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纪念《寒夜》出版七十周年暨四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媒体报道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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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寒夜》出版七十年:这部小说写出了现代人的困境和挣扎
稿件来源丨澎湃新闻 徐明徽 实习生 李娇
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1947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至今已过去整整七十年。
9月23日,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在上海作协共同举办了《寒夜》出版七十周年暨四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学者陈子善、李怡、杨联芬等三十余位中外学者出席研讨会。
不同于巴金的《家》、《雾雨电》等前期的作品,巴金在《寒夜》中用笔极为冷静,创作风格由热情倾泻转入深蕴细腻,是他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一部作品,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小人物喊出了痛苦的呼声:青春的消失,理想的破灭,人性的扭曲,中年成熟背后的悲哀……
《寒夜》经历了怎样的文本生成过程?
《寒夜》写于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前夕,完成于胜利之后,一九四七年出版,与小说故事发生时间约略相同。
《寒夜》的情节很简单。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汪母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且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最后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但已物是人非,伤感不已。
作为巴金一生最为圆熟的作品,《寒夜》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写作《寒夜》时背景如何,这本小说又经历了怎样的文本生成过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使国民经济受到了重创,出版业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前五年仅出版长篇小说35部。六年抗战以后,中国的战区局面相对稳定下来,从而1943年到1949年成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复兴期。在这段复兴期中,国统区的作家不断以现代思想深入生活,传递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出版于1947年的《寒夜》正是其中的典型之作。然而,《寒夜》的刊载发行亦有着颇多曲折。
巴金故居的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介绍:“《寒夜》第一次发表在一本画报上,连载了三次后这个杂志停刊了,但幸好巴老继续写下来了。而1947年3月出版这部作品的时候,正好是国共两党关系紧张之时,人心不安定,通货膨胀加剧,买书的人大大减少。《寒夜》第一版的出版,也只获得一篇像样的书评。进入新时代以后,《寒夜》这种风格要么被大家批判,要么被大家忽略。”
周立民承认,此后因时代等诸多原因,《寒夜》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然而,经典除了是外部因素的生成之外,作品本身也要有相应的特质,才能超出前辈,形成自己的特点。“《寒夜》里面有很多明确的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三个人物的关系设定,是一个死局,但也是一个说不完的局。三个人可以都是无辜的,但同时又能感到三个人身上的罪。其次,《寒夜》的开放性和阐释性超过了巴金其他的任何一部作品,它的冲突是内在声音和外部环境的交织。再次,《寒夜》里面没有英雄,因为没有反抗。这部作品写出了现代人的自我困境和挣扎,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境遇都是我们无法反抗,甚至无从逃避的。”
“最后,巴金先生对日常生活的叙述贡献是突出的,他善于将日常生活的叙述把握在虚和实之间,不完全掉进现实的境遇里面,又生发出梦魇、幻觉、变态心理等各种叙述手段。这样富于变化性的探索对巴金这一代作家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寒夜》是对《家》的反思,家庭问题是中国人面临的诸多难题之一。巴金的《寒夜》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上迎接了这一挑战。
《寒夜》当中,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的矛盾是家庭当中的经典问题。两个女人都爱着同一个男人,而且都是被同一个男人深爱。但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又使得男人始终处在矛盾的状态下,他无从摆脱自己的困境。惟有男人处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两个女人表现出和平的状态,但过后照样水火不容。
辽宁师范大学的乔世华认为,“巴金的《家》与《寒夜》,在主题、情节设置、故事情节、命运走向等方面,其实都是相联系的。《家》中主人公的出走是离开家就可以获得新生,否则只能像其他人一样死在家里。但《寒夜》当中,曾树生对于离开小家长久犹豫着,巴金似乎不愿意再去重复先前离开家就可以获得幸福的模式,反而涉及到知识女性的心灵困境等诸多心灵上的思考。在写作《寒夜》时的巴金比写《家》时的更理性、成熟,他对家的文化有了重新的发现。”
相对于《家》,《寒夜》的进步有目共睹。然而,进步之下的深层原因若何?中国人民大学杨联芬教授表示,“巴金的《家》和《寒夜》,代表了中国新文学关于家族叙事两个阶段的典范。《家》是离家出走反抗家族,而《寒夜》则是出走以后。《家》具有典范性,它对于新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比如它的反封建,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对立等等。而《寒夜》的叙述超越了新旧二元论。巴金在《家》里写的大家庭是中国传统大家族的标准,而他在《寒夜》当中则提供了五四以后夫妻小家庭的情况。《寒夜》已经开始关注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并非说年轻人反抗家长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反抗之后出走之后会怎么样,巴金通过《寒夜》对《家》进行反思。”
“在传统和现代上,巴金肯定对‘旧’是不满的。在《寒夜》里面,汪母是一个贤妻良母,有很多令人辛酸感动的描写,但巴金不完全赞同汪母。巴金在后来的修改版里,写了一个场景,汪文宣的妻子曾树生走了,汪母问儿子‘她还没有回来吗’?巴金有一句,‘其实她心里暗暗高兴’。可以看得出巴金对于汪母的否定性。但巴金对于‘新’也存在反思,显然曾树生在母亲这个角色上是很不合格的,把儿子交给学校,以为拿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汪母和曾树生的形象,其实是一种象征,不但显示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无法兼容,而且象征了文化的断裂。”
“传统和现代,既不能兼容,但必须相处在现实里头,怎么办?当然巴金在《寒夜》没有给出答案。新文化及至之后的革命时期,对于传统和现代,所选择的是激进,以至于最后夫妻可以反目,妻子揭露丈夫,儿女揭露父母。但今天父母对于儿女婚姻的干涉,则又是回到了五四之前。巴金的《寒夜》所引出的思路正是新文化不可避免取代传统的时候,现代文明和传统伦理怎样才能较好的整。我想这是《寒夜》对我们最大的启发,我们应该通过重读《寒夜》做出更多思考。”
巴金小说的抗战苏醒
一直以来,对于《寒夜》中汪家悲剧的主要原因,大多从社会黑暗、制度腐败,抑或汪家内部的文化冲突来解释。然而,上海交通大学张中良教授指出,“它更深层的原因是抗日战争。如果不是抗争,汪家不太会跑到重庆去,而三人的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战争环境下家庭经济的拮据引起的。”
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战书写是巴金小说或明或暗恒以贯穿的一条线。巴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怀着坦荡和热情关注着革命。“巴金是敏感的作家,具有时代的良心。巴金心中始终有抗战的,他的许多作品从‘九一八事变’之后,都流露出对抗战的热切关心。小说《海的梦》因为‘九一八’爆发,将两个月前刚写了头七页的短篇小说改写为中篇,不再写他所爱的奇异的海上之梦,更要写陆地上残酷的现实。此后,巴金还写了短篇《发的故事》与长篇《火》第一部,反映日本统治下朝鲜人民的被压迫情况以及艰苦的解放斗争,表达对朝鲜人民甚大的同情。《第四病室》更以日记体的形式揭露1944年的紧张局势,写出了抗战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缩影。”
对抗战的关注背后,其实所蕴含的是对于正在展开着的革命的思考。专研巴金的学者黄长华认为,“从1927年到1942年,用写作来描绘反军阀斗争的场景以及塑造青年革命者的形象,表明了巴金对于革命这个重大问题做了深入持久的思考。他借助于青年革命者的抉择以及他们的结局,思考了革命的意义,青年与革命的关系,也探讨了革命的道路、策略、方式、前途问题。1927年到1942年可以说是巴金的革命时期。”
《寒夜》的家庭纠葛与革命有何关联?黄长华分析:“从五四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人的内涵是在不断深化和发展的。现代作品中对于人的表现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最初重视人及人的自然存在;第二个阶段从社会分化以及阶级层面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阶段则是从人的主体存在来塑造个性化的人。巴金的《寒夜》正是在关注人的主体性的层面上,含蓄地将政治进行隐喻,用平静写实的语调刻画了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展现了现代文学直面人生,探索灵魂的意义。”
“对巴金来说,在四十年代,一个活的人的全部思想感情是巴金写作的重点。《寒夜》是一部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也是一个现代小家庭的思想冲突、个性冲突的交响曲。从家的意义上,《寒夜》展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前期一个小职员汪文宣一家的困境,工作不顺生活压力大,家庭内部婆媳矛盾以及亲情的疏离。此外,两个知识分子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有着诸多的不顺。它也是另一种类型的生活急流,表面上平静,但深处翻滚着波浪。从女性评价的方面,在巴金的小说当中,女性大致可分为三类:传统女性、革命女性以及现代女性。《寒夜》中曾树生形象的出现,意味着巴金对于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还有她们的自由意志做了更多思考和表现。巴金一方面写出了现代小家庭里知识分子变化的过程,家庭的成员尽管受到现代教育,有学识,也有对平等自由原则的肯定,但在现代家庭里面,他们缺乏包容,仍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家庭成为亲人间互相伤害的战场。另一方面也包含着某种隐喻。如果说《家》主要写的是革命者的活动,以及他们对封建家族的批判,那么《寒夜》则是挖掘出革命中的人性。《寒夜》夫妻二人也曾想凭借知识和力量办学堂,但后来理想被生活折磨之后,只能归于无。我想其中一个隐喻就是,如果知识分子失去了理想,后果就是互相灭亡。”
《寒夜》出版70周年:仍有文学意义有待发掘
稿件来源丨文学报 张滢莹
“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写汪文宣的时候也放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对于自己的长篇小说《寒夜》,作家巴金曾如是说。为深入研究这部作品以及同时代其他长篇小说,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日前在沪共同展开纪念《寒夜》出版70周年暨四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发言。
1947年3月,《寒夜》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迄今已整整70周年。在艺术上,不同于《家》《雾雨电》等前期的作品,巴金在《寒夜》中用笔极为冷静,创作风格由热情倾泻转为深蕴细腻,不少学者认为《寒夜》是巴金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一部作品。由于问世时社会动荡、时局不稳,这部作品在当时影响有限,甚至到现在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如今重谈《寒夜》,除了“重新发现”的意义之外,也许更为了让读者了解在前期作品之后,巴金身为作‘《寒夜》真实呈现了1940年代抗战胜利前夕小职员汪文宣一家的困境,从性格悲剧到时代羁绊,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承受着命运的跌宕起伏。在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眼里,《寒夜》是“一部生不逢时的经典之作”:“一部作品的传播中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因素是十分复杂和不确定的。”据他介绍,《寒夜》初版本10个月即销售5000册,至1957年单行本印行12版(次),算是不错的成绩,单刊发该小说的画报在登载三期以后就停刊了,加上时局动荡,人心不定,买书的人自然就少,对于《寒夜》,巴金自己也是在很多年之后才重新提及。单在许多海外学者眼里,《寒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部小说的开放性、阐释性异常丰富,对困境的书写、对日常生活的叙事分寸,于当下仍具借鉴意义。“学者夏志清曾说,《寒夜》是牢牢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小说,是巴金创作的最伟大的爱的小说。”
“从创作《家》的27岁到创作《寒夜》的40岁,巴金完成了从热血青年到苦闷中年的转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怡表示。两者相比,中年的生存现实可以说从巴金将抽象的“进步”理念拉回了地面,“中年巴金的真正成熟是跳出了早年的‘线性进步观’,重新在人生与人性的深一层次来解读中国人的命运”。而与《寒夜》同时期,不少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也走向成熟。在她看来,以巴金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在那个阶段处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他们更新自我,调整自我与传统、与社会的关系,这样的启蒙不少也不可能是对欧洲十八世纪思想的简单移植和重复,它根植于中国社会与历史,根植于中国作家从不封闭的生存感受之中”。
相对于前期作品,在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辜也平看来,《寒夜》在冷峻客观的叙述中探究人的灵魂奥秘,用传统的叙述母题表现丰富的现代语义,透视出人类往往必须面对的两难困境,可以说是一部极为成功的心理写实小说。而在叙述视角上,《寒夜》也与前作有了明显区别。“1944年《憩园》对‘家’的批判,超越了前作中的控诉之情,叙事视角超越了《家》的单一与二元对立。而1947年问世的《寒夜》则更将反省的触角从‘新旧’二元思维中的‘旧’转向‘新’,这种视角的不断调整带来了《寒夜》的叙述较巴金以往任何小说都具有更复杂的意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联芬表示。
相对于巴金的其他作品,《寒夜》仍有大量有待发掘的文学意义,而自1947年小说问世以来,《寒夜》也曾多次被改编成影视剧。有学者指出,《寒夜》个案表明,国内现代文学资源仍有巨大的开掘空间,这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启示。
研讨会当晚,为了让公众走进经典作品,巴金故居在上海戏剧学院举办了“生活是多么芬芳——2017•中国现代作家诗文朗读会”。朗读会上精选鲁迅、茅盾、冰心、巴金、朱自清、沈从文、郁达夫、汪曾祺等作家的诗文19篇,多位知名朗诵艺术家以“情与爱”“苦与甜”“人与地”三篇章为主题,展现了经典作品的声像魅力。
《寒夜》出版70年 学者沪上谈小说影视改编增长点
稿件来源丨上海热线
上海热线讯,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1947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至今已过去整整七十年。为纪念《寒夜》出版70周年,巴金故居特别召开4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引国内外2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其中,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刘福泉围绕着影视改编话题,着重分享了《寒夜》电视剧改编的增长点。
据刘福全介绍,《寒夜》自1947年问世以来,先后有1955年香港华联电影企业公司和198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同名电影,均获得了不小的殊荣。2007年,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上海派纳影视公司又联合出品了36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宗福先总编剧,陈烈导演,赵文瑄、刘涛、吕中、韦清、董勇主演,首播在成都地区收视率以4.4%排名第一。
“因为两版电影都基本尊重原著,所以这样的改编是完成了使命的。而从15万字的原著改编为36集电视连续剧,改编所需要做的工作就大有可以值得探讨的余地了。”刘福泉称,“影视改编可以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按照影视的叙事需求来重新安排故事情节,但要保证叙事故事的顺序能够让观众接受,电视剧《寒夜》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在影视对小说改编过程中,成功的改编总是能够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寻找小说文本在叙事中的留白,再进行适当的扩充,充实故事情节,从而使得影视叙事与小说叙事实现合理的对接。”
刘福泉表示,36集电视连续剧《寒夜》在对小说《寒夜》进行改编时,在基本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主要使用了扩展情节和增加人物两种手段,而这些扩展和增加的部分又都能够与原著很好的贴合,这一方面是原著为改编提供了一定的空白来得以发挥,另一方面也得自于改编者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影视叙事的长处,显示了深厚艺术功力,为影视改编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文本。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刘福泉
当天的活动上,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也作为嘉宾现身,以“《寒夜》:一部生不逢时的经典之作”为主题展开分享,他指出,《寒夜》虽然初版本十个月即销售5000册算是不错的成绩,然而,它的传播延长线却极短。1949年以后,作为调子太灰暗、没有给人指出道路的、感伤的“小资产文艺作品”,它自然不合时宜。虽然,在海外得到关注和很高的评价,但当时国内学术界始终把《寒夜》排除在文学焦点外。直到新时期,《寒夜》才得到应有的评价,可是,新文学的作品热持续时间很短,“巴金热”也并未像沈从文热、张爱玲热这样进入公众层面,新时期文学新的作家和作品迅速覆盖了人们对老一代作家的关注。
“到后来,《寒夜》这样的作品似乎被认定为‘经典’,然而,它们仅是一个‘空壳’,只存在于文学史,而不一定被多少人有效阅读。如今《寒夜》已经出版整整70年,算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此,我认为,该是我们追认这部作品经典地位、重识它的经典价值的时候。”周立民说。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
据了解,复兴期的长篇小说可谓成绩显赫,名作迭出。老树如老舍、吴组缃、李辉英、沙汀、艾芜、巴金、李广田等,新花如姚雪垠、徐盈、碧野、王西彦、田涛、钱钟书、路翎、黄谷柳等,他们所奉献的如《鸭嘴涝》(后改名为《山洪》)、《松花江上》《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寒夜》《引力》《长夜》《春暖花开的时候》《苹果山》《微贱的人》《金黄色的小米》《边外》《一个人的烦恼》《围城》《财主底儿女们》《虾球传》《四世同堂》等,代表了这一时期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
大家普遍表示,无论是对抗日爱国热情的弘扬,对黑暗现实的讽刺、揭示,对知识分子在时代面前当何去何从的理想思考,还是在现代意识的挖掘上,作家们都显示了他们的艺术才干并在思想艺术上体现出应有的时代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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