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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杨在CAS仲裁书中呈完败之势,专家支招称仍有理论上翻盘可能

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 202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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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记者


继北京时间2月28日孙杨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裁定败诉并被处以禁赛八年的处罚之后,北京时间3月4日,CAS公布了本次听证会长达78页的仲裁书全文,全文多达385款裁决意见和仲裁考量细节,可谓是干货满满、条分缕析,甚至还委婉地通过多个细节暗示孙杨方面有多次威逼证人之嫌。这和前两日某篇只喊口号不讲干货的律师声明(有体育法学家斥责其更像大字报)形成鲜明对比,双方高下立判之余,外界对孙杨继续上诉的前景更是不容乐观。


鉴于孙杨抗检疑云充斥着大量的疑点和双方证词并不一致的争议,这份仲裁书虽然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全面复盘,但很明显,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回应舆论层面的质疑。比如,CAS裁定,令孙杨药检当晚耿耿于怀的那位建筑工临时客串的尿检官其实完全符合规定,并且他此前就曾执行过尿检任务。再比如,针对孙杨不满的为什么三位药检官人员未能出庭作证,本次仲裁书也披露,其实早在检2019年9月5日双方律师就对主药检官和血检官进行了交叉提问和视频提问,并且这些证词都对孙杨极为不利。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仲裁书没有回避双方证言有多个矛盾之处,尤其是在建筑工客串的尿检官的证词上双方的出入很明显。这位武某曾被孙杨方面寄予厚望,并写下了一纸证言声称自己只是一个临时被喊来的建筑工,对药检一无所知,但与此同时,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则主张此人是接受过培训的合格尿检官,并且此前就曾执行过任务。据体育大生意不完全统计,类似这些双方明显矛盾的证言全文有至少六处,比如主药检官是否告知孙杨抗检后果,CAS最终无一例外全部采信了WADA一方的证言,从这一层面来看,孙杨方面是一场完败,之前看似胜券在握的证言全部未被采信。


比较罕见的是,孙杨方面的证人证言表现也遭到了仲裁书的明确否定甚至是一定程度的揶揄。仲裁书有12处提及孙杨母亲,但最终的结论是一句非常直白的“孙杨母亲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最大的帮倒忙角色”。而孙杨队医巴震出庭时的表现则是被仲裁书形容为回避问题,对方律师还强调其犯过错误。仲裁书的这种“直言不讳”在一向讲究客观冷静、措辞精准的CAS是难得一见的,个中意味耐人寻味。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孙杨曾在败诉后连续在微博上晒出大量他精心准备却未被允许公布的证据,但在仲裁书全文公布同日,孙杨也火速删除了四条含有证人证言的微博。除了网友猜测的互联网新规禁止网络暴力和人肉外,恐怕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卷仲裁书多次暗示孙杨方面涉嫌在互联网和现实生活中去“威逼”证人,而这点也属于明显的违规,孙杨近期的微博所为无疑相当于是对自己的实锤。鉴于孙杨方面一直指责药检官程序不正义,并且后续还将向瑞士最高法院上诉,孙杨删掉微博无疑也是为了避免自行矛盾,授人话柄。


从某种意义上,从2019年11月的听证会到如今的仲裁书全文公布,这对于中国体育从业者而言不啻于是一场国际体育仲裁扫盲课,对于某些从业者更是犹如当头棒喝。而对于近年来争议日多的WADA和CAS而言,此番CAS能够公布仲裁书全文,显然是希望回击质疑,进而将此案办成一个里程碑式的经典案例和维护反兴奋剂事业权威的铁案。


从近几日国际媒体的报道口径来看,唯有孙杨抗检风波铁案如山,那么,不仅未来可以成为遇到类似情形即可援例的铁案,而且还有可能推动诸如国际泳联自身进行机构改革甚至高层更迭,毕竟,这一案件的全称是“WADA诉孙杨和国际泳联案”,此前裁定孙杨胜诉如今被却CAS推翻裁决的国际泳联同样也是一个败诉者。


此前在《孙杨因两点败诉,生涯虽被毁但戳中一药检漏洞》一文中,体育大生意记者已经明确了四个观点:第一、孙杨在同意抽血后又中止药检,构成客观抗检,更鲁莽的是当着药检官的面砸瓶(更准确的说法是“分离”血样瓶和容器)和撕毁药检检测表,这是赤裸裸的挑战WADA的权威,无论如何都该罚!第二、因为属于生涯第二次违反药检规定,禁赛八年虽然是顶格处罚,但有理有据,能够保留所有荣誉也为退役转型保留一线希望;三、在具体辩论策略上完败,WADA金牌律师查德-扬(Richard Young)表现出压倒性的优势;第四、孙杨虽败但也戳中WADA 检测程序有瑕疵和不尊重运动员权利的药检漏洞,WADA不得不火速通过了《运动员反兴奋剂权利法案》和《保护隐私和个人信息国际标准》这两项规定来弥补。


如今,在研读CAS仲裁书并咨询国内相关体育法学专家后,体育大生意记者最关注的两个问题背后的原因:第一、为什么在涉及到双方证言矛盾时,CAS会无一例外全部采信WADA的证言?第二、孙杨是否真的有一线机会让瑞士最高法院同意重审本次的仲裁结果,甚至是申请冻结令可以让自己获准参加东京奥运会?





证词矛盾但CAS全部采信WADA?孙杨被指涉嫌威逼证人


回顾整个孙杨抗检风波,孙杨方面坚定地选择用程序不正义来作为辩论策略,在其抛出的具体理由中,最能搅动外界神经的当推其中两点:第一、药检官一行三人资质不完整,不符合ISTI(WADA使用的检测与调查国际标准)规定,其中,血检官不具有在浙江行医的资质,更离谱的是,尿检官居然是一名承认自己对药检工作一无所知的建筑工;第二,砸瓶时主药检官已同意由孙杨来分离血样和容器,并且签字为证,但事后却指控孙杨抗检。而如今仲裁书也花了大量笔墨来重点回击这两点争议。


孙杨方的辩护策略是:由于药检人员不符合ISTI(药检官使用的检测与调查国际标准),未能出示相关文件,程序从一开始就不正规,因此整个活动不足以称作一次检查,所以自己不属于抗检。孙杨方面最耿耿于怀的就是,堂堂尿检官居然可以是临时拉来的建筑工,万一尿样出现问题,这一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辩护策略也正是孙杨在国际泳联听证会上胜出的关键原因。


具体而言,孙杨团队认为稳操胜券的ISTI(药检官使用的检测与调查国际标准,由WADA制订)是日常药检官的行为准则,这是一个长达几百页的厚重文件,被下发给药检人员和运动员机构作为日常指导性文件,在实操层面具有显著的实践约束性,所以孙杨团队才坚定地选择了程序不正义的辩护策略。但与此同时,孙杨方面却忘了最重要的一点,WADA才是世界反兴奋剂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解读者。


所以,在听证会上,WADA请来的证人是WADA负责标准与协调的副主任 Stewart Kemp,此人直接表示,自己就是相关规定的制订者。虽然药检官一行三人确实没有如ISTI所规定的那样做到资质完整,但在自己看来,ISTI并非强制标准,而WADA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才是具有更高地位和强制性的规定,只要药检官没有违背《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即可,而未能如ISTI所规定的那样做到资质完整只是瑕疵,无关大局,所以合乎规定。针对WADA的规则解释,CAS选择支持并采信,毕竟WADA才是规则制定者,他们拥有对含糊不清或者互有抵触的规则进行解释的终极权利。


在大策略击败孙杨后,WADA在具体分析药检官一行三人的资质时,则进一步阐述称三人证件完全合规。比如针对因为像粉丝追星一样拍照而引起孙杨警惕的尿检官武某,双方就有互相矛盾的证词。在孙杨方面提供的武某于2019年10月21日写的中文证词中明确称,自己只是临时被身为主药检官的杨某某拉来帮忙,自己“只是一名建筑工人,不是任何公司派遣进行测试的兴奋剂检测助理,从来没有人教我怎样进行兴奋剂检查,我也没必要接受相关训练”。


但与此同时,WADA却提供了他在事发之前签署的保密协议(Statement of Confidentiality)上的确认签字,而该保密条款中阐述了尿检官应知的一些准则。在听证会上,主药检官杨某某的直接上司、IDTM项目经理波帕(Popa)的证词提及,这位尿检官此前就参加2018年1月的样本收集,而杨某某提交的证词更是称自己曾对武某进行培训,她曾带武某进行过10到20次检查。


体育大生意记者此前就曾报道过,IDTM为了节约交通和薪水成本,经常会在运动员所在的国家临时聘请外包人员,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员都持有IDTM资质。在我国兼职猫网站上有2017年招聘运动员检查专员(DCO)的信息,报酬为300元/小时,工作内容是“经过国际相关运动协会授权,抽取运动员血液及尿液送检”。所以,武某真正培训与否不得而知,主药检官不过是顺手给老同学找一份兼职劳务,最终出现这种建筑工来客串药检官的乍一听离谱的情况也属于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围绕武某的证词双方有矛盾之处,但CAS最终选择采信WADA。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围绕主药检官是否在当晚同意孙杨砸瓶并放弃带走血样的证词中。孙杨一方主张,在事件发生的整晚,主药检官查官从未向他解释过或告知过孙杨已构成抗检行为并且要面临某些严重处罚后果。而WADA则通过主药检官杨某某和其直接上司、IDTM项目经理波帕(Popa)两人的证词证明杨某某当晚已明确向运动员警告过拒检后果。


由于当晚波帕只是通过电话发号施令,所以在听证会上波帕提供证词时明显有迟疑之处,他只是表示自己当晚要求杨某某坚持带走血样,并告知对方拒检后果。言下之意,他不能百分百确定杨某某当面说了什么。考虑到当晚双方剑拔弩张的场景,杨某某的确存在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但CAS裁定采信WADA证言,原因就是,必须确保WADA的药检权威,而造成当晚混乱场面的原因就是孙杨方面擅自怀疑药检官资质,即便这是一笔糊涂账,也必须由孙杨来负责。


据不完全统计,仲裁书全文中类似证词冲突的地方大约有六处,但CAS无一例外全部采信WADA。除了WADA确实拥有无可撼动的规则解释权优势之外,孙杨方面需要反思:为什么所有两相矛盾的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局面。


原因或许有很多,从大层面而言,除了WADA律师确实能言善辩、辩论策略选择高人一筹之外,CAS自身也有顾虑。毕竟在CAS目前裁决的四千多个体育案件中,兴奋剂案件占据了绝大多数,如果此番允许孙杨以程序不正义而逃脱惩罚,那么CAS此前判决的那些案件恐怕也会被要求逐一重审,毕竟药检程序长期以来就存在孙杨指控的漏洞。CAS绝对不可能为了一个孙杨而为自身埋下被大量翻案的隐患。


但上述的这一原因并非是主要的,更重要的实操层面恐怕是,孙杨团队在CAS发出禁止私下接触药检官后依旧我行我素,在听证会召开前还过于高调地曝光过药检官三人的信息,这些都是减分行为甚至给CAS留下了不值得信赖、威逼证人的不良印象。比如,WADA曾要求CAS多次下达禁止对证人进行任何恐吓或接触。但此后,WADA指出,孙杨母亲在网上公布过一段当晚的录像,他们得知有人代表运动员联系了血检官所在医院的监管机构,并要求与血检官会面。


类似种种质疑,仲裁书中有多处可见。试问,CAS在三令五申后依然有人私自试图接触证人,CAS如何能再信任孙杨团队?中国自古奉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最粗鄙但直白的谚语也有“会咬人的狗不叫唤”,可为什么孙杨团队却在听证会前就大肆宣扬所谓的证据?退一万步,私自违规联络药检官和尿检官可以理解为求胜心切,但为什么每次联络都被WADA和CAS精准掌握呢?回顾孙杨过往的诸多争议,令人不禁生出“成也高调,败也高调”之叹。






专家支招可穷尽司法援助,孙杨仍有理论上的机会


CAS此番公布仲裁书全文,旨在打造一桩无可置疑的铁案,但同样的,也有部分体育法学专家认为孙杨团队本可以抓住WADA的瑕疵,从而成为体育界成功挑战WADA规则漏洞并进而推动WADA完善规则的第一人。在体育大生意采访体育法学家们之中,有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就表示,孙杨可以效仿佩希-施泰因案件来穷尽司法救助,必要时刻可以向欧洲人权法庭请求帮助,当年佩希-施泰因差点就成功推动法院推翻了CAS的仲裁结果,而孙杨如果能克服语言巴别塔的天然阻碍,则有机会实现这一奇迹。


据体育大生意查阅资料发现,在当年佩希-施泰因案件中,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与高等法院就曾严重质疑了CAS设置的中立性与仲裁程序的公正性,对整个国际体育仲裁机制提出挑战,但最终被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改判。但欧洲很多法学专家和律师当时均呼吁,CAS必须与时俱进进行改革:改进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ICAS)的人员组成及CAS仲裁员大名单人员的来源;改进CAS上诉仲裁庭首席仲裁员或独任仲裁员的选任方式;加强仲裁程序的改革;放宽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国家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 


而在国内,同样也有律师希望孙杨案可以成为捍卫运动员利益的里程碑。比如著名律师范铭超就认为,尽管WADA的战术非常成功,但仲裁庭其实仍然有可能被说服,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不挑战的制度和做法就一定是正确的制度和做法,它同样有可能是因为对手过于强大而导致谁都不敢挑战而已,就像数十年前欧洲足球的博斯曼案那样。 


“孙杨方本有机会把孙杨塑造成像博斯曼一样代表所有运动员勇敢挑战错误制度的英雄,从而使仲裁庭脑海中形成的画面是孙杨面对着WADA,而非WADA所描绘的其他所有运动员,WADA所描绘的其他所有的运动员恰恰站到了孙杨这一边。”范铭超认为,“这并不是天方夜谭,相反,仲裁庭可能确实曾经期待孙杨方作出这样的论述。” 


事实上,在2019年11月23日,FINA法律委员会主席Darren Kane就曾在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发表专栏文章。认为《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及ISTI“必须得到公平、冷静和普遍的执行……这是游泳运动应得的,这是所有运动员应得的” ,从而维护运动员权利。作为FINA的法律委员会主席,虽然他声明观点仅代表个人,但这种发声也是极不寻常的。他显然是在声援孙杨,希望WADA能够尊重运动员的权利。


此前体育大生意也曾报道过,差不多在这篇文章发布的同时,在2019年11月的世界体育反兴奋剂会议上,WADA火速通过了《运动员反兴奋剂权利法案》和《保护隐私和个人信息国际标准》,开始强调运动员除了有配合药检的义务,也在药检过程中有多种权利:“在样本收集过程中,运动员有权查看兴奋剂检查官的身份,有权要求提供更多关于样本收集过程的信息, 被告知进行样本收集所依据的机构的权利……”或许是意识到孙杨案件中存在巨大争议,WADA试图借助这两个方案火速作出补救。


范铭超解释说,尽管依据反兴奋剂制度严格执法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但WADA权力几近无限的扩张和运动员基本权利的保障之间的失衡状态也由于反兴奋剂制度的设计和执行显得日益严重。要求运动员严格执行反兴奋剂制度的同时,同样应当要求反兴奋剂机构严格依法执法。如果连确保检测人员具有相应资质并向运动员证明完整的检测授权和资格都不能不折不扣地执行的话,运动员必将陷入对反兴奋剂机构可能出现的黑箱执法的恐惧之中。这既不符合运动员人权保护的基本要求,也不利于团结包括运动员在内的各界力量支持世界反兴奋剂的努力。


“遗憾的是,孙杨方在庭审中尽管触及到了这一点,但似乎因为没有充分准备从而并没有对此展开详尽的论述,同时又无法对WADA关于支持孙杨将动摇反兴奋剂制度稳定性的观点进行有效的回应。”范铭超认为,本案是有可能做成一例运动员基本权利保护经典案件的,但这个机会被错失了。随着如今孙杨有意上诉,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抓住这1%的机会从而创造惊天大逆袭呢?但在此之前,孙杨必须重新建立一支拥有超级战斗力且没有猪队友的团队,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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