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 陆其国：陈独秀与上海亚东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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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人生只有前进

巴金先生曾写道：“我们都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

“五四”的激流涌动在他的血脉之中，倾泻于他的笔端，他在《灭亡》《家》《春》《秋》《爱情的三部曲》等作品中塑造的青年形象感动和影响了无数人，而在晚年，他也以《随想录》中深沉清醒的思考实现向“五四”精神的复归。他也以全心投入的创作和实践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愿“五四”奋斗开拓、青春热血、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我们每一个人。

小编语

尽管陈独秀与“上海亚东”交集的意义，无法比之于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但是没有与“上海亚东” 的交集，他就很可能没有去北京，从而不会去到北大任职，《新青年》编辑部不会迁址，“一段惊心动魄、载于青史的中国现代史很可能就会因此改写”。

陈独秀与上海亚东图书馆

陆其国

陈独秀

和上海的交集

说起陈独秀和上海的交集，自然会让人想到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新青年》），尤其是1917年《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后，北京大学和全国各地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从《新青年》中接受新思潮的启迪，后来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和参与者。而《新青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以及鲁迅《狂人日记》这篇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北大几成新文化运动指挥部，《新青年》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产生了巨大影响。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除了《新青年》，陈独秀和上海的交集，另外还有一个同样不容小觑的阵地，那就是上海亚东图书馆（以下简称“上海亚东”）。尽管陈独秀与“上海亚东”交集的意义，无法比之于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但发生于其中的故事，却亦足堪令人回味。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因为和“上海亚东”有交集，陈独秀就不会在当时那个时间节点上赴京；而他不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出现在北京，也就不会有北大校长蔡元培前往会见陈独秀，那么陈独秀于其时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一事，显然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陈独秀不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在北大任职，《新青年》编辑部当然也就不会于那时从上海迁到北京。如此一来，一段惊心动魄、载于青史的中国现代史很可能就会因此改写。

结果，这一系列的不确定，由于陈独秀与“上海亚东”的交集，遂为历史及后人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交响篇章。

左图：《青年杂志》创刊号

右图：1916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新青年》

说起陈独秀与“上海亚东”的交集，还得追溯到他与安徽老乡汪孟邹的交谊。

早在1901年，陈独秀即从安庆到南京，认识了弃文习武，时在南京陆军学堂就读的安徽绩溪人、前清秀才汪希颜。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从汪希颜在给其弟汪孟邹的信中称陈独秀为“皖南名士”，可见陈独秀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但令人扼腕的是，相识未久，汪希颜不幸英年早逝。陈独秀其时已与比他大一岁的汪希颜之弟汪孟邹有了交谊，汪孟邹亦有匡时济世的抱负。1903年冬，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徽州码头开设的经销新书、文具、仪器的科学图书社，无论是创办还是其后的发展，都凝有陈独秀的倡议和关注。后来这个科学图书社日益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社。

1904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之际，即致信汪孟邹，说要到芜湖来办《安徽俗话报》。不久，剪掉辫子后披着一头长发的陈独秀，背着一个包袱、打着一把雨伞，来到汪孟邹主持的科学图书社。就此在科学图书社楼上，一个人集撰稿、编辑、排版、校对、发行于一身，办起了在当时极有影响的《安徽俗话报》，这也是安徽最早打上革命烙印的白话文刊物。之后汪孟邹也参与了编辑和发行工作。1922年4月9日，为纪念芜湖科学图书社成立二十周年，陈独秀曾撰文写道：“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的行动；然当时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驱使，居然糊糊涂涂，做到现在的状况。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据汪孟邹侄子汪原放回忆，当时科学图书社的客厅里曾挂有陈独秀手书小中堂：“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事实上芜湖科学图书社不仅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也是革命活动的据点。陈独秀、柏文蔚等人组建的安徽最早革命团体岳王会就是在科学图书社的小楼上策划的。吴樾炸清廷出洋五大臣的计划，也是陈独秀与吴樾、赵声等在此密谋，所以汪孟邹也被称为“维新巨子”，科学图书社则被誉为“会议机关”。

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

1920年的《新青年》编辑部地址和陈独秀寓所

辛亥革命后，眼看安徽时局不靖，陈独秀和当时的安徽都督柏文蔚便建议汪孟邹可到上海开书店，以继续传播新思想。于是，1913年春，汪孟邹便带着十三岁时即跟着他在科学图书社学徒、时年十六岁、后来成为著名出版家的侄子汪原放来到上海，在四马路（今福州路）惠福里创办了上海亚东图书馆，名义上作为芜湖科学图书社上海分店。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筹备创刊《青年》杂志时，就曾和汪孟邹商量。只是囿于当时状况，汪孟邹遂把同样钦佩陈独秀为人的创办群益书社的兄弟陈子美、陈子沛介绍给他。双方一拍即合，商定编辑费、稿费两百元，每月出版一期。后来“上海亚东”也参与发行工作，除了发行《青年杂志》，还发行《每周评论》《向导》周刊等，及鲁迅、郭沫若、高语罕等人的著作。“上海亚东”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还陆续出版古典白话小说《儒林外史》《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多种名著，其标点即由汪原放所做，可见汪原放还是一位学者。鲁迅曾在《热风·望勿“纠正”》一文中提到汪原放“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陈独秀和胡适也为这些名著或作序或撰写考证文章。1922年9月《向导》创刊，其版式即由汪原放设计。

除此之外，汪原放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我的旅伴》《流浪人契尔卡士》以及《伊所伯的寓言》（即《伊索寓言》）《一千零一夜》《鲁滨逊漂流记》等作品。著名的《胡适文存》《独秀文存》最初也是由“上海亚东”于1921年、1922年相继推出。当然，这些已是后话。

陈独秀受聘

北大文科学长细节

都知道陈独秀曾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但在细节上却有不同的版本。根据当年的北大教师沈尹默自述，1916年岁末，蔡元培应教育部电召从欧洲回国后，于第二年担任北大校长。在考虑北大文科学长人选时，沈尹默和当时的医专校长汤尔和均向蔡元培推荐了陈独秀，他们都特别提到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杂志。更为巧合的是，沈尹默还告诉蔡元培，自己那天在北京街头巧遇来自上海的陈独秀，一问才知，陈独秀此番来京，是为将由“上海亚东”出版的一部由他和汪原放合编的辞典来募款的。沈尹默觉得陈独秀正是蔡元培想物色的北大文科学长最佳人选，便亟想把他推荐给蔡元培。当他得知陈独秀当天就要返回上海时，便一再挽留他再住一晚。想来因不知蔡元培意下如何，沈尹默应该不会事先向陈独秀多透露尤其是承诺什么。而蔡元培曾看过陈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并留有很深的印象，现在听沈尹默这一说，立马找来数本《新青年》翻阅。

蔡元培在翻阅中一定不会错过创刊号，尤其是其中陈独秀用热情奔放的笔调写的《敬告青年》一文。陈独秀在该文中号召青年“进冒险苦斗之兵”，去“战胜恶社会”，并亮出“科学与人权（民主）并重”两面旗帜，把民主和科学喻作“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呼吁解放思想，与旧传统、旧思想彻底决裂，表现出一个急进民主主义者冲决罗网的气慨……相信这一定会进一步加深蔡元培对陈独秀的认识。事实上蔡元培在翻阅了这几本《新青年》后，当场就表示决定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并让沈尹默去征求陈独秀本人的意见。

不料沈尹默兴冲冲跑去告知陈独秀后，却遭到后者拒绝。陈独秀说他不能来北京，他要回上海，因为那里有他的《新青年》杂志。沈尹默就把陈独秀的意见转告给了蔡元培。蔡元培一听，对沈尹默说：“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沈尹默自述道：“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另一个版本出自蔡元培本人回忆：“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蔡元培翻阅后便表示“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

陈独秀研究学者王观泉先生则在所著《陈独秀与〈独秀文存〉》（未刊本）中写道，陈独秀与汪孟邹一起于1916年11月16日赴京，“原因只为的是维持亚东图书馆和《新青年》而去募集资金”。关于蔡元培与陈独秀的晤面，王观泉转引汪孟邹的话说，“据汪孟邹回到上海与亚东同仁回叙蔡元培礼聘陈独秀的故事，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陈独秀），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听者无不感叹，视之为‘现代三顾茅庐’。但陈独秀仍不为所动，因为他放心不下《新青年》这个已经在全国知识界引起莫大反响的刊物，于是蔡元培立即拍板，《新青年》编辑部随独秀迁京，列入北京大学出版部。”

不能小觑的

“偶然”

1917年初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这是胡适针对文学远离生活、充满陈辞滥调的状况，提出文学应从八个方面入手进行改良。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要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正宗，真正的文学应“实与今日社会之情状”。紧接着《新青年》又发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一文，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陈独秀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并从启蒙的视角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第二年，即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鲁迅《狂人日记》这篇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以及嗣后爆发的五四运动，使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愈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大纛而名传遐迩。

有一点不言而喻，《新青年》杂志当时办在北京和办在上海，其作用和传播影响力肯定不可同日而语。也是在陈独秀的支持下，1918年创刊的《每周评论》交由“上海亚东”经销；“五四”后北大出版的《新潮》、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少年世界》，都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到“上海亚东”印行。在汪原放印象中，他叔叔“汪孟邹对陈独秀始终是十分信服的”。另据汪原放回忆，1919年冬，共产人恽代英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1920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陈独秀为这两家书社都向亚东作了三百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同志曾经拿了陈独秀的保单，亲自到亚东来联系”。

汪原放后来与陈独秀也成为至交，1925年还由陈独秀儿子陈乔年及郭伯和介绍加入中共。上海“四一二”事件后，中共出版重心移至武汉，成立了中央出版局，先由张太雷任局长，后由追随陈独秀到武汉的汪原放接替。“七一五”事件后，“宁汉合流”，汉口成为“高危”之地；而中共“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被排斥出中共中央，他在汪原放陪同下秘密回到上海。汪原放于9月回归“上海亚东”担任编译。由此可见，历史演绎肯定会出现许多偶然，而有些偶然绝不能小觑，因为这其中的必然，不定就源起这些偶然。试看陈独秀与“上海亚东”的交集，这后面演绎出的“必然”，不就交织着其中的诸多“偶然”吗？！

真生命

是那座桥

《独秀文存》卷一收录有陈独秀写于1920年1月的《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他在该文中提出了有关人的“真生命”这一概念。在陈独秀看来，人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自然生命；另一个是精神生命，后者就是他所说的真生命。“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陈独秀语）接着他便设问：“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答案其实已在陈独秀心中，他随即自我作答：“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的大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的大问题。”

陈独秀在自问自答关于真生命即是“永远不朽的生命”的大问题时，用的是肯定句式；而同样回应也为“社会的大问题”的“长命的个人”，则用了诘问句“有没有”？他其实是以问作答，即否定有“长命的个人”。如果有，那就是真生命，即精神生命，这才是可以“长命”的，舍此无他。接下来，陈独秀为了将此“大问题”阐述清楚，他以简御繁、举重若轻地引用了Olive Schreiner夫人小说中的如下叙述：“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尸）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接下来，陈独秀便说了这样一番话：“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的价值。”

蝗虫的尸骸只是一个寓意和象征，但却有深意藏焉：它会让人联想到什么是前仆后继、什么是视死如归！这番话其实也为陈独秀一生的革命行迹作了最好的诠释。对此他的革命同志李达看得清清楚楚，如五四运动爆发那年，陈独秀因秘密散发“鼓吹新思想”的传单，被北京政府逮捕，李达闻讯后即撰文写道：“捕去的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以捕得的”。

另一位青年“志同道合”者毛泽东则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文写道：“他（陈独秀）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于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在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曾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

陈独秀之所以能做到不畏强权，矢志不渝，就是源于他对一个人的真生命的认知。他坚信自己即使牺牲了，他的生命也会化身成为那座普渡他人前行的桥的一分子，只要桥在，生命就会长存、就会不朽，这就是生的意义。正因为有此信念，所以当陈独秀在1930年代初被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并受审判时，他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地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道：“予唯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陈独秀有此胆魄，不正是源于他对生命真谛的理解吗？

原载于《点滴》2016年第6期

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的大问题。

——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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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编辑：茹佳

故居照片：孙豫苏