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跃升——姜智芹：中国主体意识建构的另一种外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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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体意识建构的另一种外来资源

——评宋炳辉新著

《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

姜智芹

　　在我们国家，中外文学关系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但是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中美、中俄、中法、中英、中德、中日都有许多卓越的研究成果，而弱势民族的文学则被严重地忽视了”。在这一学术研究背景下，宋炳辉教授的专著《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弱势民族文学》）的问世，不仅填补了中国与弱势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空白，更进一步拓展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范围，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一次跃升。

　　宋炳辉致力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从世界文学视野看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考察“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演进中所承担的独特功能”，是他采取的主要观点和路径，也体现了当下倡导的文化自信、文学自觉以及以我为主的主体立场。

一　中国主体立场下的东欧文学译介

　　在一国对另一国文学或民族群体的译介活动中，立场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是主动译介还是被动译介？是居于译介者主体立场的自主选择，还是屈从于译介对象的被动拿来，体现了译介者身份认同和文化自觉的向度。《弱势民族文学》以现代中国视域中最典型的弱势民族文学——东欧文学为主要论述对象，考察被中西文学关系的强势话语所遮蔽的中国与弱势民族文学的关系，揭示以东欧为主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起源、构成及其演变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以期“完整地揭示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性质，显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复杂的内涵”。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于东欧文学的译介是居于中国主体立场的自主选择和主动建构。

　　这种主动选择和建构首先体现在相似的国际处境所带来的知己情势。现代中国对东欧文学的译介滥觞于清末民初，此时的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甚至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的知识分子张目世界，利用国际上一些国家被瓜分、灭亡的历史，来寻求中国救亡图存的借鉴。正是在这一“亡国史鉴”的时代背景下，“曾经和正在遭遇外国侵略和亡国命运的东欧诸国的历史，作为这一‘史鉴’材料的一部分，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因而，中国最初对东欧文学关注与译介，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时代，“伴随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而出现的”，“是先锋知识分子自发自觉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结果”，“它与中国民族主题意识的生成和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其次，现代中国对东欧文学译介中的主体立场还体现在意识形态的相似性。新中国成立以后，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最先与中国建交，并在国际冷战格局中和中国处于同一阵营，这就使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文学文化交往获得“新生的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周扬、茅盾等文艺界领导人提出在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中，加大对东欧国家文学的关注，因此，“十七年”文学期间掀起东欧文学翻译的高潮。这一时期，东欧文学成为新中国身份认同的一个维度。

　　最后，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使得中国在新时期以来对获得诺奖的东欧作家非常青睐。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虽然在历史上屡经磨难，多次沦为强国间利益争斗的牺牲品，但在文学上却有着骄人的成就。波兰先后有四位作家——显克维奇、莱蒙特、切斯瓦尔·米沃什和博尔斯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捷克斯洛伐克的赛弗尔特也于198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外，昆德拉也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这昭示着“非西方的小民族文学同样可以‘走向世界’，被世界（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认可”。上述作家的作品都及时译介到中国，体现了在诺奖情结焦虑下，我国当代文坛努力向世界各地区的文学寻求借镜，力图让中国文学早日走向世界。

　　基于上述三个因素，宋炳辉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中国对东欧文学的译介和接受，“是中国主体有意识倡导和实践的结果”。而这正是我国文化自觉和主体意识建构的体现。

二　东欧镜像中的中国自我审视

　　不同民族间的文学译介活动涉及自我和他者，即译介主体和译介客体两个方面。通常情况下，译介者都不是单纯将被译介者视为一个认识对象，同时也将其作为审视自我的一面镜子。宋炳辉在《弱势民族文学》一书中谈到，他在该书的撰写过程中受到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巴柔的形象学理论启发，将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影响与接受放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关系中加以研究。巴柔认为，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着、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也就是说，一国文学对于异国文学的译介与接受投射着译介者、接受者的主体欲望。从辩证的角度讲，不同民族间的文学译介与接受活动，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对异国文学的了解和认识，也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和需求。一国文学在译介与接受他国文学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

　　因而，现代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东欧文学的译介也折射出中华民族对自身现代化历史境遇的认识。百余年来，中国借助东欧这面他者之镜，对自身“民族主体的自我构成、民族性格的内在特征”加以审视，“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境遇和现代化进程”进行反省，进而对“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内在特质，包括对汲取外来文学资源、传承与再创民族传统的内涵与方式”做出深层探索。同为现代化后发国家，东欧文学令中国文坛有一种亲切感；同样曾经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国和东欧有同病相怜之情。在东欧文学的镜像中，投射出20世纪初期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20世纪中期我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认同、20世纪后期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焦虑和希冀。

　　讲座前五名提问者将获得由宋炳辉老师签名的《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讲座信息请在文末查看）

三　东欧资源对于现代中国的创生价值

　　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除了加深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外，还有借鉴异民族文学中的优质因素，经过消化、吸收和再创造，使之成为促进本民族文学发展的契机，甚至最终变为本民族文学的一部分，这就是异族文学对于本民族文学的创生价值。《弱势民族文学》一书就探讨了东欧文学对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创生性影响。

　　宋炳辉以米兰·昆德拉为重要个案，考察了作为创造资源的东欧文学和文化，怎样经过特殊媒介的传播，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被那些富于创造性的作家个体所运用，转化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创造和发展的动力与资源”。如所周知，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中国有不止一个译本，而当代作家韩少功的译本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作为作家兼译者，韩少功深受昆德拉的影响。他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就对昆德拉的标志性艺术方式进行了有效的借鉴和化境式的发展。昆德拉善于在小说中巧妙地运用类似于词典条目的关键词阐释，以便在叙述情节的同时，能自由地发表议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在借鉴昆德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词条解释方式在叙述中的作用”，将“马桥”王国的历史、地理、人物、传说、风俗、物产等等，用马桥土语汇编成一百多个词条，并对这些词条进行解释，从而引起一个个回忆故事，将“以词条形式展开的叙事方式推到极致”，“不仅对于中国文学，而且对于世界文学来说都是具有创造性的”。韩少功化用昆德拉艺术创作的例子说明，作为外来资源的东欧文学，进入到了中国本土的创生实践，熔铸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血液之中，这是文学译介、影响与接受的高级阶段。

　　在世界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中，创生性不是个别现象，它是真正影响的核心所在。宋炳辉还用东欧文学之外的另一个例子做进一步的说明，这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创生性影响。泰戈尔于1924年和1929年两次访华，他在访华期间所作的一系列演讲，以及在1920年代中国的东西文化之争中引起的文化反响，影响了包括郭沫若、冰心、郑振铎、王统照在内的一批中国作家，这些作家将这种影响付诸创作实践，产生了一批创生性的作品。“郭沫若早期诗作中的泛神论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外来渊源就是泰戈尔”，“他从泰戈尔身上，体悟到对于创生传统的巨大魅力”，他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在格调、体式乃至意象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泰戈尔诗歌直接启发”。而冰心“对于母爱、自然和童真的赞美，都与泰戈尔有着明显的联系”。

　　异国文学影响中的创生价值不仅推动了译介主体国家文学的创新，也在借鉴与影响的链条中推动着世界文学的发展。

四　历时梳理·个案剖析·比较意识

　　除了东欧文学译介与研究中的中国主体立场、在东欧文学镜像中审视自我、发掘东欧文学资源对于中国文学的创生价值这些重要特点以外，《弱势民族文学》一书在具体论述时采取历时梳理与个案剖析相结合的方法，并贯穿着一种明确的比较意识。

　　从历时上看，该著分阶段探讨了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程、译介实绩、译介特点。清末民初是东欧文学译介的滥觞阶段，汪笑侬、李石曾、鲁迅、周作人等是这一阶段的中坚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周氏兄弟、茅盾、朱湘等一批大作家、翻译家将“弱小民族作家或者是站在弱小民族立场上为其独立自由和反抗外民族强权而呼号呐喊的‘斗士式’作家”，像波兰作家显克维奇、什罗姆斯基，匈牙利作家约珂莫尔等人的作品译成中文出版，《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当时的重要文学期刊设立“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将一批波兰、匈牙利作家的作品翻译过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茅盾、巴金、王鲁彦、孙用等成为东欧文学译介的主将，《文学》《茅盾》等文学期刊也承担起义不容辞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对东欧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更为全面和系统，作品集、作家单行本、国别文学史、个体作家研究纷纷面世，直译代替了转译，从注重作品的政治性到强调作品的艺术性。通过历时性的梳理，读者对东欧文学在中国不同阶段的译介情势、译介流变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在线性的梳理、分析之后，该著从点上对东欧的重要作家，比如裴多菲、显克维奇、伏尼契、布莱希特、昆德拉等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剖解。这些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给我们提供了民族认同的参照，让我们从中汲取精神进取的力量，也成为我国文学创新的另一种外来资源。

　　除了历时梳理和个案剖析相结合这一十分有效的论述方式外，《弱势民族文学》的另外一个独特之处是它有一种自觉的比较意识。这种比较既有弱势民族文学与强势民族文学译介的比较，也有不同译介阶段的比较。

　　就前者来说，宋炳辉认为，中国对于东欧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是以文化主体间的相互尊重、彼此平等为前提的，不像对于西方强势文学的译介，往往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等现象，“伴随着一方的倨傲和另一方的自卑与焦虑”。在对东欧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和接受中，那种“被西方强势文化所压抑的情感，则能得以正面的宣泄和直接的表达”。

　　就后者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东欧文学的译介与新时期相比，有着不同的内在逻辑。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由于自身处于弱势地位和被压迫的语境，译介弱小民族文学是为了求生存某独立，“借以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并排遣在西方化压力下的情感焦虑，寻求民族认同和凝聚力，力图为民族生存寻找文化动力资源”，因而选择的是那些带有反抗意识的作品，而这种思想、主题先行的引进，无法触动本土文学形式和话语的变革。这种情况到了新时期则有很大变化。新时期中国文化主体更多的是“为了寻求民族的复兴和强大而积极引入外来资源”，“期望能从已经‘走向世界’的‘弱势民族’文化和文学中找到借鉴或获得启发”。因而，在译介目标的选择上，新时期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普适性标准，获得诺奖的东欧作家成为译介的首选。有比较才有鉴别，特点在比较中得以凸显，比较之下得出的结论也更具有说服力。

　　宋炳辉不仅在点和线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还给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指出了未来的研究路向：“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依然有着丰富的空间和无限的前景，就连经典作家翻译和研究都还存在着许多空白，需要一一填补。”宋炳辉对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译介与影响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垦拓，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启发后来研究者的成果。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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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