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张新颖：抗战和他们的诗——戴望舒、艾青、穆旦：三代诗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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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和他们的诗

——戴望舒、艾青、穆旦：三代诗人的例子

张新颖

　　一九四二年春天，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领导工作的戴望舒，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四月二十七日，他写了《狱中题壁》，想像着胜利的一天，同胞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惟一的美梦。”这个“美梦”是实写的：地牢里的阴湿大大毁坏了他的身体，以致他渴望曝晒自己的白骨！在后来的《等待（二）》里，他还写到了更为惨烈的酷刑和折磨，还有那“让脚气慢慢延伸到小腹上”的阴湿。牢狱之灾，与后来戴望舒的英年早逝直接相关。

　　出狱后不久，戴望舒写出了《我用残损的手掌》，把对祖国刻骨铭心的爱，形象化为抚摸祖国版图的动作：“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你……”“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可是，“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灾难的岁月，把原来的“雨巷诗人”变得深沉而庄严，把他的诗境变得开阔起来。就连外国的汉学家也能够明确地感受到，通过《我用残损的手掌》，“诗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声音，它不再是孤芳自赏的低吟，也没有了失望的悲苦，它转向世界，朝向每一个人。”

　　“转向世界，朝向每一个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国诗人和中国新诗发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比戴望舒年轻的卞之琳和艾青，比艾青年轻的田间和穆旦，都可以为这个变化做出有力的证明。

　　艾青在一九三九年写道：“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领受每个日子的苦难像是那些传教士之领受迫害一样的自然，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他们（这时代的诗人们）的创作意欲是伸展在人类的向着明日发出的愿望面前的。唯有最不拂逆这人类的共同意志的诗人，才会被今日的人类所崇敬，被明日的人类所追怀。”（《诗与时代》）

　　这个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一支“芦笛”的诗人，这个时代的“流浪者”，抗战爆发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声音”，一跃而为时代的“吹号者”，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为自己的情感和诗找到了深深根植的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之后，又有《我爱这土地》：“这被暴风雨所击打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与对“土地”的深沉的爱相伴随，是对“太阳”以及光明、春天、黎明、生命、火焰的热烈赞美。一九三八年在武昌，艾青写出长诗《向太阳》，是抗战诗歌中的不朽之作。“被不停的风雨所追踪/ 被无止的噩梦所纠缠”的“我”，“终于起来了”，“我打开窗/ 用囚犯第一次看见光明的眼/ 看见了黎明/ ——这真实的黎明啊”。艾青在诗里写到了“昨天”和“今天”的变化：“昨天/ 我把自己的国土/ 当作病院/ 而我是患了难于医治的病的/ 没有哪一天/ 我不是用迟滞的眼睛/ 看着这国土的/ 没有边际的凄惨的生命……/ 没有哪一天/ 我不是用呆钝的耳朵/ 听着这国土的/ 没有止息的痛苦的呻吟”；可是现在，太阳出来了，太阳“照在我们的久久地低垂着不曾抬起过的头上”，他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伤兵沿着墙壁走着，太阳“照在他纯朴地笑着的脸上”，他听见阳光里少女的歌声、工人的劳动号子和士兵整齐的步伐声——

　　“于是/ 被这新生的日子所蛊惑/ 我欢喜清晨郊外的军号的悠远的声音/ 我欢喜拥挤在忙乱的人丛里/ 我欢喜从街头敲打过去的锣鼓的声音/ 我欢喜马戏班的演技/ 当我看见了那些原始的，粗暴的，健康的运动/ 我会深深地爱着它们/ ——像我深深地爱着太阳一样”。

　　抗战期间国统区最具影响的诗歌流派七月派的年青诗人，大多深受艾青的影响，自觉地在这种影响下成长。就是在西南联大的校园，艾青和田间也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诗人。一九四五年昆明的诗人节纪念会上，两位联大的同学朗诵了艾青的《向太阳》和田间的《自由向我们来了》、《给战斗者》，在听众激动的情绪中，闻一多即席发表了《艾青和田间》的讲演。

　　联大学生诗人的杰出代表穆旦，他的创作，譬如发表在校园刊物《文聚》第一期封面上的《赞美》，那种对屈辱的土地、人民和痛苦的历史的深切感情，也正与艾青的诗一脉相承；而在艾青写过《他起来了》、“我终于起来了”之后，年青的穆旦也在汹涌的感情中反复喊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比这种文学影响更重要的，是穆旦自己的现实经验。《赞美》开篇即写“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很自然地就令人想到，一九三八年，西南联大的二百名师生步行从长沙走到昆明，全程三千五百华里，历时六十八天。途中，穆旦就写了组诗《三千里步行》。

　　一九四二年，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在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中，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这一惊心动魄的经历在穆旦的同学王佐良写的《一个中国诗人》里有所披露：“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有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但是不！他并没有说。”

　　他并没有说的个人经历，化为长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由此而诞生了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的经典。这样的经典，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对抗着各种形式的对历史的遗忘：“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二〇〇五年八月十日

本文选自张新颖著《有情：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合肥：黄山书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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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