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论坛1】本期主题：收缩城市与规划应对

Original 2017-02-23 杜志威李郇 规划师杂志

2017年1期主题：收缩城市与规划应对

【主持人语】

收缩城市的主要表现为由去工业化、郊区化、老龄化和社会结构转型等原因导致的城市人口总量减少、产业经济衰退及发展用地空置等现象，相关研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引起广泛关注。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经济波动以及人口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我国城市发展出现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新常态下城市增长与收缩的新现象将同时发生。为持续跟踪国内外收缩城市的研究进展，2016年5月“首届中国收缩城市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办，来自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60多位专家与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议题涉及“识别收缩城市的空间范围”“定义收缩城市的指标”“收缩城市的分析框架”等话题。基于此，2017年《规划师》第1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收缩城市与规划应对”为主题，围绕收缩城市的识别、不同地区城镇收缩特征和城市收缩的规划应对等展开探讨，以期为读者们认识我国收缩城市的客观现实、空间结构与形成机理，探索应对收缩城市的路径和方法提供有益参考。

【主持人简介】

李　郇，教授，注册城市规划师，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龙　瀛，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研究员，北京城市实验室创建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规划师论坛1】

收缩城市的形成与规划启示 —— 基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视角

以人口减少和经济衰退为特征的收缩城市，近年来已经引起国内外城市规划学者的广泛关注。作者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杜志威，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生导师李郇在《规划师》2017年第1期撰文，文章基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从资本流动的角度对城市收缩的概念、形成及类型进行解释，在分析资本流动与城市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收缩城市是过度积累危机的空间表现，而过度积累危机中出现的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是导致城市出现收缩的主要动因。同时，根据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的特征，分别从依附关系、制造业转移、郊区化和地方制度响应四个方面分析不同类型收缩城市的形成机制，进而从规划方向指出收缩城市对我国城市发展的启示。

[ 关键词 ]收缩城市；资本流动；新马克思主义；启示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7)01-0005-07　

[ 中图分类号 ]TU981　

[ 文献标识码 ]A

[引文格式]杜志威，李郇．收缩城市的形成与规划启示— 基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视角[J]．规划师，2017(1)：5-11.

资本流动与城市发展

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资本流动过程中的积累与循环是解释城市发展的重要逻辑。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指出“资本主义再生产必须通过城市化才能实现”，城市作为资本积累与循环最为集中的空间，城市化的过程被理解为城市空间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一方面，资本流动在不断追寻利益的同时也不断塑造城市空间，资本的不断积累带动城市的增长和扩张；另一方面，资本过多地向城市流动也会引发城市危机，导致城市的收缩。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的内在统一，生产过程中不断追求价值增值是实现资本积累的过程。然而，由于社会生产无限扩大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这对固有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时刻面临生产过剩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周期性的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 危机。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事实表明，通过资本流动避免过度积累是化解危机的主要方式，当资本在商品生产领域出现过度积累危机时，引导资本流向城市建成环境领域可以避免危机发生，而资本将逐渐被转化为对城市空间的投资，城市建成环境由此得到改善并加速城市化进程，出现资本的城市化。列斐伏尔引入“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概念，描绘资本主义通过城市化方式转移资本的机理，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生产带来现代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城市化以及城乡关系等一系列的变化。

大卫·哈维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时间—空间修复”的观点，解释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的时间推移和空间扩张来延缓或推迟危机的发生。开发新技术降低资本流通成本或加快流动速度是实现“时间消灭空间”(Annihilation of Space by Time)的关键。资本主义只能对外围地区进行资本输出，从而转移危机，通过资本流动促进交通运输产业发展，资本趋向高利润、低成本的外围地区依托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等实现空间修复(Spatial Fix)。当资本出现过度积累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吸收过剩的流动资本：一是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二是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依托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等进行空间转移；三是前两者的结合体。

三次资本循环(Circuits of Capital)分析框架从时间角度解释资本流动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联系。其中，初级循环(Primary Circuit)是指资本在生产领域(如制造业)的流动，当商品在生产流通初级循环中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时，资本将流向以建筑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级循环(Secondary Circuit)—用于生产的固定资本(厂房、公路、铁路和港口等)以及创造消费基金(房地产)。随着资本由初级循环向第二级循环转移，以资本、金融、土地和基础设施为纽带构筑城市建设环境，促进资本的持续循环，通过城市建设领域中资本的积累与循环，加速城市化进程。同样的，当城市建设环境中的资本出现过度积累时，资本的第二级循环将停止，往往出现由金融和房地产危机带来的城市收缩，而过剩的资本将流向以科学技术研究及教育卫生福利等社会公共事业为主要内容的第三级循环 (Tertiary Circuit)。

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数据，全球出现人口收缩的城市(人口规模≥30万人)，其时间与空间分布出现的规律与三次全球产业转移和扩散的范围相关，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直接导致收缩城市的出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的过度积累问题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为解释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的多样性提供可能，郊区化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都市区重建和旧城衰退等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与现象都被认为是资本流动的空间表现。因此，全球化尺度下资本在城市之间流入与流出，城市收缩现象将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出现，这必然会波及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收缩城市 ( 图 1)。

城市收缩是过度积累危机的空间表征

过度积累的典型特征是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分别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失业率、闲置的生产能力、缺失生产性和盈利性投资。由此，当特定地域系统或城市出现过度积累危机时，初级循环中的商品生产规模将大于社会有效需求，行业的生产过剩引发投资收益率下滑，生产厂商的资本由于无法实现扩大再生产，导致资本积累的持续性被中断，出现整体经济环境不景气的状况；同时，由于劳动力要素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生产制造行业出现经营困难，从而引发企业倒闭、外迁，附属行业从业岗位减少，厂房机器、基础设施等大量固化资本闲置，以及城市失业人口和非充分就业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现象。

与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相对应，经济指标与人口指标是国内外收缩城市研究的主要判别依据。收缩城市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的衰退和人口规模的减少，并伴随失业率上升、工厂企业倒闭和房屋住宅空置等一系列现象。虽然“时间—空间修复”能暂时性地避免经济危机发生，但是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具有可流动性，当过剩资本发生时间和空间流动后，过剩劳动力也随之出现外流，而被物化的国土空间中的资本(建筑、基础设施等)却遗留下破坏和贬值的痕迹，城市物理空间中出现工厂及房屋空置、基础设施老化和衰败的现象。同时，经济衰退中城市财政税收状况的不断恶化，使政府无法维持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最终将导致城市的“破产”或者走向衰亡。

笔者认为，城市收缩是城市发展周期性规律中的短期衰退阶段，是过度积累危机导致资本和劳动力外流的空间表现，从而引发城市内部结构空置、破败和贬值等现象。由于经济要素(资本)和人口要素(劳动力)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可以实现不同尺度下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同时对经济危机的反应也更为灵敏，是收缩城市的前兆性特征；而厂房、住宅和道路等物化于城市中的固定资本具有不可移动性，是收缩城市的物理性空间表征。

资本流动形成不同类型的收缩城市

伴随着经济危机爆发的资本积累和资本转移过程，将引发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区域性或跨区域流动与集聚重构，全球空间尺度下的城市收缩现象将愈发激烈，形成不同类型的收缩城市(图2)。

一

边缘地域对核心城市依附形成收缩

全球范围内经济体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是由资本的积累与循环所造成的。在世界经济领域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与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构成“依附关系”(Dependency Relation)，主要表现为外围边缘地域的国家/城市发展依附于核心国家/城市对其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及农产品的剥削。这种依附关系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中心—外围”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位于经济的中心，其市场活力、劳动力规模和社会基础建设等方面的条件比较好，产生强大的集聚经济，在极化效应的作用下，会不断吸引和拉动外围地区资本、劳动力要素向核心城市流动；而外围地区城市在全球化竞争中普遍处于劣势，面临资金、人口等生产要素的流失，陷入萧条和衰败的恶性循环之中，引发边缘地域城市/城镇的收缩。

边缘地域城市/城镇的收缩主要发生在大都市圈外围与中心城市周边的小城镇，表现为劳动力大规模外流、经济活力下降和城镇空心化等方面，日本东京、德国柏林和英国伦敦等大都市圈外围为此类收缩城市的典型代表。以日本东京为例，都市区的持续极化伴随着周边小城镇的收缩，要素流动的“内聚”现象使得大部分卫星小城镇向功能单一的“卧城”退化并逐步收缩。数据显示，东京都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1920年开始逐年上升，而非都市区的人口从1970年开始持续减少。同样的，“中心城市增长 — 外围城市收缩”的现象也在我国出现，2000 ～ 2010 年珠江三角洲区域近六成的城镇常住人口增长集中在核心区，而外圈层超过1/3的城镇常住人口出现收缩，并形成三大城镇人口收缩的集聚区域。

二

全球制造业转移导致工业城市收缩

全球生产系统重构和新国际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进行“时间—空间修复”的重要策略。通过扩大市场地域，寻找新的外部市场，或者打破资本积累的地域限制，向海外输出资本，以资本循环的方式转移资本，可以实现“时空压缩”。大多数西方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是与工业化紧密关联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欧美国家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经历严重的去工业化，大量的工业资本从老工业城市流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新兴工业中心不断涌现。

收缩城市的相关研究表明，传统工业型城市由于路径依赖，难以适应后工业化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产业变革，而服务业就业率的提高并不能弥补工业就业的损失，导致城市出现严重的人口收缩。欧美工业城市被认为是现代城市的发源地，同时也是最早出现收缩现象的现代城市，早期工业化的英国曼彻斯特、德国鲁尔地区、美国“锈带”及我国东北地区等是去工业化导致收缩的典型代表，其特征为就业机会缩减、产业经济萧条、工业厂房废弃、城市税收减少、城市管理不善和政府财政出现危机等。

与此同时，全球性制造业的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新的产业空间，资本流动随之开始出现积累与循环。当新工业中心发展成熟、不可避免地面临资本过度积累问题时，“松脚型工业” (Footloose Industry)将通过层叠扩散的时空修复手段来寻找新的资本流动出路，从而导致原有的工业基地出现收缩现象。制造业转移以雁行理论的形式不断推进，从20世纪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80年代的我国东部沿海，再到 90 年代的东南亚国家。2008 年金融危机前后，由以我国东莞为代表的大规模制造业外迁所引发的城市收缩，是由“松脚型工业”为寻找更低成本区位而搬迁到其他地区所导致的。

三

郊区化进程引发城市中心地带收缩

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转移和空间修复过程已不再是简单的工业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而是不断地转向建成环境领域，塑造城市空间特征，这种现象被称为“空间的资本化”。当资本初级循环出现过度积累危机时，资本便向第二级循环流动，对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入可以不断创造资本价值，更多的过剩资本将被吸引进入第二级循环；当城市中心区的资本获利率趋于饱和时，在交通基础设施的带动下，资本将流向郊区，出现城市中心区的收缩现象。

大卫·哈维指出，城市郊区化对于帮助吸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过剩资本和过剩劳动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伴随着人口居住郊区化，工业和许多服务行业也迁出城市中心区，人口和资本在郊区集聚，结果导致大城市中心区经济和人口的收缩，形成“中心收缩、外围增长”的空间格局。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郊区城市化带动了产业、就业和零售商业向城市外围的转移，却引发了城市中心严重衰退的“圈饼状”收缩现象。据统计，1963 ～1977年，美国最大的25个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制造业岗位减少了约170万个，而郊区则增加了约 120 万个。

城市建成环境在资本积累中具有两重性，资本向城市建成环境的流动是解决危机的一种暂时性办法。城市建成环境资本的过度积累，反过来将引起新的危机。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建筑环境中不断创造出的新需求是持续扩大资本积累的重要前提条件，而当“新”城市化空间扩张与有效需求不匹配时，房地产投资过度的投机行为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繁荣过后的不景气现象出现。资本流动若仅单独进行第二级循环，而缺少初级循环作为支撑，将引发以房地产废弃和写字楼空置为标志的“鬼城”现象。

四

地方制度响应失败造成城市收缩

新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所有的“活动领域”都内嵌于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之中，这些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会按照自己的步调不断演进，当出现经济危机或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时，它们也不得不做出适应性调整。资本的流向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由一系列不可预知的、区域性因素决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所谓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因素及区域优势。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制度设置与政策安排对于全球资本的流入或流出将产生重要影响，政府可以运用权力来实现资本积累在基本制度方面的改革，这种变革带来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将直接影响区域中城市的增长与收缩。

日本是由人口自然结构变化导致城市收缩的例子。低生育率和严重老龄化所带来的全国性的人口急剧下降，成为日本收缩城市面临的最大挑战。大卫·哈维认为，可以通过鼓励移民的方法来破除劳动力不足的障碍，资本和劳动力地域间的迁移活动能提升局部劳动力的活力。然而，日本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移民法，使其无法依靠外来移民来减少人口的损失，其人口急剧减少、社会极度老龄化问题严峻。此外，东欧等后社会主义国家在福特制转型过程中也面临严重的城市收缩，原有高度工业化、专业化的大量国营企业无法适应全球化市场的冲击，整个工业陷入停滞或经历根本性的结构转型，但这种转型又缺乏稳定的社会福利体系的保护，导致人口和经济的严重收缩。

五

小结

结合四种不同类型的收缩城市的动因与特征，笔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收缩是伴随资本过度积累危机而产生的，由于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外流，城市空间中出现以空置为标志的收缩现象，并伴随着企业外迁造成的空心化、城市经营环境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厂房和公共基础设施的闲置、传统产业衰败引发的人口大规模迁出等特征。当前，世界范围内许多城市地方政府已制定了多种避免城市持续收缩和促进城市转型发展的策略与政策，这些成功的案例能否被借鉴于我国收缩城市的规划实践中？对我国城市规划又有怎样的启示？

收缩城市对我国城市规划的启示

国内外城市规划学者提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规划手段和行动方式来应对城市收缩，在中心城区更新改造、活化空置住房设施、发展知识经济和文化产业、鼓励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等方面进行实施尝试。本文结合当前收缩城市规划和政策的相关举措，从引导城市规划理念转变、培育城市创新空间形成和实现城市空间品质提升三个方面提出收缩城市对我国城市规划的启示( 图 3)。

一

引导城市规划理念转变

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面对外部投资萎缩、国际汇率波动及人口红利消失等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传统外延式扩张的城市化模式已经面临新城住房空置、中心城区衰落等城市收缩问题，基于土地财政驱动的粗放扩张已经不可持续，城市增长主义面临终结。《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指出，“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因此，城市规划作为城市空间的一种重要制度工具，随着城市空间发展方式向集约化内涵式转变，要求城市规划在编制体系、方法手段、技术指标和实施管理等方面进行相应调整。

参考国外城市规划应对收缩城市的策略，以城市更新为代表的复兴型城市规划和以精明收缩为代表的适应型城市规划对我国城市规划理念的转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其中，复兴型城市规划主要通过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的结合，采用文化创意、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等方式，对城市中的收缩区域进行更新改造，并通过引入具有增长价值的项目，实现娱乐休闲、商务办公和生活居住等使用功能的提升；适应型城市规划意味着城市发展需要承认增长放缓的现实，以控制增量、盘活存量作为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形式，可借鉴精明增长理论原则，倡导规模合理的城市组团、集约高效的土地利用、混合发展的功能布局、公交优先的发展模式和网络分布的绿色空间体系。

二

培育城市创新空间形成

根据三次资本循环分析框架，当资本第二级循环不能解决资本无法吸收的问题时，可以采用技术性解决方案(即第三级循环)来解决，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或对原有的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通过发展劳动节约型技术和创新组织方式，可以解决资本积累前的劳动力稀缺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从要素阶段—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发展阶段，同时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由此可见，创新将是实现我国城市经济转型、避免经济衰退的关键。

实现城市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具备创新空间，通过打造聚集创新产业活动的空间场所，形成以创新、研发、学习及交流等知识经济活动为主的空间系统。培育创新空间是国外城市应对收缩的重要策略。例如，德国莱比锡作为“穿孔型”收缩城市，其城市规划部门对废弃的棕地实施城市空间更新，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引导设计师和艺术机构等建立起创意空间，推动媒体广播、软件游戏、表演艺术及音乐制作等创意产业发展，成功打造出了“媒体与创意产业集群” ；英国曼彻斯特是现代收缩城市的代表，曼彻斯特政府以“创意产业之都”为发展目标，主导推行一系列的城市文化复兴计划和持续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将中心地区划分为商务金融、商业购物、遗产传承、特色文化、高等教育和交通服务等各具特色的子区域进行开发，实现了城市经济向文化创意领域的转型。

三

实现城市空间品质提升

列斐伏尔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作为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生产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着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国家新型城镇化要求建立空间与人的积极联系，空间生产需要从空间的“交换价值”转变为服务于使用的空间“使用价值”。空间的使用价值归根到底还是以“人”为本，重视对城市空间品质的追求，将提升城市空间品质作为促进城市持续发展、避免收缩的重要策略。

提升城市空间品质，需要考虑城市规划在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的指引。在软件方面，通过引导第二级循环中的过剩资本向第三级循环流动，增加社会保障、公共事业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投入，加强城市规划中对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和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指引，将福利与消费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推动力，推动我国城市化的福利转向；在硬件方面，针对收缩城市出现的荒弃土地和房屋等问题，可以通过用地功能集中布局、合理评价城市尺度、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土地银行及公众参与等方式，将空置地块打造成具有活力的公共开放空间，在美化城市景观的同时增强城市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