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多队财务濒危，托管是最务实的续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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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记者
12月12日，中超联赛即将重启。尽管中超公司相信所有16家俱乐部能全勤出战本赛季剩余比赛，但鉴于11家俱乐部出现欠薪现象，甚至个别一些被母集团停止输血的俱乐部濒临破产，这些中超俱乐部的生死在本赛季结束后仍将悬于一线。
当此之际，业内均呼吁通过俱乐部股份改革来优化股权结架构，效仿欧洲俱乐部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让俱乐部的财务可存续性和风险抵御能力增强。但体育俱乐部多元化股改是个非常系统的工程，远水难解近渴。当务之急，那些濒危的中超俱乐部最务实的自救办法就是先寻求地方体育局或有实力的第三方企业进行托管，比如中超的天津津门虎本赛季就是由天津市体育局托管，天津体育局此前还托管天津另一家中超俱乐部天津天海。
放眼国内外体坛，曾有不少气若游丝的体育俱乐部通过第三方托管暂时续命乃至起死回生，个中经典案例不胜枚举。比如：NBA联盟曾在2010-2012年间对经营不善的新奥尔良黄蜂队（现为新奥尔良鹈鹕队）进行托管（期间发生过以“篮球原因”否决保罗转会湖人的公案）。1990年，西班牙财政部曾对一批欠下数十亿比塞塔的西甲俱乐部进行财务托管，帮俱乐部清偿债务并推动俱乐部从会员制向公司制改革。2009年，姚明曾与CBA上海男篮签下托管协议，通过五年托管，姚明最终成为上海男篮100%的股权持有人。2006年和2009年，广州足球队曾两次在大股东匆匆退出后被广州市体育局托管，并最终均找到了更具实力的新投资人。
在现代商业社会，企业托管非常常见，这是一种通过将企业的所有权和运营权分离进而盘活不良资产的创新运营制度。所谓托管，顾名思义就是委托管理的意思，企业所有者通过托管协议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有条件地委托给专业机构经营，受托方通过专业管理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最终双方按照托管协议的各种触发条款来决定企业未来的命运。
托管一般适用于那些经营恶化、回天乏术、债台高筑、濒于倒闭的企业，但这些企业往往影响力巨大，一旦破产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和社会舆论争议。比如上世纪90年代那些虽然效率低下但却能安置大量就业人口的国企，比如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却缺乏自我造血能力的职业体育俱乐部，所以地方政府和债权人不能任由其随意破产，只能通过托管机制来暂时隔断债务追索风险，寄希望于企业在未来通过资产大幅升值来清偿债务。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上世纪90年代某企业欠债200万可能会被迫破产，但若能托管运营十年，十年后单单是资产升值的幅度就足以轻松消化掉债务的本金和利息。
当然，对于那些濒危企业而言，托管只是一种短期过渡性质的企业代管机制，托管只是为企业争取更多缓解财务危机、资产升值的时间。当托管结束后，被托管企业往往有四种不同的命运：一、根据协议交还给产权人；二、托管方业绩突出，触发优先转让协议，托管方成为产权方；三、引入实力雄厚的第三方接盘，托管方和产权方顺利退出；四、企业未能保值升值，企业最终破产清算。
回到中超俱乐部当前的现实问题。眼下，一些陷入财务绝境的中超俱乐部零元卖队无望，多元化股改又非一朝一夕就能推行，最务实的办法就是将俱乐部托管出去。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专业实操问题：中超俱乐部应该托管给谁？怎么约定托管条款？托管后，谁来支付俱乐部的运营费用？未来，托管结束后，俱乐部又该何去何从？想要回答这些问题，不通过过往的一些经典案例来找寻答案。
行政部门的托管优劣：财力雄厚能代为偿债，但托管周期短
遍观国内外，当职业体育俱乐部债台高筑、财务难以为继时，又一时找不到中意的接盘方，往往会希望由两种机构进行托管。第一种是能够够协调资源、暂时将俱乐部债务进行隔离或直接代为清偿债务的所在地政府或主管部门；第二种则是能够为俱乐部带来先进治理体系、通过长期运营带领俱乐部走出泥淖的专业体育机构。
虽然中西国情各异，但国内外职业俱乐部寻求政府或主管部门托管的经典案例是最多的，因为职业体育俱乐部在民众中拥有巨大的号召力和精神感召力，没有哪个官员或主管部门愿意面对职业体育俱乐部破产后的滔天舆论声浪。官员们面对俱乐部的困境只能穷尽一切手段全力施救，必要时甚至不得不自掏腰包代偿债务，或者与债权人交涉，要求暂时停止追讨债务，提议进行债转股。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西班牙绝大多数的足球俱乐部都是会员制，以向会员募集会费的方式来募集俱乐部运营资金，但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没有人能精准掌控俱乐部的财务状况，俱乐部花钱大手大脚。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西甲俱乐部很多负债累累，债务甚至高达数十亿比塞塔（西班牙当时的法币）。为拯救西甲濒临崩盘的厄运，西班牙政府于1990年颁布特别法令。
依据该法令，西班牙财政部对财务崩溃的那些西甲俱乐部进行财务托管。双方约定，先由财政部统一出资替这些俱乐部一举偿清债务，俱乐部承诺在12年内分期将这些垫资偿还给财政部。与此同时，俱乐部要按照财政部的要求进行公司制改革，从会员制变成有限责任公司，俱乐部改制工作截止日为1992年6月30日，逾期未能完成者要么被强行降入丙级要么破产解散。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皇马、巴萨、毕尔巴鄂、奥萨苏纳四家俱乐部当时债务压力并不大，自然无需进行财务托管，所以他们没有被强制改制，至今仍是西甲中仅有的4家没有“有限责任体育公司”属性的纯正会员制俱乐部。
NBA联盟同样也曾有过托管俱乐部的案例。2010年，时任新奥尔良黄蜂队老板的乔治-辛恩由于球队连年亏损，决心卖掉球队。当时，黄蜂队的债务累计达到1.11亿美元，每年仅利息就高达800多万美元，辛恩又身患癌症，希望卖掉球队，但一时间苦于没有合适的下家。为此，辛恩向外界喊话，只要有人肯接手，他同意新老板可以把黄蜂队搬迁到美国其它州。而当时，新奥尔良适逢飓风灾后重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唯一的NBA球队再被搬走，影响只会更加恶劣。
为了让黄蜂队留在新奥尔良，NBA破天荒决定托管黄蜂队。于是，NBA其他29支球队的老板达成协议，用2.8亿美元价格从辛恩手中购下黄蜂队，由NBA联盟负责托管该球队。该队日常运营由俱乐部官员负责，时任NBA总裁的大卫-斯特恩负责该队的重大决策，黄蜂队的日常运营成本则由29支球队老板共同分摊。
最终在被NBA联盟托管了两个赛季后，黄蜂队在2012年4月被卖掉给新奥尔良当地富豪、NFL圣徒队老板汤姆-本森决定以3.38亿的价格买下黄蜂队，此后又更名为鹈鹕队，NBA其他29支球队老板因为这次托管也小赚了一笔。值得一提的是，在托管期间的2011年休赛期曾发生过轰动一时、不乏争议的保罗转会湖人被“篮球原因”否决事件。当时，湖人队与黄蜂队高管达成交易协议，黄蜂队将当家球星保罗交易给湖人，保罗将携手科比冲击总冠军。
按照程序，在交易双方达成一致后，交易协议已第一时间被送到NBA联盟进行备案，只要联盟按流程确认转会材料无误，保罗就将正式成为湖人一员。保罗当时已准备登机前往洛杉矶，但这一交易第一时间被消息灵通的媒体捅给了骑士队老板，于是骑士队老板致电斯特恩进行抗议，认为这笔交易会让湖人成为超级球队，从而打破联盟的实力格局。随后，斯特恩否决了这笔交易，给出的理由只是一句让人不明就里的“篮球原因”。
尽管斯特恩否决这一交易没有很合理的理由，但在当时，黄蜂队由NBA托管，交易保罗这种重大事务确实需要斯特恩来确认，而骑士队老板作为黄蜂队当时的投资人之一，确实也有权提出异议。
第三方专业机构托管：能带来先进治理经验，但要求技术换股权
虽然职业体育俱乐部在难以为继时寻求托管的对象大多是当地政府或者主管单位，但在我国，一些国企背景的体育俱乐部在遇到经营困境时反而会避免近亲繁殖，转而寻求专业的第三方体育公司来托管，寄希望于这些专业机构能够带来先进的体育治理模式，这也意味着这类托管都是长期行为，在托管条款中往往会约定，第三方托管机构可以会用技术换股份，即，通过长期托管，在达到相应的触发条款后，有望最终实现控股俱乐部的目标。在这方面，比较经典的案例有姚明托管上海男篮、华舰体育集团托管山西男篮。
2009年，因为上海东方男篮俱乐部连年战绩不佳且亏损严重，所以俱乐部的三家股东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体育职业学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上海东方卫视）均不愿意再追加投资，希望将上海男篮转让出去。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上海市体育局协调，当时还是NBA球员的姚明出面托管了母队。
上海市一直都非常看重体育这张城市名片，所以最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将上海男篮高价卖出，而是希望能够让其成绩重现辉煌，所以在一众潜在下家中他们最看好姚明，认为姚之队能够用先进的NBA运营理念来给上海男篮带来全新气象，姚明也承诺要将上海男篮打造成百年老店。不过，当时姚明并不愿意一下子就拿出过亿的真金白银来买一支短期内压根不可能盈利的俱乐部。所以，双方无法直接进行交易，转而达成了一个非常具有开创性的托管协议。
鉴于上海队当时的三家股东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体育职业学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上海东方卫视）均是国企，上海队如何转让涉及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升值，所以上海市体育局报请上级部门进行统一协调。最终各方在托管协议中约定，姚明无需直接购买球队，但需要先托管五年，每年至少要为俱乐部注资2000万作为运营成本，此外还对球队成绩有一些约定，持续出资运营俱乐部五年后，满足所有条款，姚明就可以从托管者变为真正的姚老板，并获得球队100%的股权，最终在托管5年期满后，2014年姚明正式成为球队老板。
而在2017年姚明成为中国篮协主席后，为了避嫌，他决定卖掉上海队的股权，不再担任球队大股东。但由于时间紧迫，仓促间未能与接盘的下家谈妥合适的交易价格，于是姚明只能将上海队托管给上海市体育局，自己不再过问球队日常事务。在上海市体育局托管球队两年后，姚明终于与久事体育集团达成球队转让协议，上海男篮这才结束了托管状态。
近年来，CBA另一家被托管的俱乐部则是山西男篮。由于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缺乏自我造血能力、连年亏损，所以很多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往往会将职业体育俱乐部从财务报表中剥离出来。2018年，汾酒集团就因为山西男篮连年亏损，于是决心将其剥离，最终转让给了山西的另一家国企，山西国投。山西国投主要是以投资为主，并不擅长体育俱乐部运营，在勉强支撑两年后，在2020年将俱乐部托管给同属山西国资旗下、由山西省体育局领导亲自挂职的华舰体育集团。
华舰体育集团注册资本50亿元，主要负责体育产业项目开发，华舰体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由山西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晓春担任，华舰体育在体育领域的专业性由此可见一斑，山西男篮由华舰体育托管是非常合理的选择。此后在2021年6月，山西国投将所持结构调整基金46.38%合伙份额无偿划给同属山西国资的山西建投集团，其中，山西男篮继续托管给华舰体育进行运营。可以预见的是，华舰体育未来将长期托管并运营山西男篮。
当然，在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进行托管大多时候都是临时过渡策略。广州足球队历史上就曾两次短暂被广州市体育局托管。2005年，广州足球队当时的大股东东莞日之泉因为不愿每年斥资3000万之巨来冲超，与广州市体育局发生争执，最终双方达成协议，球队由广州市体育局托管，具体运营由广州市足协负责，广州市体育局负责自筹运营费用。在托管一年后，广州市体育局引入了新的投资方广药集团，广药集团根据托管协议成功从日之泉和香雪集团手中收购了俱乐部90%的股权。
由于2009年足球假球风波导致广州足球降级，广药集团断然决定退出，仓促之间无人接盘，于是广州市体育局再度短暂托管。最终在2010年3月1日，恒大集团以1亿元收购了广州足球俱乐部100%的股权。如今，由于房地产行业大环境有变，恒大集团陷入困境，广州足球俱乐部压力陡增，此前坊间流出广州市足协向广州市体育局申请托管广州足球俱乐部的求救信截屏，虽然真伪难辨，但恒大足球确实危在旦夕。不过，今时今日，广州足球俱乐部想要第三次让广州体育局托管，前提是其高达数十亿的债务需要进行构建专门的SPV与风险隔离，面对这一量级的债务负担，恐怕托管绝非易事，涉及到具体的托管条款更是可能会引发各种拉锯战。
毋庸讳言，中超俱乐部普遍陷入财务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几乎所有俱乐部的股权都高度集中，不少甚至是由单一企业100%控股。一旦大股东出现财务危机，俱乐部自然会随之陷入困境。有鉴于此，国家层面曾多次在足球顶层规划时提出要推进中超俱乐部多元化股权架构，避免单一控股，探索成立球迷基金会投资俱乐部的可行性。
比如，2015年3月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对此早有明确的部署：“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 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整体而言，短期内或许中超俱乐部可以靠托管勉强续命，但从长远角度而言，唯有推行多元化股改才是破解生存困境的财务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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