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 “北大舵手”日记里西南联大时期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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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仍在肆虐，但是冬天总会过去，春天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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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居春光 

Spring comes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里的

时疫与防疫

罗逊

1938年4月4日，赵迺抟抵蒙自。南迁路线有一条是坐汽车出镇南关抵越南，改走滇越铁路入云南，成员以教授为主，赵迺抟即走此线。昆明房屋不足，联大将文、法商两院暂设蒙自，成立蒙自分校，作为校务委员会成员之一，赵先生的当务之急是视察校舍，可下车伊始，立时一个下马威，剧烈呕泻来袭，工作不得不终止。万幸的是，“医云非虎列拉”。

虎列拉，Cholera的音译，霍乱的旧称，当年治疗以补液为主，无有效抗生素。据《申报》1932年9月报道，本年度上海霍乱大流行，共发病4281例，死亡318例。上海在旧中国，无论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治都堪称首善之区，这不足10%已是极低的死亡率。至于昆明的情况，汪曾祺写过，昆明闹霍乱时，梅贻琦告诫学生不要在外面乱吃，有同学侃侃而谈自己在外面乱吃了好多次也没有得一次霍乱，梅校长神色凝重地说：“同学们！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

内政部法定传染病九种，其中伤寒、斑疹伤寒、赤痢、霍乱均以腹泻为主，日记中斑疹伤寒多见，如1942年12月13日至30日，郑天挺大病一场，即罹患此病。郑先生一直自负强壮，亦自知谨慎，除民国十五年曾病卧两三日外，近三十年来无大病。病愈反思有三：第一，饮食失节。每日工作至午一时才出办公室，或就小店零食，或回住所啃馒头佐冷菜冷肉，“多寡冷暖无常无序”；第二，起居失当。每日枕上必读，就寝往往在凌晨一时半以后，睡眠不足六小时，午睡也不能保证。第三，保暖不足。其时早已入冬，月初又天气骤寒，衣被仍寄藏乡间，“在城仅薄被一床、衬绒袍一件、破棉袍一件，已不能穿”，日间勉可支持，夜眠多不能酣。

郑天挺孤身南下，照顾不周，由此导致抵抗力下降确为病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斑疹伤寒属传染病，校方一直无针对性防疫措施。那几年联大教职员中患斑疹伤寒的不少，如1943年3月哲学系郑秉璧（670页），4月常委会秘书刘本钊（677页），10月训导长查良钊（740页），10月北大办事处文牍组主任朱汇臣（342页），1944年6月北大办事处事务组包尹辅（853页），10月英语系钱学熙（936页）、数学系江泽涵和物理系郑华炽（938页）。

大疫一旦袭来，场景极度可怕，日记于此也有描述，1944年4月9日载：“晚间邵光明来，言自思茅甫还，其地三年来连传大疫，死亡殆尽，十室九空，在城内行走，恍若警报景况。全县不足万人，土田荒芜。往时之富庶之乡，今竟如此，而外人罕知之。”

还有赤痢，即细菌性痢疾，当年也有五字歌：“每届夏秋季，赤痢最流行。疴红又疴白，痛苦十万分。一日几十次，昼夜都不停。体力大消耗，衰竭亦丧身。”菌痢由痢疾杆菌引起，现已少见，当年可是烈病，并发感染性休克或中毒性脑病者大多死亡。航空工程系庄前鼎教授是紧俏的军工人才，也被此病耗去了家底，不得不向梅校长申请困难补助：“鼎于六七月间患痢……幸告痊愈。因价格过昂，校医室不能供给，均由鼎自购，仅药费一项即达三千元。”

寻常腹泻更是常见。1938年4月11日载，“昨夜四时腹大痛，如厕大泻。七时起，复泻”。素来身子骨硬朗的郑天挺以为是大病，后来“幸即止”，虚惊一场。之后关于自己和同事病泻的记载就数不胜数了，如1939年5月23日至25日，教员公舍中十人病倒了四人，汤用彤、罗常培、黄国聪、陈雪屏先后腹泻，郑天挺于是有“水不洁欤？饭不洁欤？”之怀疑，不过也就是怀疑罢了，没有追究的下文。

腹泻多了，慢慢也就习惯了。1940年4月6日至7日，郑天挺腹泻十二次，一直未就诊，到了4月8日，“气结腰弱，倚扶而立，颇不能支”，可当晚七时半联大有课，相授“清初之圈地与逃人”，课程隔周一次，为了不让学生白跑一趟，郑先生还是勉力前行。

1940年11月的这次腹泻最狠，从24日持续到28日。除了继续狐疑“水不熟乎？新米不易消化乎？食不洁乎？”之外，就是口服了几次“苏达片”。苏达片应为小苏打片（碳酸氢钠片），可用来补充电解质丢失，对腹泻本身并无治疗作用。其中尤以27日最尴尬，不巧赶上一天四会（迁校委员会，赴川教职员茶会，联大常委会，文科研究所委员会均开会），其间大泻数次，且腹涨异常，又不敢进食，最终困惫至极。

1938年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生合影（蒙自分校）

前排左起：郑天挺、姚从吾、钱穆

又过了两年，腹泻这事不仅见怪不怪，简直成了生活调剂。1942年7月16日，遇见好友陈雪屏，陈氏最近拉肚子，自疑为痢疾，请医诊之，非也。郑天挺打趣这位心理学教授，他人都是由水泻转痢疾，而陈却由痢疾转水泻，岂亦心理作用耶？两人相视大笑。

到了1943年，都可以给自己开方子了。11月10日至12日，郑天挺水泻十五次，自服“药特灵”愈。“药特灵”即磺喹碘，是治疗肠道阿米巴病的良药，一直到八十年代还在临床使用，对其他病原体并无作用。原来郑先生误打误撞中，治好了自己的肠阿米巴病。

至于求助校医务室，就之前庄前鼎的遭遇来看，并无多大帮助。大后方药物匮乏，昆明整体医疗水准也不高。国立中正医学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搬来后不久即迁走；其他几家医院，惠滇医院是英国教会医院，1939年6月21日汤用彤长子汤一雄割盲肠时麻醉过量去世；云大医院1941年才建成，联大生物系吴韫珍教授次年因十二指肠溃疡手术不治。

三十年代中期，人类第一个抗生素“百浪多息”已问世，各方需求旺盛，而且磺胺的抗菌机制已研究清楚，大量廉价的磺胺药品都在批量生产中。磺胺属广谱抗生素，对多种感染均有效，日记中只字未提。此外，为遏制猖獗的传染病，也可采用疫苗预防。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多依靠国外疫苗；后中国卫生试验所和上海卫生试验所相继成立，国内研发出多种疫苗，还总结了符合国情的接种方法：春天种痘，夏季注射霍乱、伤寒、痢疾疫苗，秋季注射预防白喉、猩红热毒素，冬季注射流脑疫苗。 

不过，春去秋来，南渡北归，纵览日记，郑天挺从未有过疫苗接种的记载。

  （原刊《点滴》2019年第1期）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作者：郑天挺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内容简介：

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式建校，1946年7月31日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研究不辍，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对这一过程，郑天挺先生参与始终，始以教授膺聘，自1940年起担任总务长，主持教务、校务等工作。此期间郑先生坚持记日记习惯，其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馀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郑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职。总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可想而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而郑先生于此时，展现了为教育事业奉献的无私热忱和超人才能，使得事事得宜。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绩彪炳史册，在这中间，郑先生的管理工作功不可没。日记作为郑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不出意料地该载了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称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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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