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李小林：“我宁愿那一刻她的心是宁静的”——《家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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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林女士与母亲萧珊1947年摄于上海）

　　1945年12月16日，李小林女士出生在抗战的大后方重庆，作为巴金先生与萧珊女士甜蜜爱情的结晶，她见证着父母深厚的感情，承继了父亲的文学事业，自1979年进入《收获》任编辑，一直默默耕耘至退休。她是杰出的编辑家，有着独到敏锐的眼光，但极少写文章，也不习惯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今天是李小林女士的生日，本期特选她纪念母亲一文与谈《收获》的一次采访，让读者接触到她细腻柔软的内心、坚定清醒的办刊思维。

《家书》后记

李小林

　　1944年5月，父亲和母亲在贵阳花溪结婚。在此之前，他们谈了八年恋爱。结婚时，两人只发了一个简单的通知，在“花溪小憩”度过三天宁静而幸福的日子。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母亲还健在，今年5月8日——他们的“金婚”纪念日，我们将为他们庆贺。

　　自1936年8月，未满二十的母亲以崇敬和爱慕的心情写信约父亲在上海新雅酒家见面，他们的命运就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他们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母亲始终视父亲为良师益友，更是她深深挚爱的人。母亲珍藏着父亲给她的信（遗憾的是，由于战乱和搬迁，1949年以前父母的通信，都没能保存下来），她还按照时间顺序给这些信编了号码。“文革”初期，作为“罪证”，造反派抄走了家中所有信件。母亲曾天真地请求造反派给她留下这些纯属私人的书信，毫无疑问招致一顿训斥。事后母亲告诉我，竟有人说她“不要脸”，年纪这么大还写这样“肉麻”的“情书”，还想保留这种东西。我至今记得，母亲说这番话时由于激愤而变调的声音，以及受到伤害后脸上流露出的那种痛苦和无奈。这些信件被反覆审查，划上红杠杠，打了各种各样的记号。因为是“罪证”，它们才没有被销毁。它们终于又“物归原主”。然而母亲却再也不可能看到它们了。当我读到我父母的三百八十多封通信时，我不禁为他们字里行间流泻的深情所感动，我这才明白，这些信对母亲有多重要。它们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这些年，我常常这么想，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女儿。我对我母亲了解太少、关心太少，我甚至连母亲的生日都搞不清楚。只知道她是春天出生，她的小名叫“长春”．母亲确实如同春天般明媚和煦。她热情，善良，真诚待人，总是尽她所能给予身边那些有困难的人以帮助。她记住我们每个人的生日，常会设法给我们一点惊喜，哪怕是在“文革”中最艰难的岁月。但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给自己过过生日，而我们竟也从未想到为她做一次生日。我们习惯于在她的呵护下生活，很少考虑付出些什么。建国以后，父亲的社会活动多起来，变得十分繁忙，经常外出开会，出国访问，还得体验生活，写应景文章，加上无休无止的送往迎来，一年里总有几个月不在家里。家中的一切，事无巨细，都由母亲操持。母亲是我们家真正的“顶梁柱”。母亲一度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想把我培养成一个钢琴家。曾听母亲说起，她在生我之前看了一场电影《一曲难忘》，回家时不慎摔了一跤，致使我提前降临人间。是不是因为影片中的肖邦使她萌发了让我学钢琴念头，现在已无法查证。但母亲确实在我身上花了很多心血。她用她的第一部译著的稿费为我买了一架钢琴，然而我却使她失望了。我没有一点音乐才能和悟性，始终无法对钢琴产生感情。我多次因为贪玩招惹母亲生气。我常常一面流着泪，一面被逼着练琴，内心滋长着一种怨恨。这种日益加深的怨恨阻碍了我与音乐的沟通。我没想到这种怨恨竟会如此顽强，致使我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居然连碰都不愿碰一下钢琴。当母亲终于明白我实在不堪造就时，她只得放弃。我感到了一种解脱。但我知道，我毁了母亲的一个梦，我伤了母亲的心。而今我已成为母亲，当我的女儿责问我为什么小时候不让她学钢琴时，我无言以对。读着母亲这些情真意切的信，随着母亲生动的笔触，过去的种种，又在眼前重现。我在想，如果时光能倒流，让一切重新开始，我是不是会做得好一些？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会给母亲更多的关心，更多的爱。“文革”期间，父亲被打倒，母亲成了“臭婆娘”，人们避而远之，几乎再无人登门。随着父亲“罪名”的加重，家中的气氛压抑得令人难以忍受。母亲常常瞪着失神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而我除了机械地对母亲重复“相信群众，相信党”，再无更多的安慰话。我那时十分惶惑，内心深处不相信父亲会有“罪”，但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我觉得茫然。我只想逃避。我越来越少地待在家里，甚至害怕和父母说话。那年月，往往一张普通的笑脸，一封短简，一句简单的问候，都会使母亲激动不已，热泪盈眶。而我却在母亲最需要关爱的时候，疏远了她，让她独自面对满屋子冰冷的封条，咀嚼难咽的痛苦。母亲身心交瘁，结郁成疾。她强打精神支撑了一段时候，躺倒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当我为我的自私而愧疚悔恨时，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如今我还时常想起1972年6月底的那个晚上。靠亲友的帮助，母亲终于做了一些检查，那晚舅妈请来了她熟悉的一位外科医生。医生看了X光片和同位素扫描报告，说出了我们心中一直不愿相信的结论：癌症晚期。医生说，这种癌发展很快，病人至多活不过国庆节，要我们早做准备。怀着一丝希望，我们问还有没有办法？医生摇摇头，说得尽快想法让她住院，最后那些日子病人会非常痛苦。尽管是夏夜，我却觉得浑身冰凉。我不敢走进母亲躺着的屋子，我知道她正怀着急切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诊断结果。我无法面对她。我回到我的房间，躺倒在床上，眼泪哗哗地掉下来。我不敢想象，母亲竟会离我们而去。我不能设想，失去了母亲，我们这个家将会怎样。我更无法原谅自己，母亲默默地忍受了很长时间的病痛，而我居然如此疏忽大意。房间里一片黑暗，我心里也一片黑暗。一阵轻微的啜泣声从墙角传来，借着窗外街灯昏黄的光亮，我看见弟弟缩在沙发椅上双手捂着脸哭泣。我又怎能安慰他？眼睁睁看着死神一步步逼近，终将从我们身边把母亲带走，我们却无能为力。那一晚，两个被悲伤压倒的无助的人，只能躲在暗夜里低声哀哭。为母亲，也为我们自己。多少年过去了，回想起那个夏夜，我仍然会泪流满面。

　　我一直想不明白，母亲生前究竟是否知道她的真实病症。母亲那样聪慧、敏感，我想，她心里应该是清楚的，只是不忍说穿罢了。那么，她为了不让亲人难受、担忧，身心得忍受多大的苦痛折磨。然而，我宁愿她不知情。我宁愿她是怀着生的憧憬沉入睡乡。我宁愿那一刻她的心是宁静的。

　　母亲有一个愿望，在她晚年，编一本父亲与她的书信集。如今，这本集子终于编就，即将出版，作为一份迟到的礼物，我将它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

1994年春

1947年春天李小林女士与父母摄于上海复旦教工宿舍

1949年冬李小林女士与父母摄于上海霞飞坊住所

1951年巴金一家在上海复兴公园

1962年巴金一家摄于寓所书房

巴金先生九十岁生辰时，李小林女士与父亲摄于武康路家中

注：本文为巴金、萧珊书信集《家书》的后记，题目为编者加。

李小林女士 生日快乐

编辑：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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