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论坛2】“世界化”视角下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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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中国城乡规划建设经验与国际化发展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逐步启动并不断加速发展，规划行业应时而上、顺势而为，吸收借鉴国际经验、开展本土实践创新和逐步对外输出相结合，形成了包容国际前沿、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随着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的发布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深化，我国的国家规划体系面临新一轮的重组。在此背景下，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中国城乡规划建设经验与国际化发展”为主题，梳理我国规划的本土实践与国际化交流相辅相成的总体历程、典型领域和地域经验，总结我国规划发展的国际化特征，探讨我国规划行业在理论与实践、标准与理念等多方面的国际化发展路径，以期为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和中国规划“走出去”提供参考。

【规划师论坛2】

“世界化”视角下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经验 

作者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志刚，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翟文雅在《规划师》2019年第19期撰文，进入新世纪，城市理论研究呈现所谓“南方国家转向”或“东方国家转向”的新趋势，中国发展经验与城市建设备受关注，对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凝练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文章从“世界化”视角出发，结合21世纪以来所出现的诸多新城市理论，发掘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经验。文章认为，中国城市空间生产具有明显的本国地方特色，已经成为当代城市研究的核心组成，可以创新基于西方经验的传统城市理论、拓展城市研究范式及其分析框架，丰富“世界化”的城市发展经验与多样化路径。就实践经验而言，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立足于本国既有资源禀赋，结合全球化下的外力推动，以“政府企业家主义”为治理特征、以增长导向的规划工作为抓手，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城市体制。

[关键词]世界化”；城市空间；空间生产；理论价值；实践经验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9)19-0013-05　

[ 中图分类号 ]TU981　

[ 文献标识码 ]A 

[ 引文格式 ]李志刚，翟文雅．“世界化”视角下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经验[J]．规划师，2019(19)：13-17，31．

一

“世界化”视角下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价值

“世界”这一概念基于海德格尔和斯皮瓦克的“世界”理论；用“世界”的概念来表征第三世界国家或后殖民国家是如何“被带入”世界的，而这一世界是一个传统的、以主流西方国家经验为发展逻辑的世界，“世界化”是对世界的“想象”形式，用来抵抗殖民“伤痕”下的“被动的世界化”。已有城市研究往往围绕西方经验，忽视“非西方”经验，造成城市理论的“后殖民化”。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并不是全球化的被动接收者，而是主动参与全球资本循环的重要节点，因而有其自身发展与演化的路径与节奏。据此，“世界化”的目的在于实现城市理论的公平化，拒绝总体性、宏大叙事的、过于聚焦政治经济维度的城市解说，拒绝把南半球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视为“例外”或“他者”。“世界化”视角的城市研究关注文化、日常生活、个体经验及其演进过程，以此抵抗“南—北”“现代—传统”“发达—落后”等的二元划分，抵抗西方城市发展经验基础上的“本质主义”。总之，“世界化”的城市研究希望通过发掘不同于经典理论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凝练新的城市经验，进而改造城市理论本身。

“世界化”城市理论是当代“批判城市”理论的重要组成，后者发展了一系列新视角和研究，致力于突破传统理论的限制，产生了诸多创新性概念以重新界定城市和城市化，较为典型的有后殖民主义城市理论、比较城市主义和星球城市化等(表1)。

第一，后殖民主义城市理论由文化领域的“后殖民主义”发展而来，对传统城市研究领域“南北二元分割”进行批判，强调理论视角和实证对象的多元化；尤其反对将西方城市视为现代化的标准或范式，强调城市理论产生的地点会对其传播和影响有重要意义，认为相同的城市理论在不同区域的实践会有不同的影响和结果。

第二，比较城市主义研究通过对两个及以上城市单元政治、经济及文化现象的对比分析，发现其中的差异或类同，构建解释的理论体系和框架。比较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现有理论与新的实证对象(如南北半球) 之间的联系，使城市理论体系得以完善，更为“世界化”。具体而言，比较城市研究强调差异性，反对孤立的实证分析，强调有联系性的对比；反对将城市视为封闭系统，强调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联系发生的场域；反对一元化理论逻辑，强调对城市规律的适用性加以检验。基于该立场，学者们进行了诸多主题的探索，如对南北半球“友好城市”的比较、对绅士化的比较、对城市化的比较和对跨国移民的比较等，探索社会政策、区域背景和城市机制等方面的异同。

第三，“星球城市化”理论。就其理论脉络而言，该理论属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聚焦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愈发普遍，城乡界限愈加模糊，强调对于城市化的解读不能从单一的地方、区域或者国家的范畴来解读，而应该从更宏观的尺度对城市和城市化进行重新界定。列斐伏尔认为，对当代城市的研究需要关注全球尺度下的城市系统，意味着远离传统城市地区的外围已被全面纳入城市体系，甚至一般意义上的生态空间如丛林、山脉等也都已经进入城市运作体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星球视域下的城市化有以下表现：①城市化的尺度空前扩大，已经拓展到巨型城市走廊或“城市区域”、城市群; ②城市中心功能日益分散化，扩散到城市外围地区；③自然界和乡村地区成为这一“城市社会”的“后台”，为其提供支持；④完全意义上的自然界已经终结，无论是沙漠还是雨林，都已经被纳入城市化的影响之下。

可见，新的更加“世界化”的城市理论正在出现，而中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传统城市理论(如城市政体、城市增长机器、绅士化和新自由主义等)均以西方背景为基础，长期以来被视为城市研究的“主流”。反观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其中所产生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概念或理论寥寥无几。相对的，源自西方的概念或理论经常会被不加分辨地纳入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实证研究，尽管这些理论或概念有其适用语境或地理情境。一方面，这体现了城市知识生产特别是理论生产中所存在的地理不均衡问题；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现有城市研究所面临的范式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同地理背景地区如亚洲城市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如中国的城市郊区与北美郊区有天壤之别(尽管后者近年开始出现更加异质多元的“后郊区化”)；诸多新城市实验或实践并不是在西方“开端”的，中国等地的实验有时更加大胆，也更具开拓精神，如深圳特区、浦东开发区和最近的雄安新区。尤其是近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亚欧非板块联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移民流动正在超越传统的“南—北”移民，成为新的移民趋势，出现广州小北路、义乌国际商贸区等新的“跨国空间”。

中国并非简单复制西方经验，而是在创造全新的世界经验。中国已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一个具有多元性的城市世界，更是一种新兴的空间模式，在经济增长、科学规划和生态可持续性等方面成就显著，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独特概念：边缘(Peripheries)、非正规性(Informality)、特区(Zones of Exception) 和灰色空间(Gray Spaces)等，在诸多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中广泛存在。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化，势必打破原有基于西方传统的地理“想象”和“叙述”，有利于重建“世界化”的城市知识体系。总之，中国可以作为一种新的视阀乃至方法，用以重新思考和构建城市理论，拓展理论的可能性。

二

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实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机制逐步建立，政府力量对城市的管控逐步减弱，城市多元化的活力空间开始形成。伴随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和政府“企业化”转向，对空间资源的调配利用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城市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逐步走向鼎盛。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在城市空间生产方面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形成中国特色的空间生产模式(图1)，成为世界城市实践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以内生资源禀赋为基础的空间生产

首先，中国城市的大规模空间生产以其在计划经济时期所积累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作为基础。尽管“城乡二元体制”广受诟病，但其“功利性”的一面在于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要素条件。其次，地方性的文化因素与历史积淀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厚重文化所培育出的中国工人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点和品德：中国工人特别是纺织女工个个心灵手巧，经过短期培训就能成为熟练工人；中国工人更加勤奋好学、更加有责任感；普及的基础教育对提高劳动力大军的基本素质贡献很大。

中国广阔的疆土上具有丰富的地域文化和独特的自然资源，孕育独具特色的城市文脉，塑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间格局。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的、独特的地方文化、地理资源的存在，中国城市呈现出多样化的空间特征和演进格局。历史留存下来的老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社区、市场化下的商品房社区、政府主导建设的保障房社区、经济适用房社区、改造或尚未改造的城中村等，交织叠合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所具有的多元特征与韧性。

中国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生产经验建立在中国地方所具有的路径依赖(创新)、文化制度、生态环境和技能品质等内生性资源禀赋基础之上。历史的累积为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新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所谓“中国模式”的空间生产具有“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特征，这种“地方化”是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世界化”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模式”的强调和推广必须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二）外向型经济铸造的空间生产

凭借优良的内生资源禀赋，中国成功捕捉到日趋流动的全球资本。自1980年开放深圳、珠海和汕头等5个经济特区起，到1984年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再到1992年开放内陆所有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中国有计划、有梯度地实施对外开放政策，进而带动和实现城市高速发展。“先富带动后富”，沿海地区最先加入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外商直接投资(FDI) 促成的林立工厂和蓬勃经济吸引了内地的农民外出打工，创造了诸如东莞、深圳等“世界工厂”的经济奇迹，同时造就了新的城市空间形式：如被认为以握手楼、拥挤不堪、治安混乱及外来人口聚居为特征的城中村，反映中国特有地缘关系网络的北京新疆村、浙江村等。二元分化的城市空间并非完美，但发展和进步的主旋律几乎惠及全体国民，也是不争的事实。全球资本重构原有城市空间，一些高档社区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得益于资本直接投资于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也归因于经济社会的转型与重构，如北京、上海大量外企、私企聚集并吸引了大量高级管理人员，创造了新的空间需求与消费。作为结果，中国城市空间变得异质、多元，现代性的“城市主义”开始全面兴起(复兴)。经济的繁荣促成了大量的跨国移民，由此形成了外国人/族裔“聚居区”的出现，如北京的望京、上海的古北和广州的小北路等。新的“跨国社会空间”(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空间的新成员，甚至成为一种标识，如媒体戏称广州为“第三世界的首都”“巧克力城”。新色彩的出现，一方面极大丰富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的组成，另一方面使得“中国”或“华夏”地区历来所具有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基因得到延续和传承。

（三）“政府企业家主义”与政府主导的空间生产

政府主导的建设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典型特征，出现一种“政府企业家主义”的空间生产和累积体制。在改革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是资本积累的核心要素，是独立于城市之外的空间生产。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土地价值随着财税制度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确立而得以释放。空间不再只是物质载体，还变成资本循环的重要媒介，推进城市建设开始成为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及首要因素。

当城市被置于资本积累的逻辑和需求之下，当城市化被视为经济崛起的重要渠道，各级政府竭尽全力推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及吸引外资，城市空间生产力和居民消费需求被全面释放出来。例如，各地的新区建设、旧城改造、大学城和开发区建设等，均体现为政府主导的空间生产或再生产。事实上，各地“为增长而竞争”。首先，中国的渐进改革实际创造和放大了区域差异，而这一差异的存在为各个地区、各个层级政府在发展方式、建设模式乃至相互的竞争和赶超方面创造了条件。“梯度化”的发展战略带来巨大的学习经验的空间、追赶超越的空间和比较的空间。其次，1994年分税制下所出现的“经济联邦制”调动了各个地方的发展动力，使得“行政区”经济体成型和发展，尤其县域竞争与发展几乎可以被视为“中国奇迹”的关键。正是由于竞争性的激励机制，使得“学习”成为各个地区、各级官员的本能反应。在此背景下，结合官员升迁机制的考核激励，更是将建设地方、创造发展、全面竞争的格局提升到极致。例如，海绵城市、美丽乡村及特色小镇等各类型的城市空间生产(图2)，均伴随着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四）以增长为导向的规划服务空间生产

作为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抓手，中国规划及其规划体系的出现建立在自身特殊的历史之上，尤其建立在服务于国家的特殊政治和制度基础之上。中国规划是“以增长为导向”的规划，是学习型的规划，也是具有适应性的规划。根据Fulong Wu的观点，中国的规划不同于西方，后者的规划被视为“增长的敌人”，而中国的规划则直接服务于国家和市场，驱动了“中国奇迹”的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拥有行政权力、垄断性资源的地方政府，通常与诸多经济发展主体(如开发商、投资商) 联合，形成复杂而有力的“城市增长联盟”，通过房地产开发、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等获取经济收益，促进城市扩张和经济发展。从战略规划、产业规划到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等法定规划，规划既是政府调控城市空间生产指标的核心抓手，又是激发和引导新的空间资源开发的有利工具。围绕“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以地生财、以地引财，实现了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与服务完善，其中规划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进入新时代，随着新的国土空间规划的出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建设工作的推进，规划正面临新的转型与重构，但其作为城市发展战略核心的角色并未减弱，相反得到进一步增强。

三

结语

中国城市空间生产是对全球城市现代化既定标准的挑战，更是对世界规划理论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史无前例、成就显著，在西方理论中难以找到契合的范本，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地方路径，是中国自身“世界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已经处于城市理论创新的中心位置，中国的城市空间生产不再是城市理论体系中几近“无声”的“实证”或“个案”，中国正以有的场域特征和实践形成丰富的“世界化”城市建设路径。中国城市空间生产实践呈现出以下特点：以独特的内生资源与外来资本注入为基础，在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主导和竞争进程中，以规划为中心，生产出多元化的城市空间。中国的经验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的生成不仅需要外来经济的注入和市场引导，还需要国家战略层面的扶持与推动，同时辅以地方政府层面的竞争与合作，发掘空间资源的巨大潜力。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规划经验正逐步输出，引领国际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城市空间生产模式也存在其短板：一方面，中国规划理论大多延续欧美发达国家的理论基础，缺少对本土经验的归纳提升，未能构建有广泛影响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规划由“增量”转向“存量”，原有增长阶段的理论范式难以解决当今城市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吸纳全球经验与实践，更新和重构基础理论。对中国城市空间生产而言，创新永远在路上。

来源：2019年19期《规划师》杂志

新媒体编辑：刘晓莹

审读：刘芳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9年19期

《“世界化”视角下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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