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周立民：寻找萧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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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8日，是萧珊女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萧珊女士，巴金故居策划主办的“萧珊百年诞辰纪念展”，在巴金故居主楼开展。还将持续数月，推出各种与萧珊女士相关的主题，让我们走近这位勇敢坚定的女性，这位笔力出色的翻译家，这位倾心付出的妻子，这位慈爱无悔的母亲。

寻找萧珊（下）

周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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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年，我在巴金故居接待过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先生的公子查英传先生，看完后，他很郑重地问我，能否带他去淮海坊看一看。我知道，那里贮藏着他父亲等一批人与“陈阿姨”（他是这么称呼萧珊的）欢乐的笑声。时过境迁，越发不能忘：

　　回想起在上海李家的生活，我在1948年有一季是座中常客，那时是多么热闹呵。靳以和蕴珍，经常是互相逗笑，那时屋中很不讲究，厨房是进口，又黑又烟重,进到客室也是够旧的，可是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快乐。汪曾祺，黄裳，王道乾，都到那里去。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个沙龙。我还记得巷口卖馄饨，卖到夜晚12点；下午还有卖油炸臭豆腐，我就曾买上楼，大家一吃。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是人呢？想起来不禁惆怅。……我总觉得时光真是太快了，一转眼什么都没有了。（穆旦1973年10月15日致杨苡，《穆旦诗文集》第2卷第1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写这封信时，萧珊已经去世一年多，巴金尚是戴罪之身，二三十年一瞬间，“一转眼什么都没有了”。可是，穆旦对于淮海坊的一切还记忆如昨，在革命的年代，除了友情，他更留恋那种畅所欲言的“沙龙”气氛吧？淮海坊59号，后来不知换了多少人家，那天傍晚，我们只能站在楼下，望一望暮色中的二楼和三楼。黄裳曾在几篇文章里描述过巴金家的情景：

　　一九四六年夏，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到霞飞坊五十九号去访问，又见到巴金和萧珊。从这时起，我成为他们家里的常客。尧林先生已经过世。他们就住在他生前住的那间房子里。过去尧林先生和巴金同住的时候，他自己是住在亭子间里的。这间三楼工作室临窗放着一只书桌，过去我看见过的井井有条的书桌巴金住下以后就立即变得零乱，书籍、纸张、报刊胡乱地叠得像小山似的。书桌后面是一张床，床后面三分之二地方排成了用书架组成的方阵。书架是漆成黑色的，玻璃橱门后面糊着报纸，已经发黄变脆了。我在这书橱组成的“方阵”里走过，那是只能容一个人侧身捱过去的。我不知道书架里放着些什么书。

　　亭子间里也排满了同样的书架，只留下很小一块地方安放床铺。

　　二楼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一张圆台面以外，就是几只破旧的沙发，这就是当时我们称之为“沙龙”的地方。朋友来往是多的，大致可以分为巴金的和萧珊的朋友两个部分。不过有时界限并不那么清楚，像靳以，就是整天嘻嘻哈哈和我们这些“小字辈”混在一起的。萧珊的朋友多半是她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学，这里面有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好像过着困窘的日子，可是遇在一起都显得非常快乐，无所不谈，好像也并不只是谈论有关文学的事情。（《关于巴金的事情》，《黄裳文集·杂说卷》第46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4月版）

　　文章中提到的汪曾祺（“小说家”），晚年在写过一个细节，能够看出女主人招呼大家谈天说地、吃吃喝喝的欢快与忙碌：

　　一九四六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邨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金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四十三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寻常茶话》，《后十年集》第213页）

　　从汪曾祺1948年12月1日给黄裳的信中可知，这里经常有“打麻将”之类的娱乐活动：“巴家打麻将，阁下其如何？仍强持对于麻将之洁癖乎？弟于此甚有阅历，觉得是一种令人痛苦的东西。他们打牌，你干吗呢？在一旁抽烟，看报，翻弄新买的残本（勿怪）宋明板书耶？”（《汪曾祺书信集》第113页，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9月版）不知道，参与雀战的都是哪几位？黄裳倒是记过，他们一起去看戏。“记得一九四七年冬一次与萧珊、靳以、曾祺去天蟾看盖叫天的戏，巴金说笑话：盖似乎是在台上打太极拳。”（《琐记——和巴金在一起的日子》，李致、李舒编《巴金这个人》第80页，成都时代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汪曾祺的《星期天》里写道：“我教三个班的国文。课余或看看电影，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或陪一个天才画家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星期天》，《汪曾祺自选集》第502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版）这篇虽然是小说，但里面的叙述者在学校教书，其经历与汪曾祺是一致的。“老作家”是巴金，“天才画家”是黄永玉，“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很小，只有三个初中班。地点很好，在福煦路。往南不远是霞飞路；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便是静安寺路、南京路。”（同前，第495页）福煦路，就是今天的延安中路，汪曾祺所在的“私立中学”是致远中学，那是沈从文托李健吾给他介绍的工作，中学的位置大概在延安中路/成都路一带，离霞飞坊（今淮海坊）的巴金家不远。

　　黄永玉提到第一次去巴金是随汪曾祺、黄裳同往的：

　　第一次上巴先生家是跟黄裳、汪曾祺两位老兄去的，兴奋紧张。巴先生话少，只夫人跟黄裳、汪曾祺搭得热烈。

　　巴先生自己写的书，翻译的书，出的别人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认识新世界，得益于这些书最多。我觉得他想的和该讲的话在书里都写完了，他坐在椅子里，脸孔开朗，也不看人，那个意思是在等人赶快把话讲完走路。却又不像；他仍然喜欢客人在场的融洽空气的。只是难插一句腔。（《巴先生》，《黄永玉全集》文学编第2卷第2-3页）

　　在小辈们的眼睛里，对巴金总是有几分敬畏，因此表现得未免有几分拘谨：“回忆一九四七年前后在一起的日子。在巴金家里，他实在是非常‘老实’、低调的。他对巴老是尊重的（曾祺第一本小说，是巴金给他印的），他只是取一种对前辈尊敬的态度。只有到了咖啡馆中，才恢复了海阔天空、放言无忌的姿态。月旦人物，口无遮拦。这才是真实的汪曾祺。”（黄裳《也说汪曾祺》，《来燕榭文存二编》第5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2月版）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给沈从文的信上就说：“巴先生说在‘文学丛刊’十辑中为我印一本集子。”（《汪曾祺书信集》第6页）这就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巴先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谁的“先生”，都是以朋友视之，然而，从中国新文学的养育来说，他不能不说是很多人的先生。

　　黄裳和汪曾祺也曾一起逛旧书店，“选书既毕，两人醉醺醺地提了一撂旧书，乘三轮车（当时出差汽车是只供‘高等华人’所用的），赶往霞飞坊巴金家去谈天。那撂旧书不敢提进二楼客厅，只能放在门口外面。”（《曾祺在上海的时候》，《来燕榭文存二编》第68页）为什么放在门外，他们知道巴金不大喜欢线装本，怕巴金讽刺他们。在几个人回忆中，也都说到巴金的沉默寡言，并不大参与他们平常的谈话和活动，这个家里的热闹气氛完全是萧珊和她的朋友拨动起来的，黄裳也忘不了萧珊那次给大家表演“茶艺”：

　　巴金在福建有几位朋友，因此常能得到闽中土宜的馈赠，如印泥、武夷的铁观音与茶具等，印泥转送给我，一直用于藏书钤记，确是名物。武夷山茶及茶具就给萧珊以初试身手的好机会。记得那是一次开明书店宴客，席散后一群人赶到霞飞坊品茗。在座的都有谁记不清了，靳以肯定有份。萧珊当众表演洗盏、生火、注水，将装了几乎全满铁观音的茶壶放在火上，然后在排列一圈的小小茶杯中依次三次温杯，最后才是品茶。费了多少工夫才得到口的乌龙茶确非凡品，茗苦回甘，一盏已足。（《曾祺在上海的时候》，同前，第68页）

　　当时巴金的家庭生活也出现在黄裳的笔下：

　　巴金写完了《寒夜》以后，一直在译书。工作勤苦，休息的时候很少。有时候向他提议，“去喝杯咖啡吧”，他说“好嘛”。这样就和萧珊带着小林一起到老大昌去坐一会。我记得大概还有一两次一起到“兰心”(现在的“上海艺术剧场”)去听工部局乐队的演奏。这是尧林先生多年的习惯爱好，过去我常陪他去听这个乐队的演出，每次他都是选了八九排靠边的位子来坐的。

　　萧珊和我们都叫巴金“李先生”、 “巴先生”，到后期有时候萧珊也叫他“老巴”；他招呼我们的时候就只叫名字，他叫起萧珊来总是用“蕴珍”的原名，常常把“珍”字拖长了来念成“枝儿”，这就说明他的心情很好，接下去要说什么笑话了。（《关于巴金的事情》，《黄裳文集·杂说卷》第462页）

　　从生活上来讲，那几年日子并不好过，战火纷飞，物价飞涨，巴金是职业作家，靠稿费生活，在动荡的岁月里，生活来源也并不稳定，巴金就曾写过：

　　其实我的生活也并不好，不过我一家三口人，支出少一些。我一向靠稿费生活，当时蒋介石政权的法币不断贬值，每天在打折扣，市场上可买的东西很少，钞票存起来，不论存在银行或者存在家里，不到几天就变得一文不值。起初我和萧珊眼睁睁看着钞票化成乌有，后来也学会到林森路去买卖“大头”，把钞票换成银元，要购买东西时再把银元换成钞票。我上街总要注意烟纸店门口挂的银元（“大头”）牌价。在那些日子要活下去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不久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上海形势更紧张，稿费的来源断绝，我没有收入，又没有储蓄，不知道怎样度日。（《怀念均正兄》，《巴金全集》第16卷第519页）

　　黄裳在文章中也提到，他们去抢购物资的情景，也写到萧珊的性格：

　　我只记得有一次陪着萧珊拿着开明书店开出的期票去兑现，两人坐了三轮车从书店赶到银行，取出用小口袋装着的“法币”坐在车上毫无办法的情景。那时“大头”(银元)好像还没有出现，如不将手头的“法币”立即变为“物资”，几天以后就会变成一堆废纸，那真像手里捏着一团火。可是“抢购”些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就是在这样紧张尴尬的时候，萧珊依旧是高高兴兴的，仿佛是在进行一种新鲜有趣的冒险活动。

　　萧珊当时虽然已经做了母亲，可实在不像一个操持家务的主妇。好像仍旧处在“不识愁滋味”的状态。当然她也有皱起眉头作出苦脸的时候，但并非为了自己。在她脱掉鞋子横坐在沙发上入迷地读小说的时候，当听到自己的同学好友给人欺负了的时候，就会生气，发愁。她会说一口不够水平的宁波腔普通话，喜欢在朋友面前一本正经地说，特别是当着北方朋友面前是如此。如果谁要取笑她，她就生气。

　　她对人没有私心，有的是同情。她愿意帮助随便哪一个陷入困难的人，天真得像一个小女孩一样。（《关于巴金的事情》，《黄裳文集·杂说卷》第462-463页）

巴金、萧珊夫妇与靳以、陶肃琼夫妇摄于武康路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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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以后，巴金先生作家的身份之外，多了好多头衔，他的生活突然变得喧闹起来，开会，出国，体验生活，有时候一出门就是几个月不在家。他的家不久也变成一个大家庭：一双儿女，两个妹妹，还有继母，当然，南来北往的朋友也不少。里里外外操持家务的是萧珊，可以说是她给了巴金一个安定的“大后方”。

　　1955年9月，搬到武康路113号后，房子大了，他们还在家里接待过外宾，很多国外的作家、学者对于巴金的家庭和这家的女主人印象深刻：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五,我有幸在上海会见了巴金。我在《西游新记》一书的第201-204页,曲尽详情地叙述了我们那次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这里不妨引述其中的一段:房间宽大、舒适,房前有一小院,客厅后边则是一块草坪……客厅的沙发和软椅上都蒙着布单,巴金夫人也来到客厅里,当时在场的三位女士全都穿着旧式的旗袍。黑白相间的格子花呢,浓黑的头发中缀着一点红,并且发着幽光(那也许是一只别针?)。这一切更突出了巴金夫人严整、优雅、贤惠的韵致。这里没有,丝毫没有“蓝蚂蚁”的印象!作家本人则身着“干部服”,不过那套干部服的剪裁之精致却是在中国少有的。他表情开朗,睿智,一开始就吸引 。（艾坚尔伯：《〈寒夜〉法译本序言》，《巴金研究在国外》第16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日本作家龟井胜一郎和井上靖1961年6月底也来访过。前者在旅行记中提到：“在上海，我和井上靖应邀参加了巴金先生的家宴，同巴金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围桌欢谈。这一切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怀念不已。”（《北京的星星》，《北京的星星》第17页，祖秉和译，作家出版社1964年9月版）他还有题为《访上海巴金先生寓所，赋于尽情长谈之时》的俳句：

樱花开时折一枝，

携来与君共团聚，

翘盼重逢时。

（《樱花树下忆友谊，忧虑日本文化的危机》，《北京的星星》第93页，李芒译）

　　多年后，井上靖还记得巴金家的冰淇淋：“他回忆一九六一年与龟井胜一郎先生到巴金家里，受到巴老夫人热情款待时的情景说，巴老家的冰淇淋好吃极了，只可惜巴老夫人和龟井先生都已驾鹤西去。”（陈喜儒：《巴金与井上靖》，《巴金与日本作家》第90-9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接待外宾中的趣事也是有的，巴金在1958年9月29日给萧珊的信中，就讲了一件朝鲜作家的误会：“今天中午茅盾请韩雪野吃饭，我作陪。他谈起尹世重同志回朝后对他说，你做菜很好。茅盾问做什么菜，我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我不便说明那天是大三元送来的菜，外国人不易了解。晚上告诉家宝，他大笑不止。”（《家书》第27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家长里短的事情，并不一定都像接待外宾这样，更多的是琐碎又耗心力。1959年春天，巴金在北京开全国人大会，恰好继母生日，1959年4月15日的信上，巴金特地叮嘱萧珊：“老太太生日，你替我敬一杯酒。”（《家书》第295页）四天后，萧珊信上报告了继母过生日的情景：

　　你信到得迟一天，老太太生日已过，但吃饭的时候，我还是代你敬一杯酒。那天素菜很好，比外公生日那天好。而且前一天我们还吃了荤菜，是美心定的桌菜，质量比以前差多了，但有大块的肉和鸭子，孩子们吃得很高兴。父亲也来的，所以那天京戏票退了。我送老太一床毛巾被，枕套和拖鞋，都是她实际需要的。采臣给老太汇款十元，也是第二天才收到。总之老太太那两天过得很愉快。（萧珊1959年4月19日致巴金，《家书》第298页）

　　更大的考验在一年之后，当年巴金好不容易拿出一整段时间，回到成都，准备写一点“大作品”。对此，组织上也满怀期待：“那天陈同生还谈起你创作的事，他非常希望你这次写中篇后，能把写《群》的事彻底考虑一下，你需要什么材料他也可以帮助你。他强调这次文代会的精神，我们中国解放后十一年还没有几部大作品出来，而且老作家没有写过大东西。他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认为四川的春天和秋天都好。罗荪也跟我讲到这件事，他说你如果认为四川太远，可到无锡、苏杭一带，看材料方便一点。他们要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你。”（萧珊1960年10月17日致巴金，《家书》第354页）四川方面在困难时期也尽量给巴金提供方便的条件。然而，就在这时，萧珊也写信告诉巴金：“婆婆最近身体不大好，你走后第二天看过康医生（我交给她五十元，给她看医吃药用），八号去内科医院检查，疑有癌症，当时我就通过罗荪找到陈同生（他们在市委集中学习《毛选》四卷），星期四（十三日）一切报告出来，还是疑为癌症。星期五下午我在机关开会，陈同生打电话来找我，他五点多钟到我家，他认为还是送医院较好。当时我顾虑婆婆有洁癖，未见得肯去医院。星期六中午我回家时，李瑞珏、济生正等着我，他们也认为还是送医院较妥当。当时我找作协写介绍信，找内科医院院长，办理入院手续，六时把老太太送进医院。”（同前，第354-355页）之后，又不断报告消息：“老太还是这样，陈同生同志要我转告你，请你放心。不过老太年已古稀，体力不比年轻人，这病或者不易治疗。现在我们找一个护工陪她，我们每天去看她。在医院里她很受优待。”（萧珊1960年10月24日致巴金，《家书》第361-362页）谁知道，继母的病情急转直下，10月26日下午病逝。萧珊给巴金拍去电报，并在28日给巴金写长信，详细地报告继母生病和治疗的情况，在信上，萧珊说：

　　老太整个病的情况就是这些。我当时没有明确告诉你，是我不忍打扰你的情绪，如果我做得不对，请你原谅我。这些日子我的肩膀上承担的重量不轻，我很矛盾，党和人民对你的期望很高，希望你通过这次能写出长篇来，我何忍来扰乱你！我跟罗荪商量过，罗荪支持我的意见。现在老太已经过去，我看到你的电报很难过，你的悲哀就是我的悲哀，希望你时时念着我们，保重你的身体。（萧珊1960年10月28日致巴金，《家书》第372-373页）

　　巴金不在身边，萧珊的确压力很大，她处在“大嫂”的地位（大哥、三哥故去，大嫂又远在四川，她是辈分最大的人了），要与巴金弟弟商量办事，又要安抚小姑子的情绪，幸有陈同生、孔罗荪等朋友帮忙，萧珊在完全不依靠巴金的情况下难得办理了婆婆的丧事。巴金给萧珊的信上说：“得到母亲病逝的消息，心里很难过。这是万想不到的事。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请她回成都看看。上个月还对她说过。现在这也成了空话了。殡葬等事你们既然办妥，我也不必回上海走一趟。我等一会就出去发电报。望把详情告我。丧葬费用就由我负担吧。望大家保重。”（巴金1960年10月27日致萧珊，《家书》第369页）后来又写信，表示对萧珊处理事情的满意：

　　老太的事情你们安排得很好，我完全放心了。你说棺木只能买到市面有的那种，为这事感到抱歉。我觉得并没有可以抱歉的理由，你说抱歉是思想上有问题（不要说我给你扣帽子），能买到市面上有的已算是尽了自己的力量。组织上照顾我们，能推掉的就应当推掉。找人委，人委也得到处想办法，并非人委就存了一批好棺木在手边。人委如一时找不到又怎么办？现在大家都在全力搞生产，我们怎好向组织作过分要求？……这次为老太治疗殡葬，我不在，好些事还得靠你。你花了这许多精力，办了许多事情，也算对得住她老人家。你也用不着难过。（巴金1960年11月7日致萧珊，《家书》第386-387页）

　　家庭琐事之外，萧珊也没有闲着，她帮助巴金处理了很多工作。比如，大量的读者来信，这在五六十年代也给巴金繁忙的生活中增添很多压力。巴金故居现存不少读者来信背面有萧珊做的信件摘要，以节省巴金的时间。他们的通信中，也曾讨论过读者来信的处理情况：“昨天有读者给你的两封信，都是寄稿的信，都是火气很大，（说我们是有发表欲的年青人，老作家应该扶植……）我把这两封信连稿子交给王道乾去处理了。”（萧珊1955年12月29日致巴金，《家书》第222页）为巴金等人创办的平明出版社约稿、看稿，在1950年代的上半期也曾花费萧珊不少精力，穆旦、巫宁坤等人的译稿都是她约的，而且亲力亲为，仔细看稿，与译者讨论，也与编辑部编辑讨论。现在留下来的巫宁坤翻译《白求恩传》期间给萧珊的信，能够看出萧珊对译稿的认真和性格：“希望你不是因为看自传搞得整天恍惚，那样我就未免太难为情了。尤其希望你不要为了我（任何理由）和平明吵架，希望你尽量尊重编辑部的意见，如果你的‘太上编辑’的职权运用的过火，我以后就没法给平明搞下去了。希望你不要又为这个生气！”（巫宁坤1953年10月9日致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巴金研究集刊卷三》第68页）看来巫宁坤在后来出版的这部书的译后记中说，此稿经过萧珊“精心润饰”并非虚言。

冰心致萧珊书信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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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见过有人写萧珊与巴金的恋爱，加了很多形容词和山啊海啊的话。这的确是一段不凡的恋情，冰心曾说过：“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我们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巴金就不这样，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之一。”（《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中国作家》1989年第3期）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他们也和其他恋人一样，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甚至表达感情的方式，并不是像徐志摩、沈从文那样，他们的“情话”也讲得非常含蓄。

　　1952年8月15日，在朝鲜战地的巴金给萧珊写信，结束这封信之后，又附笔谈了一首诗：“《人民文学》八月号，瓦普查罗夫那首给妻子告别的诗很好，读了很受感动。”（《家书》第100页）他们分别半年，一定十分思念，这才有巴金似乎不经意的一笔。果然，萧珊立即捕捉到，在8月25日的回信中，萧珊满满地是牵挂：“我们分别六个半月了，愈来愈不能忍受这距离，这次你写来的信封上好像为火烧炙过，一片焦黄色，它遭遇过什么呢?我的朋友，你没事罢?你为什么要提说那首瓦普查罗夫的诗呢，他是在跟人生告别，可是你为什么要向我说那首诗呢?我们快要见面了，再一个多月我们能互相握住我们的手，我预计九月底带小妹来北京等你，让你在北京的车站上就可以看到小妹的笑容……”（《家书》第103页）我找来登载《尼·瓦普查罗夫短诗两首》的《人民文学》1952年8月号，其中《告别》是这样的：

　　　　告别

　　　　——写给我的妻子

　　　　有时候，我会在你的梦中走近你的身旁，

　　　　好像一个意外的和遥远的客人。

　　　　但你不要让我站在大路上——

　　　　也不要在门上插上门闩。

　　　　我静悄悄地走进来，温顺地坐在你的身旁，

　　　　我凝视着黑暗，为了能看见你。

　　　　当我把你看够了的时候，

　　　　我要吻你，然后就又重新走开。

一九四二年　　

   （戈宝权译）

　　三年后，在赴印度开会的粤汉路火车上，经过他们当年走过的旧迹时，巴金又梦见萧珊：

　　十二点半离开武昌。今晨过坪石，重经十七年前的旧路，风景如昨，我的心情也未改变。十七年前的旅行犹在眼前。“银盏坳……”你还记得吗？炸弹坑已填满，现在是一片和平建设的景象了。据说我们在广州住爱群，又是那个老地方。这一路上都有你，也有你的脚迹。昨晚在车上我又梦见你了，朋友，那是十几年前的你啊！在梦中我几乎失掉了你，醒来心跳得厉害，但是听见同伴的鼾声，想到你早已属我，我又安心地睡去了。（巴金1955年3月28日致萧珊，《家书》第202页）

　　不论走到哪里，萧珊的心都随着巴金的脚步，她的牵挂和关心也时时伴着巴金，有时候，她难免有一丝惆怅和哀怨。1956年年初，巴金在柏林访问，萧珊的信上说：“你到柏林后给我来的信收到，但也就此一信，使我的目光无法追随你遥远的脚踪，你知道我多想你的紧张生活中有我的一份。每天晚上我跟孩子们说：‘明天爸爸有信来了，’第二天他们都怪我说谎。自然你太忙，你不会忘记我们的。”（萧珊1956年1月23日致巴金，《家书》第226页）

　　萧珊毕竟是接受过教育的现代女性，她的世界不能仅仅局限在卿卿我我的世界里，尤其是在1950年代气氛高涨的社会氛围中，大家都投入社会建设中，仅仅做一个“家庭妇女”未免与热火朝天的气氛不大协调。这种焦虑不可能不侵蚀着萧珊的心。在给巴金的信中，她也几次提到过：“我很好，时间浪费得很厉害，有时候想到这一辈子——一片空白，有点烦恼，你会怪我‘名利思想’，其实这何尝是呢。”（萧珊1957年6月24日致巴金，《家书》第247页）“这次你在国外一定见闻很多，小林总说：爸爸真开心，跟毛主席在一块儿。这也是我的感想。能多走走，多看看真好呀！这不只是见见世面的事，而是让你明白怎么做一个人。这些年来我老守在家庭一角，想想真自卑。”（萧珊1957年11月16日致巴金，《家书》第264页）“我很好，有一次我去找过吴强，他调到印染一厂。他不愿我先去，要等你回来决定。是的，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股洪流会把人淹没的，我还不自甘落后。”（萧珊1958年10月21日致巴金，《家书》第226页）对于萧珊这样的要求，巴金有过答复：“关于你正式上班的问题你自己考虑吧。”（巴金1960年12月14日致萧珊，《家书》第421页）他并没有阻止萧珊，还是让她自己决定。不过此时，萧珊已经开始走出家庭，先后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做起义务编辑来了。

　　同事罗洪回忆萧珊的工作情况：

　　解放以后,特别是在《收获》编辑部一起工作的那段时间,我跟萧珊坐在一个办公桌上,对她的处世为人,了解得越来越深。许多可贵的品质,从她日常生活中十分自然地表现出来,在我心里烙下了难忘的印记。她在《收获》任义务编辑,不要任何报酬,但对每篇稿子,她总是看得那么仔细,办公时间没看完,她就带到家里去看。每逢编辑部有特殊情况,比较忙乱的时候,她总是对我说;“你们忙,可以让我多看点稿子。“她默默地为编辑部做了个不少工作。

　　我从没听到她说过一句对别人不满的话,也从没听到她抱怨过别人。她用善良宽厚的眼光看待朋友,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快乐地赞美别人的长处,使我感到她胸怀宽广,为人敦厚。（《怀念萧珊》，《往事如烟》第13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冰心一直忘不了萧珊写信约稿的口气，她给萧珊的回信中也透露出两个人为了稿子你来我往的情节：

　　亲爱的萧珊：

　　总得先回你一封信——上次信说我已着手给《上海文学》写文章了。一点不假，题目是《在大连》。我想痛快地写一下“海”。不想写到一半，有点惶惑了，再另起头，这时一些杂务的文章来了，就是你在其他报纸上所看到的那些。那都是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的文章，我不会把它给你的！（不但不给你，也不给《人民文学》！）我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不料，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在这一点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同时开会听报告的事又纷至沓来了，这时你又来信，把旧事重提，说从文把你带到我家的事。这件事，我倒忘了，我记得巴金曾把你带到我呈贡山上的家里来。这一次印象很深……总之，只为喜欢你，才迟迟不回信，理由是等稿，结果得不到你的谅解，纳兰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冰心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双美丽的眼睛——巴金研究集刊卷三》第44-45页）

　　这是威逼，还有“利诱”。李劼人需要蚊香，当时，这东西在上海也属于紧俏物资，萧珊给在成都的巴金写信说：“李劼人托购的蚊香，很困难，有时有，每人限购五盘，廿盘才是一盒，他要廿盒。但我们慢慢设法。请你见到他时提一句，《大波》三部、四部写得怎么样，有单独可以发表的，先寄我们一两章，那么我就可以发动编辑部全体同志替他购蚊香了。（一笑！）”（萧珊1960年11月9日致巴金，《家书》第389页）

　　依旧“调皮”，罗洪还谈到他们一起到新安江采访的情景：

　　次日下午,我们坐了一辆中型车子,出发到新安江水电站工地去。车子在桐庐附近暂停一下,让大家走一小段路,活动活动。古老的县城,凡是沿江的店铺门前大多搭个大凉棚。凉棚下有桌子、椅子,供来往客人歇息,路人也在凉棚下来往。萧珊见这情景,发生很大兴趣。看到店铺前挂着摆着的,样样都感到新鲜。而她那好奇的一顾盼,一招手,都使走在后边的巴金乐呵呵地喃喃说着什么,仿佛慈爱的父母看到小女儿的憨态,乐不可支。（《灯下忆旧》，《往事如烟》第85页）

　　沈从文1956年10月29日在给夫人张兆和的信上说：“打电话给陈蕴珍，听明白是我来时，还依旧在电话中嚷了起来。”“天不变，地不变，陈蕴珍可爱处也不会大变，可说是性格中的‘阴丹士林’!正和形象中的阴丹士林，可爱处是一样的。”（《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57、5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就是这样一个“可爱处”永不变的萧珊，这么一对从来不想伤害谁的夫妻，在风暴中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那是1970年,一次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在上海作协附近的陕西南路上,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在走着,那模样儿像萧珊。稍稍走近了些,一看果真是她。已经有两年不见了,听说她身体不好,胸部发现一个小块,我本来一直在惦念着她。可是,她似乎没有看见我,也许她有点不愿意看见我,她的目光直直地望着前面,步履比较缓慢,脸瘦削多了,嘴唇紧闭着。这决不是过去的萧珊,我的心紧缩了。快将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停住脚步。要是在过去,她没看见,我会冲到她面前,扯扯她的衣角, 或是没等她走近,我早已“萧珊,萧珊”地唤她。但是那天我没有这样做。那是什么时候?凡是进过“牛棚”的人,都习惯于熟人相见如同陌路,不打招呼,更不用说是交谈了。萧珊本是义务编辑,按理她可以不参加单位里的政治运动;但忽然来了一帮子受张春桥唆使的“狂妄派”,为的她跟巴金的关系,勒令把她当作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从此她受尽折磨。我当时也是“审查对象”, 

　　不愿意带累她,不敢招呼她,而她也似乎没有见着我。那直视的目光,缓慢的脚步,瘦削的脸,还有那向下弯着的嘴唇,使我打了个寒噤。我说不出话,呆呆地立定了,让她在我面前走过。想不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的萧珊,她样子整个儿变了。（《怀念萧珊》，《往事如烟》第128-129页）

　　其余的事情，在巴金的《怀念萧珊》中都能读到。天真的萧珊可能总也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会遭受这样的对待，她去世那一年才五十五岁，家人并没有告诉她病情，在当年6月28日给沈从文的信中，她说：“老巴是一个月回家休息四天，可是这次因为我生病，为了照应我一个月没有下乡，我生的也不知什么病，四十余天体温有时高至39°，至今尚未查出病因。”（萧珊1972年6月28日致沈从文，《萧珊文存》第2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去世前三天，彭新琪去看过她：

　　昔日的朋友们远离了她。我也不敢去看她。直到1972年我“四个面向”,调到中学去当语文教师, 回机关领工资时,听说她患了肠癌住进了中山医院病房,我这才敢到医院去探望她。

　　那天下午我去看她时,小林和她的好友萧荀陪伴在侧。巴金是为了让出探病的牌子,才离开病房的。我在入口处见到了巴金,他和我擦肩而过。我真不知道他陪伴萧珊的时间不长了,真不应该夺了他们相聚一起的宝贵时间。我在病房门口就看见了萧珊,她正半卧在病床上,腹部高高隆起。她面色苍白,却不露哀戚。她见我去看她,有些感到惊奇,但也很高兴。她很有精神地和我谈家常,绝口不提巴金的事,也不谈她自己的病。她显得很平静,很坦然,完全看不出她已是生命垂危的病人。（《巴金的夫人萧珊》，《巴金的世界》第32页）

　　我感叹的是，时光流逝，一代人的青春也在流逝。在她去世的那一年年初，萧珊有一封信给穆旦的信，平静的字句间是无奈地叹息和掩不住的怅惘：

　　收到你的信有好几天，不是不想写信，而是无从下笔。我们真是分别得太久了，你说有十七年，是啊，我的儿子已经有二十一岁了。少壮能几时！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现象，对你我也不会有例外，所以你也不必抱怨时间。但是十七年真是一个大数字，我拿起笔，不知写些什么。还是先谈些家务吧。我女儿是去年春末结婚的，她读的是戏剧学院，到今天还没有分配，前一阵听说北方的艺术院校已经分配了，而是改行，后来又说是谣言。女儿的对象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同班同学。结婚后不久女儿回来住了，而且那一位也不肯回家去了。这样我家里也热闹许多。最近儿子又回来度假了，家里倒也歌声不绝。现在该你来谈谈你的家务了。既然我们现在是新交，得从家庭先来认识吧。你妻子是否还在南大教书，我已经记不得她叫什么了，你们现在有几个孩子，大概还没有到分配工作的年龄吧？你说你在学农基地已经一年多了，从你信里看来，你还是过去的你，知识分子改造是一个艰巨的历程，老友、新交，我也不知怎样认识你了。（萧珊1972年1月16日致穆旦，《萧珊文存》第203页）

　　她就是带着这样叹息和对巴金先生的惦念离开了的。

　　然而，朋友们都在寻找这个身影，沈从文1975年6月给黄裳的信上，叙及1974年重访巴金家的情景，“不免惘然许久”，想起昆明时和十多年前来此所见，更感“旧事成尘”：

　　去武康路时,仍在十余年前同一廊下大花园前喝喝茶, 忆及前一回喝茶时,陈蕴珍还在廊下用喷水壶照料花草,叙及抗战初,到昆明升学,一时得不到住处,由我为安置到编书办公室楼上一角空处,四个还保留中学生风格的刚成年女孩,大喉咙十分响亮,摊地铺吵吵嚷嚷,充满青春欢忻。后屋住有刺孙传芳之施剑翘,十分高兴为叙经过种种。傅雷则住前屋,时正生孩子傅聪。每天均可听到放悲多芬肖邦唱片。旧事成尘,不意转眼即廿卅年,少壮一代,或已长大成人,或即将由顽童进入青壮少年,……还记得曾为蕴珍绘一浇花速写,十分传神,寄还北京给家中人传观,大小都以为形象逼真。
　　这次到彼家中作客,则女主人已去世,彼此都相对白头, 巴小姐正住医院待产,传来电话,得一女孩,外孙女已降生, 母女无恙,往日接待友好的客厅,已改成临时卧房,一四川保姆正在整理床铺,准备欢迎新人。廊下似亦多久不接待客人,地面和几张旧藤椅,多灰扑扑的,歪歪乱乱搁在廊下, 茶几也失了踪。我们就依旧坐下来谈谈十年种种。百叶窗则如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常描写到的情形,因女主人故去,下垂已多日,园中一角,往年陈蕴珍说起的上百种来自各地的花树,似只有墙角木槿和红薇,正在开放。大片草地看来也经月不曾剪过。印象重叠,弟不免惘然许久,因为死者长已生者亦若已失去存在本意,虽依旧谈笑风生,事实上心中所受伤害,已无可弥补。算算日子,又已过去整整一年,估计小外孙女或已能在廊下蹒跚走动,廊下又已有不少花花草草, 每天由巴小姐一面为小外孙唱歌,一面用喷壶浇水到花盆中, 园中大草地和墙角上百种花木,重新在照料下郁郁青青,生长得十分茂盛。过去四十年种种,只在弟心中留下前后印象还十分鲜明生动,此外在人世间即已消失无余,即在下一代亦一无所知矣。（《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314-315页）

　　穆旦则有时光和记忆被“永远关闭了”之感，然而，他仍在寻觅“你温煦的阳光，会心的微笑”：

你永远关闭了，不管多珍贵的记忆，
曾经留在你栩栩生动的册页中，
也不管生活这支笔正在写下去，
还有多少思想和感情突然被冰冻；

永远关闭了，我再也无法跨进一步，
到这冰冷的石门后漫步和休憩，
去寻觅你温煦的阳光，会心的微笑，
不管我曾多年沟通这一片田园；

呵，永远关闭了，叹息也不能打开它，
我的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
留下贫穷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
独自回顾那已丧失的财富和自己。

（《友谊》之二，《穆旦诗文选》第1卷第336页。作者曾在1976年6月28日致杜运燮的信中将此诗抄寄杜运燮，并在信中说：“《友谊》的第二段着重想到陈蕴珍，第一段着重想到你们。所以可以看到，前者情调是喜，后者是悲。”）

　　对于巴金先生而言，所有的记忆永远都不会关闭。1975年，他把萧珊的骨灰接回家，放在自己床边的五斗橱上，相伴他到去世。春回人间之后，在给友人的信上，他说：“一、蕴珍不需要开追悼会，有人问过我，要我决定，我不同意开。我不主张形式主义。二、我写了一篇《怀念萧珊》，约九千字，打算先在港报发表，然后在广东刊物上刊载，我替她平反。”（巴金1979年1月19日致杨苡，《雪泥集》第70页）我总觉得“我不同意开……我替他平反”，这里面有这位老人的悲愤和倔强，他要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爱人，这就是《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两篇文章足以让萧珊不朽，也将那段焚心煮骨的日子铭记下来。

　　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怀念萧珊》，《巴金全集》第16卷第28页）

　　2005年11月25日，两个人的骨灰搀在一起，撒到了浩渺的大海，从此，人间的束缚对他们都失效。

2018年1月12日下午写完

 巴金一家1962年摄于寓所书房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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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