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论坛3】城市非正规性及其规划治理的中外研究比较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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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城市治理创新

【编者按】

城市治理创新是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当前，面对我国经济结构多元化、社会阶层多样化及利益诉求复杂化等带来的新的城市治理难题，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思考如何通过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方式与手段革新及城市治理体制改革等，全面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发挥城市规划在城市治理中的抓手作用，实现既治标又治本的治理目标，推动城市治理的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规范化和信息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城市治理创新”为主题，特邀一组文章，探讨城市治理理念、治理模式与治理途径等，并着重介绍北京、广州与佛山等地在城市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以期为读者们提供有益参考。

【规划师论坛3】

城市非正规性及其规划治理的中外研究比较评述

作者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城乡规划系副系主任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陈瑞在《规划师》2018年第6期撰文，虽然城市非正规性现象在我国城市中的重要地位已获得认可，却并未充分获得城市研究领域的相应关注，也未能在规划治理的实践上提出相应的措施。以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为基础的当代主流城市理论与城市规划理论难以解释和解决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现象与问题。因此，鉴于我国在城市非正规性的规划治理上所面临的实践与理论的双重盲区与困境，文章基于Cite Space等量化分析软件对中外研究成果展开系统回顾与比较评述，一方面力图从研究的角度呈现已有与潜在的研究方向、热点问题、研究视角与方法路径；另一方面，从当下中国城市实践的需求出发对比与总结国内外城市非正规性规划治理的相关经验。城市规划应对城市非正规性的着力点应当转向非正规经济视角，而对非正规经济的基础空间数据的挖掘与掌握是展开深入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城市非正规性；规划治理；非正规空间；非正规经济与就业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6-0019-10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徐苗，陈瑞．城市非正规性及其规划治理的中外研究比较评述[J]．规划师，2018(6)：19-28．

一

城市非正规性治理研究的计量分析

本文的文献数据中，英文文献和中文文献分别获取自Web of Science和CNKI 文献数据库。其中，用于具体分析的英文文献来源于国外城市规划和城市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 32 本 ( 表 1)，检索主题词为“城市非正规 ( 式 ) 性”相关的若干词汇，发表年限为 1985 ～2016年，共检索到文献258篇。中文文献选取的期刊来源包括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及人文地理学领域较为权威的期刊共 19 本 ( 表 2)，检索关键词为“非正规 ( 式 )”相关的若干词汇，文献发表年限为1985～2016年，共检索到文献51篇。

（一）城市非正规性研究概览

从各学科相关文献总量的时间分布状况看，国外对城市非正规性的研究保持连续的增长，且近年来增长速率加快。而我国的研究趋势则顺应我国经济政策和城市化政策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三阶段的特征：1992 年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城乡要素流动迅速加快，劳动力商品化特征日益凸显，城市人口快速膨胀，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却未能同步跟进，因此城市的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空间获得充足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对城市非正规性现象的研究开始以平均每年约 31％的增速急速提升，并在 2007 年前后达到峰值。2008 年经济危机及之后，中国政府加大了财政投入，公共资金主导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大量就业和保障房投资；与此同时，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加强，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影响使学界对城市非正规性现象的关注出现了下滑态势 ( 图 1)。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建成环境的相关学科对城市非正规性现象的关注远远高于国内学界：涉及城市非正规性研究的相关学科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公共环境职业健康、公共管理学、地理学和城市研究等学科，共计约占总量的31.8％；我国研究非正规现象的建成环境相关学科仅仅包括城市经济学及城乡规划与市政相关学科，仅占总量的7.3％(图2)。此外，国内研究不仅起步较晚，近年来还有停滞的趋势(图3)。反观中国3.3亿的非正规经济从业人员和大量的城中村、棚户区等城市非正规空间现状，我国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建成环境相关学科对城市非正规性的关注严重不足。

（二）城市研究领域非正规性研究的知识基础分析

学科的知识基础对应于现有研究的被引文献集合，因此本研究将具体分析的文献记录导入Cite SpaceⅢ开展共被引网络分析。就英文文献而言，共被引Time-line图显示有7个聚类(图4)。如果用每个聚类中的高中心度(Centrality)文献表征该聚类所代表的知识领域，出现于2004年之后的5个聚类(0、1、2、7 和 11) 具有较强的逻辑关联。其中，聚类0主要聚焦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城市化现象与逻辑；聚类1的研究主要从街头摊贩等非正规就业者或城市贫民的“公民权利”视角出发，提出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反抗主义规划”“协商式规划”等亲贫主义规划思路；聚类 2、7、11 多为对前两者的补充，主要对适应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城市理论与城市规划理论开展批判式的政治经济学讨论；聚类 4 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住区的土地权利和更新进程；聚类5的文献则主要关注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和移民浪潮及转型国家市场化背景下非正规经济的多元化和异质性观点现象。整体而言，国外对城市非正规性的研究形成了城市非正规性发展机制(聚类0、1、2、7和11)、非正规空间 ( 聚类 4，以非正规住区为代表 )及非正规经济与就业 ( 聚类 5)3 类知识基础。

（三）城市研究领域非正规性研究的关键词分析

鉴于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凝练，本研究将CNKI与Web of Science的文献记录分别导入 Cite Space Ⅲ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时间跨度为1985 ～ 2016 年，时间切片为 2 年。其中，英文文献共得到 126 个关键词和 406 条连线，而前十个高频关键词依次为：City、Informal Settlement、Informal Economy、Politics、South Africa、Informality、Poverty、Policy、Market、Slum，这些词汇完全可以归入到上文推导出的3类知识基础之中。因此，在排除掉语义不明且词频较低的部分关键词后，通过分类和比较的方法将关键词归结为若干次类。就中文文献而言，51 篇文献中仅生成 13 个关键词和 17 条连线，前六个的高频关键词依次为：非正规就业、非正规经济、非正规部门、流动摊贩、广州和城中村，这样的结果反映出我国城市非正规性研究一方面主题高度聚集，另一方面缺乏广度和深度。为了便于开展中英文的对比分析，本研究将中文文献关键词进行了人工分类(表3)，并就关注人群和关注地区进行中外研究的对比分析。

1.关注人群

国外的研究关注人群按照数量依次为贫困、移民、性别和种族，而国内研究依次为乡村移民或转移劳动力、性别、贫困与下岗职工(图5)。虽然国内外的关注对象均聚焦于城市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但因各自的社会背景不同而存在部分独特的群体对象，比如中国的“下岗职工”和国外的“种族”。此外，同样的关键词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移民”作为国内外文献的重要关键词，反映了非正规发展与移民相关联的普遍认知。但“移民”议题在发展中国家中通常聚焦于非正规城市化进程与非正规聚居区(Informal Settlement)的产生机制；而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移民与发达经济体中非正规经济发展的联系。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关注人群更强调乡村移民、转移劳动力及城镇下岗职工，这在本质上反映了我国城市非正规性现象与政府主导的一系列去管制化政策及城市二元体制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并且，国内研究较少对“贫困”与“非正规性”进行关联分析，可见对于贫困人群的经济生存方式和就业类型的研究还需跳出制度化与正规经济的视野局限。

2.关注地区

从英文关键词的地区分布特征看，非正规性研究的主流关注对象仍旧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图6)。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去管制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去福利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型和移民浪潮的涌入，欧美城市中非正规性现象和相关研究也持续增长。例如，美国城市中的临时工增长迅速，需求更灵活的劳动力成为国家性现象，尤其是在建造业。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欧美城市中出现的非正规经济类型及其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做了持续的研究，并逐渐形成对发达国家非正规经济异质性本质的共识。从国内的关键词分布状况看，研究关注的热点地区多集中于珠三角地区，主要包括广州(包括广州大学城)、深圳蔡屋围。事实上，珠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先驱、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早期“世界工厂”的所在地，其土地利用和产业发展模式通常都是在正规性制度缺失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就尤其有利于城市非正规性的发展，为珠三角大量的外来人口提供了低成本的住房和相关生活开销，以及充分的低技术或零技术门槛的就业岗位。因此，珠三角长期以来是中国非正规性城市研究的重点关注地区和典型案例城市。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加上从西部到东部沿海务工人员的部分回流，一些西部后发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沿海发达地区，非正规性城市发展现象增长迅速。因此，这些后发地区将成为未来城市非正规性研究的关注焦点。

二 

基于知识基础分类的中外城市非正规性治理比较

根据前文分析得出的3个知识基础类型，国内外非正规性城市规划治理的相关研究主要可分为3个部分：①地方文脉下城市非正规性的发展机制；②城市非正规空间的规划治理；③城市非正规经济和就业的规划响应。城市非正规性的发展机制研究通常从历史或政治经济的视角出发分析城市非正规化发展的制度逻辑，为城市非正规空间和非正规经济的规划治理研究构建了认识途径与理论基础。

（一）城市非正规性的发展机制认识

从传统观点出发，非正规性通常被定义为“管制缺失”，因而许多学者将其归纳为“第三世界城市人民的谋生方式”或是“下层阶级的生活实践”等“自下而上”式的草根主义视角。然而，Sassen、Roy和AlSayyad等人否认了这一观点，他们将非正规性视为组织和管理城市化进程的内生性逻辑，是一种刻意地“去管制化”的结果而非管制缺失。其中，Sassen认为发达经济体中个人与企业收入的两极化催生了非正规性发展现象，她以美国为例分析了在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引领经济发展的信息与技术产业以高成本的去制度化方式攫取巨大利润，另一方面低利润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则采取低成本的去制度化/非正规性途径提高适应能力。Roy则将非正规性视为国家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探析了管制力量面对大城市边缘的非正规性聚居区，始终掌握着界定聚居区合法性的统治权(Sovereign)，往往依照自身利益采取不同的管制政策，或放任不管，或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和农业改革的形式征收土地。对此，Castells和Port等结构主义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将发达国家中的非正规经济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新的剥削方式。

Slavinc 也认为发达经济体中的非正规性(Informalization)中就包含政府和资本主义利用去管制化、去福利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有意为之的成分。我国学者黄宗智指出，中国的非正规性实践是在政府主导下“集权的分权主义”和“劳务派遣”等一系列制度下完成的，是一种“有计划的非正规实践”。这一制度模式促进了地方政府“区域竞次”和“政府主导的非正规经济”局面的形成，并导致农民工涌入城市却无法市民化的“不完全城市化”。可见，国内外学者在城市非正规发展机制上呈现出明显的二元观点(图7)，即为“自下而上”的草根主义(Livelihood、Strategy)和“自上而下”的管治策略(Governance、Governmentality)。事实上，城市非正规性实践是一种多元的历史事实，既是自上而下的“管制”策略，也是自下而上的生活“实践”，两者的结合可以恰当地解释城市中不同的空间、经济和社会活动在多利益主体博弈下的生产逻辑。

（二）城市非正规空间的规划治理

从关注类型看(表3，图8)，国内外对非正规空间的关注类型大量集中于非正规聚居区(Informal Settlement、Slum、Settlement、Urban Village)和公共空间的非正规性使用 (Public Space) 两个层面。从关注视角来看，国外集中于非正规住区的物质环境(Infrastructure、Sanitation)、土地权属(Tenure、Land Tenure、Property、Property Right) 两类大的视角。国内研究则着重于从定性或定量的角度来描述非正规空间的生产逻辑，因此两者存在较大不同。从治理手段看，国外文献中出现的关键词包括3类：①非正规聚居区的更新政策(Informal Settlement Upgrading、Slum Upgrading)；②公众参与政策(Participation、Community Partici-pation、Enumeration)；③土地产权合法化政策(Legalization、Pri-vate)。国内的关键词则包括正规化、更新、疏导区、空间疏导及“清无”。综上所述，国内外所关注的非正规空间类型相似，但是在关注的视角和治理策略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非正规聚居区的规划治理

物质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更新和改善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非正规聚居区的重点关注问题。自 20 世 60 年代中期以来，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非正规聚居区更新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资助下一直采取“自助策略 (Self-helpApproach)”。不少学者和团体试图通过物质环境更新提升非正规聚居区的生活状况，如 Pressick 基于智利、斯里兰卡和里约热内卢等地的实践，建议采取模块化、垂向发展等建造手法，并提出认知非正规性构造的进程、主张所有权、主张渐进式更新、推动自治和推动合法性 5 项目标以确保更新的进程的包容性。在此过程中，学界着重强调非正规住区更新中社区参与、多边协作等工作机制，以期为非正规聚集区更好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许多学者认为应当重视社区诉求和参与，进而从结构组织、资金和参与计划等各个方面对不同层次的政治组织、非政府部门和社区居民对基础设施和住房改善的参与状况与途径开展分析。部分研究分析了这种公众参与的形式，认为通过帮助居民详细地了解社区的基本状况和现有资产，可以促进居民与政府的对话，改变原有的强制拆迁计划，并为社区发展找到新的可能性。Roy 则提出“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 法，即通过允许对基础设施延期付款的方式来帮助贫困阶层获得非正规住区相应的基础设施。在焦点问题 — 土地与住房产权方面，部分学者证实被赋予土地使用权或者拥有土地安全感的居民的确有更好的意愿去主动维护住房和基础设施条件，并指出对土地和住房产权的界定应当尊重传统的交易关系与分配制度。

对于我国的典型非正规聚居区 —城中村，其中所涉及的复杂权益关系及城中村对城市弱势群体的支撑作用是规划治理时必须考量的内容。而目前的研究表明，不少城中村重建项目不仅只是推动了非正规性行为的地点转移，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城市经济。不少学者对城中村治理政策的建议可总结为：①以“市场化”为导向，掌握赋权时机，把握二元土地的一体化管理进程；②合理保留城市低品质功能；③在合理保障村民权益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前提下，从经营机制和制度上综合设计其治理框架；④引入监管机制控制非正规聚居区增长，并逐步纳入城市廉价住房的供给体系中；⑤主张通过发掘以非正规经济为代表的生产文化、工业遗产文化等新文化类型，重塑城中村的遗产价值。

2.公共空间非正规使用的规划治理

不少国际研究均把为摊贩谋取空间权作为公共空间研究的重点。例如，墨西哥城历史中心区的摊贩通过依托建立商业联合组织或位置流动的方式来应对大规模商业改造对其空间使用权的排斥；又如德里的摊贩面对城市权威不同力度的“管制”措施时会采取权变的应对方法，而对于公共空间的使用之争常常通过NGO、正规店主等更多主体之间的反复协商与冲突来维持平衡。事实上，国外学者对公共空间非正规使用的规划治理策略已经包含在对其生存策略的研究中，认为政策实践中应当让非正规使用者具有表达公民权利的话语“空间”，在参与和沟通的机制上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学者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探索流动摊贩的空间分布和行为规律 [37-38] ，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评估广州市的流动摊贩疏导区政策，认为该政策成功的关键在于其能否满足摊贩在区位、成本及制度等方面的切实需求；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探讨建成环境对流动摊贩分布的影响，建议在医疗卫生或教育性质用地旁设置疏导区。可见，在满足摊贩的实际需求条件下对疏导区开展适应性的规划是目前我国流动摊贩规划治理的主要途径。在整体的治理模式上，国外将公众参与和多边协商作为解决非正规聚居区与公共空间问题的政策内核，国内虽然也有类似的倡议，然而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仍旧以“正规化”或管制为主要的治理方案。

（三）城市非正规经济和就业的规划响应

非正规经济和就业作为边缘化人群的谋生手段，通常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现象，但 sassen 以美国尤其是纽约的研究为例指出：非正规就业所属的非正规经济也已内化为发达国家正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与后工业时期“新经济体系”下的正规经济密切联系，为其高科技和高利润行业提供所需的低技能与低报酬服务。因此，发达国家的非正规经济和就业现象应该被视为更深广的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而亚洲和拉美国家城市发展尽管阶段混杂，但也有类似的发展进程，该论断尤其适用于中国东西部城市发展不均衡状况。从表3与图9看，国外研究的分野主要基于地域差异，发达国家主要研究非正规经济与移民关系，以及其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发展中国家主要开展对非正规经济与就业群体的发展策略研究。在研究的具体对象上包括家庭小型企业、街头摊贩和临时工。研究视角上则包括非正规从业者的健康、机动性及非正规经济的地理分布等方面。而在治理政策方面，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政策、贫困缓解和可持续发展。国内研究文献在总体类型构成上与国外相似，在研究对象上一般聚焦于街头摊贩，研究视角上集中于空间分布，治理政策上多提倡就业扶持、再就业工程与社区就业等社会政策。由于关键词数量少，词频聚集不明显，并没有形成确定的研究方向和主流趋势。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研究，规划视角明显受限于传统的城市空间研究框架，对非正规经济和就业的空间分布或分异研究十分有限，造成相关的治理政策更多在于公共管理的政策层面而非与土地利用等资源分配相关的城市规划层面，导致城市非正规经济与就业从各种规划议题中“消隐”。

1.非正规经济与就业的空间分布

与非正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相反，有关非正规经济与就业的空间研究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的文献中。例如，Crotty 根据社会经济属性和建成环境特点将圣地亚哥都市区临时工 (Day—labor) 雇佣点划分为 5 种类型：传统内城型、西班牙聚居区型、建造业就业或市镇中心型、农业就业型和移民营地型，并指出非正规雇佣点的建立是以临时劳动力工作机会最大化为导向。而Sassen以纽约为例观察了发达国家非正规经济和就业的发展，并指出空间要素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劳动密集型的高收入绅士化 ( 商业与居住 ) 发展模式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的用工方式。在资本密集型发展过程中，与中产阶级郊区相对应的是地块区划与独立住宅、道路与高速路网、小汽车或通勤火车，家庭生活方式依赖各种家电用品、大型购物中心与家务自助劳动；而集中在市中心、郊区商务中心和边缘城市中心的优势经济部门，其高收入群体和企业更倾向于雇佣维护人员，产生了大量的对定制服务或限量产品等非大规模生产的商品与服务需求，这些需求往往通过近距离的、劳动密集型方式生产并通过全过程服务的零售方式销售。并且，在尖端产业增长和集聚所导致的激烈的土地竞争背景下，劳动密集型的低利润企业的生存困境推动了非正规经济的放量发展，这其中包括非正规企业的增长和正规企业逐渐将部分劳动外包给非正规企业。因此，非正规经济和就业的空间落点不仅包括血汗工厂和家庭作坊聚集的移民低收入社区，还包括吸纳各类传统服务进入的高收入城市绅士化社区，以及自发形成的、面向城市范围市场的非正规制造与产业服务区域。伦敦的相关研究呈现出的高收入阶层对低工资家务工作的需求增长也有力支撑了Sassen的观点。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表明了对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视，且均提出了如何在利用非正规经济产生的就业机会的同时改善非正规就业环境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中非正规经济与就业的空间研究数量较少，在城市治理研究层面主要是分析具体特征群体的非正规就业类型及其工作空间的差异。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岗位对于空间资源的使用方式极其多样，存在于广阔的空间维度中。我国对非正规经济与就业的空间研究也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中村社区，分析城中村中非正规企业的功能类型、比重的变迁和具体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影响要素等。

2.非正规经济与就业的规划响应

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非正规经济作为弱势群体的生活策略，其正面作用近年来已经获得广泛认可，城市对非正规经济的治理思路也变得日益综合，大致可归纳为两类：一类主张承认并尊重非正规经济的作用，以推动非正规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焦点；另一类强调加强非正规就业者的政治话语权、公民权与就业资源。对于前者，已有文献多从社会经济结构组织等角度出发，明显反映出物质空间规划视角的缺失，即诸如土地利用、交通网络、公共服务配套等城市资源配置如何回应与推动非正规经济的发展。对于后者，不少学者对如何提升非正规就业者的就业环境和生存权利开展了相应研究，尤其是从城市空间和公共资源规划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帮助非正规就业者获得稀缺的公共资源以提升自我的获取感。例如，有研究指出由于交通资源的分配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就业者相较于正规就业者更缺乏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等资源；Suarez 认为墨西哥外围地区的非正规就业者更愿意就近就业缩短通勤距离，以减少就业成本。事实上，城市中心对劳动密集型服务的需求而产生的大量非正规就业岗位与低收入人群不能负担市中心的居住成本两个情况相叠加，非正规就业者在获取就业资源时通常会遇到更大的障碍。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以少数族裔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通常在寻找工作时会受到诸如住房位置、交通条件和信息障碍等一系列限制。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在社会学领域展开，多是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较少涉及城市规划的核心问题，即土地和空间资源的规划与管理。

三

总结：我国城市非正规性

及其

规划治理研究特点与空白

综上所述，虽然城市非正规性发展的内在逻辑具有高度一致性，但国内外在应对城市非正规性的规划治理政策上存在显著差异(表4)。我国城市非正规性发展所伴随的特定制度结构，诸如城乡土地和户籍的二元制度、较为积极的公共干预与众多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私有制和自由化经济体制背景差异巨大。因此，一方面要正确分析基于正规城市治理的当代主流西方城市理论和经验在非正规城市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对非洲与拉美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城市治理经验在我国的适用性同样需要慎思。

我国目前的城市非正规性研究多集中于空间的非正规使用研究，而忽视了城市非正规性的根基 — 非正规经济与就业。而我国城市非正规经济规模巨大，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城镇就业岗位和低门槛的生活消费，对于维持经济转型期城镇化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从推动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看，这种支撑作用尤为重要。因此，城市规划政策如何应对非正规经济，成为当前城市规划应对城市非正规性的最大挑战与空白领域。现有的部分研究多以“日常生活”理论作为出发点，将非正规经济的空间探讨限制在流动摊贩等所占据的可见空间的微观治理与更新上，忽视了非正规经济活动在城市空间中的结构性分布，从而疏于采取较为宏观性的、与协助配置公共资源相适应的规划策略(如土地利用、公共交通及服务设施等各类专项规划)。此外，已有的规划政策通常在正规化和管制化的环境中形成，因此其空间资源配置的结果通常有利于城市的正规化主体(包括正规化空间与经济)，进而忽视甚至遏制了非正规性主体的发展，并引发了诸多错位式的问题，如正规性的保障房住区带来的非正规性就业资源的空间失配。因此，如何调控空间资源、土地利用与城市形态，以促进城市利用好非正规经济，推动非正规就业者享有与正规就业者相对均衡的公共资源是当前的规划治理必须回答的问题。其中，对非正规经济、就业岗位和从业人群在空间和社会属性上的识别和基础数据库的构建，是走出规划与治理城市非正规性的盲区与误区的第一步。

来源：2018年06期《规划师》杂志

新媒体编辑：肖莉

审读：刘芳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8年06期

《城市非正规性及其规划治理的中外研究比较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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