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基于集合理论和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的村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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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墨尔本大学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汪灏，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廖宇航在《规划师》2017年第1期撰文，在中国的古村落保护中，以政府或企业主导的方式为村落提供的自上而下的科学规划，成功保护了一定数量的古村落风貌，创造了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但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简单参照城市的发展方式，强有力的规划条例没有充分满足当地村民的实际需要，将建筑与生活强行割裂，并忽略了乡村地区较强的“自发性”。集合理论和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将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与方式对村落的“自发形成”进行重新思考。两个理论将揭示村落“自发性”形成和发展的机制，借此帮助规划师找到介入的最佳时机。本文基于这两个理论，将安徽黟县际村作为一个典型案例，通过对其进行多方位、多尺度的研究，从社会、产业与文化等多方面入手，为其提供自下而上的更新新策略。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308134)；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工程防灾与结构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西防灾减灾与工程安全重点实验室资助

[ 关键词 ] 古村落；更新；自发性；集合理论；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               

[ 文章编号]1006-0022(2017)01-0120-08

[ 中图分类号]TU982.29

[ 文献标识码]A

[ 引文格式 ]汪　灏，廖宇航．基于集合理论和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的村落更新 [J]．规划师，2017(1)：120-127.

现状：

自上而下—政府发挥主导推动作用

在现行的乡村更新模式中，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企业主导的更新都相对简单地复制了城市的发展模式，将乡村地区的更新视为纯粹的物质问题，而忽略了物质改变后对社会、文化等问题造成的影响，以及对生活的重新塑造。在这种改造策略的驱动下，产生了如下几种问题：

(1)问题一：“住游隔离”的博物馆化。

现在流行的保护策略仅仅将村落作为物质进行保护，目标大多关注于如何将村落中的建筑加以修复、保留。这种方式造成了生活与物质环境的彻底分离，也使旅游和生活被彻底的隔离，古村落变成了纯粹却不完整的旅游场所，一个单纯陈列古建筑的露天博物馆。

(2)问题二：“自上而下”的同质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的主要特征就是同质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自上而下的开发更新模式都倾向于采用同质化的策略以提升其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以此达到以最经济的方式获取最大规模的回报。同时，同质化所带来的“可预测性”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保证收益。然而，同质化也给乡村地区，特别是古村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3) 问题三：被动的不可持续性。

除了被博物馆化保护的古村落外，对乡村地区的改造更依赖于政府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推动下，为追求整体的空间效果，大量的假古董充斥其中，政府部门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却没法从根本上逆转乡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造成了农业生产停滞和耕地的丢荒，乡村地区的“造血”能力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上述问题的产生，根源于在现行的知识体系和管理模式下，乡村地区被当作城市范本的反面案例，通过强有力的整体规划和设计对其进行细节、材料及空间结构等物质方面的改造。在此当中，改造的实践忽视了宏观的作用，用自上而下的单一思路严格限制每一个差异个体，不能反映个体的不同需求。若要改变这种将物质与社会生活分离的现状，不再创造出博物馆化的村落，需要建筑师和规划师更多地尊重农村地区的“自发性”特征，运用自组织原理对村落生成机制进行探究，并提出一系列更新的策略。因此，在更新、提升的过程中，保护的重点应从物质本身转移到传统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上，并在保护社会生活内核的基础上提升物质生活质量。综上所述，若要达到一个可持续的更新模式，则需要一个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策略，并充分发挥居民的自发性。

探索：

自下而上——基于集合理论和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的自组织更新机制剖析

在国外，建筑师和规划师已经对自现代主义广泛传播后的城市及乡村规划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于设计而言，重点已经不仅仅是创造出什么形式的建筑，而是建筑如何塑造生活。现行的分区规划方式已经逐渐被重新审视和批判。英国理论家Christopher Alexander在1965年出版的《A City  Is Not A  Tree》一书中已就城市的过度分化进行批判。在此书中，Alexander 提出城市不应该是如树枝般的逐步分级，而应该是一个有丰富互相关联的网络。在此基础上，澳大利亚城市设计学家Kim Dovey 进一步研究了东南亚城市边缘非正规聚落的形成、发展及更新，并运用了集合理论和复杂适应性系统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城市中的非正式聚落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和解读，指出城市非正规聚落具有来自内部的动力，在没有外界的支持下能够完成自我的更新和发展。

一

集合理论及其在村落更新中的应用：社会—空间

集合理论是美国理论家DeLanda根据法国哲学家Deleuze和Guattari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一书中的理论发展而来的，它强调空间的动态性和图示化，是一个社会—空间的理论。Dovey和McFarlane认为，该理论可以作为重新思考一个场所在其形成及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基础。根据集合理论，一个集合是由多个互不相同的元素构成，并在每个元素之间建立起特定的联系和关系，它是一个多功能的集合，是一个多元的共生体。每个元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互相从属的，而是具有扩散性的。无论是城市还是村落，都是一个包含着无数个体的集合。每个居民和建筑在城市或村落这个物质集合中都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在多个尺度上具有复杂的联系。这些联系包括物质层面(建筑、景观、交通和规划 ) 的联系，也包括精神文化层面(心理、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联系(图1)。

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元素根据需求的改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互相推动并进行解构和重组。因此，集合理论提供了一个多尺度、多维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村落是如何自发形成和发展的，强调了解决复杂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的方面。

一个村落是一个由丰富的流动性和关联性所形成的整体。这个整体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空间系统，需要对社会、空间、建筑、城市规划或地理等各个方面的元素进行分析。当元素及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对稳定时， 则可称为领域化(Territorialisation)；当这些关系被破坏和重组时，则可称为解领域化(Deterriorialisation)和再领域化(Reterriorialisation)(图2)。具体对应到古村落中，其作为一个元素集合不仅包含了建筑和村民，也包含了其中的社会组织和生产组织关系。集合理论为对这个元素集合的宏观和微观解读提供了方法。作为拥有相对较高自发性的村落，具有明显区别于城市聚落的宗祠；同时，由于发源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村落中的产业经营及建筑建造更多为自主性更强的个体形式而非城市中大规模、高密度的集合形式；村落比城市更接近于一个循环完整的整体，因为村落的人口结构发展稳定，而非城市化的高流动性，高度依赖外来人口和扩张补充。正是这些区别于城市的独特场所精神，将古村落塑造成更自主的可持续发展聚落。当村落这一元素集合遭受了元素流失或改变，导致完整循环被破坏，村落将失去原有的灵魂和发展能力。

二

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及其在村落更新中的应用：自发—涌现

为了进一步探讨聚落空间是如何由相互独立的个体发展而来的，Bateson将集合理论和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有机结合。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有助于人们解读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中，“复杂性”强调了事物集合的不可先决性和不可预测性，而“适应性”则是指集合的部分为适应整体宏观条件的变化做出自发性的改变。由于各部分在微观上独立却在宏观上统一于一个集合，所以在个体意志和互相作用的多重影响下，这种自组织行为是不可预测的。

这个理论重点强调并揭示了一个集合在社会关系的作用下具有不确定性。它挑战了现代主义的规划理论，特别是以勒·柯布西耶“建筑是居住的机器”的理论为代表的，各部分间的互动是严格且确定的理论体系。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指出，社会性使集合内部的各部分之间存在有机的自组织关联，当各部分为适应宏观环境进行微小调整后，新的形式和关系将会自发涌现。这个涌现机制是一个正规与非正规的混合体，即在相对宽松的总体规划下，每个个体通过非正规的改造保持其适应性和独特性。作为一个复杂并且不可预测的系统，严格、细致的规划只能在短期内获得一个卓有成效的成果，很难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并持续运行。用现有的方式对具有高度自组织特征的村落进行强行干预是有悖于其本身发展规律的，长远来看并不科学。因此，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将提供一个灵活的策略，充分揭示并尊重社会性带来的“自发性”，为长远的规划提供科学的指导。

具体到实践中，村落作为一个自组织的有机体，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通过循环往复“增长—保持—释放—再组织”这四个阶段，自发地完成对新时代生活的“新陈代谢”(图3)。其中，释放过程虽然相对较短，但却是适应转变的关键阶段，是一个变革力量注入的时期。基于复杂适应性系统，当村落具有充分的复杂性后，其拥有改变外界环境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根据集合理论对组成元素的分析，复杂适应性系统首先要求恢复村落的复杂性。其次复杂适应性系统将村落的自发性更新描述成一个动态过程。当旧的村落结构形态被瓦解、释放，新的信息进入后，村落中的每一个个体会对进入的元素进行适应性的回应。每个个体根据自身的需求，或完全或部分对新的信息元素进行借鉴和模仿。这个过程被内部力量所驱使，并由于个体差异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发展出动态的不同结果，层层传递，以点带面，由近及远，进而完成对整个村落集合的影响，并进一步保证整个村落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集合理论和复杂适应性系统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将古村落视为一个包含有复杂元素和复杂关系的集合，在其形成并发展至今的整个过程中，不断面临着“自发性”的解构和重组 ( 图 4)。从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外部条件(如信息、材料和形式等)的变化对村落的自组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如果缺少专业知识的引导，那么这种影响将是随机的，由此产生的新形态是难以预测的。这种新形态既包含了物质的空间结构和外观，又包含了产业模式和社会结构。因为没有合理及科学的评判标准对输入的信息进行筛选，所以结果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此，建筑师和规划师对此类自发性建造和改造进行介入仍旧是必要的。村落作为一个个通过自发形成的独立个体，自发建造的力量应该得到尊重和利用。2016年普利茨克奖得主—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强调自发建造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是被生活转化为实体而不是简单的建筑材料。集合理论将抽象的生活解释为各元素中的联系，而复杂适应性系统则解释了生活如何将自发建造的力量具体成为形式，而这种由生活而来的形式正是村落对于其他个体的特征。根据这两种理论，村落的更新应起始于用物质手段帮助其重塑生活，即重塑各元素间的原有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筑师和规划师通过具体的物化手段，帮助村落对外部信息进行适当的选择和过滤，恢复村落作为复杂个体对外部环境的学习、反馈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策略：村落内部主导配合社会技术支持

一

基于集合理论的宏观分析

1

社会背景因素

安徽皖南地区拥有大量的具有独特建筑及规划特征的古村落。从外部社会背景看，自20世纪90年代起，以西递、宏村为代表的古村落在商业化的浪潮下被开发成全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并成为世界物质文化保护遗产。但是，为保障旅游景点的商业化运营，景点内的一些基础设施被迁往周边地区，周边保护价值相对较低的村落被忽略并作出了极大的牺牲。际村作为紧邻宏村的村落，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典型案例。

际村坐落于安徽省黟县下辖宏村镇，是宏村镇政府所在地，与宏村隔河相望。从内部社会因素看，际村拥有900多年的历史，其历史并不晚于宏村。现有人口约1400 人，共 457 户，分为9个村民小组。年龄结构以中老年人群为主，全村30％的人口外出打工。其主要产业为与旅游相关的服务业，从业者占全村人口的50％，大量农业用地被用于商业开发，农业收入已下降为第三收入来源，从业者占20％，人均年收入约30　000元，高于宏村。产业过度依靠旅游业，村内收入极大地被旅游淡季、旺季所支配，导致了青壮年人口大量迁出，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得不到传承。

2

外部建筑规划背景

在现阶段的规划中，际村被定位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经济开发的缓冲区域(图5)。其位于西侧与公路相连的原农业用地被开发成为水墨宏村等商业项目，东侧界面则发展成为宏村镇的主要商业街，原有的民居大多被替换成为新建的多层商业和公共建筑，为宏村旅游业提供住宿、餐饮和娱乐服务，但大多数建筑仍试图保留原有的徽州建筑元素。而位于商业项目和宏村中间的原村民居住用地则被保留为村民自主开发用地。

3

村落内部规划现状

从宏观角度观察，际村的空间结构作为徽州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仍被较为完好地保留下来。中央贯穿南北的主街在村内依旧承担主要的交通功能，可通行小型的机动车辆，并伴有徽州特有的水圳。作为村落核心的祠堂得到了文化保护部门的挂牌标记，基本结构得以保留，并位于可达性较优的位置(图6)。同时，通过规划条例，村中自建房高度被限制在3层以下，以此保留宗祠在体量上对于整个村落结构的统治地位。

然而，水圳作为联系整个村落的线性元素，仅被用作下水道功能。与宏村的水圳相比，际村的水圳污染和堵塞状况严重，不仅没有成为独特的地域特征，反而成为降低室外空间品质的主要原因。而具有徽州空间特色的小型空间节点—以水或树为核心的公共景观（在徽州村落中被专门命名为“水坦”或“树坦”）被村民以临时或永久的方式非法占有，也导致了村落内空间局促。

综上所述，际村的现状是因社会、地理与经济的关系改变，基于交通的改善而最终反映在建筑物质层面上的结果。当作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宏村吸引走大部分注意力的同时，外部力量对际村现有的保护是有限的。简单的规划限高和对重点建筑的挂牌标记只是延缓了其被破坏的速度。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产业发展相对落后，进一步使青壮年流失，导致内部力量不能协调发展中产生的冲突，是际村失去康复能力的根本原因。将以上原因反映到物质层面，外界社会的安定引导村中建筑单体由内向型的天井式开放向外向型的庭院式开放转变，进一步向外侵占公共空间。另一方面，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独特的地理位置(紧邻宏村)使其拥有良好的旅游业，为其带来了外部资本，以进行强有力的更新(如水墨宏村地块)，也驱动靠宏村一侧的沿街部分得到了率先更新并保留了徽派元素。这一系列复杂的新关系是造成际村现状问题的原因。因此，际村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支柱产业，导致村落社会系统缺失，从而缺乏“自发性”更新和维护能力。

二

基于复杂适应性系统的微观建筑形式分析

基于复杂适应性系统，根据对村中的323栋建筑的统计和调查，村中建筑的建造时间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明清时期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以前和2000年以后，而这三个阶段的建筑在形式和空间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并浓缩体现了中国农村民居“自发性”更新的过程，即增长、保持、释放和再组织。其中，第一阶段约保留42座(12.9％)建筑，第二阶段约保留137座(42.3％)建筑，第三阶段约保留144 座 (44.8％ ) 建筑。

(1)第一阶段：传统三合院住房主导阶段。

建筑基本保留了传统徽州建筑的特征，空间形式以一个或多个三合院为主，材料则是木结构配以砖石的封火山墙。建筑的主体部分及其中的砖雕和木雕大多得到完整保留，但附属的厕所和厨房部分基本被拆除，或转移进入主体内部的厢房位置，因此其主要问题是住户对室内重新划分后造成的空间混乱。而原有的厕所与厨房位置被替换成为现代的多层建筑，并将厨房、厕所等辅助功能集成在新建筑内。

(2)第二阶段：具有传统元素的现代低层住宅兴起阶段。

大多为两层的砖混建筑，形式简单，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目标在于完成基本的居住需求。但对比于第一阶段，其各部分的空间关系非常相似，甚至包括楼梯的位置。整体而言，这个阶段的住房在空间结构上保存了传统徽州建筑的特点，但无论在建造技术和装饰艺术上都缺乏价值，特别是厨房和厕所仍需要进一步的更新。而在住户的自发更新中，大多采用简单的水平或垂直方向扩张，常以牺牲公共空间品质和相邻住户室内品质为代价。

(3)第三阶段：具有城市特征的现代低层住宅普及阶段。

该阶段基本达到了城镇的建筑标准，设备完备，但空间结构基本失去传统特征，与其他地域几乎没有明显差别。这类建筑往往与周围的传统空间环境形成了强烈对比，但部分较富裕的住户或改造成为民宿的住房，一些较简单的传统元素被用于表面的装饰，而且产生了明显的短程通讯效应，即相邻的住房出现了明显的互相模仿现象。所以，对这一类建筑将针对其与周围环境的冲突，通过推广具有传统元素的装饰方式，确保整个村落的空间氛围不被现代元素过度破坏。

综上所述，第一阶段建筑主体与后两个阶段处于完全不同的体系，可视为上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循环的终结和新循环的起始标准。第二阶段的社会环境相比于第一阶段稳定，因而迎来了一次增长。这个时期新建的大量建筑占领了村落的大部分面积，基本确定了村落整体轮廓，且没有继续消灭第一阶段的三合院住房。这个阶段可视为复杂适应性系统的增长和稳定阶段。这两个阶段缺乏外部的科学指导，在“自发性”更新中往往破坏原有特征，并忽略公共利益。将第三阶段的建筑形式与第二阶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第二阶段的现代住宅只是根据当地条件“自发性”形成的，并追求经济、实用的结果，仍保留传统空间布局而不具有完全的现代形式。因此，第三阶段是在接受了外部的技术和材料后，重新释放原有的传统形式，形成具有城市特征的完整现代化住宅。该阶段建筑的主要问题是与当地特征缺乏结合，受外部因素所支配。

三

 策略提出

根据集合理论和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在适当的引导下，村落拥有“自发性”的恢复力，可运用“自下而上”的更新模式，并注重引导村民进行“自发性”更新。本文分四个步骤分别对社会和建筑规划问题提出可行性策略，基于集合理论对际村进行解读，根据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剖析生成机制，用较小的干预引导村落在复杂适应性系统的释放阶段修正更新方向。为完善村民自治体系和产业塑造提供物质场所，对第一阶段的42座建筑进行完整保护，对第二阶段质量及美观性较差的137座建筑进行改造，对第三阶段质量较高的144座建筑未来的扩建和空间品质升级进行引导。相对较小的改造量大大提高了改造策略的可行性，并实现村落“自发性”的可持续发展。

(1) 步骤一：现状评估。

鉴于徽州村落的高密度性，需要适当对原有建筑进行拆除。为最大程度上保持原有的空间特征，策略的第一步需要对原有建筑进行适当的评估。由于村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将层次分析法(AHP)和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结合分析，可以相对客观和科学地对空间现状进行评估。更重要的是，通过评估可以对村落的发展进行预测，从而确定其自发更新的先后顺序。规划师可通过对先更新区域进行干预，从而达到引导整个村落更新的目的。根据集合理论和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对于现状的评估应该包含社会和物质两方面的内容，同时集合中的宏观关系相对于集合中个体的物质要素而言，应被认为有更大的影响力。具体到际村而言，运用层次分析法，将评价标准分为历史性、艺术性、科学性、使用性、私密性和经济性6个分项，而每个分项又细分为3个子项。每个分项和子项由专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权重配比(图7)。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村落，历史和文化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建筑的历史性和艺术性拥有最高的权重。同时，村落作为一个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空间集合，历史性中的历史事件子项和与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私密性也被认为是优先考虑的方面。通过分析预测，由于交通状况较好，区域可达性和信息交换程度更高，际村中轴主干道两侧和村落东、西、南三侧边界活跃度较高的部分将率先完成更新，而这些部分也将是设计者需要考虑和介入的部分(图8)。

(2) 步骤二：社会关系的还原。

根据集合理论，“宗族—家庭—个人”的关系是村落构建的核心关系之一。在徽州村落中，宗祠的地位无可取代，它是整个村落社会关系的纽带。因此，策略的第一步则是还原“宗族—家庭”的关系，将变得零散的个体统一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有效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个过程在复杂适应性系统中是一个释放的过程，将原有松散的个体关系进行瓦解，并创造新的紧密的集体联系。这个过程难以仅仅由内部推动，而是需要通过对外部的学习进行自发的改良，而建筑师和规划师可通过建筑实体的介入将这个宗族重塑信息输入到村落部。际村原有的宗祠建筑得到了较为完好的保留，位于村落的核心位置，空间尺度大，仍旧可以适应现在对于公共建筑的需求。针对现代的管理制度，宗祠将不必如同其原始的需求，承担所有的行政管理工作，只需成为民间非正式的协商和洽谈的场所。在对遗产建筑的再利用中，应着重保留其不同于其他民居的庄重的空间特性，避免盲目为扩大使用面积而改变其空间逻辑。因此，在对宗祠的改造中，只需将内部空间进行相对灵活的划分，保持原有结构在内部角度感知的完整性，而不必在水平方向上过度扩张，造成与周边小尺度的村落肌理产生过度的冲突。与此同时，徽州村落中的宗祠作为村落建筑的标杆，控制了其他民居的面积和高度。为适应现代生活，可在垂直方向对宗祠进行适当扩大，使其仍可以作为控制标杆以适应未来的发展，并强调其作为地标的作用，保持整个宏观空间的感知特性和可读性。对宗祠进行改造和重新利用的目的在于为村民的“自发性”更新提供协调的场所。同时，作为一个实体，宗祠将取代文字上的规划条例，成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范本，为村民的“自发性”更新提供具体的技术材料模板和科学的建造性规定。

(3) 步骤三：生产模式的重塑。

根据集合理论的解读，“生产—生活”的关系是村落构建的另一个核心。农业用地的丧失导致村民失去了稳定的来源，青壮年为寻求发展而背井离乡，进一步降低了村落活力，导致生活质量下降。为实现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为青壮年提供工作机会，重塑生产模式迫在眉睫。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模式的重塑不应仅仅追求还原生产关系，而应该在引入先进社会生产信息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先进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根据已有的实践案例，产业重心应从现有家庭作坊式的旅游服务业转向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农业及手工业，并将其进行集中整合，提供集中化的生产场地及销售渠道(图9)。徽州本地有许多特色的产业，石雕、砖雕和木雕亦是徽州古村落重要的名片之一，但青壮年的流失不仅降低了村落的活力，也导致了传统手工艺的失传。在际村的南侧拥有一块大面积的未使用土地，且交通便利，可成为相对高密度的生产和销售基地。基地建筑作为一个全新的元素，需承担一个范例的作用，参照并服从宗祠所代表的建造规定；同时，其地标性和可读性应弱于宗祠而强于周边普通民居，既对比强化了宗祠的规范作用，又明确其建筑本身的示范作用。与此同时，周边肌理都以小尺度居住建筑为主，高密度建筑可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弱化其整体性，从而寻求与周边民居主体形成呼应。

(4)步骤四：复杂适应性系统的再组织——空间重塑辅助社会重塑。

第一步骤中对宗祠的修复和再利用为整个村落发展的方向在内部核心区域制定一个基础标杆，第二步骤中南侧的生产基地则成为际村在南边的门户。在复杂适应性系统的释放阶段，建筑师和规划师通过对公共建筑和空间的干预为信息的输入做出了筛选。在再组织这一阶段中，建筑师和规划师将需要为信息转译为物质形式的过程提供示范与指导。

作为一个以居住为主而非旅游开发的村落，际村内部的隐私性和安全性需要重点考虑。明确的入口有助于强调村落的边界和领域性，有利于维护内部的稳定。除了南侧的入口，东侧与宏村入口相对的入口则是另一个关键的步行入口节点。这个区域在对村落的“自发性”更新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借此达到两个目的。

其一，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传统，徽州村落的入口拥有独特的水口形式。将东侧入口还原成水口，可作为疏通内部水圳后的出口。水圳的功能还原后，村落内部的空间逻辑也将跟随水圳得以重塑(图10)，重新强化中心主街对村落的轴线作用，同时与东侧商业街串联以进一步确定贯穿南北的线性联系，从而增强处于轴线中心的宗祠对整个村落的统领，使众多差异个体被统领成为一个面状集合 ( 图 11)。

其二，作为最为活跃的入口，该区域将会率先进行更新，可为3个阶段的建筑提供更新模板。首先，该区域拥有3个传统的三合院，具有很高的建筑和空间品质。在调研中发现，村民的自发性改造仍具有保护原有建筑的意识，只改造附属功能的部分而保留最具价值的核心三合院。因此，建筑师只需为更新附属部分提供参考性的建议，作为第一阶段住房的改造模板。其次，这个区域内第二阶段建筑的更新重点是升级厨卫空间。再次，结合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两类建筑，尝试利用场地空隙，通过连接原有建筑还原三合院形制，为村民提供有半公共式的共享室外空间，并用传统装饰语言修补和升级这个区域内的第二及第三阶段建筑。这些改造后的新旧建筑又可成为其他区域建筑改造的模板。最后，根据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经过长时间的自我反馈，村落的东侧部分受到宏村的影响，其在释放过程中将三合院等传统建筑模式重新纳入考虑，在下一步的再组织过程中被重新采纳，还原村落原有风貌以回应宏村的界面；而村落的西侧部分的生长反馈却采纳了“水墨宏村”的模式，即传统元素装饰的现代化建筑，其发展未来可能产生与东侧商业街相似的、具现代性的南北轴线 ( 图 12)。

综上所述，际村的问题首先是社会性问题，即支柱产业落后及青壮年劳动力流失，进而社会自我管理协调体系出现了衰退。在自我管理协调体系缺失的基础上，产生了更新方法失当、缺乏宏观协调和公共空间品质低下等物质性问题。所以，对际村而言，建筑规划方法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可通过提供物质化的范例，让村民能够更容易地模仿和遵循科学的发展方式，充分利用其积极性，使村落具有科学的“自发性”更新发展前景。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7年1期

《基于集合理论和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的村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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