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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席（ID：yixiclub）
“很多人问我，我是不是拍了一部杀马特史？我想跟大家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我拍的是杀马特讲述自己的个人史、精神史，我拍的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从2016年开始，艺术家李一凡完成杀马特青年采访67个，网络采访11个，同时收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900多段，最终制作成纪录长片《杀马特，我爱你》。
这是一次详实且残酷的调查梳理行动，五颜六色的头发下面，他想重新检讨城乡关系里社会底层工人的生存代价和权利困境根源。
李一凡，艺术家、纪录片导演。一个自认泪点很高的人。但是拍“杀马特”，他经常忍不住掉眼泪。
他说：“我有时候就反省自己，我以前以为的通过自我否定来抵抗这个时代是多么可笑。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哪里有能力反抗啊。这其实是一帮最可怜的人，他们只是打开了一个保护自己的装置而已。
但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不宽容，杀马特不过是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的那么一点装饰，就那么一点点异质的东西，让他们被全社会视为异端。大部分杀马特以为自己犯了多大的错，最后只好剃掉头发，老老实实打工，重新回归生命的贫乏。”
看完这个演讲，内心受到极大冲击。我们其实都是一些视野多么狭隘的人。
2012年我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看见那些五彩缤纷的头发和爆炸的造型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有朋克了，有嬉皮士了，有人开始特别主动地去抵抗消费主义的景观了。 网上的杀马特从哪里来？完全没有信息，没有任何一个杀马特的具体地址，也没有一篇现场报道。那个时候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有很多QQ群。 于是我开始在各种各样的杀马特QQ群里留言，说想要加入杀马特，但都没有回音。 后来我想我是不是太老了，语言太过时了，是不是他们年轻人的黑话我不懂，我就发动我的学生帮我去加杀马特，但都没有成功。 直到后来拍了杀马特，我才明白杀马特的群是很难进的。他们的群分两种，一个审核群，一个正式群。审核群我们就进不去，你需要有杀马特的发型，还要有杀马特的审美，你QQ空间里还得有火星文等杀马特的各种装备。 我拜托三教九流的各种朋友帮我找杀马特，大概四五年都没找到，没有任何回应。 2016年，有一个深圳的朋友跟我说，他认识罗福兴——传说中杀马特的创始人。我一直连个杀马特都找不着，没想到一找就把教父给找着了，我就想这事成了。 联系上罗福兴后，我就去找他，但是他见我的时候特别紧张。那个时候罗福兴已经把头发剪短了，我觉得他是有话想跟我说的，但是他特别恐惧。 当时我们是三个人去，他让我那两个朋友走开，然后他开了一个小旅馆的钟点房，只和我谈。 广东的天气热得不行，那个钟点房空调又是坏的，什么也没谈成，但是我们两个留了微信，说以后慢慢聊。
我后来想，罗福兴愿意给我留微信其实有一个原因，他当时问我：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要拍什么？我说，我就想让杀马特自己讲一讲自己在干什么，讲一讲杀马特是什么。我觉得是这件事情，让罗福兴愿意跟我聊。 后来我们在网上东一下西一下地聊，反正聊不到一块儿。他讲的都是他父亲，他家里的事情，还有他玩杀马特怎么打游戏，家族很温暖等等。而我想的是文化抵抗，用身体改造来抵抗消费社会。有时候天会聊死，不过还好我们总能尽量去迁就对方，而且都愿意相向而行。 2017年底，深圳建筑双年展给了我一点钱，我就决定要去拍杀马特。 拍纪录片是这样，你得有个中心人物，有个导演视点，跟着这个中心人物，把所有的事串起来，形成矛盾，形成冲突，把恩怨情仇、历史事实全都拍出来，这就是最好的效果，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但罗福兴其实是个宅男，一个线下的杀马特都不认识。他认识的所有杀马特都是线上的，而且这些人跟他没有一点生命的交叉。这怎么办？ 不光是这个问题，罗福兴确实联系到了一些人，那些人都很不容易联系，但是大部分人就算联系到了也不出来。因为从2013年以后，杀马特就被整个社会定义为“低俗”，他们会被骂，甚至被打，在什么地方都会被查身份证。杀马特在经历了被整个社会嘲笑、打击、蹂躏还毫无反抗能力后，他们对其他阶级和主流社会心怀恐惧，恐惧已经嵌入了杀马特的基因。 有一次罗福兴帮我们联系好了一个杀马特，在一个很偏远的工业区，我们差不多走了两个小时。到那以后，那个人非要说我们是同城代打，打死不见我们。我们在拍片过程中经常碰见这种事。
但这些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这些工人特别辛苦，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只有一两天的休息时间。 所有片子里的杀马特，我们都是晚上10点以后才见到，因为他们晚上10点以后才下班。下班了他们一般还要冲个凉、吹个头，再吃个宵夜，等他们收拾好基本上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工业区的街道很黑，除了工厂里面，外面都是漆黑一片，啥也做不了。我说看来找着也没用，这片子拍不了。 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见了很多人，大部分以聊天为主，还是很有用的。我们在那儿才知道网上关于杀马特的观点根本不靠谱。
我们知道了杀马特原来是从《劲舞团》来的，《劲舞团》里有千千万万个非主流网络家族，杀马特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个家族。那些大的家族，像葬爱、残血、视觉系，还有皇族等等，这些要比杀马特家族大得多。 杀马特真正出名是2007年以后，因为2007年左右非主流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分裂，就是城市里面玩非主流的不跟农村的玩了，大家越玩越细腻，不玩以前的粗糙的东西了。这个时候继续玩这些粗糙东西的乡村非主流，他们就开始走向了夸张审美的方向。2007年，以玩夸张头发为特征的杀马特家族突然爆红。 爆红以后，外界以为这种玩夸张视觉的都是杀马特，碰见残血、葬爱都认为是杀马特。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也是杀马特那个也是杀马特，其实不是。杀马特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夸张，头发立起来，不立起来的不是。 2013年以前，杀马特的人数是相当多的。多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工人跟我们讲，一条流水线上有七八个杀马特，广东、浙江、福建很多工业区里面，满街的杀马特。 当时这在工业区里是时尚的标志，我采访的一个杀马特小孩说，他当年从东莞回云南蒙自，三天三夜没有睡觉，特别怕这个头发散了，回家老乡看不着。 虽然我得到很多消息，但是罗福兴叫来的杀马特都是一些过去时的杀马特，我以为只能拍一个回忆式的影片了。但在一次采访的时候，有个过去的杀马特告诉我们，东莞石排镇有一个金丰溜冰场，那里还有正在进行时的杀马特。这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意外的好消息。 我马上就开车到那去。在那个地方，我第一次见到了现实中的杀马特。那几个杀马特小孩顶着鲜艳的头发，自豪、骄傲地溜着旱冰，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头发。我忽然明白我以前的认知完全错了。我以前从网上得到的东西不是都是自黑吗？怎么变成热爱了？ 在那个地方我才知道，杀马特有句名言叫“自黑不是杀马特”，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自黑内容都不是他们做的，而是别的人为了吸引眼球做的。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无知者。我突然发现我们对工人不懂，对年轻人也不懂，非常愚蠢。 第一期拍摄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跑了4000多公里，见了所有罗福兴能约到的杀马特。 我们发现玩杀马特的全部都是90后农民工，而且都是农民工二代，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绝大部分人有中小学辍学的经历，初次进厂打工的平均年龄在14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2岁。 我开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每个杀马特的故事都和工厂密切相关，搞不懂工厂就搞不懂杀马特。我觉得我们得到工厂去住一段，赶快搬到石排去。 石排曾经是杀马特聚集最多的地方。其实它是一个小镇，在东莞不算大镇，所有房子下面的一楼全部是工厂，每个厂里都在忙，一天到晚随时都是机油味，随时都是“轰隆轰隆”的机器声。 住在石排，我们知道了哪些发廊是杀马特喜欢的，知道了他们喜欢吃万州烤鱼，街边卖得最好的手机是OPPO，整个工业区的消费都是非常低的。
我们到石排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每年“十一”长假都会有聚会。这个聚会对这部片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有空让我拍，我才能够拍到他们是怎样展示自己的头发，怎样玩之类的。 我曾经一度觉得这是片子最重要的场景，这次聚会成为整个杀马特故事的入口，会为整个片子定调。这是我们2018年“十一”前后拍到的一次聚会。 我真正开始理解杀马特的精神世界是加了他们的QQ、微信、快手、和抖音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深刻的变化，突然我所有的手机推送都改变了，甚至每天都会给我推送招工启事，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理解的世界。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思想文化上的隔阂太大了，相互之间的距离比贫富悬殊的距离还大。再加上现在的数字霸权，AI总是选你喜欢的，它认为你这个阶级该看的东西推送给你看。最后每个阶层的眼界都变得越来越窄，也越来越狭隘。 实际上杀马特也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当年出来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是天下第一流行了。很多杀马特跟我讲，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想想这样的认知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有多恐怖，我们的眼界有多么狭隘，我们不到那儿，不加他们的手机好友的时候，我们永远看不到这些推送。 这让我真正地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去做杀马特，成为杀马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从山区来的这些杀马特小孩，他来自于一个熟人社会，对外界是非常信任的。最开始出门打工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到广东就被骗了，被欺负了，或者被抢了，可能刚下火车行李就被人拎走了，好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还有另一种情况，这些杀马特小孩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从小就特别渴望有存在感。到了工厂以后，周围的人都不认识，也许有的人是跟老乡一起到了某个厂，但是厂里往往会把老乡分到不同的部门，或者不同的班次，他们觉得老乡老是在一拨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闹事。 所以找到一个特别刺激的东西，可能就是自我治疗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吧。 因为大家每天刷手机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小项目一个亿，拍个电视剧五千万，一个代言费两千万，然后看到自己的工资，一个月三四千块钱，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两天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无望，所有的年轻工人都有一种无望的感觉。 他们跟自己父母那一辈人不一样，父母们不管工资有多少，他们就会一直加班赚钱回去。而这些年轻人们实际上是想留在城市里的，但是他们觉得根本没有可能。罗福兴经常跟我讲，他从来不抬头看一栋高楼，因为觉得跟他没关系。 加入杀马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在流水线上女工都看不上男工，所以男孩打扮时尚一点，可以吸引一下女工。 有很多男孩从农村到外面来打工的时候，家里给的任务就是要找个女朋友回去，家里没有钱付彩礼，如果能找到一个真爱，少要点彩礼，也是一件很成功的事情。 在工厂区里我理解了很多过去从来不知道的事，比如我们手机推送的招工启事里面，不交社保、不交医保居然可以是优惠条件。去跟工人聊天的时候才发现，80%到90%的工人每年都是要辞工回家的，第二年重新找工作，光是如何续保一条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处理。 住在石排特别重要，没有肉身的体验，我很难判断工厂在片子里的权重，也很难理解工厂在杀马特审美形成逻辑中的重要性。 我过去一直自以为是相当了解农民工的，但是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才明白，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到两天，收入却只有三四千块钱。这三四千块钱不仅是冷漠的数字，还是工人所经历的极度的疲劳和生命的贫乏，以及面对阶级固化后的无望。 不待在工厂区你是绝对体会不到工人那种疲劳和贫乏的。很多人都以为我能拍一个特别精彩的杀马特的故事，可是没有精彩的杀马特，只有生命极其贫乏的杀马特。 我知道工厂重要，但是怎么拍摄工厂我不知道。工厂进不去，如果找关系进一两个工厂，我又担心我穿着一个黄马褂进去以后，我拍的工厂会变形，拍不到真实的工厂。 怎么办呢？我就把大家叫过来想办法。我们想得很简单，办一个工厂影像大赛，向工人征集工厂的视频。罗福兴在一旁特别鄙夷我们，工人们根本看不懂我们写的那些规则，也不会相信。罗福兴说他来写。 他就写了两句话，第一句：不要押金，第二句：日赚千元不是梦。然后再把我们的技术要求跟在后面，马上雪片一样的工厂视频就来了。 这些视频都是我们买的，我们一共买了915条工人们拍摄的视频。 其实得到工厂这些视频的时候，片子基本上也就可以了，但我还想去看看他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环境里长大的，而且我知道很多过去有名的杀马特已经回到了老家，所以那年冬天我又赶到了云南、贵州和广西。 这是我们一起的几个人，乌鸦、罗福兴，还有社科院的李人庆老师，我们就一起去看这些小孩的老家。 大部分回老家的杀马特真的是不喜欢工厂，他们希望在家里找到一些事情做。另外有一些杀马特，像这个小孩，他就是因为父母生病，回到了老家。
还有最重要的原因，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重复自己的命运，成为留守儿童。他们不希望孩子像自己一样只对爷爷奶奶有感情，对父母心存恨意。 但是这个愿望是很难的，我知道他们现在大部分人又出去打工了，还是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爷爷奶奶。 在那个地方他们给我们讲了很多，每个人都不厌其烦地给我讲当年做留守儿童时受的各种委屈，内心的孤独，离开农村去城里打工时对爷爷奶奶的思念。 好多人拿出他们刚出门打工时的照片、短视频给我看，十二岁、十三岁，那一张张稚嫩的脸，让我震惊，把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都给翻出来了。 我是一个泪点很高的人，因为老拍这种片子，一般的事我根本不会掉眼泪，但在这个地方我不行了，经常忍不住掉眼泪。
我有时候就反省自己，我以前以为的通过自我否定来抵抗这个时代是多么可笑。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哪里有能力反抗啊。这其实是一帮最可怜的人，他们只是打开了一个保护自己的装置而已。 但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不宽容，杀马特不过是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的那么一点装饰，就那么一点点异质的东西，让他们被全社会视为异端。大部分杀马特以为自己犯了多大的错，最后只好剃掉头发，老老实实打工，重新回归生命的贫乏。 在接受我们的采访之前，罗福兴也接受过很多其它媒体的采访，在那些采访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所有的素材拍完、收集完后，我就准备回家剪辑了。我们的素材来自三个部分，我们拍的采访，跟工人买的工厂的视频，还有杀马特们开放QQ空间给我们的图片和影像资料。 剪辑的时候我特别痛苦，几个月都不知道该怎么剪。按照正常的剪法，我肯定有一个导演视点带着大家去观看，就从公园的聚会开始，先把杀马特的视觉盛况展现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地介绍，做一个结构、视觉冲击力很强的片子，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做的，这也符合我受的教育和我自己的观影习惯。 但我始终觉得不对，杀马特最重要的一部分东西被遮蔽了。我觉得这个遮蔽很可怕，我必须把被遮蔽的东西展示出来。因为纪录片做得好不好，其中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把拍的素材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剪进去没有，让它充分发挥作用没有。 所有的方式都不对，于是有一天我决定先写首歌，先给这部片子写一个片尾曲。我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杀马特，用第一人称写了一首歌。 写完这首歌后我就知道怎么剪了，我突然明白了，我完全可以用第一人称来剪。杀马特的经历确实很贫乏，比不上他们的头发好看，但是这恰恰是他们被遮蔽的部分。为了把被遮蔽的部分展示出来，我可以牺牲那些戏剧性，牺牲那些视觉冲击，我得给杀马特说话的机会，哪怕他们再贫乏。
所以本来是一个强结构的东西，我决定把导演的视点、导演的时间线都扔掉，做一个弱结构的片子。我就让杀马特们絮絮叨叨，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尽量把细节说出来，尽量充分地去表达。 我以为它一定会垮掉，但是恰恰相反，突然片子就好剪了。因为那些素材本来就是他们的，工厂也是他们拍的，那些空间也是他们的。当他们絮絮叨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可以恣意地把各种素材往片子里面贴，完全没有违和感，片子居然就这么成了。 第一是有很多人问我，我是不是拍了一部杀马特史？我想跟大家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我拍的是杀马特讲述自己的个人史、精神史，我拍的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问我，拍纪录片是不是因为情怀？我2002年开始放下书本去三峡拍《淹没》，我其实是想知道农村在发生什么。 我在那里看到了现代化的代价，看到了城乡关系的急剧变化。我就想我应该把城乡冲突这些事的根源找着。然后我去了农村，花了两年时间拍《乡村档案》。我希望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急剧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带来什么。
我所有的作品，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图片、影像作品，或者社会性艺术， 都有一个共同的研究方向——城乡关系，尤其是城乡关系中关于城市化进程，以及这个进程中人的代价。
我觉得20世纪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城乡关系问题，一个想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如果不处理好城乡关系，就会出特别大的乱子。有社会学家说为什么会发生“一战”“二战”，就是因为德国当时没有解决好城乡关系。 因为农业机械的进入，大量德国农民只好进入城市寻找生活，但是城市并没有做好接纳那么多人口的准备，住房、就业、教育、社保、医保等都没准备好，一旦经济危机来临整个社会就面临崩溃。为了转移这种危机，德国错误地选择了用战争来扩大生存空间。 每个人都是活在社会里面的，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社会的处境，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社会史。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在你对社会的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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