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充满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浪漫诗人——赵焕亭：宋炳辉《徐志摩传》的比较文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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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炳辉《徐志摩传》的比较文学视野

赵焕亭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以世界文学的眼光，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各种文学关系进行跨文化的研究。比较文学研究通常包括传播研究、影响研究、接受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任务和目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乐黛云认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目的是在世界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新的语境中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内在联系和外在关系，探讨中国文学在这一动态发展的语境中对未来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所能做出的贡献。”可见，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具备世界文学的眼光，熟知比较对象，否则，根本无从开展研究。这也正是法国人最初把比较文学称作“国际文学关系史”的原因。今天，有的学者则直接把比较文学称为跨文化研究或跨文明研究。

　　宋炳辉的《徐志摩传》具有明显的比较文学视野，即跨文化研究特点。宋炳辉于1993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03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副主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主编《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等。他擅长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他早在1993年出版的《徐志摩传》就反映了这一学术背景。这部传记后来经过多次再版。本文主要采用2011年1月复旦大学出版的版本为考察对象。这部传记凸显了徐志摩在20世纪20~30年代成为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这一事实。该传记突出了徐志摩与外国作家的交往史，不仅记述了徐志摩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和传播，而且也显示了徐志摩对西方文学界的影响。传记引用了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英国学者魏雷《欠中国的一笔债》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大意是说他们通过徐志摩了解到了文学艺术在当时中国有教养的人士中的地位，徐志摩是中国在战后给他们知识界的一项影响。对此，传记评述道：“魏雷的话，足以说明徐志摩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不仅仅是一个接受主体，同时也是一个积极的影响主体。”显然，这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以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来评价徐志摩的。

　　宋炳辉《徐志摩传》明显的比较文学视野主要表现在传记关于徐志摩与中外文化名人交往的叙述上。这样的叙述主要分布在传记的第二章和第四章。对徐志摩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印度诗人泰戈尔，英国文学和艺术界精英人士如罗素、哈代、萧伯纳、威尔斯、狄更生、卡本特、曼殊菲尔等。对此，宋炳辉《徐志摩传》都有较多记述，而且特别梳理了英国作家对徐志摩的影响。这部传记第二章的“从伦敦到康桥”一节详细介绍了徐志摩与作家狄更生和嘉本特、艺术家傅来义、汉学家魏雷和卡因等人的结识情况，尤其是与威尔斯和狄更生的亲密接触。此外，传记第二章还有两节专门讲述了徐志摩与罗素和曼殊菲尔的交往，标题就是“师从罗素”和“永远的曼殊菲尔”。在第四章“理想的搏击”中又有一节“相随泰戈尔”专门写徐志摩与泰戈尔的交往。这与其他如宋益乔、赵霞秋、韩石山等人的徐志摩传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如，宋益乔的《徐志摩传——才子风月》以“不死的二十分钟”和“竺晨旦与素思玛”二节记述了徐志摩与曼殊菲尔和泰戈尔的交往；赵霞秋的《徐志摩传》只把“相随在泰戈尔身边”作为单独的一节来安排；韩石山的《徐志摩传》也只是在第八章安排了“给泰戈尔当翻译”的内容。可见，一般的徐志摩传通常都会把徐志摩与泰戈尔的交往单独列为一节或一章，而对于徐志摩与罗素、曼殊菲尔的交往则往往不会同时用很大的篇幅专节来记述。目前，只有宋炳辉的《徐志摩传》把徐志摩与泰戈尔、罗素、曼殊菲尔的交往同时列为了专节来记述。宋炳辉以自己在外国文艺研究方面的优势，详细梳理了外国文化名人对徐志摩的影响以及徐志摩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这成为他的《徐志摩传》的一个特色，体现了他本人的域外视野。这也正是传记作者主体性的表现。英国现代传记理论家和实践家伍尔夫认为现代传记的作者应该具有独立精神，传者的“独立精神使他……可以把传主的一切尽收眼底。他可以挑选，可以组合，一句话，他不再是一个记事者，他已然是一位艺术家。”显然，宋炳辉的《徐志摩传》在徐志摩与外国文化名人关系的记述方面充分发挥了作者的独立精神，体现了自主性。

《徐志摩传》书影

宋炳辉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宋炳辉《徐志摩传》对于传主与海外人士的交往是如何具体展开叙述的呢？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一是传记关于罗素对徐志摩影响的彰显；二是传记关于曼殊菲尔对徐志摩影响的详细记述；三是传记关于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这一国际交流活动中的作用的考察与辨析。

一、彰显罗素对徐志摩的影响

　　传记主要记述了罗素对徐志摩精神气质、婚恋观及社会政治立场的影响。传记“师从罗素”这一节详细记述了徐志摩与罗素的交往，从他1920年9月离美赴英的目的就是向罗素拜师到他误以为罗素病死中国，痛书悼诗，再到成为罗素家中的座上客，传记都给予了详细的描述。传记写道：“当罗素的第一个孩子满月时，徐志摩在康桥大事张扬，发动一批中国学生为罗素夫妇摆喜宴，吃红蛋与寿面。”传记还记述了罗素曾把自己的新作《中国问题》寄给回到中国的徐志摩，请徐志摩把这本书的主旨向中国人介绍。在20世纪50年代罗素80多岁的时候，他在编辑书札手稿时，在徐志摩的书信一栏上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徐先生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中国籍大学肄业生，也是能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作的诗人。教他中国古典文学的老师，是一个从出生起就没有洗过澡的人。当这位老先生过世时，徐先生因为是当地的地主，别人就问他是否要给死人洁身，徐先生答道，‘不要，就这样葬他好了’。很可惜，徐先生在回中国途中遇意外身亡。”从外国作家笔下寻找对本国研究对象的记录，这正是比较文学的任务之一。“罗素笔下的徐志摩”这些材料的提供充分反映了徐志摩与罗素的密切交往，也为我们了解罗素眼中的古中国印象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此外，传记还详细介绍了徐志摩关于罗素的几篇作品如《罗素游俄记书后》《罗素与中国——读罗素<中国问题>》《罗素与幼稚教育》《罗素又来说话》等，并从徐志摩留下的这些文字里推出徐志摩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受到了罗素的影响：

　　第一，精神气质上。关于罗素的谈锋犀利及对徐志摩的影响，传记记述道：“罗素作为一个出身贵族的反叛型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趣味和习惯都是贵族的，在举止、衣着和风度上都极为留意，遵循传统，礼貌备至；讲话的时候吐字清晰，用辞准确，乃至有做作之感。但在智力和情感方面却相当敏锐、强烈而持久。他谈笑风生，尤其是在一般的谈话中，当别人的插话阻碍他运用锐利的逻辑武器把自己的论题讲个淋漓痛快时，更是踔力风发。他憎恶分明，是一个苛刻、严厉、不仁慈、无怜悯心而且锋芒毕露的批评家。可以想象，当年，他的气质风度也深深地影响了志摩。志摩后来形成的自信、好辩和反叛现实的那一面性格，应该说与他所敬仰的罗素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关于徐志摩对罗素的崇拜，传记写道：“徐志摩形容与罗素谈话的感受是十分精彩的，他说听罗素说话正如看法国烟火：种种炫目的神奇，不可思议地在半空里爆发，一胎孕一胎的，一彩绾一彩的，不由不讶异，不由不喜欢。”传记认为与一个他十分崇敬的人谈话，所受的影响是很大的，从谈话内容到说话方式。在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最大的智者名单中，伯特兰·罗素的名字是在最前列的一个。传记深刻指出了徐志摩与罗素的异同：“徐志摩日后在新月社的圈子里、在朋友中间的‘活泼、灵动、唠叨、兴奋及其谈锋之自在如意’，‘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一把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的形象，颇有点像罗素在百花园沙龙中给人的印象，只是志摩友善和气，罗素则以富于攻击性的论辩征服别人。”

　　第二，在婚恋道德观上。传记在分析了罗素的《婚姻与道德》《社会重建的原则》等著作之后，认为罗素一直严肃认真地与维多利亚传统的、压制人性的婚恋道德观做斗争。罗素的反叛是惊世骇俗的，他认为人对性之神秘感来自于无知，关于性的一切神秘氛围都是由于维多利亚时期那些道学家们宣扬的蒙昧主义所造成的。罗素倡导试婚和离婚从简，对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现象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他甚至认为从传统角度看，丈夫的不忠行为更多于妻子，为公平合理，妻子也应像丈夫那样不忠。传记认为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直接或间接受到了罗素激进婚姻观念的影响。虽然，罗素的上述思想是在1929年出版的《道德与婚姻》一书中出现的。但是，传记认为在1922年3月徐志摩离婚的时候，罗素自己的婚姻变故就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这很可能影响到徐志摩的抉择。为此，传记陈述了1922年2月徐志摩致罗素夫妇的一封信，希望能向他们谈谈自己忧急的心情，这大约就是徐志摩想与罗素夫妇商量与张幼仪离婚的事情。传记的这种细致分析颇具说服力。

　　第三，在对共产主义与苏俄的看法上。传记分析了罗素与徐志摩社会政治观的异同。传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罗素由一位自由主义者转变成社会主义者，但这时他的社会主义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他把大国家权力看作是社会主义的隐患。而此时在美国读书的徐志摩也同情社会主义。与罗素不同的，只是他的“社会主义”更多地与人道主义、慈善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混在一起。罗素一开始欢迎俄国革命，但在他看到俄国的现状之后，又有些茅盾。这种思想一开始让徐志摩感到疑惑，但四年后，当他亲自考察苏联之后，也有了与罗素相同的感受。传记认为造成这种相似观点的深层原因之一是两人同样的民主个人主义立场。此外，还有罗素对徐志摩的直接影响。这里，传记不仅分别考察了罗素和徐志摩在对待苏俄革命态度上的前后变化，而且指出了二人在精神实质上、在思想深处是极为相似的。

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二、突出曼殊菲尔对徐志摩的影响

　　曼殊菲尔（1888-1923），英国女作家。生于新西兰的惠灵顿，年轻时到伦敦求学，后在英国定居。曼殊菲尔于1922年7月，在伦敦会见徐志摩，并与他交谈苏联文学和近几年中国文艺运动的趋向。交谈中她给徐志摩留下深刻的印象。10月15日，徐志摩从英国返回中国。1923年1月9日，年仅34岁英国女作家曼殊菲尔逝世。1923年5月徐志摩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五号发表《曼殊菲尔》。文章开篇就是强调美感对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美感的记忆，是人生最可珍的产业，认识美的本能是上帝给我们进天堂的一把秘钥”，进而记述自己如何经历了一次美感体验，这就是见到曼殊菲尔的详细过程。徐志摩称他与曼殊菲尔会见的二十分钟是永恒的：“去年七月中有一天晚上，天雨地湿，我独自冒着雨在伦敦的海姆司堆特（Hampstead）问路间行人，在寻彭德街第十号的屋子。那就是我初次，不幸也是末次，会见曼殊菲尔——‘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的一晚。”此外，文章对曼殊菲尔的着装、气质、声音等进行了字字珠玑般的描述。由此可见，徐志摩对曼殊菲尔的特殊情感。相对于徐志摩结识的其他英国文化名人而言，曼殊菲尔是徐志摩心中的女神，是他永远的精神之恋。

　　宋炳辉在《徐志摩传》的“永远的曼殊菲尔”这一节中，显然运用徐志摩《曼殊菲尔》一文提供的材料，详细叙述了1922年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孤独寂寞的徐志摩应邀去拜访曼殊菲尔一家的情景。先是写他如何在混茫灰暗、阴雨凄凄的狭巷里，一边想象他即将见到的充满了神奇魅力的小说家，一边艰难地寻找到彭德街十号的经过。后来写到了如下情景：开门迎接他的是曼殊菲尔的丈夫、文艺评论家麦雷。因为女主人病体虚弱不能下楼来，于是，徐志摩和麦雷兴致勃勃地谈到了十点半。起身告辞时，他意外受到邀请得以上楼会见了曼殊菲尔。

　　传记引用了徐志摩《曼殊菲尔》一文的精彩片段，描写了两人短短二十分钟的会见。既写了当时曼殊菲尔房间里幽静的灯光、蓝丝绒的座榻，又写了曼殊菲尔浓艳的衣饰、神灵的妙眼、仙乐般的声音等，简直是个幻境。就是在这样的幻境中，两人侃侃而谈，交换了他们对俄罗斯文学、对英国当时流行的小说家以及对中国诗歌的艺术成就的意见。曼殊菲尔劝徐志摩回国后不要卷入政治，同时还答应了徐志摩翻译她的作品的要求。二人的谈话给徐志摩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日后，他不仅写下了《哀曼殊菲尔》的诗作。还翻译了曼殊菲尔的许多小说。传记认为，“对曼殊菲尔的记忆不仅触发了徐志摩的灵府之门，而且也强化了他对理想之美的不懈追求。”这种认识的确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曼殊菲尔对徐志摩的影响是深远的，尽管在两人见面后的第二年，曼殊菲尔就因病去世，但是，直到徐志摩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在翻译曼殊菲尔的作品。1924年11月，他和陈源共同翻译的小说集《曼殊菲尔》出版。1927年4月，他独立翻译的《英国曼殊菲尔小说集》出版。胡适对徐志摩的这部翻译作品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他译笔生动漂亮，有许多困难的地方能委曲保有原书的风味。1930年9月，他翻译的曼殊菲尔的小说《苍蝇》在《长风》杂志上发表。由此可见，按照曼殊菲尔对徐志摩翻译的影响程度来说，传记对此专列一节来叙述的确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传记不仅把罗素与曼殊菲尔对徐志摩的影响列为专节来叙述，而且在“诗人的诞生”这一节里，凭借自己对英国文学史的熟悉，还注意到了徐志摩在康桥留学期间，受到了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的深刻影响。“对于徐志摩来说，从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到罗塞蒂、哈代、弗莱克、嘉本特，乃至法国的波德莱尔，意乌雪农，都同时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英国。但从徐志摩之后的创作历程看，他的诗思、诗艺都没有越出过19世纪浪漫派的范围。”宋炳辉对于徐志摩诗歌特点的这一评价主要基于对19世纪英国浪漫诗派的熟悉。的确，徐志摩在西方受到的浪漫主义的影响是非常深厚的。回国后的徐志摩，从艺术追求到婚姻选择，都体现了执着而强烈的浪漫精神。这种正确认识来自于传记作者对西方文学的透彻把握。宋炳辉宽广的世界文学的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徐志摩传》中得到了充分和恰当的运用。

　　总之，传记充分展示了英国当年的文艺思潮背景和诗人所处的具体的文化环境，分辨出了徐志摩当时是在怎样的个人生活境遇中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从一个立志做中国的Hamilton（汉密尔顿，联邦党领袖）而转变为一个独具个性的诗人和散文家的具体过程。传记认为康桥是徐志摩创作的灵感之源，是诗人一生珍爱的精神故乡。

曼殊菲尔（Katherine Manthfield）

三、辨析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中的功与过

　　在“相随泰戈尔”这一节，传记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整个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注意到了由于他的过分热情而带来的未曾预料到的失误。首先，传记写了中国文化界为泰戈尔来华所作的准备工作。自1923年春开始，泰戈尔答应接受中国邀请之后，中国的报纸杂志纷纷报道这一消息。1923年9、10两月的《小说月报》出版了《泰戈尔专号》两卷。上面除了刊登泰戈尔的作品之外，还有郑振铎的《欢迎泰戈尔》、徐志摩的《泰然日出》、王统照评价泰戈尔的文章等。此外，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泰戈尔作品的译著：《春之循环》《飞鸟集》《新月集》《邮局及其他》《吉檀迦利》《园丁》等。其次，传记如实记述了当时泰戈尔在中国受到排斥的情况：泰戈尔在中国受到热情欢迎的同时，还受到了大部分青年人的反对和奚落，鲁迅当时对泰戈尔在华宣讲的观点也持异议，他在后来的文章《论照相之类》《骂杀和捧杀》中，都有表述。

　　泰戈尔在中国受到的这些奚落使徐志摩也感到苦恼。传记在总结泰戈尔在中国受到部分人抵制的原因时，特意指出了徐志摩在这件事上的责任：他的浪漫气质使得他因心怀热切而言过其辞，他在宣传泰戈尔的文章中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可以代表中国的大多数青年。传记所说的文章指徐志摩的《泰戈尔来华》一文。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徐志摩比较夸张地描述了泰戈尔在中国的影响：“泰戈尔在中国，不仅已得普遍的知名，竟是受普遍的景仰。问他爱念谁的英文诗，十余岁的小学生，就自信不疑的答说泰戈尔。在新诗界中，除了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这是可惊的状况，一个外国的诗人，能有这样普及的引力。现在他快到中国来了，在他青年的崇拜者听了，不消说，当然是最可喜的消息，他们不仅天天竖耳企踵的在盼望，就是他们梦里的颜色，我猜想，也一定多增了几分妩媚。”传记认为这种“跑野马”式的写作方式使徐志摩后来遇到了尴尬。他和泰戈尔都隐约感到了中国文化界对泰戈尔的态度并非都是欢迎的。事情是这样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的时候，中国文坛上正在开展一场新文化阵营同封建复古派、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复杂斗争。“新文化阵营”以左翼作家为主；“封建复古派”指以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以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以张君励、辜鸿铭为首的“玄学派”；“资产阶级右翼文人”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徐志摩、林长民等。当时中国文坛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和派系斗争，直接反映在对泰戈尔的态度上。泰戈尔由于主要受到梁启超、徐志摩等人的接待，并会见了辜鸿铭等旧势力的代表而成了左翼文人攻击的对象，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冯乃超等人都曾著文，委婉地批评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泰戈尔本人由于不了解当时中国文坛的复杂形势而莫名其妙地成为当时中国国内各种政治、文化势力表明自己立场和态度的一个导火索，最终成了中国文坛斗争的牺牲品。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徐志摩的《泰戈尔来华》由于措辞不够严谨而更加遭人诟病。

　　传记主要反思了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事件中的个人过失。传记认为除了上述种种原因之外，“徐志摩本人在客观上也应负相当的责任。”这种分析和判断既明确了徐志摩的过失，也说明了徐志摩的单纯和善良。鲁迅在《骂杀和捧杀》一文中明确指出是“我们的诗人”把泰戈尔制成一个活神仙而导致了他与青年的隔膜，最终给他带来了“老大的晦气”。传记对泰戈尔访华事件的描述，基本上是从徐志摩的视角写的，这使读者更清晰地认识了这一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事件，让读者思考如何对待中外文化、文学交流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尽管中国文化界对于泰戈尔的文化态度有一定的隔膜和批判，但是泰戈尔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郭沫若、冰心、郑振铎、王统照等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因此，关注徐志摩与泰戈尔的交往，就是关注中国现代文学所收到的外来影响，这正是比较文学的视角。

徐志摩、林徽因与来华访问的泰戈尔

　　宋炳辉的《徐志摩传》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着重考察了徐志摩与外国文化名家的交往，详尽记述了徐志摩师从罗素、拜访曼殊菲尔、相随泰戈尔的前前后后，其意义与价值是明显的。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徐志摩的创作及译作有直接帮助。因为作家的活动常常被反映到作品中，有时，作家活动又是其作品思想的具体实践和体现。比如，明确了徐志摩与外国朋友密切接触的经历，对于理解徐志摩的作品《国际著作者协会》一文有直接帮助。该文在介绍了国际著作者协会的活动方法之后，建议中国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在北京设立支部。在徐志摩的大力呼吁下，1930年11月，国际著作者协会的中国分部在北京成立，蔡元培被推为理事长，徐志摩成为理事之一。读了徐志摩的《国际著作者协会》一文，就会更加理解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中的积极态度，甚至对于他在这一接待工作中的失误也会谅解，那是热情、诚挚所带来的失误。

　　陆耀东在自己的《徐志摩评传》的前言中说：“在中国赴美、英留学的人群中，特别是受英国文化影响最大最深的知识分子中，徐氏是一种典型；作为诗人、散文家，他更有值得研究之处。”宋炳辉的《徐志摩传》正是抓住了徐志摩受英国文化影响的这种典型性，对其具体内容做了详细的记述。这种记述是对徐志摩留学生涯、文学活动、社交活动的准确反映，有助于读者正确认识徐志摩其人其作，特别是对于深入研究徐志摩翻译作品的取材来源、风格技巧等都有直接帮助。这种比较文学视野的记述体现了宋炳辉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学术特长，是作者主体性的体现。宋炳辉本人在199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传》的序言中写道：“我的写作也仅仅是一种回忆，以我自己的方式，回忆20世纪初叶中国的一位充满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浪漫诗人、散文家，回忆他的生命历程，他的文学创造活动，以及这两者和时代文化背景的独特感应……回忆他作为‘五四’一代浪漫诗人和散文家的成长、奋发、抗争直至他最后与世诀别的生活道路和心路历程。”类似的叙述在2011年版的《徐志摩传》所收录的《初版后记》中，是这样表述的：“这里写下的徐志摩当然是我的徐志摩，尽管在叙述诗人短暂的一生时，我对所述的每一个环节都做了重新审核，在缺乏材料的某些细节上，我只是根据可以确认的事实做了尽可能合理的推测，而不轻下断语。”这里，宋炳辉所说的“以自己的方式”“我的徐志摩”，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他的比较文学视野，这是这部传记区别于其他诸多徐志摩传的显著特征。贾植芳先生则道出了宋炳辉能够如此书写徐志摩的另外一层原因即时代因素：“对炳辉来说，徐志摩是六十多年前的一位历史人物了，他与传主所生活的历史时代，有着极大的历史反差，但好就好在他与传主一样，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生活在中西文化又重新碰撞和交回的时代环境里，他身上没有旧的历史负担。”

　　总是，宋炳辉《徐志摩传》的“比较文学视野”这一显著特征印证了传记作者主体性的存在。正如孟丹青在《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写作中的主体性分析》一文所讲：“传记作者在对传主进行历史还原的同时，也在表现自我和展示自我。”

本文原载于《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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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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