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丨杨建民：夏衍书信中的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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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秋，在故里杭州休养的夏衍前来看望老友巴金。

夏衍书信中的巴金

杨建民

　　自己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真是不成，见到这册中华书局以《春秋逝去的贤者》为名的“夏衍书信”时，已是2017年的春天。翻开版权页，差距是整一年：2016年1月第一版。不过书是购来读的，只要读，迟一点关系不大的。这本书虽然名为“夏衍书信”，据出版说明，其实是以《夏衍全集》为底本整理出版的。那么这就是可以搜集到的夏衍书信全数了。可不然。笔者想来，夏衍1949年后，是文艺界的高官，巴金是文艺界的重量级作家，他们之间，定然有书信往来的。可惜，这本书中没有一封。几乎是随意，寻出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整理出版的《写给巴金》一书，打开，一封夏衍1988年7月写给巴金的信赫然在目。《写给巴金》，是2008年4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春秋逝去的贤者》出版于2016年。迟了近八年，可惜仍然失收了。可尽管此书未收一封夏衍致巴金的信，可笔者在阅读时，却发现在许多信件中，都有涉及巴金的内容。略略数一数，竟然有二十余处之富。通过它们可见，夏衍与巴金的联系不少，他是很重视和关心巴金先生的。

　　据笔者不甚精细地翻阅，此书中夏衍最早涉及巴金的文字，是1940年致剧作家于伶的一封信：

“××：来示敬悉一切……有一事奉托，巴金兄是否在沪？如在，请为一询，弟有散记集子约五六万字（《长途》），拟在文化出版，别无条件，只要能先支一部分版税供家用（能卖稿当然更好），此事在港时曾与他谈过，生活本要出，但我和他们闹了脾气，所以不愿意。我在等你回信。……”（见第5页。以下不作特别说明，仅标页数者，均采自《春秋逝去的贤者》一书）

这封信，据注解，原载于1940年11月的上海海风出版社出版的《小剧场》半月丛刊第二期，系于伶提供。信中“文化”指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时任总编辑。“生活”指生活书店。查文化生活出版社图书目录，似未见该书出版信息。再翻《夏衍研究资料》中“夏衍著译系年”，有关该书的记述为：“《长途》（杂文集）1942年桂林集美书店出版，署名夏衍”。是此信巴金没有见到，还是其它原因导致此书在他家出版社出版，就不得而知了。

　　想来当时夏衍与巴金应该书信往来，可经过了抗战和国内战争，颠沛流离，保存下来着实不易。再往后，夏衍书信中提到巴金时，就到了1962年。这封信，是写给巴金妻子萧珊的。1949年后，夏衍在上海担任过一段时间领导职务，与巴金同在一座城市，想来不仅与巴金，就连其家人也有往来。这封信就是个明证：

“萧珊同志：我们于二月二十四日回到广州，一打听，知道您们已经回到上海了。老巴嘱带的小电池，及您要的纪念品，均托我团工作人员黄金祺同志带上，乞检纳。”

查资料，当年2月，夏衍随茅盾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开罗参加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那么，这封信当写于出访归国之时。夏衍给萧珊带了什么纪念品呢？信上有说明：

“那串珠子，系埃及特产，日里不好看，一到夜里，即闪闪发光，可以夜明珠名之。如日久光渐减，可于日光下曝之，或电灯照之，即复明，供一粲。问好。”（第25页）

这样的玩意儿，在当时应该颇为稀罕，也有趣，故夏衍带此物送萧珊，或许因为女性更喜欢这样的新奇玩意儿罢。信中说还为巴金带“小电池”，称巴金为“老巴”，亲近关系可见一斑。

　　说夏衍与巴金关系深切，还有一个例子可证。此前数年，夏衍把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等改编成电影，形成很大影响。给萧珊写这封信的前后，夏衍还写了一部当时国内不曾放映，大陆很长时间少为人知的电影，这就是根据巴金小说《憩园》改编的《故园春梦》。根据数十年后披露的资料看，当时的香港的进步电影闹“剧本荒”，主持“侨委”工作的廖承志跟夏衍是老朋友，他便“逼”夏衍为著名女演员夏梦写一个合适她演的本子。因为前面已经改编过多个剧本，夏衍无法推脱，就选中了他喜欢的巴金的小说《憩园》作为改编之本。喜欢的原因是：“同情这部小说中的那几个平凡而善良的人物”，希望通过它“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另外，为夏梦考虑，夏衍认为小说女主人公万昭华呈现的气质合适夏梦表演。当然，从大的，高的层面，夏衍也有考虑：“《憩园》这部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中国民族的特色，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万昭华，不可能有寒儿，也不可能有姚国栋这样的人物的。这就是民族性，这就是《憩园》动人心弦的力量。”（《〈憩园〉改编本后记》）这个剧本，经朱石麟导演，夏梦主演，后来曾演绎过“屈原”的鲍方等出演，于1963年由香港凤凰影业公司拍摄完成。为适合市场，该影片用了一个通俗的名字《故园春梦》。因为政治因素，片头也不出现改编者夏衍名字。故此大陆上少有人知。直到1981年在杭州举办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时，一位香港电影史的研究者跟夏衍提到这部影片，后来还复印一份赠送给了夏衍。夏衍获得《憩园》剧本后，“感觉像找到了一个被遗弃了多年的孤儿”。有出版社约稿时，他便将这个二十多年前的剧本以独立的形式印出。算是对那个特别岁月的纪念吧。

　　接下来就到了1977年。“文革”中，巴金和夏衍均受到冲击。夏衍甚至被关进监狱，腿也被看押他的人踢断；巴金也遭到妻子惨死的厄运。“文革”结束，他们之间希望获得彼此消息，互致问候，是很自然的。柯灵是巴金的好友。他在1977年8月，试探性地寄给夏衍一函。此时夏衍刚刚由最高领导批示，恢复了组织生活，心情可想而知。他在给柯灵的回信中，几次提到巴金的作品和由此带来的感怀：

“骤接手书，喜慰交集，往事如麻，不知从何说起。……到今年五月，才从报上看到巴金同志的文章，才感到春来的讯息。”（82—83页）

这里说的巴金的文章，应当是五月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一封信》。巴金的这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使人们“感到春来的讯息”，夏衍的说法很好地描述了文章给读者带来的感受。因为柯灵是老友，夏衍在谈论了一些人物及现象后比较说：

“经过十年的‘文革’，我确实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人是会变的，‘人心’是复杂的。有好几个我几十年的‘老友’，居然为了做官而上了贼船。而另一些人，却经受住炼狱而保持了坚贞。读了巴金同志和你的文章，深为感动，雪后青松，更显得苍劲有力。我衷心希望你把你设想已久的，以上海半个世纪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写出来！更希望巴金同志今后不仅搞翻译，而且能像托尔斯泰那样，在暮年写出划时代的好作品。”（83—84页）

对巴金，夏衍是深切了解的，他几乎是预言般的，希望巴金写出“划时代”的作品。巴金没有辜负老友的期待，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写出了“暮年”时期的巅峰之作。煌煌五部《随想录》正是夏衍企盼的“划时代的好作品”。夏衍还嘱托柯灵：“如晤巴金同志时，乞代致意问好，特别是对萧珊同志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这封很容易断定时间的信函，此《书信集》排列在了1979年。笔者略略根据函件中提供的信息，参考前后信件联系，将此恢复到1977年加以介绍。）

　　不久后的1977年9月，夏衍在给自己曾经的秘书李子云的信中，介绍了一些社会情况及个人生活后说：“柯灵来了信，我已复信，并嘱他转向巴金、罗荪同志致意。”（56页）上海方面的文学友人，他首先想到的是巴金。当年10月，夏衍在给李子云的另一封信中，还有些牢骚地说：“巴金来京瞻仰遗容，是沙汀告诉我的，据说只能停留两天，连访友也不能，真是怪事。”（59页）此时毛泽东纪念堂刚修好不久，巴金大约奉令瞻仰遗容。当时社会气候仍不顺畅，故此连访问友人都不能。夏衍也许是遗憾不能与巴金见面罢。

　　1981年4月，夏衍在给李子云的信中，再次提到巴金：“巴、吴都见到，因‘作协’即将开理事会，选巴公代理主席，故他们大概要在十九日左右回沪。”（96页）这是说当月召开的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情况。此次会议，巴金当选为主席团代理主席，这应该是为他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作铺垫。这次会议决定成立茅盾文学奖金委员会，巴金担任主任委员。当年12月，巴金出席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致开幕词，闭幕词，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就在12月底，夏衍在给李子云的一封信中，还请她打听有关巴金的消息：“广东作协及省顾委邀我去避寒，可能去十天或两星期，据说也请了巴金，请打听一下，巴公去不去？”（103页）因为李子云在上海工作，所以夏衍托她就近打听。倘能老友相聚，他当然高兴。这也是打听的一个原因罢。

　　1982年，巴金家乡的四川人民出版社，为巴金编辑出版了较为全面反映创作成绩的十卷本《巴金选集》。此时，有人也建议夏衍出一套这样的集子。夏衍在给李子云的信中，也说到此事：

“四川出版社之事，是孔的‘自告奋勇’——事实是有一次他来我处，谈起巴的十卷集，问我是否有意出一套，我说李致和我谈过，我已建议由你编，但有些材料还很难找。”（114页）

信中提及的“李致”，是巴金的侄儿，他担任过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看来，他曾与夏衍谈到过出版较大规模选集之事。不久，全国文联组织代表团去意大利访问，夏衍在给李子云的信中，托她问问巴金的态度：

“九月底，文联要派一个七八个人的代表团去意大利，请你问一下巴老，他能不能去？我认为他去最适合，时间是连来回路上在内为两周，是礼节性回访，并无座谈、演讲等任务，问后请将结果告我。”（116页）

为何夏衍认为巴金去“最适合”呢？应该是此前的3月15日，意大利驻华大使亲自到巴金寓所，宣布1982年“但丁国际奖”授予巴金之事。巴金若能去，也算是很好的回应。夏衍的询问，应该与巴金年高，而且前不久因为右背囊肿做了手术的实际状况相关。

　　1983年初，夏衍在巴金的一封信中，获得一些情形，在随后给李子云的信中，他关切地说：“看到巴公致‘文学馆’筹备处函，知他回沪后健康欠佳，春节又未参加（由吴代致祝贺），甚念，晤时乞代问候。”（125页）夏衍所说“健康欠佳”，当指头年11月巴金在家跌跤，造成骨折，住进医院之事。虽身居两地，可对巴金，夏衍总是很关心的。同年6月，夏衍在给李子云信中，再次询问及巴金：“巴公近况如何？”凡是给上海方面友人的函件，夏衍总不忘问候巴金的。这年10月，巴金侄儿李致，又派编辑去找夏衍，询问编多部头选集之事。为此，他致函李子云，希望她能帮助：

“关于这套书，我想了一想，按他们已出的规格，如巴金、阳翰笙……的，都是四十万至四十五万字一册，那出我那一套就不知道如何编法，大约四册容不下。戏剧、独幕加多幕（包括‘赛’、‘芳草’）大概一册有余，二册不足，如不足，则可补上一两个电影剧本——巴老小说《憩园》的改编电影本找到了，这样合为两本……”（136页）

这段话，牵涉巴金两处。一是按照巴金已经出版的集子规格，一是新找到改编自巴金小说《憩园》的电影剧本情况。不仅一般问候，他们之间的各种文字交集，实在不少。

　　1984年前后，夏衍一直在写自己的长篇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巴金是文学杂志《收获》主编，他便约请夏衍将此稿在杂志上刊发。可夏衍以为，回忆录很少“文学性”，不好在上面发表。他希望通过李子云之口，告诉给巴金：

“我的回忆录上集（一九〇〇—一九四九）已完成初稿，但这些都很少‘文学性’，所以不宜在《收获》发表，如遇小林或巴老，乞代致意，稍暇，当为《收获》写点短文。当然，现在‘文思枯竭’，能不能写好，没有把握。”（160页）

由此略可见，夏衍很是谦虚，也有很老派的周全。

　　这部《春秋逝去的贤者》的1984年度中，收有夏衍一封给李子云的信。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正在赶写《收获》的那篇文章……《左联六十年祭》寄上，请即交小林同志，看看是否可用？反正不能在三月二日以前发表了，所以小林看后有什么意见，请电话告知，因为有几处向我约稿也。”（163页）

查夏衍《左联六十年祭》一文，发表于1990年第二期《收获》杂志。夏衍的文章，是巴金约来的，不可能推迟到六年之后才发表。推想，此函应当写于1989年底或1990年初，这才与文章发表时间吻合。

　　1985年3月，夏衍在给李子云的信中结尾处有一句：“闻巴公来京，很高兴。”（165页）欣悦之情，溢于言表。4月初，夏衍再次在信中提到巴金在北京的活动：“巴老见过两次，身体和精神都还好，但周则仍无起色，但也不像会恶化。巴去看他时，他又流了眼泪。”（166页）信函中的“周”，当指周扬。巴金这次去北京，是参加他呼吁建立并初步落成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旧馆）的开馆仪式。从夏衍的信中可知，巴金去看望了病中的周扬。已经不能语言表达的周扬“流了眼泪。”从描写看，夏衍也与巴金一同前往看望。

　　进入八十年代后期，巴金、夏衍均已年高，见面机会少了。可他们总是关心着彼此情况。1988年时，巴金在给冰心的信中提到，没有看到夏衍出席她的纪念会，是否病了？冰心便打电话将巴金询问的消息告诉夏衍，夏衍十分感念。他立即写给巴金一信，告知有关情况：

“巴兄：久违甚念，阅报知您能‘拄着手杖把客人送到门口’，深以为慰。今晨冰心打电话来，说您给她信中提到我没有出席她的纪念会，可能是病了，关注到我的健康，十分心感。”

夏衍汇报了自己的有关情况，上海当时高温天气，夏衍也关心巴金身体

“今春我到广东去走了一圈，自不量力，十天内坐面包车跑了广州、深圳、蛇口、珠海、中山、顺德六个地方，一路能吃能睡，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回到北京就患了腰肌劳损，一时连拄着拐杖也不能走路了……人过了八十岁，希望早日恢复，看来是不可能了，好在我内脏没有毛病，所以可以告慰老友……”

“闻上海气温达三十九度，一切望珍摄，‘过堂风’也不宜直接吹，最近翰笙也感冒进了医院，老年人还是‘服老’为好，祝您健康长寿。”（《写给巴金》第35页）

　　收到夏衍的信，虽然天气热闷，并身体衰病，可巴金仍勉力给夏衍写信回复：

“夏公：

　　信收到快一个月了。迟复的原因只是：天热，写字更吃力。今年气候反常，持续高温，每天早起，坐了一个钟头，就烦躁不安，站起来走几步，又满身是汗，真有度日如年之感。这样，什么事都做不了。不能读书，也无法接触文艺。《经济导报》也有人找我，我病魔缠身，不便接受采访，因此也少却许多麻烦。但是我要说，您那番谈话的确精彩，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痛快。我要为您鼓掌。您的回忆录也望写下去。”

对夏衍的告诫，巴金诚恳地回答：

“您说‘老年人还是服老为好！’说得对！我还想多活两年，也希望朋友们活的更久。现在需要您这支笔，请多多保重！”（《巴金全集》第24卷第296页）

这是目前公布出的两位长者惟有留存的信函，故此略加引述，从中可以见出他们彼此的深厚友谊及诚挚表达。

　　1989年11月，巴金在上海家里度过八十五岁生日。夏衍通过李子云送去花篮致贺。据《羊城晚报》11月26日头版报道：“……女评论家李子云捎来夏衍的花篮。这位女秀才恭恭敬敬地给巴老鞠了三躬。她说：‘巴老，祝您活到一百二十岁。’老作家听后大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巴金当时，状态还是不错的。夏衍读到报道，在给李子云的信中说：“向巴老送花的事，《羊城晚报》有一则报道，附上请一阅。花篮费用，日内托人带奉。”（240页）小事细节，夏衍这一辈人是不肯马虎的。

　1990年5月，上海准备成立文学基金会。因为夏衍曾长期在这里工作、生活，对上海很有感情，巴金等人，希望夏衍能担任上海文学基金会顾问。当王元化去函表达意思时，夏衍在复函中说：“上海文学基金会的事……既然巴老及您和于公要我当一名顾问，我只能从命，但恐只能挂挂名，不起实际作用而已。”（251—252页）此函可见巴金的号召力。

　　1991年，为表彰夏衍一生为文学事业奋斗的成就，上海有关机构举办了“夏衍六十年文学创作成果展览”。病中的巴金送去了花篮祝贺。夏衍在给李子云的信中说：“巴老在‘六十年’展览会时，又派人送来了一只大花篮，晤时代为谢谢，听说他又到杭州去了？”（259页）巴金很重情义，夏衍的“六十年文学创作成果展览”，在他也是大事。虽不能亲自前往，可送去花篮，而且是大花篮，表达衷心致贺。由信中还可知，夏衍对巴金的各方面情况，还是十分清楚关心的。

　　1991年，当时中央对于作家协会及其它各协会，有一个体制改革的通知，即不再开代表大会，只由上面“推荐”若干人作为理事等。当时文艺界对此反应强烈。夏衍和人商量后，以个人名义给当时最高领导写信，表达意见。后来上面批示，各文艺协会的现行体制及换届程序不变。为此，夏衍在信中告诉了李子云，说“这是近来做的一件事，闻巴老对此也有意见。”（265页）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夏衍对文艺界问题的关心，同时对巴金的看法也颇留意。可见巴金意见的分量。

　　以上是《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中编年部分中信函里涉及巴金的相关文字。在“未署年”部分，也有一处涉及巴金的文字。大致是说一次国际“笔会”的相关情况。这是在给李子云信中的一句：“（这个代表团以巴金为首，其他成员未定。）”从信中透露的《夏衍论创作》一书“自序”写作（信中对此“自序”发表尚有说法：“因为目前出书奇慢，早发了就有人写信给我要书也。”）及《夏衍论创作》的出版时间（1982年），以及1981年9月，巴金率中国笔会中心，中国上海笔会中心，中国广州笔会中心代表团赴法国参加第四十五届国际笔会大会的情况，可推定，这封信当写于1981年。由此也可知，这个代表团，巴金为首是最早订下来的。这一方面因为巴金即将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同时也因为巴金的创作生涯是从法国开始的。

　　从时间看，虽然之后夏衍巴金年事已高，甚至难以写信并谈及对方，可他们还幸运地有过一次见面。那是在1992年国庆期间，夏衍回到了老家杭州，恰好巴金也来到杭州，下榻在杭州创作之家。夏衍知道消息后，与女儿沈宁驱车前往，可道路施工无法直达。不良于行的夏衍乘上了“创作之家”员工为他准备的自制“滑竿”，悠悠地去与巴金会面。【见文首图——小编语】数日后，巴金在女儿李小林陪同下，到夏衍住处回访。据资料讲：“那是夏衍最后一次远行，也是同巴金相交六十年的最后一次相会。”（《世纪行吟——夏衍传》第248页）

　　巴金与夏衍，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界的重量级人物。他们之间的交往，不仅可以反映个人之间的友谊，同时能够读出当时文艺界的多种情态，使我们可以从细微处去理会一些大的历史事件。这个题目，有许多资料和切入角度可供探析。在这里，笔者仅仅从夏衍书信中有关巴金内容这一侧面进行寻求。因为从感觉来说，侧面有时比较直接表露，更能反映真实的内心，更可以显现真实的程度。夏衍这里，仅在不太长时间给他人的信函中，涉及巴金就达二十余处（这还是能够保存下来的部分），那种关注，甚至珍重，表露无遗。笔者由此侧面入手，略加疏解，来表现他们之间的交谊，也应该是能说明问题的罢。

注：本文选自《点滴》2018年5月号。

编辑：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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