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巴金：《第四病室》第二章（上）
点击“巴金故居”关注我们
《第四病室》讲述了一个年轻病人在医院经历和看到的故事，是一个“在这种黑暗、痛苦、悲惨的生活中却闪烁着一线光亮”的故事。巴金描写了“在那个设备简陋的医院里病人的生活与痛苦，同时也写出了病人的希望”。
巴金故居微信公众号将连载小说《第四病室》，在闭馆期间，让我们重读巴金的作品，获得一些力量与勇气。
第二章（上）
六月二日（星期五）
“起来，洗脸！”一个粗暴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着。我吃惊地睁开眼睛，我醒了。一个黑影在我面前晃了一下。电灯光刺痛我的眼睛。眼角的睫毛由于眼屎粘在一起了，痒得我难受。我伸手去揉眼睛。
条桌前电灯非常亮。病房里有一种好像可以触摸但是不大刺鼻的臭气。有一些起伏的鼾声。窗外一片蓝色（一部分的窗户是整夜开着的），天还没有亮，麻雀嘈杂地在外面叫起来。我看我四周的病床，第八床站在床前穿外面衣服。第三床已经坐起来，侧着身子，用两只手在绞干方木柜上脸盆里的一张脸帕。第六床正用他唯一可以活动的右手拿着一张带水的脸帕在自己的脸上乱擦（脸盆放在床沿上）。老李走过来，把这个脸盆拿走了。他转过头看我一眼，问道：“洗脸吗？”
“好，”我应了一声，接着打一个呵欠。
老李把脸水送来了。是一个画着花鸟的洋磁脸盆，可是洋磁快脱落尽了。一眼望去，仿佛一盆灰黑的水，其实水倒是干净的，温温的并不烫，对我正合适。我匆匆地洗了脸，又用我带来的茶杯，从茶壶里倒了昨晚剩下的凉开水，漱了口。屋里人声逐渐增多，这时好像整个病房都醒过来了。
窗外蓝色已经褪尽，天亮了。
“老李，大便盆！老李，脸水！”好像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叫。
“就来，就来，我只有一双手啊！”老李大声答应着。
他虽然接连地这样答应，可是叫的人还是不停地在叫。也没有人干涉他们，或者伺候他们。就只有老李一个人在病房里乱跑。那个穿红毛线衫的看护小姐先前到外面去了，现在又同另一个穿蓝绒线衫的小姐说着话进来。她们在条桌前立了一会儿。蓝衣小姐出去了。红衣小姐拿着那个插满温度表的洋磁杯子向着我们的病床走来。
试表，验脉搏，问大便，——这是应有的早课。以后便是早餐的时刻。我看表，还不到六点钟，这么早！或者是我的表走得慢？
早餐只有稀饭，是由厨房里的工友端着木盘送来的。稀饭来了好几分钟，才有人端菜来：一碗煮豆子，除了咸外，别无滋味。我吃了一碗白稀饭，便不想再吃了。可是我惊奇地看见第六床一连吃了三碗，最后一碗是红衣小姐过来拿碗去给他添的。我看清楚了她的面貌。长长脸，高高的鼻子，有点儿像我的一个亲戚，但是看起来她比我那个亲戚和善些。
开过早饭后，静了好一会儿，忽然进来了五六个看护小姐，全是一个式样的滚蓝布边的白衣和白头布。红衣小姐办了交代，挟着一本书走了。
她们在条桌前低声谈笑一会儿，便把口罩戴上，我知道铺床的工作就要开始了。又有人在叫老李拿“大便盆”。但是老李的影子早已不见了。我想出去找寻厕所。我穿好衣服，下了床，向着门口走去。
我刚走到门前，看见一个工友模样的年轻麻脸人，拿了一把扫帚进来，我便请他给我指点去厕所的路。他告诉我：顺着窗下向右走，走过一道门，再走过“开刀房”旁边，就看得见厕所。它是在一棵大树脚下，和“太平房”是并排的。
我不需要他说得这样详细。可是他偏偏提到“开刀房”和“太平房”两个可怕的地方。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难道我到这个时候还想退缩吗？
这是一个阴天，早晨相当凉。但是空气扑到脸上，使人觉得新鲜，舒服。天井里芍药正开着花，还有一条石板路通向后院，我便沿着这条路走去。
我跨过门槛，发觉自己站在厨房门前了。那里静静的没有人。我探了头进去看，地方相当宽，很干净，灶上坐着两把铜壶，和一个大的铜器具（我不知道应该称它做什么）。我听见脚步声，便回转身，原来老郑进了厨房。他看我一眼，对我说：“要开水吗？就要开了。”
“不是，我顺便看看，”我勉强笑着说。我看见他又在望我，便客气地加一句：“现在你上班吗？”
“我是一至八，现在是老张的班，”他答道。我想，老张一定是那个对我提起“太平房”的工友。
“你们一天也够辛苦啊，”我用了同情的声调说。
“那不是！一个人每天八点钟伺候一个病房，倒屎倒尿都要来，还要上街买东西。有时候还要抬死人！这点工钱也不容易挣啊，”他对我发起牢骚来了。
“这倒是真的。不过仗打完，情形就不同了，”我安慰他说。
“都是这样说，不晓得将来是不是这样的，”他带一点儿疑惑的神情说。
“厕所在后面罢，”我不想同他再讲下去了，便短短地问这一句。
“转出去，就是，”他点点头说。就在这个时候第八床从我的身边走过，他一定也是到厕所去的。他穿着布衬衫，灰布背心，浅黄色短裤，衬衫的襟还露在外面。他一蹦一跳地走过去了。
我跟着他走去。走出这短短的过道，我见到一片空地，但是一些树木和房屋阻止了我的视线。我第一眼就看见开刀房。那是新盖的玻璃屋子。玻璃窗被白窗帷遮掩了，人看不到房内的情形。黄色的木门上挂着一块长方形的小牌子，上面写着“手术室”。我不由自主地望着那道紧闭的门，我想：有一天它会为我打开的。我为什么要望着它呢？我不能说。……并且我也不能说我是不是希望那一天早些来。我只知道我盼望那样的一天早过去。
我看见厕所了。它不是在大树的脚下，它倒在大树的后面，离大树有四五步光景。从我这一面看，应该说是在它的左边，有三间黑漆的木造平房，大门关得紧紧的，也看不见有窗户。它们和厕所之间还隔着一块草地。我不知道它们中间哪一间是“太平房”，或者全是。
厕所的门正对着我。我进去了。里面很干净，似乎比病房还少臭气。一条长长的宽沟和突起的一块一块的方的踏脚石。那不是真石头，却是用水门汀做的，数目大约在十六七八之间，我没有数过它们。在踏脚石中间的小坑里洒得有石灰。我在这些踏脚石中间拣了两块站定了蹲下来，凑巧就在第八床的旁边。他比我更靠里。靠外还蹲着三个人，好像都是大夫，但是很快地他们全出去了。只剩下我和第八床。他忽然问我：
“你带了草纸吗？”
我奇怪他为什么问我这句话。难道他向我讨草纸？不然……这不是一句陌生人交谈时的客套话！
我摸摸衣袋，只有一张草纸。我又摸另一个衣袋，再也没有了。我拿着唯一的一张草纸给他看，我没有用话回答。
“我不要。我怕你没有。这里头草纸也是要自备的，”他摇摇头说，古怪地笑起来。
“那么我没有买草纸又怎么办？可以向医院要罢？”我半奇怪半着急地问他。
“你自己出钱买。合作社有的是。合作社上午开两个钟头，下午开两个钟头，就在第四病室外面那个院子，走出第四病室外面那道门就看得见。你进来时候一定走过。”
“我没有看见。”
“那么一定是没有开门。你几点钟进来住院的，上午吗下午？”
“下午，大概一点钟光景罢，”我回答。
“你什么病，割盲肠吗？”
“不是，是割胆囊。”
“这种病倒没听见讲过。是大手术罢？”
“其实也普通。开起刀来，多半算大手术，”我停了一下，才答道。
“我是医眼睛，又说扁桃腺发炎，现在差不多全好罗。你开刀，不晓得是半身麻醉还是全部麻醉？我倒奇怪，割掉胆囊，人会不会变得胆小？”他不停地霎着眼睛说。
我不愿意别人向我提起开刀的话，我有点儿害怕。他这几句带玩笑的话听来，更叫人耽心。我只短短地回答一句，“不晓得，”就站起来，准备走了。
“啊，还没有请教贵姓？我姓沈，三点水的沈，”他好像害怕我马上走出门去，连忙用话来留住我。
“久仰，久仰。敝姓陆，”我从没有对人说过这种客套话。这次却很自然地说了出来，我是存心讽刺他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地打扰我呢？我逃出门外去了。
天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朗了。灰云已经褪去大半，让蓝空露出脸来。阳光照在树梢。我立在树下，仰头一望，觉得眼睛非常舒适，我畅快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我不过在病室里躺了半天工夫，却仿佛和这样清新的空气分别了几个月似的。
我在大树四周踱了一会。我还不觉得怎么累。我又立在树下，望着开刀房，因为那间屋子的门打开了，一个护士从里面出来，随手关上门，转到后面去了。门仍然关得紧紧的，我什么也看不见。护士的白衣刚刚隐去，从屋后又转出一个女人来。她也穿白衣服，但那是外套似的大夫的工作衣，她没有扣上钮扣，让衣服敞开，当胸露出浅灰色的旗袍。
我第一眼就看出她是杨大夫。身子结实，不算矮，胸部发达，她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颇像一个豪爽的男人，不同的是她的胸部随着她的身子微微颤摇着。
她向着我走来。她走到我的身边了，我还以为她不会认识我，我没有打算招呼她。可是她却对我微笑，大大方方地问了一句：“怎么，你起来了？”
“病室里空气不大好，我出来走走，”我带笑答道。
她站在我面前，两只大眼略带注意地望着我，温和地说。“早晨出来散散步也好，不过不要走多罗。昨晚上睡得好罢？”
“睡得好。可是天没有亮就给人喊醒了。我觉得病人不必起得这么早。应该让他们多睡一会儿……”
“这是医院里的规矩。其实病人整天躺在床上，随时都可以睡的。而且晚上查过病房就是睡眠时间，不会睡眠不够，”她笑着反驳道。她正要转身走开，我连忙用话留住她。
“杨大夫，你看我开刀不会有危险罢？”我问道，这个疑问并不是我当场随便找来，它先前还烦扰过我的心。
“不会，不会！”她说着把头用力摇了两摇，她那堆浓发在我的眼前晃了两晃。“上个月我们还医好一个，就是冯大夫开的刀。不会有危险的。你不要怕。”
“我不怕，我不怕，”我说着偷偷地望着她那对黑黑的、和善的大眼睛，我的疑惑被她的话一下子消除了。她不像是会说假话的，并且看相貌，她是一个直爽的人。
“明天星期六，你可以照X光，”她又说，“下星期就可以开刀。你早点进去罢。记住不要多动啊！”她笑着对我微微点一下头就走了。
我觉得心里很轻松，看了看地上摊开的阳光，又仰起头吸入了一大口空气，我也离开了这棵大树，我回到病室去了。
我踏上石阶，跨进门槛。靠着两边柱头放得有脸盆架，我便走到右边一个脸盆架前面洗了手。我回到第五号病床去。我经过第十一床的时候，我看了那个病人一眼。他正睡得昏昏沉沉的，头偏向右边，下巴靠着肩头，眼睛闭着，嘴半张开，急促地在吐气。一张圆圆脸，紫红的脸色，一脸健康相，完全不像一个病人。
我的床已经铺好了，干净，整齐。我很满意，便脱去外面衣服，钻进被里去了。
胡小姐和一个戴眼镜的小姐正在铺第六号病床。那个小姐大概是广东人，讲不好普通话。她对第六床说：“你大小便要当心。你又把被单弄脏啦。你懂不懂我的话？”
“我不方便呀！”第六床着急地说。他的脸色一直是红黄的，但是他的眼角却显得更往上竖了。
“你讲什么？”那个戴眼镜的护士向他略略埋下头，问道。
“我说我不方便呀！”第六床显得更着急了，他伸出他那只光着的右膀。站在他右边的胡小姐连忙说“不要动！”，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刚刚叠好的被单又弄乱了。他把膀子从肘拐弯曲着，在脸上晃了两下，他用力说：“我一只手不方便呀！”
“手放回去！”胡小姐说，她拿着他的膀子放回到被里去了，然后又把被单拉平。
“不要再动啦，你再动，我就不管了，”胡小姐教训似地说。
“我晓得，”第六床短短地答道。
两个护士抱着换下来的旧被单，拿着刷子等等走开了。我听见那个戴眼镜的护士问胡小姐：“他是哪里的人？讲话好难懂！”
“他是浙江人。不过你的话也不大好懂，”胡小姐笑答道。
“张小姐讲的是广东官话，毛闷台（没问题）啊！”第九床插进来，开玩笑地说。两个护士也笑了。
“洪文全，你少调皮啊，等会儿打起针来，你又要叫苦的，”胡小姐转过头装出威胁的样子说。
“不叫，不叫，”第九床故意点头陪笑道。他好像还要讲话，但是忽然叫出了一声“哎呀！”便伸起手去摸头。
“哪样？哪样？”胡小姐连忙回转身跑到他面前去，吃惊地问。一只麻雀“扑——”的一声从第九床的头上飞到窗外去了。
第九床取下手来，一手的脏东西。“岂有此理！偏偏屙到我头上。”他又好气又好笑地骂道。他跳下床来侧着身子在方木柜里拿草纸。
“这是报应，洪文全，你以后还调皮嘛，”胡小姐高兴地笑道。
“在第四病室住久了，不调皮也学会调皮了，”第九床接嘴说。好几个病人都忍不住笑了。
胡小姐已经转身走了，听见这句话，又回来对第九床说：“洪文全，你不要这样说。讲老实话，这个医院就是第四病室里讲话可以随便点。汪小姐人很和平，脾气是很好的，只要吵得不太厉害，她不会来干涉……”
“是，是，我知道，”第九床要笑不笑地说。
“你不信，你到第三病室去看看，那里也是一样的外科病室啊，”胡小姐起劲地说。
“第三病室，那是女病室啊，”第九床笑着说。
“女病室不是一样吗？女人跟男人有什么不同？”胡小姐大声反驳道。众人笑了起来。
“胡小姐，胡小姐，”忽然有人大声叫起来。声音对我是陌生的。但是我看见了那个人。是第二床，他正坐在床上。脸孔长得像马脸，年纪大约四十岁。
“哪样？”胡小姐转过身，就隔着两张直放的床（十一床和十二床）问道。
“我今天出院了，请你给汪小姐讲一声，叫‘入院处’早点结账，”第二床说。
“好，你现在就走？”胡小姐再问。她马上加一句：“现在‘入院处’还没有办公。”
“我下午走，我屋里人要来接我，”他带笑地答道。
“好的，”胡小姐答道。
“老苏，听见没有？人家出院有屋里人来接。你出院怎么样？”第八床带笑对第三床说。他那张猴子脸有趣地摇来摆去。两只蝴蝶翅膀仍旧耸在他的头发上。
“有你作伴还不是一样，”第三床抬起头来，把半个身子靠在壁上，伸手摸了一下他那突出的嘴唇，笑道。
“你这简直是胡说。怎么会是一样？你就是跟我出院罢，进了城，来得及，找个茶馆，吃杯茶。来不及，说声：‘后会有期，’就各自东西了。各人还要去找各人的住处。哪里比得上有家室的人！”第八床说。
“你们不要多讲话，大夫就要来罗，”胡小姐过来警告地说。
第八床伸了伸舌头，做个滑稽的怪相，就不作声了。第九床轻轻地笑了两声。病室里稍稍安静了片刻。一只小鸟的扑翅声很清楚地送进我的耳里。一个黑黄的影子在空中一晃。接着那只麻雀就站在梁上吱吱喳喳地叫起来。
“胡小姐，请你叫麻雀不要吵嘛，”第九床开玩笑地说。胡小姐忍住笑，装作没有听见，却有几个病人响应地笑了。
“老郑！老郑！大便盆！”第十一床粗声哀叫起来。
起初没有人理他。第八床自语似地说：“又在放警报了。”第三床接着说：“你喊老郑，现在不是他当班，你喊他干什么？”然而这样的话是不会被那个病人听懂的，他仍旧叫着：“老郑！老郑！”他的声音永远是痛苦的，虽然我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病痛的痕迹。
“十一床，你不要叫啊，老张就来啦，”张小姐站在条桌前大声对他说，我不知道他听见没有。他现在不叫了，却开始呻唤起来。又是受伤野兽的哀号似的痛苦的呻吟。
这叫声和呻吟使我烦躁……为什么没有人给他帮一点忙，减轻他的痛苦？为什么大家听着，看着，笑着？我想，我或者可以去为他找到老张。我便下床来。站着，我不觉得吃力。我决定走出去。我刚走到门口，就碰见杨大夫踏上石阶来。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站住了。
“怎样？你又跑出去？少跑点啊！”她和蔼地笑了笑，像对孩子说话似地对我说。
“我到厕所去，”我惶惑中说出了一句假话，我本来用不着对她撒谎的。
她打量我一下，吩咐一句：“那么快点回来，冯大夫就要来罗。”她大步进了病室。
我在她后面应了一声，就走下石阶，顺着石板路，打算走到厨房里去。
老郑端了一个凳子坐在厨房门前。厨房里没有别人。我客气地问他：“老张在不在？”
“没有看见。你找他什么事？”老郑温和地说，他那张呆板的方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请他给十一床拿大便盆，”我答道。
“又是十一床。他一天就喊拿大便盆。拿去他又屙不出来。不要理他！由他去喊！”老郑做出厌烦的样子说。
“不过听他那样喊着，心里也有点儿难过。请你帮忙把大便盆拿给他罢，”我带了点恳求的调子微微笑道。
我看见他的脸部表情在变化。温和的微笑在他的方脸上出现了。他站起来，说，“我就给他拿去。”我觉得对付这个人我的办法收效了。
我高兴地回到病室里去。冯大夫还没有来。杨大夫同张大夫立在条桌前，一边看文件，一边商谈什么事情。我走过第十一床跟前，那个病人还在呻唤。我站住看他一眼。他张开嘴吐气，好像在哼一支歌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两个黑眼珠慢慢地在移动，它们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但是我又觉得他的眼光是茫然的眼光。好些颗汗珠停留在他的红黄色的额上。
“大便盆就给你拿来罗，”我对他说，我想给他带来一点安慰。他不回答，却把眼珠朝我站的方向慢慢地移动了一下。我想，他这个时候也许不是很清醒的了。
我刚在床上躺下，老郑把大便盆拿来了。“拿去，大便盆来罗，”他一面说，一面把大便盆塞到被单下面去。病人含糊地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
“好啦，好啦！我看你也该灌肠啦。大夫喊你多吃水，你偏偏不吃。你明明是跟你自己的性命赌气。你要舒服，你就该喊你们公司给你多送点钱来，”老郑又在那里咕噜了。病人反而静了下来。
“老郑，你跟他多讲有什么意思？我看他这个已经不行了，”第九床插嘴说，他说到“这个”的时候，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头。“今天你给老张代班吗？”第九床不等老郑答话，又接着问一句。
“不是代班。陆先生喊我给十一床拿大便盆来的。听见他那样呻唤，我心里也不好过。真是前世造了孽。”
“你有空，请你去喊老许给我送一笼包饺来，”第九床客气地说。
“现在怕不行，大夫要来看病罗，”老郑说。
“那么你跟他说等一阵送来也好。我怕他又忘记罗。”
“好罢，”老郑答道。他又转过身子向着我们这一排病床问道：“还有没有人要买东西？我顺便一起带回来。”
我请他给我买半斤饼干和一包白糖，我拿了一百元的钞票给他。他告诉我，这两样东西，合作社都有，比在外面买便宜些。我看见别人托他买草纸，我记起了第八床的话，我也托他买了一刀。
我忽然想吐痰，连忙在方木柜上去找吐痰杯，吐痰杯不见了，只有那把绘着蓝色山水的茶壶。我再看别的病床的方木柜上面都没有吐痰杯。是谁拿了去倒呢？难道我为了这个又要出去找老张、老郑吗？我觉得我应该求助于护士了。但是胡小姐不在病室里。我看见一个瘦小身材瓜子脸的护士在脸盆架前洗手。我不知道她的姓，我就简单地喊道：“小姐！”我还含着一口痰。
“哪样？”小姐回过头来，问道。她擦干了手，向着我走来。
“吐痰杯，”我指着嘴说。
“拿去倒罗，消了毒就送回来的，”她匆匆地答道，还没有走到我的床前就转身走开了。
果然不到两分钟光景，一个相当高大的男护士便把吐痰杯拿回来了。他用一个木盘盛着它们，木盘不算小，上面放得下十几二十个大杯子。他端着木盘一路走来，到一张病床前，便放下一个杯子。他给我的杯子，柄已经断了。我记得昨天用的不是这一个。我拿起它来吐痰，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想：要是没有好好消毒呢！……这应该是过虑的想法。可是这么一想，我更不安了，我又联想到起身时候用的脸盆，脸盆并没有消过毒，甚至没有用水冲洗过，脏的倒出后接着就倒进新的来。要是我用的脸盆刚刚是那个害眼睛的病人用过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冯大夫、张大夫、杨大夫一块儿来了。他们站在我的床前，冯大夫在左，杨大夫在右，张大夫立在我的床脚边。
“今天觉得怎样？”冯大夫温和地问。
“很好，”我答道。
冯大夫翻看了一下手里拿的病历表，又说：“你还有点发烧？”
“不过我不觉得。”
“你爱动不大好。你最好整天躺着不要起来。我怕你发烧会耽误开刀，”杨大夫偏着头对我说，两只大眼圆圆的、黑黑的望着我，嘴角露出了笑意。
我偷偷地望着她的嘴。就是不说话的时候，她的嘴也是微微张开的。
“杨大夫的话你懂罢？你好好躺着，等明天照了X光再说。要是没有问题，下星期就给你开刀，”冯大夫接下去说。
“谢谢你们，”我说。张大夫没有说话。他们走开了。
一个矮胖的大夫站在第六床的左边，正在解开那只吊着的膀子上的绷带。“……我给你说过叫你不要乱动。明明包得好好的，都给你搞得一塌糊涂！……真麻烦！……你胶布够不够？拿出来！”
“没有罗，”病人回答。
“那么拿钱出来喊人去买，”大夫不耐烦地说。他把刚解开的绷带又草草地缠好了。
第六床用右手在被单下摸出一个纸包来。“要多少钱？”他自语似地问道。“一百块钱够不够？”
“不够，你先买三百块钱再说，”大夫粗声说，他从病人手里接过了三张百元钞票，转过头，看见先前拿吐痰杯来的男护士正埋着头在用抹布揩十二床的方木柜，便唤道：“密斯脱周。”男护士答应着，马上走过来了。
“密斯脱周，请你喊老张拿去买胶布，等着要用的！”大夫把钱交给周先生，自己却离开这个病人走到对面那个角里去了。
“唉，他又走罗。就是这样不认真，怎样医得好啊！”第六床竖起眼睛着急地抱怨道。
“他就会来的，你不要急。治病要有耐心啊，”我这样安慰他。我说的是真话，我自己已经学会忍耐了。
“我晓得，我恐怕难好罗。这是我自己运道不好，”他绝望地微微摆着头。他因为左手被绑在那里，动一下头都不大方便，不然我相信他这个时候会坐起来的。他似乎在用眼光寻找医生。但是他这样躺着，怎么能够看见他呢？
杨大夫又来了，手里拿了一个木盒子。她把它放在我的床沿上，拿那条宽的橡皮带子缠住我的膀子。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掉开脸不看她。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橡皮带子松了。我的膀子自由了，她要走了。我连忙回过脸去问道：“这是什么？”
“验血压的，”她答道，她转过身子和蔼地看我一眼。
“就要开刀吗？为什么要验血压？”我又问。
“你要这样着急，就不给你开刀罗，”她摇摇头，很大方地开玩笑说。
“那么，我就在医院里住一辈子，”我答道。
“欢迎，欢迎！”她笑道，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过后她换过话题问我：“你今年多少岁？”
“二十三，牌子上写得有的，”我说。
“看样子你不过二十，其实我只大你两岁，”她姊姊似地微微一笑说。她捧着验血压器（我不知道它叫什么）走开了。
我望着她那宽大的身影，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和她谈过话，感到愉快，甚至喜悦。
选自《巴金全集》（第八卷）1989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更多精彩请点击
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