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萧珊译:大风雪(普希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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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风
雪
(俄)普希金 作
萧珊 译
马儿在山坡上飞驰,
践踏厚厚的积雪……
一座圣洁的教堂,
它孤独地立在路旁。
………………………
猛然,刮起一阵雪风;
白雪片片,落个不息;
在雪橇上头,乌鸦拍着翅膀
盘旋在我们的头上。
它的啼声是不祥的预兆!
马儿赶忙奔跑,
直视黑暗的远方
竖起鬃毛……
茹科夫斯基
普希金
在一八一一年年底(这是我们忘不了的时期),善良的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罗……住在涅纳拉多沃村自己的领地上。他在这个区域以好客和对人亲切出名。邻居们时常到他那里去吃、喝,跟他的妻子普拉斯科维雅·彼得罗芙娜玩五戈比的“波斯顿”纸牌游戏,有一些人却是为了拜望他们的女儿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那个脸色苍白、身材苗条的十七岁少女来的。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个有钱的新娘,许多人都想得到她,不是为着他自己,就是为他的儿子打算。
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是受着法国小说的薰陶长大的,这就是说,她已经堕入情网了。她挑选的意中人是一个没有钱的陆军准尉,他正在休假,住在自己的村子里。不用说,那个年轻人对她的感情也是同样地热烈。可是她的父母注意到双方的相爱,不许他们的女儿想念他,因而接待他也就冷淡起来,比一个退休的陪审官都不如了。
我们的情人们开始通信了,每天秘密地在小松林里,或者老教堂旁边会面。在那里,他们互相发誓“相爱不渝”;他们抱怨命运,想出了种种的计划。这样一来,他们在写信、谈话的中间,很自然地得到了下面的结论:既然我们中间少一个人便不能生活,而我们的不近人情的父母的意志又是我们幸福的障碍,那么我们不管他们的意志就不行吗?不用说,这个好主意居然让我们年轻人想到了,而且它又跟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的浪漫的幻想特别适合。
冬天到了,他们的会面中断了,可是书信往还却格外勤了。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在每封信里都恳求她:把身子交给他,跟他秘密结婚,躲藏一些时候,然后跪在她父母的膝前。当然,他们终于会让情人们的英勇的恒心和不幸感动的,他们一定会说:“孩子们,到我们怀里来吧!”
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踌躇了好久,许多逃走的计划她都不赞成,最后她同意了。在出走的那天,她应该不吃晚饭,藉口头痛躲到自己的屋子里去。她的女仆是她的同谋者。她们两个人应该从后门到花园去,花园后面有一辆预备好的雪橇。她们坐上雪橇直奔离涅纳拉多沃村五维尔斯特的扎德林诺村,赶到教堂去。弗拉基米尔会在那里等候她们。
在决定日子的前夜,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整晚没有睡觉。她把东西收检了一下,包了一些衬衫和衣服,给她的朋友,一个多情的小姐写了一封长信,另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她用最令人感动的句子向他们告别,拿克服不了的、热情的力量作藉口来辩护自己的过失。她在信的末尾写着:倘使她得到允许跪在她最亲爱的父母的膝前,那个时候才是她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她用图拉的火漆印封好两封信,火漆印上刻着两颗燃烧的心,和一句适当的题词。天快亮的时候她才倒在床上,迷迷糊糊睡去了。可是恐怖的梦景还不断地在扰乱她的睡眠。一会儿她觉得,仿佛她正坐上雪橇去行婚礼,就在那个时候,她的父亲来阻止她,用使人受不了的迅速的动作把她拖到雪地上,丢到黑暗的、无底的深渊里去……她头朝前掉了下去,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一会儿她看见弗拉基米尔躺在草地上,脸色苍白,浑身鲜血。垂死的人用刺耳的声音哀求她,赶快跟他结婚……另外还有一些丑恶的、无意义的幻象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后来,她起床的时候,脸色比平日更苍白些,而且真的头痛了。父母看出她的不安宁;他们的慈爱的关切和不断的询问:“玛莎,你怎么啦?玛莎,你是不是不舒服了?”使她心如刀割。她极力想安慰他们,装出快活的样子,可是假装不出来。到了晚上,她想到这是她在家里所过的日子的最后一刻了,这个思想使她心痛。她差不多像死人一样。她在心里暗暗地跟家中所有的人,和她四周所有的东西全告了别。
晚饭开上来了;她的心狂跳得厉害。她用战抖的声音说,“不想吃晚饭,”便离开了父母。他们吻了她,像平日一样地给她祝福。她差一点哭出来了。她回到自己的屋子,倒在安乐椅上,眼泪直流。女仆劝她镇定,振作起精神来。一切都准备好了。隔半小时玛莎就得永远离开父母的家,离开她自己的屋子,和她平静的少女生活……门外刮起了大风雪。风在狂吼,百叶窗在摇晃,发出响声。她觉得一切都是危险而不祥的预兆。不久屋子里什么都安静了,什么人都睡熟了。玛莎围上披巾,穿上暖和的外衣,手里提一只小箱子,从后门出去。她的女仆带了两个包裹跟着她。她们走到花园。大风雪并没有平静,狂风迎面吹来,好像在阻止这个年轻的女犯人。她们好容易才走到花园的尽头,雪橇已经在路上等候她们了。马快冻僵了,它们不肯站住不动;弗拉基米尔的车夫在车辕前面走来走去,想使它们安静下来。他扶着小姐和她的女仆坐上雪橇,放好小箱子和包裹,抓起缰绳,马便飞奔了。现在让我们把小姐交给命运、交给车夫捷列什卡的技术去,我们且掉过头来讲讲我们那位年轻的情人吧。
弗拉基米尔坐车跑了一整天。早晨他到扎德林诺村牧师那里去了,好容易才跟他说妥当。然后他又到邻居地主中间去找证人。他最先去找的是一个退伍的旗手,四十岁光景的德拉文,那个人倒很高兴地同意了。他说这件冒险事情使他回想起从前年轻的日子,和在骠骑兵中间的一些恶作剧。他劝弗拉基米尔留在他那里吃午饭,还向他保证其余两个证人不会成问题。事实上,午饭后不久就来了一个留有胡须的、靴跟上戴踢马刺的测量员什米特,和本县警察局长的儿子,前不久才加入枪骑兵的十六岁少年。他们不仅同意他的提议,甚至还对他发誓,准备为他效力,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弗拉基米尔非常高兴地拥抱了他们,然后回家去预备一切了。
天已经黑了好久。他对他那个忠实可靠的捷列什卡详细地、机密地吩咐了一番,派他赶着自己的三匹马拉的雪橇到涅纳拉多沃村去。他自己另外雇了一部一匹马拉的小雪橇,不带车夫,一个人动身到扎德林诺村去。大约两个钟点以后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也应该到达那里了。他认识路,而且全程只需要二十分钟。
可是弗拉基米尔刚出了村子,来到田野,就刮起风来了,而且竟然是那样的一场大风雪,他连什么都看不到了。过了一分钟,路全给封住了,近郊在混浊和黄色的雾里消失了,在雾中白雪大片大片地飞下来,天地成了一色。弗拉基米尔发觉自己到了旷野里了,他要想重新走到大路去,可是没有一点办法。马胡乱地踩着走,不是跑上雪堆,就是陷进洼地里去,所以雪橇常常翻倒。弗拉基米尔努力不要迷失正确的方向,可是他觉得已经过了半个多钟头,还没有走到扎德林诺村的树林。大约又有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看到林子。弗拉基米尔走过了一片给深沟切断的田野。大风雪并没有停止,天色也没有开朗一点。马开始疲乏了,而他却汗流如雨,虽然他常常陷到没腰的雪里去。
后来他觉得,他走错方向了。弗拉基米尔勒住马,开始思索,回忆,考虑,后来他断定应该向右边走。他便向右走了。他的马勉勉强强在迈步。现在他在路上已经走了一个多钟点了。扎德林诺村应该不远了吧。可是他走着,走着,总走不出田野。全是雪堆和深沟,雪橇接连不断地翻倒,每次他都得把它扳正。时间不停地过去。弗拉基米尔开始感到很大的烦恼了。
巴金、萧珊1960年在自家花园
1951年与女儿、儿子摄于上海淮海坊寓所
他终于看到那一边有什么黑黑的东西。弗拉基米尔便弯到那边去。等到走近时,他才看见是一片树林。“谢谢上帝,”他想道,“现在可近了。”他靠着树林走去,希望很快走到那条熟路上,或者绕过树林,扎德林诺村马上就在它后面出现了。他很快找到了路,走进冬天掉光叶子的树林的黑暗中去了。风不能够在这里怒号了,路是平坦的,马又鼓起勇气来,于是弗拉基米尔安心了。
可是他走着,走着,扎德林诺村还是看不到;树林长得没有尽头。弗拉基米尔惊恐地发觉,他走进了一片陌生的树林了。他感到绝望了。他用鞭子打马,那个可怜的动物跑了一阵,但是不久又慢下来,再过一刻钟,它就一步一步地踩着走了,不管可怜的弗拉基米尔怎样努力都没有用。
树林渐渐地稀了。弗拉基米尔走出了树林,扎德林诺村还是看不见。这时候应该快到夜半了。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流下来,他漫无目标地乱赶着雪橇。这时候风雪平息了,云消散了,在他的面前展开一片铺着起波纹的白色地毯的平原。夜晚十分清澈。他看得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约有四五家人家的小村子。弗拉基米尔赶着雪橇到那边去。在第一家茅屋前面,他从雪橇上跳下来,奔到窗前,敲着窗。隔了几分钟,木头百叶窗举起,一个老头子伸出他的灰白的胡子来。
“什么事?”
“扎德林诺村离这儿远不远?”
“你问扎德林诺村离这儿远不远吗?”
“是的,是的!远吗?”
“不远,再走十维尔斯特。”
弗拉基米尔听了这句话,抓住自己的头发,一动都不动地站着,好像是一个宣告了死罪的人。
“你从哪儿来?”老头子接下去说。可是弗拉基米尔没有心思回答这个问题了。
“老头子,”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找几匹马,拉我到扎德林诺村去。”
“我们这儿哪会有马?”这个农人答道。
“那么,我连一个带路人都找不到吗?随便他要多少钱,我都给。”
“等着,”老头子一面说,一面放下百叶窗,我叫我儿子出来,他会给你带路。”
弗拉基米尔站着等待。还没有过一分钟,他又去敲窗子了。百叶窗举起来,又露出了老头子的胡子。
“什么事?”
“你儿子怎么啦?”
“马上就出来,他已经在穿皮靴。也许你觉得冷?进来取取暖吧。”
“谢谢,快一点叫你儿子出来吧。”
门嘎吱响了,一个带傻相的少年走出来,他在前面走,一面指点,十面在找积雪所封住的路。
“几点钟了?”弗拉基米尔问他。
“快天亮了,”这个年轻的农人答道。弗拉基米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们走到扎德林诺村的时候,公鸡啼过了,天也大亮了。教堂门关着。弗拉基米尔付钱给带路人,就走进院子去找牧师。他那部三匹马的雪橇不在院子里。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消息呢!
现在让我们回到涅纳拉多沃村那一对善良的地主夫妇那里去吧,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什么事也没有。
老人们一早醒来,就到客厅去。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还戴着睡帽,穿着软棉布的短上衣。普拉斯科维雅·彼得罗芙娜穿着棉晨衣。茶炊端上来了。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差女仆去看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问她身体怎么样?晚上睡得怎么样?女仆回来说,小姐睡得不好,可是她现在感到舒服些了,她马上就到客厅来。果然,门打开了,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就走上来跟她亲爱的爸爸、妈妈请早安。
“你头痛怎么样了?玛莎?”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问道。
“好一点了,亲爱的爸爸,”玛莎答道。
“玛莎,昨天你一定中炭气毒了,”普拉斯科维雅·彼得罗芙娜说。
“也许是吧,亲爱的妈妈,”玛莎答道。
白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可是到了夜里,玛莎生病了。他们派人到城里去请医生。医生傍晚才到,正遇到病人在说胡话。一场可怕的热病发作了,可怜的病人在坟墓边上徘徊了整整两个星期。
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私奔的事情。前一晚写好的信已经烧毁了。她的女仆对谁都不敢提这件事,害怕老爷发脾气。牧师,退伍的旗手,留胡须的测量员,年轻的枪骑兵都是谨慎的,不会多嘴。车夫捷列什卡连喝醉酒的时候,也永远没有多说一句话。这样一来那个秘密居然让半打以上的同谋者保守住了。可是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自己却在接连不断的呓语中,说出自己的秘密来了。不过她的话是那么不连贯,所以母亲(她没有离开过床边)也只能从那些话里知道她女儿死心塌地地爱上了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而且认定爱情是她生病的原因。她跟自己的丈夫,和几个邻居商量。最后大家一致决定: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的命运分明是这样的了,命中注定的事逃不了,贫穷不是罪过,女人是跟男人结婚,而不是跟他的财富结婚,等等。当我们无法替自己的行为找出辩护理由的时候,在这种场合,道德的格言就会产生非常大的效用。
在这个期间小姐的健康开始恢复了。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家里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弗拉基米尔了。他害怕在这里受到平日的那种接待。他们派人到他那里去,通知他一个意外的好消息:答应他们的婚事。可是他们只收到他一封半疯狂的信,来回答他们的邀请,这事情叫涅纳拉多沃村那一对地主夫妇多么吃惊!他告诉他们:他的脚永远不会再踏进他们家的门,他请求他们忘记他这个不幸的人,现在死是他唯一的希望了。过了几天,他们听到弗拉基米尔回到军队里去了。这是一八一二年的事。
他们很久都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病刚好的玛莎。她也不再提起弗拉基米尔的名字。几个月以后,他们从博罗季诺战役中立过战功、受了重伤的军人名册里找到他的名字,她昏过去了,他们担心她的热病又要发作。然而,谢谢上帝,这次昏过去并没有引起什么后果。
另一个灾祸又落到她的头上: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死了,把全部的财产都留给她。可是遗产并不能安慰她。她真诚地分担着可怜的普拉斯科维雅·彼得罗芙娜的悲痛,发誓永远不跟她分离。她们便离开涅纳拉多沃村,这个有那么多悲痛的记忆的地方,移居到某领地上去了。
这里又有一些求婚者包围在这个美貌的、有钱的待嫁女郎的左右了,可是她并没有给哪一个人一点最小的希望。有时候,母亲劝她给自己选择伴侣,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就会摇摇头,沉思起来。弗拉基米尔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在法国人进入莫斯科的前夕,死在那里了。现在他的纪念物对于玛莎都变成了神圣的东西,至少她把一切能够使她想起他的东西全保存起来:他读过的书本,他的画,他抄给她的乐谱和诗。邻居们知道了这一切,都对她那种始终不渝的爱情表示惊奇,也就带着好奇心在等待一位终于会战胜这个处女阿尔其美斯的悲惨的贞节的英雄出来。
在这期间,战争光荣地结束了。我们的军队从国外开回来了,人民跑去迎接他们。乐器在奏凯旋的歌曲:Vive Henri-Quatre和芍亢特中杜罗莱斯舞曲和短歌。军官们出征的时候几乎都是少年,回来的时候都变成胸前挂着勋章的、英俊的壮年人了。兵士们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快乐地谈话,谈话中常常夹杂了一些法国话和德国话。真是难忘的时候!光荣和狂欢的时候!俄国人的心在“祖国”这个字眼跟前怎样地在狂跳啊!见面的眼泪是多么甜蜜啊!我们完全一致地将民族的骄傲和对沙皇的爱戴结合在一起了!对于他,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时候啊!
女人,俄罗斯的女人,在这时候是谁也比不上的。她们平日的冷淡消失了,她们的热诚真是令人心醉。她们迎接胜利者的时候,大声喊着:乌拉!
而把她们的帽子丢在高空
那时候的军官里面哪一个人会不承认俄罗斯的女人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可宝贵的报酬呢?……
在这个光辉灿烂的时期,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跟她母亲一起住在某省,没有看到两个京城怎样热烈地欢迎军队凯旋。可是县里、乡下也是一片欢腾的景象,也许还要超过京城。在那些地方,军官一出现,他就成了真正胜利的化身,那些穿常礼服的情人在他们面前大为逊色了。
萧珊部分译作书影
我们已经说过,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不管怎样地淡漠,她还是照样受到求婚者的包围。可是她的宅子里出现了一位受伤的骠骑兵上校布尔明以后,他们全退让了。上校的钮扣孔里挂了一个圣乔治的十字勋章,脸上带有当地小姐们所说的“动人的苍白”。他大约有二十六岁。他休假,回到自己的领地上来,他的领地就在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的村子附近。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对他很感兴趣,在他面前,她显得很活泼,平日的那种愁闷的神情不见了。我们不能说,她向他卖弄风情,可是,倘使诗人注意到她的举动,他会说:
Se amor non e, che duncue?……
真的,布尔明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他有那种讨女人喜欢的聪明:他的礼貌和对人观察里没有一点做作,但多少也有点不在乎的嘲讽的味道。他对待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的举动却是简单而诚恳的;可是不论她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他的心灵和视线总是一直在追随着她。他像是一个安静、质朴的人;可是外面传说:他从前是一个荒唐的浪子。然而在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看来,这对他并没有什么损害,她像一般年青的小姐那样,满意地宽恕了那些表示大胆、热情性格的胡闹行为。
但是年轻骠骑兵的沉默远比一切(比他的温柔,他的愉快的谈话,他的动人的苍白和缠着绷带的胳膊……)更能挑动她的好奇心,激发她的想象。她不能不承认:他很中意她;而他凭他的聪明和经验,也可能早已注意到她喜欢他了。那么为什么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看见他跪在自己的脚前,还没有听到他的爱情的告白呢?是什么阻止了他?是那种和真正的爱情分不开的羞怯,还是骄傲,还是那种狡猾追求者的作态呢?这对她是一个谜。她仔细想了一下,就断定羞怯是唯一的原因。她决定用更大的关怀来鼓励他,倘使环境许可,甚至用柔情来鼓舞他。她准备着一个非常意外的团圆的结局,她不能忍耐地等着那个带浪漫气氛的最后说明的时刻到来。秘密,不管是哪一种秘密,总是叫女人感到难受的。她的战略得到了预期的成功:至少布尔明现出那种沉思的表情来了,他的黑眼睛带了那样的火焰望着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仿佛决定的时刻已经快到了。邻居们都在谈论婚事,好像它是早已确定的事情了。善良的普拉斯科维雅·彼得罗芙娜庆幸她的女儿终于自己找到了一个配得上她的未婚夫。
有一天,老太太独自坐在客厅里用纸牌占卜。布尔明走进屋子里来,马上就问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在什么地方。
“她在花园里,”老太太说道,“到她那儿去吧,我在这儿等你们。”
布尔明走了,老太太在胸前划着十字,想道:“事情今天可能就决定了!”
布尔明在池边,柳树下面找到了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她手里捧了一本书,穿着一件白袍子,真和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一样。在最初的问话以后,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故意让谈话中断了,这样一来,便增加了他们两人间的窘态,只有突然的明显的爱情的表白,才能够给他们解围。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布尔明感觉到自己处境的困难,就开口说,他早就在找寻一个机会来对她吐露胸怀,恳求她倾听一会儿。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便合上书本,埋下眼睛表示同意。
“我爱您,”布尔明说道,“我热烈地爱着您……(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脸红了,头埋得更低了)。我举动不谨慎,让自己习惯于每天看见您、听到您声音的幸福……(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想到了圣·普乐的第一封信)。不过现在要抗拒我的命运已经迟了,您的没有人比得上的亲爱的形象,今后在我的记忆里会成为生活中的痛苦和慰藉的泉源。可是现在还有一个重大的义务留给我执行,那就是向您吐露一件可怕的秘密,一个消灭不了的障碍横在我们中间……”
“障碍是永远存在的,”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急急地插嘴说:“我绝不能做您的妻子……”
“我知道,”他轻轻地说,“我知道,您曾经爱上过别人,然而死和悲痛的三年……善良的、亲爱的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不要再剥夺我最后的安慰:我在想,您会同意造就我的幸福,倘使……”
“不要说了,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说了,您使我心里难过。”
“是的,我知道,我感到,您本来应该属于我的,然而——我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我已经结婚了!”
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惊讶地望着他。
“我已经结婚了,”布尔明接着说下去:“我结婚已经到第四个年头,我还不知道哪一个人是我的妻子,她又在哪儿,而且我是不是还会再看见她!”
“您说什么?”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大声说。“多么奇怪,讲下去吧;我以后也要讲给您听……,可是您先讲下去,请您讲。”
“一八一二年年初,”布尔明说道,“我赶到维尔纳去,我们的联队驻扎在那儿。晚上已经很迟,我到了某一个驿站,就赶快叫人套马。那个时候突然起了大风雪,站长和车夫都劝我等着大风雪过去后再说。我听了他们的话,可是我感到一种不可理解的不安,好像有人在后面推我走似的。这时大风雪并没有停止。我不能够再待下去了,又叫人给我套上马,就冒着那样的大风雪上路了。车夫决定顺着河边走,大约可以缩短我们三维尔斯特的路程。河边铺满了雪,车夫错过了我们应该转弯走上大路的地方,结果,我们就发觉走到一个陌生的地区来了。风雪还是没有平息。我看到远处有灯光,便吩咐往那边跑去。我们到了一个村子,木头造的教堂里燃着灯,教堂门开着,木栅外面停着几部雪橇,有人在教堂门口走进走出。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几个人的声音大声在叫。
“我吩咐车夫赶过去。
“‘哎呀,您究竟在哪儿耽搁了?’有人对我说,‘新娘昏过去了,牧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们正打算回家去。快进来吧。’
“我不做声跳出雪橇,走进教堂,那儿点了两三支蜡烛,发射着微光。一个少女坐在教堂的黑暗角落一张长凳上,另外一个少女在擦她的太阳穴。
“‘谢谢上帝!’后一个少女说,‘您到底来了,您几乎杀死小姐了。’
“老牧师走到我跟前,问道:‘您要我就开始吗?’
“‘开始吧,开始吧,神父,’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他们扶着少女站起来。我觉得她不难看……一种无法理解的、不可原谅的轻率……我靠近她站在讲经台前面。牧师连忙开始,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仆搀着新娘,他们全在专心照料她。婚礼举行了。
“‘接吻,’他们对我们说。
“我的妻子向我掉过她苍白的脸来。我正要吻她……她叫起来了:‘呀,不是他,不是他!’于是她倒在地上,失去知觉了。
“证人们全惊恐地盯住我看。我回转身就走,没有人留难我。我走出了教堂,跳上带篷的雪橇,大声说:‘快走!’”
“我的上帝!”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喊起来,“您竟然不知道您那个可怜的妻子怎样了吗!”
“我不知道,”布尔明答道。“我不知道那个我在那儿举行婚礼的村子叫什么名字,我也不记得我从哪一个驿站走的。当时我并不重视我的犯罪的恶作剧,所以一离开教堂,我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到第三个驿站时才醒过来。那个时候跟着我的仆人在行军中死了,所以我很少有希望找到她,那个让我那么残酷地开过玩笑,而现在却同样残酷地向我报复的女人。”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一边说,一边抓住他的手,“那么,这就是您了!您就不认识我吗?”
布尔明脸色变白了……跪倒在她的脚跟前……
一八三〇年十月二十日
1951年春巴金一家摄于复兴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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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
校对:饶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