时后赶到了产房。他看到我疼痛得厉害，就劝我用硬膜外麻醉。
用了麻药后，一切都正常地进行着。医生鼓励我说，差不多了，已经看到婴儿头顶了。我吸了一口气正要用力的时候，医生突然说，婴儿的心跳变弱，几乎消失了，我们得马上进手术室。
我还不知发生了什么，已被几个护士移到担架推车上，推出了产房。走道里一个接一个的日光灯在我头顶飞快地划过，医生和丈夫在我的两边跟着担架车一起疾跑。医生说，你要用尽全力深呼吸，让婴儿能得到一些氧气。我拼命呼吸，好像我吸的每一口气都将决定整个人类的存亡。
手术室里的气氛非常紧张。已经降到盆腔的婴儿，又被医生从切口拽回到腹腔，然后取了出来。突然，我感到周围鸦雀无声，也许只是一秒，也许几秒，但对我来说时间凝固了。
我的目光寻找丈夫，问他，为什么听不到哭声？他拉着我的手，神情异常严肃。我的心好像一落千丈，掉进了深渊，难道发生了最不可思议的悲剧？
突然，一阵响亮的哇哇声，撞击到我的耳鼓。上天终于将这个空前绝后的原子组合，奇迹般地放到了我的怀抱。
后来丈夫告诉我，从腹腔里拉出来的时候，Audrey因为缺氧，是蓝色的。再晚几秒的话，也许她就不能存活，或者遗留下终生残缺。缺氧的原因是胎盘和子宫过早剥离，切断了母体供给的氧气和养料，难怪我提前分娩了。
记得Audrey五岁生日的时候，我在外地工作。丈夫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安排派对，就在电话里说，我们等你回来再给她庆祝吧。我说，生日那天不办派对的话，Audrey会很失望的。最后，我们决定请一家公司来为她办。
事后丈夫告诉我，家里来了演小丑的、变戏法的、画脸谱的、做气球人的，非常热闹。接近尾声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疲劳了，不知在哪个环节、什么缘由，Audrey跟她爸发了一通脾气，大家不欢而散。
奶奶严厉地教育了Audrey，说她不懂得感恩。Audrey只是哭，一直哭到睡着。现在回想起来，我坚持为她办生日派对，其实是因为自己不在孩子身边，觉得愧疚。这个派对不是为她开的，而是为我开的。
她生日过后不久，我的工作就结束了。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去机场接我。那天风很大，天像一块沉重的铅那样压在头顶，眼看就要下雨。虽然快六月了，但是旧金山的夏天，有时跟冬天一样冷。我看见两个孩子朝我跑来，她们穿着薄薄的T恤衫，头发被风吹得一片凌乱。我突然心酸，只有母亲在身边的女孩，才是辫子梳得又紧又光滑的。
我责怪丈夫没有给她们穿外套，但心里也知道，是我不好，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些年来，我对Audrey不知有多少无法弥补的遗憾。而今天，无论我怎样深呼吸，都不可能再为她提供氧气了。
跟世上所有人一样，她必须为自己架起那座渡过生命之河的桥梁，必须孤独地走出一条只属于她一个人的路。这条路通往哪里？没有人知道，唯有往前走才能发现。我只希望她在疲劳和彷徨的时候，记得母亲永远是她可以栖息的河岸。
我的孩子，你真正爱的是什么？能让你从灵魂深处感到欣喜若狂的是什么？我祝愿你能找到它，并为它而生存。在寻找它的过程中，不要害怕失败。这也许就是青春的特权吧，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去经历失败 ——跟埃隆·马斯克那个燃烧中坠落的火箭一样惊人的、璀璨的失败。
去年的这个季节，Audrey和我正在泰国曼谷拍电影《误杀》。那两个月的共处和分享，是我十分珍惜的时光。拍完了我的戏以后，我赶回上海去探望父母，Audrey还得一个人留下拍几天戏。
制片问她，妈妈走了，你想她吗？Audrey回答说，她走了我很开心啊，不再被她管头管脚了，特别自由。制片告诉我她们的对话，是为了让我放心，女儿自己在曼谷没有问题。我知道Audrey能这么说是好事，但还是感到失落。
记得我自己18岁那年，我的母亲过五关斩六将，成为了第一批被公派到美国的访问学者。母亲出发前的那段时间，我在外地拍戏。等我回到上海家里，她已经走了。只留下一封信说，她将路经巴黎，转机去纽约，到了以后会寄给我她的地址。
看着母亲的手迹，我感到无比惆怅和焦虑。当时中美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我对美国一无所知，觉得它遥远得简直就跟月球差不多。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还会不会回来，或者她在那里过得怎样。而我对她的依恋，还有她的离开所带给我的痛苦，我从来也没有告诉过她。
或许，Audrey在曼谷说那番话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想念我的。或许，不管飞到多远，箭都不会忘记那把为她弯曲的弓。
生日感悟
4月26日
我的父母不讲究仪式，我不记得小时候他们给我庆祝过生日。在有心情、有零花钱的时候，母亲会买酱芒果干、苔条饼干、花生米这样的零食回家，那些就是庆祝的日子。父亲的病人偶尔会送礼物给他，有时候是一块咸肉或者火腿，有时侯是一块布料或者一团毛线，这些日常食品、用品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稀缺的，每次父亲都会把它们顶在头上亮相，那些也是庆祝的日子。
我是我父母的孩子，也没有节庆的仪式感。自己生了孩子之后，才开始正式过节。女儿们在幼儿园的时候，被同学请到家里去参加生日派对，那种隆重和奢侈是我无法理解的。但是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我也尽量模仿着那些家长的样子，给她们开生日派对。每次搞得全家人精疲力竭，孩子们好像也并不觉得幸福，印象里总是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感觉。
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大女儿不再喜欢派对。每逢她的生日，我们就会跟学校请一两天假，全家外出旅行。她九岁生日我们去了温哥华，我问她有什么生日愿望，她说生日那天要读一本书，还要跟我一起游泳。我很想为她买一件礼物，便问她想要什么。她平静地说，我要读书和游泳，再多会给我负担。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她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她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对她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我自己也是一个忧患意识非常强烈的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快乐似乎总是那么短暂。灵魂深处的不安和骚动，让我无法停留在一个满足的精神状态里。
每年的生日，都会接到家人和朋友们的祝福，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我总是想，千万别让我辜负了这么温暖和美好的祝愿。但是，跟世上很多人一样，我也有过许多不快乐、不幸福、没有任何理由庆祝的生日。
年轻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谈论幸福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肤浅的事情。世界上具有变革性的突破、发明和创造，伟大的文学、艺术和音乐，有哪一样是产生于幸福？折磨和承受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教会了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忽视身边那些微小的喜悦。
其实，大多数人在孩提时代，都有这种从日常生活中索取欢乐的自然能力。
但是成年后，我们马不停蹄地繁忙，便顾不上去留心身边美妙的点点滴滴。它们是那么的不起眼，就这样零零碎碎地分布在时光里。我们既看不到卖它们的广告，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买到它们。就跟天上的云彩和路边的野花那样，它们只需我们停下脚步来欣赏、来采摘。
今天醒来后我赖在床上，趁着还没醒透由自己的思绪去游荡。我想，生日跟每一日又有什么不同呢？也许它就是在厚厚的时间书本里被折过的角、划过的行？有些段落让人回味，有些让人梦想，有些让人感伤，有些让人欣喜若狂，也有些让人悲痛欲绝。这样，生活可以有翻篇的机会，也因此会有新的段落，新的篇章，新的期待。
记得我是在《小花》摄制组过的十八岁生日——我的成年礼，那时我们在湖北荆州拍戏。但是我完全忘了是怎样庆祝的了，只能把回忆留给想象。那时我特别馋，整天都在想吃的，眼巴巴地羡慕刘晓庆经常有午餐肉罐头吃。
也许十八岁生日那天，我吃到了午餐肉，那一定是幸福的。也许那天我们开了舞会，那也应该是很快活的事。当时跳交际舞盛行，组里有人从汕头买回来走私进口的录音机，和斯特劳斯圆舞曲、邓丽君歌的录音带，几乎每个周六都跳舞。
三十岁的生日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也许是我一生最隆重的“祭奠”。记得洛杉矶的家里堆满了鲜花，跟葬礼没什么两样。狂欢了一夜之后，我自以为告别了青春，步入了中年，非常悲壮。
从洛杉矶回到上海，我又和老同学、老朋友们一起在家里办了一个生日聚会。那时，导演关景鹏和美术指导朴若木正好在上海拍《阮玲玉》，他们也来参加了这个晚餐，并由此结缘，继而合作了他们的下一部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
还有，四十一岁的生日也很难忘。那时我怀孕九个多月，像一条鲸鱼那么圆。吃晚饭的时候，我觉得好久都没有感到胎动了。当时我想，等我把蛋糕吃下去，里面的糖份肯定会让她兴奋起来。可是吃完了蛋糕，还是没有胎动。到晚上九点半的样子，我忍不住给医生打电话询问。医生说，你还是来医院检查一下吧。
丈夫把睡下不久的大女儿叫醒，跟她解释了情况，一家三口便去了医院。一到医院，大女儿就跟接待我们的护士说，我妈妈的贝贝不动了。她的神情非常严肃而沉着，那时她才三岁。
当了妈妈以后，我总是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母亲打一个电话。据说，她生我的时候忍受了不少的煎熬。
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她生下我哥哥以后就一直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母亲躺在在中山医院的产床上分娩，四周围了一批实习医生来见习生产过程。她在这样不堪的时候，还要注意自己的仪态，不能像其他产妇那样挣扎、叫喊。多年后我当了演员，母亲曾经开玩笑说，你出生的时候就是有很多观众的。
正沉浸在的回忆中，丈夫端了一杯红茶到床边，跟我说，中午我带你去野餐吧。我就想，春天生的人真幸运啊，如果是冬天生的，就不可能在生日去野餐了。起身后，我做了两个烟熏三文鱼的三明治，里面加上甜芥末酱和莳萝；又做了一个简单的西柚、牛油果沙拉和一壶蜂蜜薄荷叶茶。
太阳升高以后，我们动身去半月湾。疫情期间倒是交通特别畅通，空气也比以往更清新。平常要开近一小时的路程，我们四十分钟就开到了。不幸的是，半月湾周围所有的海边停车场都被封闭了。我看到沙滩上仍有人在玩耍，海湾里也有人在冲浪，就跟丈夫建议，把车停到一条小街上，再走去海边。
但是无论我怎么说，他都不愿意去做违规的事情，他向来比我守规矩。不知是我成长年代的环境所造成，还是天生的缺陷，我有时候爱打擦边球。好在有他在身边，我可以做一个更好一点的人。
我们看到一块长满野草的空旷地，就停车走了进去。在草地的尽头，是陡峭的礁石，从那里俯瞰，有一小条隐秘的沙滩。两只精悍漂亮的狗，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冲到浪里，拣回主人扔到水里的木棍。
丈夫把沙滩浴巾和毯子铺在野草上，我们静静地坐在上面，像田里的两只大南瓜。
偶然，一朵云彩飘过头顶，挡住了太阳，空气里出现一丝凉意。然而，阴云过后的阳光, 就变得加倍的灿烂和温暖。
自然似乎总是在提醒我，它所赐予的是礼物，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一场灾难中，能有这样美好的一日，也是礼物，不会忘记。
一片天空，一片野花，远处传来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还有海豚呕呕的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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