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基于经济、建设、生态平衡关系的乡村类型分类及发展策略

Original 2017-03-20 董越，华晨 规划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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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董越，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9211 特聘教授华晨在《规划师》2017年第1期撰文，从经济、建设、生态的辩证关系出发，依据三者发展程度的相对平衡关系划分出8种乡村类型，结合全国多个案例，分析各类型的特征和形成的原因。本文通过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内容，提出了乡村建设对经济和生态的杠杆作用及其作用的动力机制；针对各乡村类型，提出了撬动经济的乡村建设策略及改善生态的乡村建设策略，并总结了 8 种乡村类型之间演替的规律。

[ 关键词 ] 乡村类型；发展策略；建设；经济；生态；平衡

[ 文章编号]1006-0022(2017)01-0128-06

[ 中图分类号]TU982.29

[ 文献标识码]A

[ 引文格式 ]董越，华晨．基于经济、建设、生态平衡关系的乡村类型分类及发展策略 [J]．规划师，2017(1)：128-133.

一基于经济、建设、生态平衡关系的乡村类型

（一）经济、建设、生态三者的辩证关系

在科学发展观中，经济与生态是两大关注点，两者是既相互作用又相互矛盾的辩证关系。人类的经济活动的实质是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与能量转化、加工为能满足人类需求的各种产品，这些产品通过人类生存与生活消耗之后，最终以废弃物的形式返回到自然生态系统中。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的供给能力、再生能力远远不能满足人类社会对物质资源的无限需求。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达到空间与时间上的协调，即生态环境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能源和废弃物净化能力，同时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反哺环境的改善，就需要在经济和生态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实现两者的耦合。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调节经济和生态发展平衡的关键杠杆，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对生态环境具有优化和改善作用。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性质问题，经济学家、地理学家与运输经济学家多倾向于认为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是相伴而生的，是伴随关系，既不是先决条件也不是结果。

（二）三者的 8 种组合类型

乡村经济、建设与生态三者的发展程度存在一个相对标准水平，三者都具有相对标准水平以上和以下的两种情形，故理论上有8种组合情况，总结为全优均衡型、经济超前型、生态超前型、建设超前型、经济滞后型、建设滞后型、生态滞后型和整体落后型 ( 图 1)。

（三）各种乡村类型的特征与成因

1、

全优均衡型

全优均衡型是指乡村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相互协调匹配，这是乡村类型演替发展的理想目标。旅游型乡村凭借其自然、历史资源丰富的先天优势，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恢复和改善了其生态环境与传统景观风貌，规模合理的旅游产业推动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嘉兴市西塘古镇、湖州市莫干山镇。农业型乡村通过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和商品化的生产方式，经营现代农业示范区，抓住新农村建设的契机，实现了“道路硬化、墙面白化、村庄绿化、环境美化”的整治目标，如常熟市坞坵村。工业型乡村(如常熟市蒋巷村、江阴市华西村)在“苏南模式”的浪潮下，工业主导型经济迅猛发展，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城镇化进程推进，村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蜕变成具有城镇景观特征的新型乡村聚落形态。

2、

经济超前型

经济超前型是指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其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状况。该类型多见于东部沿海工业较发达的乡村及依靠矿产资源发家的乡村。工业型乡村(如珠三角南海地区的城中村)凭借低生存成本、高社会融合的优势，乡村工业风生水起，经济活跃，但相应的代价是超高强度的违法建设和低质量的居住生存环境。资源型乡村(如山西省吕梁山区的柳林县)为追求快速的经济效益，以简单粗犷的经营方式开发矿产资源，基础设施缺乏、资源过度开发，造成土地、水生态的较大破坏和区域环境的污染，工矿区的乡村发展受到极大制约。

3、

建设超前型

建设超前型是指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超前于其经济水平和生态环境保护状况。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城乡发展差距巨大，为反哺乡村，国家开展了新农村建设，一批政府主导的乡村社区形成。省政府、市政府资金大量投入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中，但本地产业发展缓慢，村集体缺乏资金、技术和人员，已建好的设施形同摆设、难以为继。例如，丽水市遂昌县重点建设了“农村垃圾集中收集处理项目”，但由于设施无法维持运转、村民环境意识尚未转变，周边地表水、地下水污染严重。

4、

生态超前型

生态超前型是指乡村的生态环境条件优越，但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经济和基础设施较为落后。这类乡村在全国大量存在，凭借好山好水好风光，村民虽自发经营起“农家乐”，旅游产业趋势初现，但资金匮乏、基础设施不足，只能停留在不成规模、服务低端的水平，如浙江安吉县景坞村、浙中山地村落磐安县白云山村。

5、

经济滞后型

经济滞后型是指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状况较好，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对较低。此类乡村多见于旅游度假区“孤岛效应”的情况。外来资本对乡村当地的旅游资源取得所有权和控制权，在开发自然生态资源、完善旅游服务设施的同时，原住村民因被另外安置而“边缘化”。虽然统一规划的安置区使村民居住条件得到了提高，但大企业对当地商业机会的排挤、村民象征性、被动式的参与，使得村民除了从事低报酬的服务性工作外，获得的收益寥寥无几。例如，三亚市亚龙湾旅游度假区的田独镇六盘村，1995年搬迁安置区时，村民年均收入约2500 元，2005年只有不到2000元，10年后，收入反而下降。

6、

建设滞后型

建设滞后型是指乡村的生态环境良好、经济较发达，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却相对滞后。通常经济得到发展、基础设施却落后的乡村，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效益的，但建设滞后型乡村的生态环境良好，说明其较高的经济水平并不来自于内部产业的活跃，而来自于外部收入，这就意味着民间收入和政府收入存在不成正比的差距。故此类乡村出现在政府财政弱、民间资本强的地区。例如，福清市龙高半岛地区乡村，其生态环境相对稳定，依靠向海外输出劳动力和海外地产、煤矿投资，民间资本丰厚，该地区农民人均收入是福清市最高的区域。但凭借当地农业种植、水产养殖和初步工业的产业体系，政府财政实力相对较弱，资金问题成为制约乡村规划建设的瓶颈，村民占耕地建房等违章建设行为及“路不通、水不足、电不齐”的现状尚待改善。

7、

生态滞后型

生态滞后型是指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但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就工业型乡村来说，随着城市工业向乡村的外溢，许多乡村被迫重蹈城市“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高污染企业将工厂迁至乡村地区，钻乡村环境监管缺失的空当，将高污染转嫁给乡村。虽然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张、经济水平的提升及政府对当地环境问题的关注，工业园区成立，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环卫设施得以完善，但高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已覆水难收，给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例如，观澜河流经经济发展强劲的深圳宝安区的观澜镇和龙华镇，再汇入东莞市的石马河，由于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充斥河中，给流经地带造成严重污染。虽然深圳和东莞已耗资数亿元进行大力整治，但观澜河污染状态仍没有得到很好的改观。

就农业型乡村来说，当前我国农业加大了化肥、农药与地膜的使用量，为追求生产效率而过量使用、未被作物吸收的部分造成了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如广东地区人多地少，不少乡村水稻每年化肥施用量超过 4500kg/hm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警戒线225kg/hm²，惠州市横沥镇、平潭镇和杨村镇等都面临着农业面源污染的问题。

就旅游型乡村来说，20世纪90年代我国古镇旅游开始迅猛发展，以政府主导模式、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和企业主导模式投资建设古镇的基础设施，在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后，旅游产业切实地促进了一些古镇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过度商业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地方传统文化逐渐被异类文化，特别是现代商业文化侵蚀；本地居民大举外迁，古镇原有淡雅的生活气息逐渐消失；旅游商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被能成批生产的简单工艺品所取代。这种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人文生态”的严重破坏，如周庄、乌镇和丽江大研镇等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过度商业化”危机。

8、

整体落后型

整体落后型是指乡村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均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上级政府财政实力不足，乡村尚属于依靠种植农业、畜牧养殖为生的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严重缺失，生态环境受威胁的可能性增加。这类乡村在全国范围内相当普遍，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乡村为谋生存，不得不依靠砍伐森林、过度放牧等不可持续的方式。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黑河流域上游的肃南县的巴音村、康丰村和大草滩村，农户收入有95%以上来自于畜牧业，为了增强应对经济收入变动的能力，增加牲畜养殖数量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实际载畜量的急剧攀升与适宜载畜量的快速下降，造成草地超载过牧现象日益严重，由此进入了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即使如此，农民年平均收入也仅有5000 元左右。

东部地区整体落后型主要出现于畜禽养殖污染严重的乡村，由于养殖场布局缺乏规划、养殖环境卫生不达标、缺乏畜禽粪便无害化或再利用处理设施，污染物肆意排放对乡村周围水、土壤和空气环境都造成了严重破坏。以海口市东寨港红树林的污染问题为例，该地区乡村用于养鱼养虾的大量坑塘生产的富营养化废水、高密度村庄及人口的日常生活废水，未经处理即排放入海湾，造成水体污染；坑塘底泥渗透以及粮食作物所施的化肥农药造成土壤污染，致使东寨港面临海水污染、红树林死亡等生态冲击( 图 2)。

二 以建设为杠杆的乡村发展策略

（一）乡村建设的杠杆作用

参照国家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法规文件，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设施和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4个大类。其中，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和道路、供水、供电、供气、邮电设施与乡村产业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互促作用，排水、环卫设施及生态环境建设有着积极的生态效益，乡村建设起到了撬动乡村经济和生态的杠杆作用。

全优均衡型乡村的经济、建设与生态三者水平只是相对的平衡，在后续的发展中总是有一方趋于领先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和生态两者之间。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失衡，从悲观的角度看，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牺牲和价值的扭曲。但换个角度看，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使两者再次回归平衡，意味着乡村的整体品质再次得到了提升。借助杠杆原理来描述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生态和经济互为撬动对方提升的动力，以建设为工具作用于对方，乡村建设才是真正的动力引擎，使三者整体呈现“之”字形上升的关系(表1)。

在新时期城乡统筹背景下，从国家、地方政府到社会各层面都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了不懈努力。在国家层面上，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成为了制定乡村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和发展方向。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五大要求，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各类型的村庄规划全面开展，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发展的理念被提出并付诸实践。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构想，重点和难点在于乡村，“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15年，全国“两会”关于新农村建设提案中强调乡村旅游开发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与新农村、新城镇建设结合，争取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优势与资金支持。

在地方政府层面，乡村建设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如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苏南乡村现代化实验、四川省巴中市扶贫新农村建设和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等。

在社会层面，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以 PPP 模式与政府合作，也开始参与到乡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中，不但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由于私人部门的介入，规避了政府管理层“官僚主义低效”的风险，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此外，许多社会团体或个人也进行了乡村建设的探索，如温铁军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黄柏峪可持续发展示范村工程、华润慈善基金会与王伟强在广西百色进行“华润希望小镇”的乡村建设实验等。

（二）撬动经济的乡村建设策略

撬动经济的乡村建设策略是针对生态超前型和经济滞后型的乡村，由于这类乡村生态环境条件优越，要想带动经济的发展，乡村建设应以生态为出发点，在完善道路、供水、供电与供气等生活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在充分尊重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规划完善的、成体系的旅游服务设施，发展乡村旅游等乡村生态产业，构建乡村生态产业体系。

生态超前型乡村，可利用独特的自然生态条件、山水景观和传统民居，开发自然休闲的慢生活生态旅游，利用现有的农庄、果园、茶厂和传统街巷等特色场地，开发农业观光、农事体验、特色农庄、农情民舍与历史文化观光体验等。浙江省安吉县在2008年率先展开了“美丽乡村”创建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由以“村村通”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转向“一村一品、一村一业”的特色品牌培育阶段，已拥有“中国竹乡”“中国白茶之乡”“中国首个生态县”“全国首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多个名号。

经济滞后型乡村因受外来资本强势占领，建设成为旅游度假区而被“边缘化”，如何使原住民社区融入外来旅游度假区中，如何转化外来冲击为自身再生的动力是提高社区经济水平的关键。这里乡村建设策略的重点并不在于硬件设施的建设，而在于社区治理、政策引导、技术援助与利益保障机制等软件设施的建设上。发展和培育本土的投资主体，为本土和当地投资主体提供政策优惠，鼓励其积极参与到旅游开发之中，以减少对外来资本的依赖；提供专业培训机会，通过高层次的就业更深入地参与到产业发展之中；建立原住民申诉自身需求与利益的机制，成为能与外来资本博弈的一支力量。例如，海南省少数民族众多，随着海岛旅游热的上升，社区土地被大量征用，许多少数民族社区都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但作为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又有着不一样的机遇。可利用其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特色，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体验旅游，借助旅游度假区的人气，逐步发展成为度假区旅游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达到原住民重新融入和提升经济的目的。

（三）撬动生态的乡村建设策略

撬动生态的乡村建设策略是针对经济超前型和生态滞后型的乡村，这类乡村在产业高速发展阶段，发展方式粗犷，牺牲了生态环境。为重新恢复生态环境，乡村建设的重点在于排水、环卫设施建设以及对天然林资源进行保护、构建防护林体系和开展种苗工程等生态环境建设上。

经济超前型乡村通过产业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应将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反哺之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该类型多出现于工业型乡村，应整合、集中现有的乡村工业，推进工业园区规划建设，配备统一的污水处理厂、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保证污水处理率、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率与循环利用率达标；尽快淘汰产能落后、污染较重的个体小作坊式工业，推行可循环与再利用的材料及绿色技术，调整乡村工业产业结构。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苏南乡镇企业在城乡二元结构、乡村行政单元的高度分割和生产要素缺少流动性等背景下，呈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乡村工业分散布局。1996年，苏州市明确提出乡村工业化与乡村城镇化相结合，乡镇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后发展成为现今的苏州工业园。

生态滞后型乡村在农业型、工业型与旅游型乡村中均有出现，虽然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整体上较为完善，但对改善生态缺乏针对性。农业型乡村化肥、农药过度使用造成水土的面源污染，对此除了展开水土治理行动，更应推广现代化农业基地及农田水利建设，依托现代农业技术，发展无公害的绿色有机农产品，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工业型乡村虽然已拥有较完善的污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等设施，但生态环境依然未好转，主要原因是工业产业结构尚未从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向现代绿色工业转型。古镇旅游型乡村面临“过度商业化”和“人文生态”被侵蚀的危机，应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规划合理的商业规模；探寻商业化与文化继承相结合的旅游产品；古镇内限制商业范围，在镇外建设旅游服务新区，提供部分的住宿、餐饮与购物等服务，既保护了古镇内部的原真性，又提高了古镇旅游整体的承载能力。

（四）乡村建设自我调整策略

乡村建设自我调整策略是针对建设超前型和建设滞后型乡村而言，这两类乡村由于政府职能履行过度或不足，相对于经济和生态，乡村建设自身失调。

建设超前型乡村，首先应合理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序，上级政府决策时要考虑到村集体的经济能力，首先集中于一项亟待解决的建设问题，避免多管齐下，却缺乏针对性，而乡村凭自身能力又难以消化。其次在于增强村民的环保意识，提供专业的培训，使其在思想和技术上具备自我维持基础设施的能力。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建设超前型乡村应培育本土产业，通过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现代新型工业或生态旅游产业，自身具备运转基础设施的经济能力和需求，才能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的协同发展。

建设滞后型乡村由于其民间力量强势，要严格审批宅基地，整理农村居民点，按照村庄规划严格实施。除了完善通路、通水与通电等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可利用其民间资本丰厚的优势，在建设中融入绿色新技术，推广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农村民居的节能改造，风能、小水电、沼气与生物质能的应用，保留和改良乡村的生态循环系统。

整体落后型乡村的建设一是要整治村庄，完善村民的生活基础设施；二是要实现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现代化，提升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改善农业种植和养殖畜牧过程中对生态造成的破坏。该类型乡村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其建设策略应当充分吸收其他类型乡村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在村庄整治中，应该避免盲目对农居进行改造，片面追求“新形象”；避免盲目进行城乡无差别化的能源系统建设；避免盲目安排村庄整治的时序。在农业生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建立生态示范农业基地，使绿色生产规模化，发展农业产品深加工，并融入参与性的旅游项目，以增长乡村产业链。

三 8 种乡村类型的演替分析

全优均衡型、经济超前型、生态超前型、建设超前型、经济滞后型、建设滞后型、生态滞后型和整体落后型 8 个乡村类型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演替发展的规律，而乡村建设的杠杆作用推动了类型演替的进程，演替轨迹主要有4种(图3)。①整体落后型—经济超前型—生态滞后型—全优均衡型：整体落后型以牺牲环境来发展产业，经过乡村建设改善生态，从而达到经济、建设与生态的平衡。②生态超前型—经济滞后型—全优均衡型：自然环境条件先天优越的乡村通过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带动经济的发展。③生态超前型—建设滞后型—全优均衡型：乡村生态条件优越，村民通过异地打工或投资提高经济收入，利用民间资本发展本土产业，进而弥补乡村建设缺失的短板。④建设超前型—生态滞后型—全优均衡型：政府决策失误造成乡村建设超前于经济，在乡村产业发展到有支持建设的能力后，通过生态建设改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