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巴金：《第四病室》第二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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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病室》讲述了一个年轻病人在医院经历和看到的故事，是一个“在这种黑暗、痛苦、悲惨的生活中却闪烁着一线光亮”的故事。巴金描写了“在那个设备简陋的医院里病人的生活与痛苦，同时也写出了病人的希望”。
巴金故居微信公众号将连载小说《第四病室》，在闭馆期间，让我们重读巴金的作品，获得一些力量与勇气。
第二章（下）
“拿去！胶布来罗！”我听见这个声音吃了一惊，但是立刻就知道这是周先生给第六床买了胶布回来了。他把一叠胶布放在被单上，就放在第六床的胸前。
“医官啦？他还不来？”第六床并不对周先生表示谢意，却先抱怨起大夫来。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周先生没有理他，便走开了，脸上露出一点扫兴的神气，好像不满意这个病人连一声“谢谢”也要吝惜。
“小姐，小姐！”第六床唤道，他声音不高，也不大清楚，没有被护士听见。也没有人理他。
“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了，便问他一句。
“我找小姐请医官来，”他答道。
“大夫自己会来的，”我说着，一面坐起来看对面，我看见那个胖大夫正在左边那个角里，似乎在给一个病人换药。我又说：“他在那边换药。”
“这边没有弄好，又到那边去弄，真是不负责！”他又在抱怨。
我无法再说话。不过我心里暗想：空抱怨又有什么用处？还不是只有等着大夫来换药。
大夫在十几分钟以后来了。他的红润的脸上现出愉快的微笑，顺口问着：“胶布买来了？”
“买来了，”第六床低声答道，他把胶布递给胖大夫。他这个人有点儿奇怪，不管他在背后怎样抱怨，他见了大夫的面却又像个温顺的孩子，连话也讲不出来。
“密斯李，密斯李，请过来一下，”林大夫转过头向条桌那面叫道。我看见先前跟我讲过话的那个小姐答应着，拿着一个洋磁碗走了过来。
于是林大夫动手解绷带。换药的工作开始了。我还没有看清楚那个大夫在做些什么（我没有敢正眼去看那只手上的伤痕），却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唤：“哎呀！”接着就是林大夫的平静的声音：
“碰都没有碰到，痛什么。……好多了。就是你自己要乱搞……”
“我没有乱搞，”病人分辩说。
“你没有乱搞，我给你包得好好的，怎么会弄得一塌糊涂……”病人不再分辩。大夫停了一会儿又说下去：“我这次给你包好，你自己再乱搞，我下次就不管你了。听见没有？”最后四个字是他板起面孔说出来的。他的手动得极快，已经把那只受伤的手包好了。他拿了一根细带子穿过那块小小的方木板去（这木板是用来垫胶布的，手指便弯曲地半伸在胶布下面），接着又把这根细带拴在铁架上。这样膀子便吊起来了。他的工作完成了，严厉的表情被“自满”逐渐赶走了。
“现在舒服了罢，”大夫偏着头看了看他的成绩，得意地问道。
“舒服，”病人轻轻地回答，并且答得极快。可是等着大夫走到了洗脸架前面，他却把手指一伸一屈地动着，一面带哭相地说：“唉，天晓得，哪里说得上舒服？这只手一定要成残废的。”
他的这种脾气我实在无法了解。我带点儿不满意的口气问他：“你既然觉得不舒服，那么你为什么又对大夫说舒服呢？”
“给他说有什么用！他还是不管你，”他把眉头皱得更紧了，脸上只有一股怨气。我觉得这个人的自信心太强了，但是我还想说服他，至少我要使他知道他的错误。我又说：
“你是来治病的。你不相信大夫，为什么又让他看你的病？”
“我想再换个医院，”他说。
我不再跟他说话。我心想：你已经换过一个医院了，还想换几个呢？
下午两点到三点钟之间第二床出院了。他的太太果然来接他。她是一个苍白脸的女人，年纪不到三十，脑后垂着两根细长的辫上，穿一件淡青色旗袍。她很会应酬。她温和地跟第十二床讲了几句话，又向汪小姐说了感谢的话，然后拿着丈夫的一个包袱，一只手还扶着他，两个人慢慢地走出了第四病室。他们夫妇跨出门槛之前，并没有忘记向某几个病人告别。两三个病人带着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
他们一走，汪小姐就叫老郑来把第二床的被褥和草垫全拿走了，只剩下一副光光的木板。现在是老郑当班的时候，冲水和倒便壶的事已经做过了。
我看见这张床空出来，有点儿高兴。我想，少了一个人，房里空气应该好一点。其实这只是我的幼稚的想法。空气似乎并没有好一些。而且这个病床在一个钟点以后就被一位新的病人占去了。
新病人是一个老头子，他是给人用担架抬进来的。一个穿中山服的中年人在旁边照料他。他进来的时候，张大夫正在给第十一床打盐水针。同昨天一样，第十一床呻吟着，吵着不要打。同昨天一样，张大夫说。“喊你吃糖，你不吃。要你喝水，你不喝。你还不要打针！你是不是不要命啦？”
“我不打啊，我不打啊！”第十一床疯狂地喊着。他动了一下身子。
“你不要乱叫，不要动！”张大夫按住他的腿，命令般地说。“今天只给你打一千二百西西，你要乱叫乱动，我就给你多打一倍！”
“我难过呀！张大夫，不打啦！”第十一床仍旧在叫。
“不打罗，就要完罗，”胡小姐安慰他说。架子上那个大玻璃瓶里还有半瓶水，但是今天水走得相当快，我看见水在减少。
第九床在跟第一床讲话：“奇怪，他怎么偏偏不爱喝水？说他不喝白开水，给他买了茶叶放进去，买了白糖放进去，他还是不肯喝。他这个人真固执！”
“固执？他是跟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我看他不会久。人都糊涂了！”第八床摆出聪明人的神气回答道。
新病人躺在担架上面，等候看护小姐把床铺好，然后由抬担架的人抬他到病床上去。现在他应当被称为“第二床”了。他侧着身子躺在床上，脸向着我。颈项上缠着绷带，好像后颈生疮似的。他的脸色白得像纸一样，两颊完全陷进去，差不多只有皮包骨了。嘴唇的四周有一圈不曾修整过的花白的短须。他闭着嘴含糊地呻吟，偶尔也睁开眼睛，用他无力的眼光看他面前的景物，眼白带红色，眼角还留着半干的眼屎，连下眼睫毛也被眼屎粘成一片了。
“啊！啊！”他忽然大声叫道，那个中年公务员从条桌前面走到病床前来了，还把头俯到他的枕边去。
“××那边的钱你要还去啊，”老人用沙哑的声音吩咐道。
“我晓得。你老人家好好地养病，不要管那些事情，”中年公务员温和地答道。
老人含糊地应了两声，又静了一会儿。第十一床的叫声也停止了。
杨大夫迈着大步走了进来。她走到条桌前和坐在那里写字的张大夫讲了几句话，然后走过来看这个新来的老病人。她叫那个中年人扶着老人坐起来，她解开他的颈项上绷带的时候，我也在床上坐起，伸着颈项去望那个可怕的疮。是的，可怕的疮，整个后颈烂成了一个大坑，粉红的、深红的、黑的、白的粘在一块儿，分不出哪里是肉，哪里不是肉，看上去倒像一个腐烂的、虫蛀的桃子，连桃核也露出来了。
“啊哟，烂成了这样。为什么早不来医？”杨大夫吃惊地说。
“他不信西医，一定要找土方治，说是半个月包好。不晓得贴的是什么膏药，越贴越坏。到今天二十六天了。他受不住才答应到医院来。他本来身体很好，不像现在这样，”那个公务员说。
“自然罗，随便贴点膏药怎么行！要是早点送来医院，他也不会病到这样，”杨大夫带了点责备的口吻说。
“不要动啊，”她向病人吩咐了一句，便匆匆地走到条桌那面去，但是很快地又走了回来。胡小姐也跟着她来了。病人始终垂着头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按住两个膝头，嘴里哼哼唧唧就没有停过。
“老先生，你忍一下痛不要紧，我把腐肉给你弄干净，好上药，”杨大夫温和地叮嘱着，她的两只手开始忙碌地工作；胡小姐在旁边帮忙，这个女孩的脸上带了一点害怕的表情，她始终没有敢正眼看那个疮口。杨大夫的眼光却定在疮上面，她的脸上露出专注的神情。那个中年人仍旧站在病人旁边，我找不出适当的字形容他的脸色，他似乎比胡小姐更怕看那个疮口。他时常呆呆地望着窗外，好像他的心很寂寞。而且我觉得在他的脸上除了忧伤外，还有一种厌恶的表情。
“哎哟！”病人忽然大声叫起来，但只是这一声。中年公务员立刻把正向着窗外的眼光转到病人的脸上，轻轻地问了一句：“痛得厉害吗？”
“好啦，好啦！就完啦！”杨大夫安慰他道。她开始把新的纱布放到疮口上去。
“痛啊，”病人诉苦般地说。
“好罗，不会痛罗！”杨大夫又说，她几下就把绷带束好了。她嘘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对胡小姐说了一声：“密斯胡，谢谢你啊！”就让那个宽脸女孩把用具收拾起走了。她又对病人说：“老先生，你睡下罢。”她又对那个中年人说：“你扶他睡下罢。”然后她走到脸盆架前去洗手。
“你回去啊，”老人呻吟地说，声音不大清楚，但是我还可以听出来。
“我晓得，”公务员答应着，他用怜悯的眼光望着病人。
杨大夫又走回来。她对那个中年人说；“我给你说，他身体太差了。医院里伙食他不能吃。你每天给他炖点鸡汤、牛肉汤送来罢。”
中年人迟疑着还没有回答，病人却在床上插嘴说：“我吃素啊！”
杨大夫没有听懂他的话，公务员接着解释道：“他是吃长素，不粘荤的。”
“病到这样，还管这种事情！他不多吃营养东西，是不会好的，”杨大夫笑着说。
“不过他很固执，不见得就肯吃荤，我想先买点鸡蛋给他冲蛋花吃也好，”公务员低声陪笑道。看他的脸色，我知道他此刻心里很焦灼。
“在医院里跟在家里不同，住进来就得听大夫的话。大夫办的，总是对病人有益的事，”杨大夫说到这里，忽然一个面孔陌生的护士从外面进来把她叫出去了。
那个中年公务员呆呆地立在原处，他似乎在想什么事情，过了几分钟，他埋下头来，靠近病人的脸说：“大夫的话你听见罢。你以后不要再固执啊。你是晓得的，我已经负了一万多块钱的债了。大夫喊我炖鸡汤，我哪里来的钱？你这场病下来，我们一家人都完了。你要好好听大夫的话啊……”
“我晓得，”病人痛苦地呻唤道。他接着还说了一句话，但是我听不出是什么意思。他似乎想分辩，然而痛苦或者别的原因使他讲不下去。
“你这个时候跟他讲这种话有什么用处？”第三床应该是一个更细心的旁观者，他一直把颈项伸得那么长。现在他忍不住出来讲话了。
中年公务员吃惊地掉过头看说话的人，他的忧愁的眼光落在第三床的突出的嘴上，他无可奈何地微微一笑，向着第三床走了两步，客气地说声：“还没有请教贵姓。”
“敝姓苏。你贵姓——”
“敝姓陈。我们是从南京逃难出来的。”
“那位是令亲吗？怎么病到这样，才来住院？”
“他是我父亲，”中年人的脸上露出了一点不自然的表情。“其实原先只有个很小的疮，他不肯医，后来大了，他又要找土方治，贴膏药，后来才越烂越大。我早就说送他到医院来，他一定不肯。其实住在家里很不方便。家里房间小，人又多，我们又没有医学知识。我劝了他多少次，昨天他才答应来门诊部看看。就是刚才这位女大夫看的。”（第三床插嘴说：“这是杨大夫，人倒很好。”）“她签了字要他住院。昨天没有病床，今天有空我才找人把他抬进来，我还请了一天假。”
“也亏他受得住，烂得连骨头都看得见了。他今年高寿——我看总过了六十罢。”
“今年六十六了。就是这个月的生日。他身体本来很好，并不像现在这样。不到一个月肉都光了。在家里看他病到这样也很可怜。这几天他嘴里又烂了。吃东西也不方便。”
“这样大年纪，害这种病，真是运气不好。不过我看你也够苦罗，”第三床同情地说。
“还不是！这是自己的父亲，又有什么话说！四五千块钱的薪水要养活一家六口人，哪里够！今天进医院缴的两千块钱还是换掉我女人一个金戒指才凑够的。大夫还要我给他炖鸡汤。可是钱从哪里来？他真要害死我！”
我起初还以为他只是病人的侄儿或外甥，觉得这倒是一个难得的人。现在听见一个儿子向着陌生人抱怨他父亲的病，却有点听不进去。
“这也难怪他，得了病也没有办法。只怪生活太高，大家都吃苦，”第三床安慰他说。
“是，要不是生活这样高，他也不会病到这样；起先他图省钱，不肯医，后来也是想省钱没有找好医生……”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哑了，他马上把脸转开。
第三床也不讲话了，他躺下去休息。那个儿子掉转身，回到他父亲的床前去。第九床仍旧在对第八床讲故事。两个人不时低声笑着。第十一床好像在昏睡，他不动，也不叫了。连我旁边的第六床也睡着了。
我坐久了，感到一点倦意，便躺下去。一种舒适的感觉在我的四肢散布。我想睡，但是我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又惊醒了，我以为我跌了一跤，却发见自己安稳地睡在床上。我不知道我睡去了若干时间。病室里不太闹，和我先前闭上眼睛的时候差不多。第九床同第八床的谈话还没有完，现在是第八床在讲故事了。我奇怪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讲不完的故事！第六床把一只光赤的右膀露在外面，手里拿了一本书低声念着。第四床今天好些了，脸上痛苦的表情淡了不少。他闭着眼在睡，他现在可以睡枕头了。
老人仍旧侧着身子睡在床上，嘴里不停地哼唧。他的儿子已经走了。吃晚饭的时候，厨房里的人端了一碗稀饭给他。他坐起来，用他那瘦得见骨的手捧着碗，用调羹舀着稀饭，慢慢地送到口里。他的手抖得厉害，他常常把嘴俯下去将就手；喝完一碗稀饭，在他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他差不多每喝一口，就要哼一两声。我望着他，我的心都紧了。
他还没有放下饭碗，杨大夫匆忙地进来了。她好像是进来拿东西的。但是她转身出去的时候，看见老人坐在床上，便走到他的床前，大声嘱咐道：
“老先生，你不要坐起来嘛。你要吃饭，你请小姐喂你。你身体太弱，你不能多动啊！”
老人抬起头看她一眼，呻吟般地应了一声。
“那么，你现在就睡下去，你不要坐起来嘛，”杨大夫又说。她站在旁边望着他，似乎要看见他睡下去才走开。他只好把碗放下，虽然动作很慢，但是他终于睡下去了。
“杨大夫！杨大夫！”对面那个角里有病人在叫她。她答应着走到对面去了。
“做个大夫也不容易。病人找你，你就得去，不管你怎样忙，”第三床自语道。没有人搭腔。过了半晌，他又提高声音对第八床说：“老沈，你出去看看老许好不好？”
“怎么样？你要叫面吗？”第八床问道。
“叫面还是其次的事。第一是去把老许骂一顿，问他为什么今天一天都不来，”第三床带笑地大声说。关于老许不来的事，他们今天已经讨论了好几次，而且已经发过不少的怨言了。他们昨天有过一点小小的得意，还定下一个对付老许的计划，原以为今天还可以得到一个笑乐的机会。可是老许不来，这样就把他们的计划破坏了。今天两顿饭的时候，他们对着那碗只能说是“煮熟”的素菜发脾气、着急。但是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他又可以带笑地讲起这件事了。
“好，我就去，我也要吃点东西。我去给你叫碗大卤面来，老洪也要叫面，”第八床说着，就掀开被单坐起来穿鞋子。
“我也要碗大卤面。不吃点好的睡不着觉。我住医院花的钱还是给馆子拿去的多，至少总有七八千罢，”第九床屈着腿坐在床上，两只肘拐平平地压着耸起的膝头。他的态度相当安闲。
“这样说，嘴比命更要紧啊，”第八床接嘴说了一句，便一跳一蹦地走出去了。
我无目的地把眼光掉向窗外。我右面第二床和第三床头上的两扇窗全撑了起来，左边只开了第八床头上的一扇。右边的窗较低，窗外现出一段芭蕉的绿叶。左边的窗较高，银杏的树梢像图画似地绘在窗外的蓝天上，从那不太繁密的枝叶间露出来一角洋楼和黑漆的栏杆，一个白衣的影子在廊上闪过。
但是窗外的蓝天渐渐在变色，时而淡，时而深，有时像灰色，有时又像亮蓝。树影也渐次模糊。突然楼窗里开起电灯来。
我收回眼光。条桌前的电灯亮了。一个人站在第十一床的左侧。他穿着短装，是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我看不清楚他的面貌。
“你好点吗？”他问。
“唉，”第十一床叹了一口气。“我心里难过。”
“还在吃药罢？医官怎么说？”
“我没有钱，哪里有药吃？医官天天打针，痛死我啦！他们都不来看我，”他呻吟地说，声音粗，吐字不清楚，不过我可以懂他的意思，猜出他的话来。
“他们都没有空，路又远。我向秦股长报告，秦股长不理会，我有什么办法？”那个朋友诉苦一般地解释道。
“你没有跟他讲，医官说我的病很重，要钱医治……”
“我向秦股长报告，×××（第十一床的姓名）病势很重，要求公司添发医药费。秦股长把我骂一顿，说是我说假话。他还说×××受伤是他自己不小心，公司并没有责任，上次给的医药费已经很够。现在一个钱也不肯多给……”
没有钱，我的伤怎么好得了？心里烧得难过。天天打针受罪。……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他们就让我死在医院里不来管我！……第十一床叫号般地说，声音里掺杂着哭声，好像一只垂死的猛兽的哀号。
那个朋友停了一会儿，然后安慰他说：“你好好地养伤罢。不要着急。我们慢慢给你设法，再向公司办交涉。”他从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放在病人的枕头边，又说：“这里八十块钱，你先拿去用。”
第十一床没有回答，也没有拒绝的表示。
“我走罗，你好好养病，不要着急啊，”那个朋友站了两三分钟后又说，于是掉转身子往外面走了。病人转动着头，他似乎在用目光送他的朋友出去。过后我看见他把朋友留下的钞票收起来放在枕头下面。
这个时候老郑进来了。他向我们这面走来，问道：“买不买东西？我好一起买回来。”
“我买，我买！”第十一床大声说。老郑便在他的床前站住了。他伸手在枕头下面摸索。
“你买东西，快拿钱来！”老郑等得不耐烦了，不客气地催他道。
“白糖，白糖，四十块钱！”第十一床用力说，他把钱交给老郑。
“盐水针打怕了，他现在要吃糖了！”第三床在旁边含笑道。我听着，心里很不好过。我觉得寂寞。我又有点害怕。真的，那个人就在我的脚下，和我隔得这么近。要是我处在他的境地呢？……我不敢往下想了。
白糖买回来的时候，我听见那个病人吩咐老郑：“多放些在茶壶里。”
“我拿茶壶给你，你自己放罢，”老郑回答道，把茶壶和糖都放在床沿上，他捧着代别人买的东西走开了。
第十一床默默地、吃力地动着手把糖放在茶壶里面。过后他似乎大大地喝了几口。我不知道他究竟喝了多少。
但是老郑下班前提了开水壶来冲水的时候，他走到第十一床床前，我听见他在说：“还是大半壶开水！大夫喊你多吃，买了糖来又不吃，看你这个病怎么得好啊！”
“我吞不下去，”第十一床声音含糊地答了一句。
“吞不下也要吞啊！你没有钱吃药，只好将就点！”老郑又说。病人不作声了。
这天晚上第十一床就没有再叫过。我们这一面一共是十二张床。在这些病人中，就只有第二床偶尔低声呻吟，但是后来他也落进昏睡里去了。病室里充满了一起一伏的打鼾声，一种混合着西药味的臭气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睡不着。
护士小姐很早就关了我们这面的电灯。也没有人讲话了。第九床和第八床似乎比别的病人睡得更熟。
第四床今天可以吃东西了。他吃“半流”（半流质，医院里的用语，就是汤里面还有一点煮得软软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像番薯片、猪肝等等），并且没有吐过一次。他的病的确有了起色。下半天我午睡醒来，偏过头去看他，他还对我微笑。他似乎想和我讲话。可是他没有开口，我也什么都不曾说。
选自《巴金全集》（第八卷）1989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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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