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刻，作为孩子的我死了，我成了大人

2016-10-17 米歇尔·翁福雷 纸城

作者米歇尔·翁福雷

纸城小报：我感到大地开始在脚下崩塌。米歇尔·翁福雷，这个名字消失了。我只是490号，这个号码把我的全部简化成了数字。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我生活在孤儿院，人们把孩子遗弃在这里，孩子们理应告别自己的名字，成为名单上的一个数字。在我面前的那个孩子可能有父母，有家族，有能够指望的亲戚，所以才在衣服上绣上红色的字母。但是我没有，一切都已结束。我死了，就死在那里，死在那一天，死在那一刻。至少，作为孩子的我死了，转瞬间，我成了大人。从那以后，没有什么能让我担心害怕，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伤害我了。

---米歇尔·翁福雷《孩提时代的自画像》

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死去，在一个秋日的风和日丽的下午，在让人想要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阳光里。那一天，闪耀着9月份特有的美：梦幻的云彩、创世纪的光亮、温柔的空气、芳香的树叶和橙黄的阳光。从1969年9月至2005年11月。我一共出了30多部作品，但始终以各种借口来逃避我现在想要写的内容，今天，我终于诉诸文字来回忆人生中这段经历。这里，先简要地说一说，我从11岁至14岁在慈幼会孤儿院里生活了四年，如果加上寄宿学校的三年，前后有七年，痛苦的回忆难以言说。17岁那年，行尸走肉的我启程了，开始了一直召唤着我的冒险经历。从那时起，我决定将生命最核心的东西付诸书稿……

10岁之前，我是在家乡香波尔的大自然中度过的，整天嬉戏玩耍：钓鳜鱼的小河、拾黑莓的小树林、用来制作古希腊牧羊人牧笛的接骨木、灌木丛中的小径、飒飒作响的树林、耕地的芬芳、如诗如画的天空、掠过麦尖的阵阵轻风、收获庄稼时的清香、嗡嗡飞舞的蜜蜂以及恣意奔跑的野猫。那些日子犹如田园牧歌，快乐无比。虽然尚未读过《农事诗》，但已亲身体验，身心与天地万物有了最直接的接触。

那时，我的痛苦就是我的母亲。其实，我并不是个淘气鬼，而她却无法忍受。也许她做得对，我后来才真正明白，因为长大了就不会埋怨曾经把我们误导到悬崖的盲人，理性地分析之后就会心怀怜悯地看待所有的一切。也许，母亲非常想要逃避真实的生活，和众多的女人一样，内心深处有着包法利夫人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怀着狂热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连自己的母亲都还不太认识的时候，她就遭遇过打骂、憎恶、遗弃，尔后被寄养在公共救助机构资助的人家，再次遭遇剥削、毒打和羞辱，这样的她自然就寄希望于婚姻，希望以此来结束那场噩梦。

然而，婚姻并不能改变她既定的命运。她出生的那天，恰逢诸圣瞻礼节，从那个礼拜日开始，从她躺在柳条筐子里被遗弃在教堂门口起，她的命运早已注定。谁也不能从被母亲遗弃的阴影中走出来。当她成为母亲并轮到自己遗弃儿子的时候，她就更不可能走出阴影了。因为在遗弃亲生儿子的时候，在潜意识的牢笼里，她以为自己的角色已转嫁给别人，不再需要扮演被遗弃者的角色。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不管是丈夫、孩子，还是家人，都不能给这个受伤的主体提供任何可以自我定位的东西。从被遗弃在教堂门口的那一天起，母亲就一直带着流血的伤口，这样的她如何才能平静地生活呢？想要治病，先得同意去看病啊。

毫无疑问，我长期被困在母亲的死胡同里，她在里面迷了路，盲目地使尽浑身的力气，就好像一头狂怒的困兽，不停地用头撞击着围栏，身上流着血，被自己的忧虑撕扯着，当发现自残并不能改变被困的境遇时，她变得愈发疯狂了。境遇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糟糕：笼子缩小了，自我戕杀的行为仍然在继续，血越流越多。八九岁的年纪，我已经知道很多。也许，母亲并没有发现，但并非毫无察觉。

我是个沉默寡言、自闭的孩子，平时逆来顺受，更不会表现出同龄人的孩子气。我观察着，我感觉着，我琢磨着，我无意中撞见了些事，我时不时到处打听这样或那样的事——在一个小村子里，大人之间的恩怨难免波及孩子……我发现了一些秘密，这是当然，但母亲是否晓得我已经发现了呢？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曾经是挨过打的孩子，她像得了强迫症似的也打自己的孩子，不管手边碰到什么，拿起来就打。面包、餐具，各种东西，任何东西……

我并不记得自己当时做错了什么，或干了什么蠢事，她总是拿少管所、童子军或者孤儿院来吓唬我……不厌其烦，没完没了！把活在世上当罪受，骂自己的母亲因家庭原因不能走到社会之镜的另一面，这恐怕不能为一个试图摆脱自己孩子的母亲开脱吧……我还记得她说我会上断头台！我没有杀父杀母（特别是母亲），也没有拦路抢劫，连做个屠夫都不曾想过，就被预言上断头台，感觉真的很糟糕。但母亲的感觉则恰恰相反啊！

母亲没有把自己所承受的仇恨留给她自己，而是将之不加分辨地还给了这个世界，一个令她备受折磨的、她的儿子也无法幸免的世界！对于这种毫无理智的行为，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能懂什么？这种行为将失去理智的戏中人硬生生地拽向毁灭性的疯狂。母亲打自己的儿子，就像瓦片从房顶上掉下来，再自然不过了；不能去责怪什么风。我的外婆（对于她，我一无所知）将自己的女儿遗弃在教堂门口，这一行为给我们母子两人的童年都打上了可怕的烙印。推动星球转动的盲目力量，在不知不觉中也会把正常的个体推向其阴暗的一面。

但是，我没有步我母亲的后尘，我被我的父母送进孤儿院，真是奇谈怪论……无法避免的重演，仿佛就在昨天。这是一出大脑清醒的戏，在这出戏里，我扮演了一个连自己也无法弄清楚的角色。我的母亲也如此。父亲无法抗拒母亲的暴力，也就听之任之，进而更加激发了母亲的负能量。父亲温和的天性与不惜一切息事宁人的个性，让他成了母亲的同谋，繁重粗野的农活和不幸的生活使他极为消沉，但他从不怨天尤人。

就这样，1969年9月我被送进一所名叫“苦寒”的孤儿院——“天寒地冻”和“辛酸苦涩”的缩写。事实上，那里确实会接受父母尚在的孩子，但在19世纪，那个孤儿院是为真正的孤儿而建的。在信封的封印、公函上的笺头、路边的指示牌、成绩单、学校椭圆钢印、报纸的公告以及当地新闻报告中，醒目地写着这个词：孤儿院。

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要么被送进孤儿院，要么被遗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故事得继续往下说。母亲不再提教养所、童子军和一些其他的怀柔措施，从那时起，母亲常对我说我会进入高等学府，说寄宿生活会让我对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什么我不能去离家最近的学校呢？弟弟就在那里上学，每天晚上都可以回家。其实，对我母亲来说，“苦寒”只是一个将自己从被遗弃者转为遗弃者的机会罢了。

四年地狱般生活的第一天、第一个小时、第一分钟、第一次奠基性的体验：在9月仍有些炎热的天气里，我排队等候着办手续。各种文件、分发的内部规章、行政注册、开学仪式。一位神父把钥匙串上的管子当作哨子，指挥学生们按班集合，初一年级的学生像牲口一样一个个等待着，准备登记后进入孤儿院。

父母回去了。我把硬纸箱塞进楼梯旁堆积如山的箱子里。后来，回到村子的时间是隔了三周之后——只待了几小时而已。年仅10岁，是完全体会不到永恒和时间概念的，但从那一刻起，在我内心深处打开的黑洞则让我深深地体会了。我不寒而栗，几乎崩溃。就在那儿，在操场上，在孩子们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中，在孩子们的命运前，黑洞突然出现。就在那里，我的故事开始书写了，用的是生命之墨和战战兢兢的血肉之躯。这个身体麻木地记录着孤独、抛弃、隔绝和世界末日。往日的习惯、计划、熟悉的面孔和私密的空间一股脑儿被剥夺了，我孤身一人站在天地之间，体验着帕斯卡尔所描述的无穷无尽和随之而来的晕眩。灵魂、情绪如同旋涡……

就在我拼命摆脱这幅缓慢融化的画面直至快要晕倒在人群之中的时候，一个翻着的衬衣领一下子吸引了我。旁边那人的衣服上有道褶皱，我先是看到一条白带，后来看到了用红线绣上去的姓氏。有名有姓。我一下子哆嗦起来：我的衣服上也有孤儿院强制绣上去的几根线，可是没有我的名字。只有一个数字而已：490。

我感到大地开始在脚下崩塌。米歇尔·翁福雷，这个名字消失了。我只是490号，这个号码把我的全部简化成了数字。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我生活在孤儿院，人们把孩子遗弃在这里，孩子们理应告别自己的名字，成为名单上的一个数字。在我面前的那个孩子可能有父母，有家族，有能够指望的亲戚，所以才在衣服上绣上红色的字母。但是我没有，一切都已结束。我死了，就死在那里，死在那一天，死在那一刻。至少，作为孩子的我死了，转瞬间，我成了大人。从那以后，没有什么能让我担心害怕，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伤害我了。

后来，我发现我就是490号，但只是在洗衣房的时候……因为我是学校寄宿时间最长的人之一——除了那些真正的孤儿……，所以我在那里要帮忙做些清洁活儿。在这个充满污垢、臭汗、小男孩体臭、不讲卫生的神父的体臭和随处可见痰渍的世界里，洗衣房成了我的避风港。那里很干净，散发着柔和的芳香——一如我童年记忆的味道。

在此期间，我发现那儿的运作机制犹如一台机器。跟所有的权力机构一样，这台机器根据不同的分组和等级运行。600名学生中的每一个人，除了是整个大集体的一员之外，还是各自小团体里的一分子，每个小团体有各自的原则、规矩和特点。主要分类：首先是教员级别的，包括学徒、男孩、硬汉、体魄健壮的人、他们认为的未来的工匠(所有职业中最好的一种)；其次是低等级的人，包括知识分子、传统行业的新手、女孩，以及能背诵拉丁语性、数、格变化的弱小男生和缺乏男子气的“读书人”——在这群恋童癖神父的圈子里，最多也只能这样了……

第二类人是有一线转机的：如果能获得中学第一阶段毕业证书，就有机会参加第一类人的职业技能培训。顺利毕业的人不仅能够分辨夺格和宾格，而且还擅长陶轮和长刨，也许他曾向往绫罗绸缎和白嫩的双手，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与木屑、锉屑为伍。在初四年级的最后一次班会上，我获得初中文凭的能力遭到质疑，他们完全排除了我参加中学毕业会考的可能性，并为我提供了车工、铣工的培训机会——我拒绝了，代价是母亲的一个耳光。在我父母的眼里，读书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说根本就一钱不值。

同样，这台权力机器将传统的初中一分为二：高年级学生（初三和初四），低年级学生（初一和初二）。初一年级的学生不得不忍受十五六岁准成人的戏弄、欺负和辱骂，而他们中最小的才刚过完十周岁的生日。当然，这种新生入学教育得到了神父们的默许。

班级按字母顺序排序：从A班到C班，水平逐次降低。传统老师眼中最优秀的学生组成了前几个班。但神父们不一定奉行这一准则，他们有自己的分级方法。此外，还有一种双重分级标准：一是体育，二是音乐。慈幼会的人只崇拜两样东西：一个是我们应该而且能够歌颂的鲍思高，另一个是足球。我两个都不崇拜……

在孤儿院教区的唱经班中，有位神父是个狂热的球迷。他来自圣·布里厄，是个虔诚的马耶那人——我想他只是对马耶那的拉瓦勒足球俱乐部虔诚而已……，他会吹奏单簧管，尽管他的小指肌腱断了［有人说，这就是他没能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让·克里斯蒂安-米歇尔（JeanChristian Michel）的原因］。有时，他吹口风琴的时候流着口水。口风琴真是个奇怪的乐器，这玩意也许来源于人类的突发奇想，将口琴和迷你钢琴键结合到了一起。

这位大腹便便、身材矮小的神父把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有体育爱好者、“体育发烧友”的爱好者——阅读有关集体运动新闻的……，还有马耶那人、在弥撒合唱班中出类拔萃的女高音，以及能与他谈论足球赛事结果、奥运会或是别的杂七杂八运动会的学生；剩下的所有人便是另类，人渣。我就属于人渣，也就是“读书人”，总是躲在角落里埋头读书，从不参与讨论电视转播的赛事。这位神父在神坛之上教世人博爱，可一转身，他又将老一套的不公正的运作机制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我对他的记忆犹新：他的外表并不让人那样想，可用不了多久他就让人明白什么是专横，一种我不会屈从的专横。

对体育的崇拜让不感兴趣的人很为难……“体育”或者“户外运动”这门课有三个教员——那时的教育家尚未强制使用“体育运动教育”这一说法——他们炫耀着当时最时髦的衣服和鞋子。那时流行荧光色：橙色、荧光红和带三条杠的电光蓝。其中一个教员是圭·德鲁特圭·德鲁特（Guy Drut）,前法国体育部长暨奥运会跨栏冠军。的有力竞争者，参加过墨西哥奥运会；还有一个是体毛极浓的图卢兹橄榄球员；最后是个驼背的人，因为饮酒、吸烟，也可能是因为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争，弱不禁风，奶咖色莱卡制服总是在他的身上晃来晃去。他死得很早，制服并没有在他身上晃很长时间。

我有运动天赋，比赛成绩很出色，尤其是速度项目，但这种对蛮劲的推崇让我感到很恶心，我讨厌竞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那些日子里，我亲眼看见了粗暴的自然法则是如何毫不掩饰地在现实中上演的。

在孤儿院里，人们喜欢邋遢、挂彩、疲累和衰弱的身体。神父们并不擅于清洁。衣服上布满了污渍、破洞和补丁，鞋跟是坏的，到处是油渍，袖子肘部脏得发亮，散发着莫名的气味，还有脏兮兮的指甲。血、汗、泪以及好斗的体育精神让这一场景变得出神入化。对于这种蔑视肉体的爱好和憎恶自我的思维方式，任何不认同的人都会被视为娘炮。真是奇耻大辱。

在每天的作息时间表中，至少包括一小时的运动。若额外加上“户外锻炼”——我始终不明白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在一天之内必须忍受足足三小时的活动。然而，一周只能洗一次澡。没有例外。周四在那时就算是轻松的日子。如果周五再来一次泥浆满身的丛林越野跑，该怎么办呢？没关系：等下周再洗吧。

究竟在何时何地我才能安静地享受一下独处呢？在宿舍熄灯之后。但那时也一样，生存空间依然狭窄。一张床，一个床罩，在120人的宿舍里，红绿床罩相间，还有一个配有抽屉和门的衣橱。这便是我全部的家当，生活必需品和钱财都在这里。

食堂也不应有任何自娱的机会。吃只是为了摄入一定量的卡路里，而不是乐趣。食堂工作的阿姨来自隔壁的村子，看上去像是从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电影里走出来的。有个阿姨走路有点跛，每走一步我们都生怕她会跌倒，另一位有着明显的葡萄牙工匠式的小胡子，最后一位阿姨紧紧地裹在一件蓝色尼龙罩衫里，胖得快要溢出似的。几乎不会有慈幼会的人会因为她们而破贞洁之戒。对于那些遭受力比多折磨之苦的人来说，找个孩子就够了。

纪律，是无时无刻的，容不得一丝松懈。没有哪一分钟没有恐惧的气息。走进寂静无声的食堂；听指令坐下；没有得到允许是不能说话的——有时候，神父发出指令允许交谈，有时得过一会儿，一切全凭他的心情；当值神父连拍两次手，意味着要立刻安静；每个人必须立即执行；一旦有人交头接耳，脑袋上马上就是一巴掌或是一耳光；听到一声响指，大家就要把餐具装到一个白色塑料盒子里，然后把盒子放在破了些洞、有裂口、油乎乎的桌子上；再一声响指，大家起立；再来一声，我们就要安静地走向阅览室。

一天晚上，一位同学拒绝吃西红柿粉丝汤，于是换来了牛血和蛆虫……当然，在这里整个用餐过程都是同一个餐盘。谁不喝自己的汤，就什么也别想吃。挨罚就够了……神父命令他吞下那团血，他不吃，再命令一次，还是不吃。于是神父无名地发火了，揪着那个孩子的头发，把他摔到地上，椅子倒了，神父一边咆哮，一边用穿着军鞋的脚疯狂地踹。在猛烈的冲撞下，那个同学穿过食堂，整个食堂都呆住了，死寂一般。最后在洗碗槽下面，那个同学彻底放弃了抵抗，像野兽一样从嗓子里发出一声声气若游丝的哀号。他的血流了一地，那痕迹看上去就像是家乡村子里的猪肉店刚宰完猪的现场。没有人敢吭一声，那顿饭在无声中结束了。我一直记着那种死寂。

每次大家离校的时候，看着其他人离开，我都有咆哮的冲动，接着会像个受伤的小动物一样啜泣。我希望时间倒流，好让我躲在某个角落，像胎儿一样蜷缩着，在自己的尿液、粪便中一动不动，等着假想中的世界末日来结束这场噩梦。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待在狗窝里面长满疥疮的狗。

孤儿看着自己的同类——还没那么孤苦无依的——一个个离开，也许知道这个事实对于留下的孤儿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老师们似乎放松了一点。虚伪的和蔼，可耻的关心。瓶子里的薄荷和石榴汁让水变得可口了许多；有了星期天才有的黄色或橙色苏打水；在玻璃板上放映《丁丁历险记》，当班的神父还要就着手电的光亮念稿子来做评论。丁丁在月球探险的那些故事其实没什么好哭的，但我却一直强忍着泪水，仿佛几个世纪那么久。

第一次离校回家时，我和我的小弟弟一起去摘栗子，三钟经教堂于晨、午、晚鸣钟，提醒教友纪念耶稣降生救世的奥迹。的响声触发了我的恐慌，几乎要哭出声来。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觉得自己要是没有出生就好了。我感受到了事实性存在主义哲学用语。，它用一种黑色的火焰将我烧成灰烬，只留下一丝死亡的味道。

礼拜日午饭的结束意味着返回无底深渊的倒计时开始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抱怨说礼拜日的饭钱已经付给学校了……）时间开始飞逝。明天已经干扰到了现在；一想到周一就让今天是周日的事实变得黯然失色；想到即将到来的地狱，此时此刻就被毁得干干净净。我成了一个新鲜的伤口，每一秒都像一把刀一样在割着这个伤口，一刀比一刀深。

周一的早晨是昏黄色的，是房间电灯的颜色，在这唯一的一间屋子里住着我的父母、弟弟和我——17平方米，上面一层还有个一样的房间。还要回孤儿院多少次？我不知道。四年，四个没有尽头的寒冬，四个250天的寒冷和孤苦，1000个日夜就这样在我童年已经腐烂的尸首面前过去了。14岁，我已千岁——永恒就在我身后。

叫“波贝特”的母狗和叫“可可”的小嘴乌鸦死了；可怜的费尔南也死了；莫阿勒神父也死了，埋在英吉利海峡岸上的一个沙滩上；手工课老师离开了慈幼会的圈子，听说结了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过得还不错；那几个恋童癖——音乐迷、纪律委员——没有消息；医务人员长眠于学校的公墓；一个体育老师成了我的朋友；他的妻子曾在实验课时给我递过剪刀剪青蛙的头，她还没缺过我在卡昂人民大学的任何一节课；打人的神父退休了，听说身体很糟糕；那个头秃得像半个屁股的神父，离开的时候没有戴假发；我们曾说过一两次话，他觉得我有很多奇特的幻想，不久之后他便记不清东西了，得了种不治之症。

我对谁都不怨恨。我更多的是同情这些木偶，舞台太广阔，命运太渺小。这些可怜的家伙，从受害者变成刽子手，只是为了努力让自己觉得自己不是命运的玩偶。我知道，孤儿院已经杀掉了里面的好几个人，他们再也恢复不过来，他们摔了、碎了、毁了。但孤儿院也为社会这台大机器制造了不少温顺的零件，好配偶、好父亲、好工人、好公民，可能还有好教徒吧。

有一天，我陪母亲去公共救济办公室了解她母亲的身份，在那里我们发现，在她被抛弃的同时，她的哥哥被放在了……“苦寒”孤儿院！鉴于我所知道的，我有义务去安抚母亲无法平静的心灵。面对那些向我们放出恶犬，而自己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我们若能报以平和的姿态，便是真正的成熟，而且对于超脱怨恨的生活来说，这种姿态是必要的。怨恨太费心力了。宽容是成人的一种美德。

为了摆脱人与人之间阴暗面的折磨，我求助于书、音乐、艺术，特别是哲学。写作将一切联系在一起。写了30本书之后，我感觉应该重拾自己的话语了。这篇序言就是关键，后面的内容都来自我的所有作品，而每一部作品又都源自从孤儿院开始的生存实践。平静，没有仇恨，不在乎轻视，远离任何报复念头，抽离于所有积怨，接受痛苦的巨大力量，我只想去培育和传播这“生命的力量”——源自斯宾诺莎的著名格言，在他的《伦理学》中，这句格言宛如嵌入其中的钻石。只有用这“生命的力量”编织成的艺术才能治愈那些过往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伤痛。

作者米歇尔·翁福雷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刊载，节选自《享乐主义宣言》序言

《享乐主义宣言》

(法) 米歇尔·翁弗雷/著刘成富等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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